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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沿海地區出土的伊斯蘭釉陶器

東非沿海地區出土的伊斯蘭釉陶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丁雨)

東非海岸地區是古代中國陶瓷的重要銷售市場地之一。實際上,東非沿海地區具有參與海外貿易的歷史傳統,多年來出土了大量產自海外的遺物。僅以陶瓷品管窺,至少就包含來自西亞、印度半島和東亞地區的產品。如果想要從整體視角觀察東非地區的對外貿易,分析中國商品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則必然要與東非地區出土的產自其他地區的商品進行比較研究。目前,我國學界對東非地區發現的中國陶瓷已經有較多的關注,但是對此地出土的其他遺物的報導卻尚屬闕如。本文即擬對東非沿海地區發現的9-15世紀的伊斯蘭釉陶予以介紹,並結合約時期東非沿海地區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比較分析。

從1948年英國的柯克曼(J.S.Kirkman)首次在肯亞格迪(Gedi)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開始,伊斯蘭釉陶不斷地出土於東非沿海的眾多遺址之中。柯克曼率先對他在格迪遺址發現的伊斯蘭釉陶進行了報導和研究。他根據釉陶陶胎的情況,將其所發現的伊斯蘭釉陶分為紅胎、淺黃胎、灰胎、白胎四類,在四類下又根據釉和器形分為22組。柯克曼認為,這些伊斯蘭釉陶可能都是波斯生產的,其中一些可能來自波斯(即今伊朗)的法爾斯(Fars)行省,而中東地區的老港口,伊朗的西拉夫(Siraf,也常譯為屍羅夫)應是陶器集散市場之一。柯克曼指出,伊斯蘭釉陶的裝飾圖案在15-16世紀可能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並列出了格迪出土的可能受到中國影響的幾組釉陶器。1柯克曼對伊斯蘭釉陶進行的分類考慮了胎、釉和器形,而這也是後來學者對伊斯蘭釉陶進行分類時所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實際敘述中,他並未在進一步的細分中形成明確的標準。

英國東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的奇蒂克(N.Chittick)20世紀70年代對坦尚尼亞的基爾瓦遺址(Kilwa)出土伊斯蘭釉陶進行的研究,形成了現在比較流行的分類方式。結合當時在中東2、東非地區的發現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將基爾瓦出土的伊斯蘭釉陶分為15組。而從大類上看,這15組又主要可歸入薩珊-伊斯蘭釉陶(Sassa年n-Islamic)、錫釉陶(tin-glazed)、剔劃釉陶(Sgraffiato)、黃地黑彩釉陶(Black-on-yellow)、藍綠單色釉陶(Islamic Monochrome ware)、拉斯特器(Lustre-ware)等幾種類型。3奇蒂克對器形的描述不多。英國的霍頓(M. Horton)對肯亞上加(Shanga)遺址出土伊斯蘭釉陶的分析延續了奇蒂克的做法,但亦有改良。他根據已有的伊斯蘭釉陶分類方式,將釉陶分為10組,各組下又根據器形、裝飾進行更細致地劃分。4此後學者的做法與霍頓類似:在大類劃分上與奇蒂克趨同,更細致的劃分中則有不同的標準。

一、東非沿海地區出土伊斯蘭釉陶的主要類型

從目前東非沿海地區已經進行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來看,雖然由於各遺址的興起、繁盛時間略有差別,而使各類伊斯蘭釉陶在數量上略有差異,但各遺址出土的伊斯蘭釉陶種類大體相一致,這表明了東非沿海地區在面對海外文化製品和商品時,近似的審美品好,甚至表明各古代聚落的貿易對象來自相近的區域。本節試圖結合前人研究,和筆者隨北京大學考古隊於2010-2013年在肯亞的實地調查、發掘成果,對東非沿海地區出土伊斯蘭釉陶的主要種類進行介紹。

