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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碼勝無碼,條碼是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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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綺思 羅雅涵

“嘀——”

收銀員掃貨品條碼,你亮出付款二維碼,一句話都不用說,一筆交易就完成了。

當代購物體驗這麽順暢,毫無疑問,用戶們首先得感謝條碼和二維碼的發明人。

據美聯社報導,條碼的合作發明者之一喬治·勞雷爾(George Laurer)於12月5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4歲。1970年代在IBM擔任工程師時,勞雷爾開發了如今長方形的通用產品代碼(UPC),即俗稱的條碼。他的逝世,也因此引起了一波懷舊和紀念。

條碼的前世今生

嚴格來說,最先提出條碼這一概念的人其實並不是勞雷爾。

早在1948年,費城煤氣科技學院一位名叫伯納德·塞爾沃的研究生就曾經嘗試著手研發條碼,用以在收銀台處自動記錄商品。

這時的條碼還不叫條碼,形狀也不是長方形而是圓形。伯納德·塞爾沃和他的同學約瑟夫·伍德蘭德最開始使用的是莫爾斯電碼,計劃將莫爾斯電碼中的點線設置成粗細不一的條紋,用以表示特定的數字以及字母。這個想法後來成了各種條碼的最基本構想。

最初的圓形碼 圖片來源:New York Times

最開始的條碼印在半透明的紙上,用強光穿透圖像後,投射於可以讀取和記錄條碼的機器,再進一步轉換為信息。在前期,由於照射的光線太弱,照穿條碼後的光線不能作用接收器。二人不得已更換了一隻500瓦的大燈泡用以照射條碼,卻發現溫度過高,燒壞了條碼。在加入風扇幫助降溫的情況下,整個系統還是開始工作了。

但由於當時科技水準發展的限制,這些被識讀的條碼並不能提供足夠多有用信息。整個系統體積龐大,噪音過大。儘管二人在1949年為其申請了專利並命名為“公牛眼”,這一技術仍被擱置下來。

到了20世紀60年代,伍德蘭德已經成為了IBM的工程師,他並沒有放棄自己年少時的想法,而是不斷說服IBM投資研究條碼。這時,雷射和計算機已經問世;前者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條碼,後者可以快速且準確地讀取、存取和處理條碼上的信息 。終於,大約在1969年末,IBM指派喬治·勞雷爾研究如何製作超市掃描儀和標簽。伍德蘭德也在這一項目之中。

經過將近四年的艱難研究,IBM終於推出了一種既易於列印同時也能有效傳遞信息的長方形條碼。這種條碼最終得到了當時的符號選擇委員會的認可,被命名為標準商品碼(Uniform Product Code)。

1974年6月26日,世界上第一個條碼掃描器被安裝在俄亥俄州特洛伊的馬什超市裡。第一件被掃描的商品是10包箭牌的多汁水果味口香糖。這包口香糖如今已被美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

至此,條碼的應用從商品包裝逐漸擴展至郵政分揀、書籍管理、行李托運等眾多行業。國際物品編碼協會最近發布的《GS1全球辦公年度報告2018-2019》顯示,僅僅是GS1這一種標準之下,每天就超過60億個條碼被掃描。超過兩百萬家公司,共1億種產品正在使用條碼。

遠渡重洋,來中國安家

條碼最開始進入中國,並非用於零售業,而是用於郵政系統。根據知網顯示,國內最早一篇關於條碼的論文出現在1979年,發表在《中國郵政》的“國外技術動態”一欄,內容是對於條碼及其識別系統這技術的介紹。

接下來的幾年中,條碼在我國的應用區域逐漸擴展至圖書館、醫院以及商品零售業。1988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國家物品編碼協會。“八五”期間,國務院電子信息系統推廣應用辦公室也將條碼技術作為重點推廣應用的10項工作之一。1991年4月,我國正式加入國際物品編碼協會;1991年6月開始籌建國家條碼質量監督檢驗中心;1991年05月首批五項條碼國家標準發布實施;1992年06我國第一家POS系統問世,這才標誌著我國正式開始使用商品條碼。

近三十年來,條碼已經走入千家萬戶,在各行各業無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打個比方,昨天雙十二,你網購了一盒來自日本的口罩,以防北京時不時出現的霧霾。在整個購物過程中,幾乎處處有條碼的身影。

如果你是通過代購人肉購買,那麽裝著你的口罩、托運回國的箱子上,必然綁著條碼的標簽。裡麵包含著代購的個人信息、起飛地、降落地以及班機號。據公開資料顯示,自從航空行李托運引進條碼追蹤行李後,行李丟失率降低了95%。

如果你是通過官網購買,條碼一樣參與其中。據GS1官網顯示,我國海關最近為單一窗口申報系統推出了GTIN(Global Trade Item Number,全球貿易商品號)報告功能。這是在海關通關中採用GS1條碼的重要一步,有助於我國進出口記錄進一步標準化、高效化。

