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場的探路者 村鎮銀行大敗局

雷鋒網AI金融評論按：在一批商業銀行走入互聯網化的今天，村鎮銀行普遍面臨前景不佳、盈利艱難的困境。相較其他銀行機構而言，村鎮銀行坐享政策和時代紅利，手握市場和資本資源，為何會走入如此境地？農村金融、普惠金融真的是無藥可解，還是方式不對？本文作者洪偌馨，來源微信公眾號“馨金融”，轉載已獲授權。

在中國銀行業有一個特殊的類別，它們注冊資本門檻低、民營資本可參與、跨區經營受到嚴格限制、主要服務小微、三農和個人.....

我說的不是民營銀行。

近日，北京金交所網站上的一系列轉讓公告，讓沉寂已久的村鎮銀行再度走進大眾視野。畢竟，一次性賣掉27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案例並不多見，何況賣家還是一家國有大行。

根據公告，建行計劃打包轉讓27家村鎮銀行股權（建行在每家村鎮銀行的持股比例均為51%），掛牌總價為16億元。

建行年報顯示，截至2017年末，27家村鎮銀行資產總額181.97億元，淨資產34.04億元，各項貸款餘額131.86億元，實現淨利潤2.81億元。

事實上，這已經是近一年多以來第三個批量轉讓村鎮銀行的案例。去年4月和7月，國開行、澳洲聯邦銀行先後轉讓了各自持股的15家村鎮銀行。

儘管從數量上來看，這些年，村鎮銀行一直在擴張發展。但前景不佳、盈利艱難卻是村鎮銀行普遍面臨的現狀。

如今，建行、國開行、澳聯邦等幾家村鎮銀行最早期的“探路者”黯然離場，無疑給這場誕生於12年前的金融創新實驗蒙上了一層陰影。

曾經以“破局者”姿態出現的村鎮銀行，不僅代表著監管部門下沉金融服務的決心，更是銀行體制革新的一次大膽嘗試。

只是，一個坐享政策和時代紅利、手握市場和資本資源的銀行業機構為何走到了今天的境地？農村金融、普惠金融真的是無藥可解，還是方式不對？

這篇文章複盤了村鎮銀行的源起、發展與困境，希望這不是終局，只是過程。

帶著光環而來

2006年末，門禁森嚴的銀行業被一紙檔案叩開了大門。

銀監會發布《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乾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個省（區）的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試點。

在當時，這份檔案最重要的突破在於兩項放開：一是對所有社會資本放開，境內外銀行資本、產業資本、民間資本都可以到農村地區投資、收購、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二是對所有金融機構放開。

並且，大大降低了設立一家銀行的門檻，不僅調低了注冊資本，還取消了營運資金的限制。在縣（市）和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其注冊資本分別不得低於人民幣300萬元、100萬元。

對比後來的民營銀行，儘管檔案中沒有提及注冊資本門檻，但從實際設立的情況來看，基本不低於10億元。同時，對於投資入股的民營企業也有諸多要求，例如，最近3個會計年度需連續盈利、年終分配後淨資產達到總資產30%以上等。

不僅如此，在村鎮銀行的各項監管指標上，例如，存款準備金率、利率、支付清算等均做了相應調整。諸如村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是比照當地農村信用社11%左右的標準執行。

現在來看，誕生於十多年前的村鎮銀行無疑是一個極為大膽的創新。它不僅打開了一道民資和外資低門檻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大門，更在機制和模式上做了諸多重要的突破和嘗試。

在短暫的三年試點之後，村鎮銀行便被動地被推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根據銀監會於2009年7月23日發布《新型農村金融機構2009年~2011年總體工作安排》，三年內將在全國設立1293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中，村鎮銀行佔到了1027家。

在監管政策的大力推動之下，村鎮銀行很快便迎來了一輪“開業潮”。根據銀監會網站數據，僅2010年，全國新增村鎮銀行就有201家，超過2007~2009年三年的總和。

而從村鎮銀行的股東結構來看，不少國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等皆有布局，參與的民營企業更是不在少數。更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不少外資機構在村鎮銀行的推動和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家就是文章開頭被“拋售”的建信系村鎮銀行的股東之一——西班牙桑坦德銀行。2011年，它與建行簽署了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協定，計劃三年內在中國開設100家鄉鎮銀行。

同一年，中國銀行與淡馬錫下屬的富登金融控股公司也宣布成立合資公司，開始在中國批量設立村鎮銀行。隨後不久，匯豐銀行、澳洲聯邦銀行、德國複興信貸銀行等外資機構也先後入局，參與設立了不少村鎮銀行。

