央視網消息：2018年即將過去，“自首大限”敦促令如約到期，不知道還在外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有一天會不會懷念它……
這不是中央追逃辦第一次以公告的形式向外逃人員“喊話”，想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自首寬宥”政策能否延續？目前尚未可知。唯有一點可以堅信不疑：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2015年4月22日，中央紀委和警察部網站公布了針對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資料圖，來自中國紀檢監察報）
12月28日，中央追逃辦裡掛著的“全球通緝百名外逃人員”名單上，被扣上了第56枚紅章，這枚“arrested（追回）”的印章蓋在了外逃13年的嫌犯王清偉的頭像上。
截至目前，包括王清偉在內，歸案的56人中，有42人因勸返得到了“從嚴”變“從輕”的機會。另外被遣返的2人和被抓捕到案的11人判刑則相對較重。還有1人在外逃期間已經因觸電意外身亡。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
曾經引以為傲的奮鬥歲月，曾經各種榮譽披掛滿身，當他們從座上賓淪為階下囚，“光彩人生”也戛然而止。
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
一“紅色通緝令”十宗“最”
1、紅色通緝令之“最草根”
在100名外逃人員中，劉常凱（“百名紅通”第19號）身份和涉嫌罪名都比較特殊，身為駕訓班校長的他，涉嫌詐騙學校300餘萬元。1999年10月攜款潛逃，至今未歸，外逃已達19年。
在鄰居的印象中，劉常凱人脈豐富，是個“說話很有水準的人”。劉常凱在外逃前曾借口孩子上重點中學急用錢，並承諾高息2月償還，借了別人約10萬現金，至今未歸還。
2、紅色通緝令之“最傳奇”
2016年11月16日，“頭號巨貪”楊秀珠（“百名紅通”第1號）從美國被勸返回國投案自首，成為追逃追贓工作的裡程碑。
從經營饅頭、包子、餛飩開始，初中文化的楊秀珠，最終以“官至廳級、涉案2.5億元、潛逃13年”成為傳奇。
不同於其他貪官，除了貪腐，楊秀珠的官場做派和個性特徵太過獨特和鮮明。她罵自己曾經的長官，“老娘現在有權力來欺負你”；她斥責自己的同僚，“棺材都抬到橋頭了，還說什麽說”……
2003年4月20日，楊秀珠以看望母親的名義請假，攜女兒、女婿及外孫從上海機場出發，經新加坡出逃美國，先後逃至香港、新加坡、法國、荷蘭、意大利。
由最初“死也要死在美國”，到“有回國念頭”，直至最終主動撤銷“避難”申請，作出回國投案自首的決定，楊秀珠終結13年海外出逃之旅的時候已經70歲。
3、紅色通緝令之“最年輕”
2013年7月，劉勖（“百名紅通”第12號）出逃時僅29歲，涉嫌貪汙70餘萬社會保障金。他也是“全球通緝百名外逃人員”中年齡最小的。
劉勖出逃時距其結婚僅半年，婚後其妻子一人獨住。鄰居們稱，劉勖家庭條件還不錯，父親此前曾從事會計工作，已退休，其母此前從事服裝生意，而其妻子是通州一中學教師。“年紀輕輕的，還沒孩子，怎去貪汙呢？”鄰居們表示不解。
距離劉勖出逃近一月後，2013年8月27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發布了《社會保險工作人員紀律規定實施細則》，明確提出“36個不準”。這是北京市首部針對社保工作人員的行為規範。
4、紅色通緝令之“最遺憾”
2000年，顧震芳（“百名紅通”第62號）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公款92萬餘元。隨後，她攜帶部分贓款出境逃亡泰國。
出逃時，顧震芳已懷有身孕。逃入曼谷後，她迅速嫁給了泰國當地一名右眼失明身患殘疾的男子，她想讓肚子裡的孩子在泰國有一個合法身份。2006年，顧震芳花光了她從中國帶來的財產，決定自己出來打工掙錢。上班第一天，顧震芳在企業宿舍打掃衛生時，意外觸電身亡。
在赴泰取證確定顧震芳死亡後，上海閔行檢察院最終做出了撤案的正式決定。這也是上海檢察系統近年僅有、全國少見的對外逃死亡犯罪嫌疑人調查取證，進行撤案的案例。
5、紅色通緝令之“最神速”
戴學民（“百名紅通”第90號）是“百名紅通人員”“觸網第一人”。2015年4月25日，潛逃14年之久的戴學民成功歸案，此時距“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布僅僅過去72小時。
外逃分子走上逃亡之路，多是因為涉嫌貪汙、受賄，想要逃脫法律製裁。戴學民也不例外，任職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副總經理、上海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期間，其涉嫌利用職務便利貪汙巨額資金。
落入“天網”後，戴學民的情緒顯得格外平靜，他說，對於這一天的到來，早已心中有數。
6、紅色通緝令之“最囂張”
2015年5月9日，“億元股長”李華波（“百名紅通”第2號）被遣返回國。與大多外逃官員不同，李華波並非“不告而別”。臨走前，他給相關人員留下了三封書信。
李華波在信中表示他已棄職攜家眷出逃，因為他“從財政局資金账戶上弄了很多錢”，並詳細講述了自己內外勾結、私刻公章等具體作案手段。出境後，李華波還給縣財政局有關負責人打來電話，同樣是告知對方，自己“搞”了很多錢，現人已在國外。囂張近乎挑釁，李華波的貪婪和猖狂令全國震驚。
7、紅色通緝令之“最意外”