等口罩進入國內進行配送時,條碼更是無處不在。

配送中心接到送貨訂單後,將信息匯總,對訂單進行整理、分析,決定配送的時間段,配送的路線等等。分揀人員掃描條碼獲得商品的目的地後,會將信息列印出來並貼上揀貨標簽。接下來就是機器與條碼的互動了——分類機將商品放在傳送機上,掃描機掃描條碼,識別商品信息,並檢驗揀貨是否出錯。

如果一切都進行順利,商品會被裝入不同的貨箱,踏上征程。貨箱上的條碼也包含著配送信息。整個配送過程中,工作人員會利用條碼閱讀器掃描條碼,將數據上傳到計算機,隨時顯示商品的實時位置。這既有利於配送中心及時調整商品運輸路線,也有利於盯著某寶物流界面的你緩解焦慮。

等到收貨時,你或是迫不及待將手機上的條碼伸向快遞櫃的掃描窗口,或是向快遞小哥報出自己的手機號。“嘀——”收貨成功。拆膠帶,開箱,扔包裝一氣呵成。那片毫不起眼的條碼標簽被你撕成兩半,順手扔進垃圾桶。

殊不知,正是這小小的條碼,跨越了千山萬水,護送商品到達你的手中。

沉默發明者與炙熱二維碼

儘管條碼的普及,讓原來要靠手動輸入商品價格的超市收銀員們擺脫了手腕麻木和“腱鞘炎”的折磨,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由於容量有限,條碼最多只能記錄20個英文數字,假名和漢字還無法識別。這令很多生產線上的企業嚴重不滿,掃描速度和出錯率成了新的詬病。

“如何讓條碼包含更多的信息”成了許多國家,尤其是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超市、大工廠遍地開花的日本尤為考慮的問題。

90年代,正在DENSO WAVE公司任職的騰弘原想到,一條碼只能橫向記錄20個數,如果擴大到點陣式平面,記錄的信息自然可以增多。然而做碼容易,但如何讓這個平面碼能夠高速讀取卻不簡單。

二維碼發明者:騰弘原

騰弘原和另一位同事組成研發小組,開始了新的攻克。方塊的二維碼有四個直角,他們選定其中三個設置為定位符,然後通過僅剩的一個角的位置來判斷二維碼內容的方向。這樣不管手機從任何方向掃碼,都不影響內容的讀取。

當然,日本人的細節完美主義症也在這上面體現得淋漓盡致。為了避免二維碼和其他類似圖案相混淆導致識別出錯,騰弘原對當時市面上的雜誌、海報、紙箱上的圖案進行了詳盡統計,從而確定二維碼定位區的方框使用的黑白區域寬度比為1:1:3:1:1最合適。

經過近兩年的反覆試錯,一個能夠容納7000個左右數字,同時還兼具漢字編碼能力的小方塊碼最終問世。相比於過去的條碼,它不僅在信息存儲容量上提升了300倍,掃描速度也快了近10倍。

1994年,DENSO WAVE公司面向全日本公開了二維碼,並取名為“Quick Response”(快速響應)。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並實際使用二維碼,創作者騰弘原積極奔波於各個企業,為更多人推介。

很快,從事汽車生產的豐田公司率先在自家的電子看板上採用二維碼,並成功借助它提升了公司出貨、單據製作的管理效率。隨後二維碼開始被更多行業所接受,開始應用在食品、藥品甚至隱形眼鏡生產等方面。

而讓二維碼開始席卷全社會的,還是因為“瘋牛病”等危及食品安全的事件頻頻出現。飽受食品安全焦慮的人們,急需一個完整記錄食材生產、流通直到端上餐桌全過程的載體,而能夠同時容納這麽多信息並快速顯示的,只有二維碼,它對生產透明化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儘管DENSO WAVE公司擁有二維碼的專利權,但卻沒有收取專利費,這是研發之初就確定的方針,也是研發者騰弘原的初衷:“希望能有更多人使用二維碼”。免費從來都是吸引用戶的最好手段。很快,二維碼就衝出日本,被應用於全世界各地。

遍地開花的中國式掃碼

2000年,ISO組織宣布二維碼符合國際標準並把其納入ISO標準集之內,官方的蓋章認定讓二維碼的發展從此更加暢通無阻。

2012年左右,伴隨蘋果一代iPhone 4S的發布,移動互聯網也迎來增長勢頭最猛的一段時間。根據統計,當時平均每5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掃過二維碼,歐洲的情況也類似。2012年倫敦奧運會期間,通過二維碼簽到互動的人數更是達到新高潮。僅一個季度,二維碼的使用率相比上一年暴增157%。