翻不過的高山

憑借著前所未有的政策優勢、以及各路資本的大力支持，村鎮銀行理應有個不錯的開局。

但沒曾想，這個新興機構剛剛起步便遇到了發展困境：一方面，以當時一家一家審批的設立速度很難完成“三年計劃”；另一方面，如何管理規模化落地後的村鎮銀行成了一個大問題。

早在2010年底，兩份關於村鎮銀行的“報告”送到了銀監會的案頭，一份來自建行、一份來自中行。而這兩份報告則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批量化”發展村鎮銀行的思路。

因為從調研的情況來看，一家一家成立村鎮銀行不僅速度慢，並且難以形成集約化、規模化的效應。因為單家村鎮銀行看似設立門檻低，但實則成本卻並不低，“麻雀雖小、五髒俱全”，符合標準的人員配備加上IT系統就要數百萬上千萬。

但不管是建行提出的“控股公司”模式，還是中行方案裡的“管理總部”概念，都涉及銀行股權上的重大突破，所以在報送給國務院後便被擱置了。

從股權層面來說，如果是一般公司性質，中外合資的持股比例可各佔50%，但銀行較為它特殊，外資銀行持股最高只能20%，外資非銀行機構就更少了，例如，淡馬錫與中行合作設立村鎮銀行，前者在每家村鎮銀行的持股比例最高只能10%。

批量化設立村鎮銀行的議題一直在監管部門的討論和推進當中，期間也提出過如“子銀行”的模式——2011年，當時的銀監會曾下發過一份《商業銀行村鎮銀行子銀行管理暫行辦法》的征求意見稿，但這個方案提出後卻沒有了下文。

根據當時的方案，村鎮銀行子銀行為持有限牌照的商業銀行，擁有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吸收同業存款和對公存款、發行金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等功能。並且，子銀行牌照還可代理村鎮銀行設立統一的電子銀行管道，集中加入銀聯網絡，統一申請並管理銀行卡品牌等。

一直到2018年1月，銀監會終於下發檔案宣布，開展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試點，即單個法人可在不超過5縣域設立機構。這一方式間接實現了批量化開設村鎮銀行的目的，從做法來看，有點類似此前中行提到的“管理總部”模式。

根據銀保監會的說明，“是以投資管理行為載體，對所投資的村鎮銀行實施股權管理集中、運營支持集中、資訊科技等中後台服務集中，以此提升所投資村鎮銀行整體的可持續經營能力、抵禦風險能力和服務能力。”

這都是後話了。回到2011年前後，因為批量化發展方案的缺位，儘管兩家大行與外資機構的合作順利落地，但推廣進度和動力卻大大減弱。

銀監會2011年年報顯示，截至當年底，全國24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共發起設立村鎮銀行726家(開業635家)，距離原定目標顯然還有不少的距離。至此，“三年計劃”悄然落幕。

而對於那些已經轟轟烈烈在全國各縣域、鄉鎮落地的村鎮銀行來說，挑戰才剛剛開始。

原本監管希望通過政策的開放和機制的創新讓金融服務進一步下沉，更重要的是，推動各大商業銀行更多地參與到縣域經濟的服務中，用現代化的銀行管理機制來發展農村金融。

但從主發起機構來看，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這三類地方性金融機構佔據了絕大多數席位。相比之下，四大行和股份製銀行則要“謹慎”很多。

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17年末，全國共有村鎮銀行1601家，有294家銀行機構作為主發起人。其中，中行、建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共發起村鎮銀行139家，浦發銀行、民生銀行等6家股份製銀行共發起村鎮銀行70家。

這其中的Bug在於，有管理能力的大銀行動力不足，有動力的小銀行管理能力又不夠。

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相較於已經有一定網點規模和覆蓋範圍的股份行、國有大行等，城商行、農商行跨區設立分支機構一直受到較為嚴格的管控。因此，設立村鎮銀行變相成為了這些中小銀行實現跨區布局的一個新管道。

然而，中小銀行發起設立時，股東往往比較分散，民資參與較多，內部極易產生管理紛爭，陷入發展僵局。再加上，村鎮銀行往往設立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遠超出了很多發起行的管理半徑。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止去年末，村鎮銀行已覆蓋了全國31個省份的1247個縣（市、旗），其中65%都在中西部地區。此外，有416個（佔總數的55%）國家貧困縣或特困地區所轄縣市已設立或已備案規劃擬設村鎮銀行。

儘管村鎮銀行獲得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引導，但缺乏市場化根基的它一直未能走出一條可持續的商業路徑。管理難、發展難、盈利難也成為了它成長過程中翻不去的“高山”。