與其他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不同，郭欣（“百名紅通”第27號），原雲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是百人紅色通緝令中唯一的大專院校教師，她於2010年暑假期間逃往美國，涉嫌罪名是“隱瞞犯罪所得”。
罪名少見，身份“沒有什麽存在感”，在學校又沒掌握財權，連同事都納悶“她是副教授，要貪汙學校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她又沒掌握什麽財權，就是教教書、帶帶學生。”
2017年10月8日，郭欣回國投案。
8、紅色通緝令之“最小額”
2016年1月1日，外逃7年的裴健強（“百名紅通”第10號）被抓獲歸案。其到案後交代，他只因車被撞了想買輛新車又拿不出錢，於是動用了公款，涉案金額20餘萬元。
只因一個錯誤念頭，便在幾內亞逃亡數年。裴健強曾感慨，在國外隱藏的這段生活很艱難，曾幾次徘徊在中國大使館門口，想要進去自首。
最終，法院一審以貪汙罪判處裴健強有期徒刑3年，罰金20萬元，並責令其退賠某公司29.97萬元。
9、紅色通緝令之“最愛躲這裡”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
從“百名紅通人員”逃往的國家和地區看，最多的是美國，有40人；其次為加拿大，有26人；此外，紐西蘭、澳大利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人數也較多。
在歸案的方式上，主要是勸返、遣返、抓捕，“其他方式”還有引渡和異地追訴。
10、紅色通緝令之“說最多的詞”
後悔！——這是歸案人員懺悔錄裡必有的一個詞。
“現在的我萬分後悔，後悔自己曾產生貪婪的邪念，犯下滔天罪行，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後悔自己為什麽沒有及時投案自首而選擇了出逃。要是早點投案，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會小很多，我也不必在外煎熬這麽久，甚至差一點死在國外。”付耀波（“百名紅通”第39號）在懺悔錄中說。
二
天涯海角的煎熬，還不如回國坐牢
外逃人員的“隱身生活”並不好過。
楊秀珠（“百名紅通”第1號）曾藏身於鹿特丹市一個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惶惶不可終日。被捕前，她時常一個人絕望地哭泣。
2005年，楊秀珠被荷蘭警察逮捕後，反而覺得平靜、一身輕鬆。回到國內，面對鏡頭，她對自己的出逃行為表示懺悔，並且奉勸外逃人員回國自首。
在新加坡樟宜監獄服刑的李華波（“百名紅通”第2號），經常通過監獄裡的華人報刊密切關注著鐵窗外飛速發展的形勢，內心經歷著如墜深淵般的恐懼和掙扎，他最終選擇回國投案自首。
2015年5月9日，在遣返回國時六七個小時的航程中，出逃四年來幾乎夜夜不能寐的李華波終於第一次睡了一個安穩覺。
張麗萍（“百名紅通”第63號）在異國的日子，有苦無處說，有家不能回，有病不會看，過著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日子，但她最不能忍受思鄉之苦。2007年父親去世，2015年母親去世，張麗萍的內心被愧疚和自責填滿，她嚎啕大哭，捶胸頓足，“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痛楚和遺憾，終身揮之不去，無法彌補。
17年後，張麗萍迷途知返，回歸故鄉。因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一案情節輕微，檢察院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張麗萍終於有機會參加兒子的婚禮，見證他的未來和幸福。
雲健（“百名紅通”第59號）在紐西蘭度過了七年流亡生涯。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沒有經濟來源，這個原地稅局副局長，只能靠撿建築垃圾養家糊口。他在工地上搬過建築材料，撿過建築垃圾，後來有了一定技術就做點木工活打工。打工收入一周只有五六百新元，維持生活很困難，妻子因為要照顧孩子，也只能做臨時工。
回國自首後，考慮到其犯罪情節和悔罪態度以及全部退贓等情況，法院依法對其宣告緩刑，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以罰金20萬元，受賄贓款全部上繳國庫。雲健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戴學民（“百名紅通”第90號）說：“在國外，不論你走到哪裡，你總是會時不時地思念父母兄弟姐妹和親朋故舊。斷絕親情聯繫，就像斷線的風箏四處飄蕩。孤獨無助的感覺常常發生。”
張清曌（“百名紅通”第41號）說：“那些飄在外面的外逃人員，如果不是泯滅良知，我認為必對自己的罪行有所愧疚，那種心理上的自我懲罰是無期的，痛苦也是無期的。與其在外無期地受鞭打和拷問，不如回到犯錯的地方主動接受懲罰，這樣才有出頭之日。”
張清曌藏匿的國家與中國並未建交，她是偷渡去的，當時以為到了天涯海角。即使這樣，仍沒能逃脫，當地政府還派出警力全力配合中國抓捕，祖國力量的強大使她深受震撼。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追逃追贓未有窮期。
（資料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中國紀檢監察報文/劉禛 張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