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曹操的勝利是“歷史必然”嗎？

文/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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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至十月的袁、曹官渡之戰是漢末首場足以改變當時歷史走向的大型會戰，也是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經典戰例。關於這場戰事的背景、結局甚至戰後意義等，早已為人熟知，本文就此戰中有所爭議及易產生誤區的兩個問題進行闡述。

官渡之戰曹操“兵不滿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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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戰中袁、曹兩軍的兵力情況，袁軍方面，袁紹與曹操兩人的傳記中都提到南下的袁軍兵力為十萬人。

官渡戰前袁紹與北方軍閥公孫瓚、黑山軍張燕連年爭戰，在剿滅公孫瓚後軍力尚未修整便欲南下，即沮授所言的“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1，加之戰後曹軍“殺紹卒凡八萬人”2，所以袁紹從北方四州之地動員十萬軍隊的記載是較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

而曹軍方面的兵力，陳壽在《武帝紀》中記載官渡相持時“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這一說法一直飽受後世詬病。首先提出質疑的便是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裴松之根據陳壽的記載指出三處矛盾：

其一，兩軍於官渡對峙，袁紹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裡。曹軍亦分營與之相抗衡，東西連營數十裡對於十萬袁軍來說不成問題，但不滿萬人的曹軍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二，雙方兵力如果真是十比一的差距，按照“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的軍事常識，袁軍必定將曹營圍困使其內外斷絕，又怎會有戰事後期徐晃襲擊袁軍運糧部隊與曹操親自率五千士兵襲取烏巢之事。

其三，袁軍潰敗後被俘獲坑殺的足有八萬之眾，八萬人奔散逃亡，這不是八千曹軍可以俘獲的。

由於缺乏起決定作用的史料證據，所以裴松之只能從常識的角度推理《武帝紀》中存在的矛盾，這種判斷曹軍“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一說有誤的戰事細節還可以找到一些。

官渡之戰，曹操的兵不少

如《三國志·魏書·任峻傳》中提到曹操的心腹任峻負責曹軍後勤輸送工作。官渡交戰期間，袁軍也曾數次截殺曹軍運糧部隊，為防止偷襲，任峻“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陣以營衛之”，即令一千輛車為一部，十條糧道並進，同時布重陣來護衛車隊。試想，若曹軍不滿萬人，後勤輸送的規模絕不會有“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這樣龐大。

再者，曹操決定襲取袁軍將領淳於瓊駐守的烏巢，出發前留曹洪守衛大營，自己則親率步、騎五千人乘夜偷襲，而袁紹聞訊“但遣輕型機車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3。如果曹軍真的是“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的話，那麽曹操帶去五千軍士後，隨曹洪守衛官渡大營的余部就只剩兩三千的傷兵了，又豈有不被袁紹重兵攻下之理，所以 “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一說無論如何也講不通。

但後世也有認同《武帝紀》中“兵不滿萬”的觀點，裴松之的推理固然講得通，但“兵不滿萬”在荀彧的傳記裡可以得到佐證。

該傳提到，兩軍相持至當年八月，曹軍乏糧，曹操也欲棄官渡退回許都，便作書與留守許都的荀彧商議，荀彧在回信中言及“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以十分居一之眾”簡單來說就是指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勢抵擋了十倍於己方的敵兵，而袁軍有精卒十萬，所以曹軍在官渡相持的兵力為萬餘人。

應該說，古人的語言特點與今人不同，諸如“以十分居一之眾”的叫法往往是一個粗略的約數，並非實際數字，這裡試舉一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2年），劉備進入蜀地後曾與主人劉璋有一段蜜月期，部隊與輜重都得到了劉璋的補充，《先主傳》中明確記載“先主並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

第二年雙方兵戎相見，劉備以突襲殺掉了蜀中精銳部隊白水軍都督楊懷、高沛，隨即“徑至關中，質諸將並士卒妻子，引兵與（黃）忠、（卓）膺等進到涪，據其城”，即以扣押人質的方式佔據涪城，吞並了整個白水軍。

而後，劉備軍在攻克重鎮雒城之前，劉璋複遣李嚴督綿竹諸軍作為阻擊部隊，但是李嚴反而率眾投降，以致於“先主軍益強”。鑒於此，劉璋麾下的從事鄭度獻堅壁清野之策，鄭度雲：

“左將軍（按指劉備）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谷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谷，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三國志·蜀書·法正傳》）

鄭度在這裡提到一個“兵不滿萬”，但明顯與劉備軍的實際情況不符。劉備本有三萬餘眾，接連吞並白水軍、受降李嚴綿竹諸軍，除去戰鬥減員，規模至少可達四、五萬之眾。若真如鄭度所說的“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那麽繼續遣將擊之即可，又何必要獻上盡驅百姓、盡燒倉廩野谷的兩敗俱傷之策呢？

以此推官渡之戰，荀彧所言的“以十分居一之眾”也只能證明曹軍的兵力較袁軍處於較大的劣勢，但並非真的是數學上的一比十的差距。

而陳壽在《武帝紀》中故意記載“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無外乎是有意彰顯曹操本人卓越的軍事能力與身為統帥的偉岸形象，這種做法在其他史書中也有類似的事例，