1、薩珊-伊斯蘭釉陶

薩珊-伊斯蘭釉陶雖然以“薩珊”命名,但這一命名僅表明這種釉陶受到薩珊朝的影響而產生5。它在東非的流行年代要晚於波斯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這種釉陶多出土於東非沿海8-10世紀的地層,因此,肯亞的上加、曼達(Manda)、坦尚尼亞的安古賈·烏庫(Unguja Ukuu)等興起較早的遺址中出土數量較多,興起較晚的基爾瓦遺址則數量較少。這種釉陶,胎質較致密,胎色多為赭紅色,外常施近似於綠松石的藍綠鹼性釉,內部有施藍釉、綠釉、黑釉的情況。器表釉下常刻劃鋸齒狀紋飾,並貼塑帶狀、點狀紋飾。器形以罐為主,包括長頸罐、矮領罐等眾多罐型,亦有碗等器形。東非未見較為完整的例子6(圖1),完整器形可參考博物館藏品7和中東出土物8(圖2、圖3)。

圖1上加遺址出土薩珊-伊斯蘭釉陶殘片線圖

圖3伊拉克博物館藏薩珊-伊斯蘭釉陶大罐,出自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遺址,9世紀

這種釉陶分布十分廣泛,除發現於東非海岸以外,從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Aksum)9、紅海到南亞都有這種釉陶的發現。伊朗的西拉夫(Siraf)遺址10、蘇薩(Susa)遺址11,斯裡蘭卡的曼泰(Mantai)遺址12,菲律賓安巴高地區的遺址13均出土了此類釉陶。中國沿海地區一些唐五代時期的遺址出土有產自中東地區的藍綠釉陶罐,應也是此種類型。經科技檢測,中國出土的這些釉陶不僅外形、裝飾與中東、東非出土者類似,胎釉的化學成分也與之近似,為鹼釉陶,與中國同期的鉛釉陶差別很大。14如福州市郊戰阪鄉蓮花峰五代閩國劉華墓出土有三件釉陶15,發掘者稱之為孔雀藍釉瓶16(圖4)。三件器形基本一致,均為圓唇小口,溜肩鼓腹,下腹斜直,小底外撇,器表均有繩狀貼塑紋,裝飾圖案及方法與西拉夫遺址出土者類似。此外揚州17、寧波18、桂林19等地也出土有類似的釉陶罐。

2、錫釉陶

“錫釉陶”的說法由亞瑟·萊恩(Arthur Lane)提出。他認為中東陶工將氧化錫和鉛釉調和而產生了這種白釉,其目的在於模仿唐代的白釉。20奇蒂克沿用了萊恩的說法。但霍頓認為,並無證據表明此類釉陶釉中含錫。21其器形以碗22(圖5)、盤為主。此類釉陶一般胎色淡黃,白色釉面亞光,多有裂紋,易剝落。其中一些有藍、綠、黃色點彩。在東非沿海遺址中,其主要集中出土於9-10世紀地層,在肯亞的曼達、上加、坦尚尼亞的桑給巴爾等遺址出土較多,基爾瓦遺址出土不多。

除此以外,這類釉陶還出土於伊拉克的薩馬拉(Samarra)、伊朗的西拉夫、蘇薩等地。奇蒂克認為其淺底碗的造型來自於對此期中國白釉瓷碗的模仿。23

3、剔劃釉陶(Sgraffiato)24

剔劃釉陶是指先在陶胎上施化妝土,然後在化妝土上進行剔或刻劃,形成裝飾,再施透明釉或藍綠釉的釉陶產品。其胎色多為赭紅色。器形以碗為主,亦有盤、杯、罐等。常見的裝飾手法包括淺刻、剔花、陰影刻劃等方式,裝飾花紋多為簡易的花草紋、幾何紋、阿拉伯文字紋等。

這種剔劃釉陶在東非出土數量很多,是東非沿海地區最常見的伊斯蘭釉陶種類。一般被分為早期剔劃釉陶和晚期剔劃釉陶兩種。

早期剔劃釉陶(Early Sgraffiato Ware)多為赭紅或淺黃胎,胎質較軟,施化妝土,外施黃、綠釉。器類包括碗、盤,亦有罐。一般在碗盤器內淺刻花卉紋或抽象圖案,形式相對簡單。由於胎釉結合不佳,出土者表面剝釉脫彩現象普遍嚴重。相較而言,此類釉陶出土數量不大,在上加、安古賈·烏庫遺址有零星發現,在曼達、基爾瓦的發掘中均未出土。在上加最早出現於10世紀地層。這種釉陶在西拉夫遺址亦有出土,主要出土於9-10世紀的遺存。懷特豪斯(D. Whitehouse)認為西拉夫出土的此類釉陶可能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平原。25霍頓認為,這類釉陶可能是模仿9-10世紀唐三彩的產物。26