離場的探路者

今年初，一則烏龍公告把村鎮銀行積蓄多年的發展困境擺上了台面。

2018年1月18日，浙江龍遊義商村鎮銀行在當日的衢州日報上刊登了一個“解散公告”表示：股東大會已決議解散公司，並於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組。但吊詭的是，第二天，該行又在同一家報紙刊登聲明稱，“解散公告”是一個工作失誤。

據《21世紀經濟報導》調查，“烏龍公告”的背後正是村鎮銀行多年難以盈利，股東矛盾日益深化的結果。

2016年，龍遊義商（經審計）的營業收入3226萬元，營業利潤僅為47萬元，淨利潤不足39萬元！更令人驚訝的是，龍遊義商從2010年7月成立至今（2017年末）沒有一分錢的現金分紅。

龍遊義商村鎮銀行並非孤例。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接觸過不少入股村鎮銀行的企業家，大家的初衷都類似——金融牌照的稀缺性。後來面臨的困擾也一樣，就是“不賺錢”，並且轉讓難度大，因為接盤者少且需要獲得監管部門的批準。

如果查閱銀保監會的公告會發現，其實，最近兩年來轉讓村鎮銀行的案例並不在少數，並且越來越頻繁。而與前幾年相比，更大的變化在於，一些外資行、大銀行開始全面撤退。

除了最近掛牌轉讓的建信系村鎮銀行之外，去年4月，國開行、德國複興信貸銀行等聯合發起的15家村鎮銀行股權被打包賣給了村鎮銀行業的老大——中銀富登；同年7月，澳洲聯邦銀行也將其手中的15家村鎮銀行悉數轉讓給了齊魯銀行。

令人唏噓的是，這幾家機構曾經都是村鎮銀行最早的“探路者”。

這些交易也讓一些經營數據得以曝光，村鎮銀行處境艱難可見一斑。以澳聯邦銀行旗下的村鎮銀行為例，2016年，15家銀行中僅兩家實現盈利（其中相當一部分收益還來自財政補貼），另外13家村鎮銀行共虧損3542.94萬元。

國開行轉讓的15家村鎮銀行經營狀況稍好一些，全部實現了盈利。根據中國銀行2017年財報，已交割的13家家村鎮銀行，自購買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共盈利4400萬。

再順道看一下中銀富登的經營情況，根據中國銀行2017年財報，中銀富登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村鎮銀行集團。截止去年末，中銀富登在全國19個省(直轄市)通過自設及並購的方式，共控股95家村鎮銀行,下設118家支行。

通過規模化的發展和集約化的經營，中銀富登成為了為數不多實現持續盈利的村鎮銀行。截止2017年末，中銀富登控股的95家村鎮銀行，資產總額434.63億元，淨資產61.27億元，全年實現淨利潤4.57億元，不良貸款率3.23%。

但要知道，這個數據基本是現在村鎮銀行的最高標準了。

因為走訪過一些村鎮銀行，也深知這類機構經營不易。從經營思路來看，它們除了體量和規模更小之外，與一般的商業銀行並無二致。但由於網點稀少、人手有限且品牌知名度較低的情況下，展業和擴張的難度都非常大。

事實上，村鎮銀行所面臨的發展困境與後來的社區銀行、民營銀行有著本質的相似。它們大都沒能憑借政策給予的先發優勢和資本開放的紅利走出一條可持續的商業化路徑，沒能衝破物理網點少和品牌優勢弱的局限。

所幸的是，在今天的民營銀行中，我們也看到了特例。（傳送門：盤點民營銀行207年成績單）以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為代表的一批民營銀行憑借網絡和科技的力量衝破了地域、資本和人手的限制。

從2017年年報來看，網商銀行到去年末僅有377名員工，但累計服務了571萬小微經營者，過去一年累計放貸4468億元。同期，成立3年多的微眾銀行，資產規模已到817億元，累計發放貸款8700億元，去年淨利潤14.48億元。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看其它數據。相較於以個人消費貸款為主的微眾銀行，以小微和個體工商戶為主要客群的網商銀行可能更具參考性。

根據其2017年的年報數據來看，網商銀行戶均貸款餘額2.8萬元。在所有貸款餘額中，11.9%為涉農貸款。但其不良率保持在了1.23%，更值得一提的指標是，每筆貸款的平均運營成本僅為2塊3。

當然，或許現在來看，這兩家民營銀行只是特例。但至少，它們證明了一種可能：一種不依賴資本金、網點、員工數而可以持續發展、不斷下沉金融服務的可能。

如今，村鎮銀行的數量還在繼續增長，作為一類扎根縣域，服務三農的銀行業機構，它帶著特殊的使命而來，有著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希望眼下的困境只是它的中場，而不是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