這裡再舉東漢光武帝劉秀大破王莽軍的昆陽之戰一例。

《後漢書·光武帝紀》中記載王莽軍“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而昆陽“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兵力差距高達五十比一，後諸葛武侯作《正議》，亦提到“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的說法。

不過，倘若翻開東漢史官自行編纂的《東觀漢紀》便可知曉，雙方兵力根本沒有如此恐怖的差距。

《東觀漢紀》中記載“二公（按指王莽軍統帥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二人）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也就是說，王莽軍雖眾，但圍困昆陽城的其實只有先頭部隊五六萬人，所以劉秀敢於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一舉給予王莽軍當頭一棒。王莽的四十萬大軍也因先期圍城的五六萬人被擊破而發生了連鎖的大潰敗，而並非全是被劉秀的數千之眾所破。

昆陽之戰也是水分很足

所以諸如“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的做法其實只是一種史官的修史慣例，是不可能當真的。

曹操到底有多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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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投入到官渡之戰的曹軍到底有多少，可以通過參戰將領的領兵記錄與戰績進行大致推斷。

史料一：“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硃靈、路招要擊術……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並禽關羽以歸。”（《先主傳》）

官渡之戰於建安五年二月正式開戰，曹操於正月先行征討徐州的劉備，此時劉備部眾數萬人，基本是原從許都帶出的朱靈、路招兩支曹軍及新近降服的原徐州守軍構成，所以一戰即潰，曹軍既是盡收劉備部眾，至少也有降軍一到兩萬人。

史料二：“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原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複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複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三國志·魏書·於禁傳》）

於禁與樂進皆屬曹營名將，二人統步、騎共五千人，並在曹操征討徐州期間率先與袁軍交戰，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戰績。

於禁在官渡之戰中相當的彪

史料三：“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三國志·魏書·程昱傳》）

鄄城屬兗州，在今山東鄄城以北，遠離豫州官渡戰場。由於程昱麾下守軍僅七百人，曹操打算調撥士兵兩千人前往增援，雖被程昱拒絕，但可知曹軍至少可調撥兩千人規模的機動部隊。

史料四：“太祖比年攻之（指張繡），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複以眾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三國志·魏書·張繡傳》）

張繡駐扎於穰縣（今河南鄧縣），為劉表看守荊州北大門。從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至建安四年，曹操屢次南下征伐張繡，但大都失利而返，即“太祖比年攻之，不克”，猜測張繡麾下有一支規模至少近萬的精銳之師，後張繡於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官渡之戰前率眾投降曹操，並在隨後的戰事中出力甚多。

史料五：“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三國志·魏書·鍾繇傳》）

史料六：“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氵隱強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遂使（曹仁）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複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複分兵出。複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谷。”（《三國志·魏書·曹仁傳》）

史料七：“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複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先主傳》）

梳理以上三條史料，鍾繇自關中輸送的兩千匹戰馬可以說是雪中送炭，袁紹與曹操對峙官渡時遣劉備於許都以南聯合黃巾軍開辟第二戰場，又遣將領韓荀意圖切斷曹軍官渡糧道。劉備攻至的氵隱強縣位於許都以南，大致相當於今河南臨穎以東的地區，按照今天的裡程計算，距離許都約40公里；曹仁大破韓荀的雞洛山則在許都以北，位於今天河南密縣東北，距許都約106公里，而雞洛山再向北約15公里便是官渡戰場。

曹仁率騎兵先驅劉備，後破韓荀，最後返官渡襲擊袁軍糧隊，往返的路程多達三百餘公里，這支騎兵部隊極有可能是依托鍾繇輸送的戰馬組建的。

袁紹其實有按許攸的策略去偷襲許都

只不過小分隊被曹仁乾掉了

陳壽在《曹仁傳》中記錄擊破韓荀使用的文字是“大破之”而非“破之”，推斷韓荀軍數量必定不少，所以曹仁統率的騎兵部隊數量也必定可觀，至少可與鍾繇的馬匹輸送數量對稱，即有騎兵不少於兩千人。

曹仁回軍官渡後，劉備再次從袁紹軍返回汝南（今河南駐馬店以東）聯合黃巾軍開辟第二戰場，有眾數千人，曹操派去進攻汝南的蔡陽能被劉備的黃巾軍擊殺，其規模至少也要有二到三千人。

需要指出的是，從常理上來說，曹操於徐州征劉備、白馬殺顏良、延津擊文醜等戰事時率領的部隊與官渡對峙時徐晃、史渙二人突襲袁軍運糧軍時率領的部眾極有可能相互重合，即均出自官渡曹軍大營內的總兵力，故均未另行計算，進攻青州袁譚的臧霸軍不屬官渡戰場，其軍隊構成也是原臧霸舊部，也未記算在內。