然而老外們對二維碼商業模式和社會行為的探索似乎到這就止步了,真正把二維碼安插到每天出門吃飯購物支付所有環節,在各行業遍地開花的還是中國人。

要論支付技術,中國還只是個苦苦追趕者,當其他國家已經可以地鐵和公車站的廣告窗上掃碼下單時,國內大多數人還停留在揣著現金出門。儘管如此,但中國卻有經驗有老本——擁有巨量規模的電商產業。淘寶的飛速發展使得支付寶在當時佔據了網絡支付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在網購幾乎被淘寶和支付寶壟斷的同時,線下消費的人們卻還在使用現金和刷卡支付。

秉承“讓天下沒有難做生意”行事風格的阿里,瞄準線下刷卡和找零痛點,率先於2011年7月在支付寶App上新增了“二維碼支付”選項,目的是為不計其數的微小商戶提供無需額外設備的收款服務。

比POS/NFC支持成本低,對智能手機也沒有特殊要求的掃碼支付,讓商戶和消費者都能輕易上手。隨後,支付寶還順勢開通了二維碼進行銀行卡轉账和紅包碼的功能。這個在支付時可以抵扣部分現金的紅包相當誘人,它進一步刺激著優先用戶使用支付寶進行消費。

在支付寶掃碼支付功能上線兩年後,據艾瑞谘詢調查顯示,2013年中國消費者使用過的移動支付手段裡掃碼支付比例達47.2%,此外有22.7%的網民常用二維碼支付手段。

從路邊的包子鋪、菜市場的小攤主,到街角修補的鞋匠,每個人攤前都掛著一張塑料二維碼。為此,阿里還專門創造了“碼商”一詞,讓這些不用購置掃碼槍等硬體設備,只要一張“二維碼”就拿到移動支付的金融服務入場券的商戶,都有了一個統一的稱號。

眼看支付寶掃碼支付勢頭強盛,不甘示弱的騰訊,也在2014年上線了微信二維碼支付。不同於網購盛行帶動支付寶蓬勃發展的路徑,擁有數億日活的微信,更多是憑借人們日常交往中你來我往的一個個微信紅包,來撬開移動支付的另一環。

微信收到的紅包總要有地方消費,聰明的商家開始接受微信支付付款。從最早時候或直接給商家發紅包,演變成商家把收錢二維碼列印出來貼在店鋪裡,微信支付線下交易迅速增加逐漸成為比肩支付寶的另一移動支付平台。

為了搶佔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的主導地位,兩大商業巨頭持續你追我趕,戰場從線上蔓延至線下。於是自2015年開始很長一段時間裡,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身穿小褂的支付寶或微信支付推廣員,以掃街的方式開展收錢碼推廣業務,給小商戶們普及支付知識,並免費幫他們把個人二維碼升級為商家版收款碼,再通過補貼活動為他們拉客戶。

掃碼支付給商戶們帶來的改變直觀可見。不必擔心找零、假幣問題,衛生的同時還能加暢銷售速度。除此之外,支付寶、微信還通過補貼政策、費率優惠來吸引小商家。這群線下商業最活躍的群體,也成了移動支付最好的行走廣告位。

2016年,央行正式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標誌著二維碼支付獲得官方認可,中國也由此進入掃碼支付在全社會範圍內普及的階段。

二維碼就像一隻“會不停下金蛋的母雞”,通過這張小小的碼,小微經營者可以接收到N種服務;而對於廣大國人而言,掃一掃二維碼就像是家常便飯。僅2016年,我國平均每天使用微信掃碼的多達10億人次,支付寶則超過5億人次,一年移動支付總額近18兆元,超過日本的GDP。掃碼支付榮登網友評選的“新四大發明”。

與中國流行掃碼支付不同,這個日本出生的二維碼,在它的發源地卻顯得格外冷清。儘管支付寶和微信已將觸角伸向鄰國,在日本大力推廣移動支付,但許多日本人依舊沒有買账,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們害怕自己的個人隱私會被洩露。此外,日本有著強大的信用環境和信用卡服務,完善的信用卡制度讓一卡兼具多功能,在零售、交通、服務等多個領域都可以使用。

熱衷於使用信用卡的不只是日本人,在歐美大部分城市,信用卡同樣是許多人的第一支付選擇。信用卡會定期提供優惠,如開卡送點數,還能跟航空、旅遊、買房買車綁定,都是能讓人切實體會到的好處。

此外,中國的移動支付並非獨立,而是同很多銀行達成合作協議,得到了銀行資金扶持;而國外許多發達國家的銀行基本屬於個人所有製,這也就意味著盈利是第一目的,在信用卡消費盛行的情況下,自然不會去考慮移動支付這樣投入大周期長的低利潤業務,更不會去普及。

從條碼到二維碼,從食品、書籍再到掃碼支付,一個黑白符號卻幾乎革新了世界上每個行業,它們就像是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移動小端口,從中可以窺探到世界百年浩瀚的發展。在技術專利的背後,是制度、經濟與新興互聯網的博弈,更是使用者和應用廠商身份的彼此交織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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