綜上，結合諸多史料對投入官渡戰場的曹軍進行統計：曹操於徐州俘獲劉備部眾一到二萬人；於戰前先行渡過黃河攻擊袁紹的於禁、樂進軍共有五千人；可增援兗州鄄城程昱的備份軍兩千人；受降穰縣張繡的數千部眾；曹仁的兩千騎兵與蔡陽的數千部眾，共三萬餘人。加之一直以來由曹操親自率領，歷經徐州、白馬、延津等多次戰事最後退於官渡大營的主力部隊，能夠徐州盡收劉備部眾、延津擊破文醜六千騎兵，粗略判斷也應至少有二、三萬人。以上各軍共計不少於六萬之眾，約為袁紹軍的半數。

六萬的曹軍對陣十萬袁軍，能夠解釋裴松之質疑的諸多矛盾，也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

官渡之戰曹操穩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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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戰前，曹軍中許多智謀之士都能清楚的看到袁紹集團內部的劣勢與袁紹本人的性格缺陷，均斷定袁紹必敗。

比較著名的有郭嘉“十勝十敗”論4、荀彧四勝論5、賈詡四勝論6。此外看好曹操的還有一些地方將領，如駐守袁紹家鄉汝南的李通、朗陵長趙儼。官渡相持時袁紹遣使招降，拜李通為征南將軍。李通斬殺來使，厲聲言道：

“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三國志·魏書·李通傳》）

以上諸人沒有被袁軍強大的軍力所迷惑，均有卓越的遠見。

不過，今人提起官渡之戰時，往往根據郭嘉的必勝論調及成荀彧功預測殺顏良文醜、許攸投降等事實，甚至是引申比較袁、曹背後分別代表的腐朽士族和新興地主階層，認為曹操戰勝袁紹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卻是有過度解析之嫌了。

首先，郭嘉等人的論調從提升己方士氣的角度來說是可行的，但論調無法扭轉雙方的實力差，若真把十萬袁軍看作“紙老虎”，是要吃苦頭的。

《荀彧傳》中提及，起初袁紹聽聞曹操征討張繡失利後與其作書，書中言辭無理傲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試問，如果不是對袁紹心存恐懼，又怎會舉止失常。

即使是戰場斬殺顏、文後，曹操本人也對能否取勝沒有信心，其部下中如郭嘉、荀彧般遠見的人畢竟也只是少數，相反卻多有叛者。

袁紹的檄文能把曹操頭痛嚇好

劉備攻許都以南隱強諸縣，後方“多舉眾應之”7，在官渡戰場，曹操身邊的從士許他意圖行刺，幸得護衛許褚謹慎，及時發覺並殺死徐他，才讓曹操得以幸免8。官渡大捷後，曹軍在繳獲的袁軍書信中又發現了許都及軍中人士大都均暗通袁紹，曹操命人焚燒信件，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載曹操之語：

“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

寬恕眾多通敵者及“孤猶不能自保”的話語也可看出，即使是大獲全勝之後，曹操心中仍心有余悸，對戰勝袁紹沒有必勝的把握與信心。

再者，《武帝紀》中的斬顏良、文醜等大捷，看似曹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但這也無法改變曹軍不利的處境。

袁、曹兩軍對戰其實有一個特點：分軍則曹軍利，合戰則袁軍勝。袁紹起初屢屢分兵，結果白馬失顏良、延津折文醜、雞洛喪韓荀，這也應了袁軍謀士沮授“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9之語。

但在多次分兵失利後袁紹不再冒險，戰場形勢隨即發生變化：袁軍“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10，張郃勸袁紹分兵奇襲許都時也提及兩軍此前合戰時“公雖連勝”11，可見發揮人多勢眾的優勢進行正面作戰，曹軍就要處於下風。

袁紹集中兵力以後，曹操就很被動了

袁將韓荀前往截斷曹軍糧道，雖然作戰失利，但曹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也是無法回避的劣勢，加之劉備於許都以南兩次開辟第二戰線進行遊擊作戰，先克隱強，後殺蔡陽，使得曹軍始終要抽調部分精銳部隊投入到許都南戰場。

前線合戰失利、後方遊擊難拔、士兵疲苦、軍糧告罄，曹操為此感到憂慮，一度作書荀彧商議欲棄官渡退保許都，即便是烏巢奇襲也是兵行險招，一度面臨烏巢守軍與援軍內外夾攻的險境，這些足以證明曹操最終的勝利是何其艱難，將曹操官渡之戰的勝利看作是歷史必然既犯了“以果為因”的讀史大忌，也根本就是毫無根據。

最後，官渡之戰曹操能夠最終獲勝，除己方主要的將領、謀臣眾志成城與人謀的因素外，還得益於袁紹的剛愎自用，不納田豐、沮授良謀以短攻長；得益於袁軍眾將地域派系之間的嚴重內鬥，河北派魏郡審配逼反河南派南陽許攸致使軍情外泄烏巢遭焚、河南派潁川郭圖誣陷河北派河間張郃迫使張郃降敵全軍潰敗，而這些都是無法預測的變數。

一場戰事或許能因無法預測的變數獲得勝利，但卻不能完全依賴變數，從這點來說，曹操最終能夠獲勝還是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

不論如何，這場官渡之戰是以曹軍的全面勝利而宣告結束，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氣，不僅寫下了他軍事生涯最輝煌的一頁，也讓後人津津樂道，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