晚期剔劃釉陶(Late Sgraffiato)的胎色與早期剔劃釉陶類似,但裝飾圖案及方法比早期剔劃釉陶略顯複雜。從目前來看,此類釉陶應主要為10世紀中期以後的產品,年代略晚,因此被稱為“晚期剔劃釉陶”。此類釉陶包括的種類很多,常見類型有三種:普通剔劃釉陶(Simple Sgraffiato)、陰影線裝飾釉陶(Hatched Sgrafiatto)和剔花裝飾釉陶(Champleve Sgraffiato)。

普通剔劃釉陶釉色以綠釉為多,器表僅有刻劃裝飾,無剔花。此類釉陶在東非沿岸普遍出土。如肯亞曼布魯伊(Mambrui)遺址出土的一件釉陶殘片(圖6),疑為大盤底。此件殘片殘長17.3,殘寬9.2厘米。內施化妝土,然後施透明綠釉,外無釉。內底刻劃出花草紋,刻劃深度未穿透化妝土,綠釉在刻劃紋上積釉,使線條呈深綠色。外底有輪製痕跡,底較平。胎較厚,火石紅胎較細密。

陰影線裝飾釉陶最大的特徵是以密集的平行陰影線作為圖案的填充裝飾。黃釉者較多,伴有綠色、棕色點彩。裝飾圖案包括古阿拉伯文字、纏枝花紋等。出土資料顯示,上加遺址的此類釉陶流行於11世紀至12世紀末27,有學者認為,此類釉陶的流行時期或可晚至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28如基爾瓦出土的一件標本,為碗口沿。結合在肯亞馬林迪(Malindi)地區出土的類似實物,可知此件標本圓唇敞口,器內施化妝土,再施黃綠釉。火石紅胎較細膩。碗內圖盤均勻分成若幹部分,在各部分中刻畫出花草紋,並間隔在花草紋中填充陰影線(圖729)。

剔花裝飾釉陶則以剔花裝飾為特色,伴有刻劃紋。剔花、刻劃處均露出赭紅色胎,與表面的黃、綠釉呈現出較為強烈的對比效果。剔花裝飾技術在中東被認為流行於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30在上加遺址,此類釉陶的流行時間晚於陰影線裝飾釉陶,約開始於11世紀,流行至14世紀。31曼布魯伊遺址出土有一件黃綠釉剔花大碗。這件碗口徑25.6,底徑8,高8厘米。敞口微侈,圓唇,斜直腹微曲,足端向內斜收,外底中心有餅狀凸起。外部僅口沿施釉,有流釉現象,內部口沿處施綠釉,腹部施黃釉。火石紅胎較細膩。口沿下及內底各有一組雙圈紋,兩組圈紋之間有剔花裝飾,應為阿拉伯文,但難以辨認(圖8)。

9-12世紀,釉陶的剔劃技術在中東地區非常流行,並對拜佔庭、意大利等地也有很大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剔劃類器物在10世紀晚期被引入伊朗東北地區。32霍頓認為東非的晚期剔劃釉陶可能產自伊朗南部,並專門用於外銷。33從地層證據看,早期剔劃釉陶在東非的使用早至10世紀,而晚期剔劃釉陶在東非的流行則始於11世紀。從質量上看,東非發現的剔劃釉陶,不如伊朗內沙布爾(Nishapur)等地的產品。

4、黃地黑彩釉陶(black-on-yellow)

此類器物多為大碗。多為火石紅胎,胎質較疏松,偶見氣孔、石英等異物。施淡黃釉,釉層薄,易脫落。發掘出土者,釉面磨損多較為嚴重,器內施釉,器外一般施釉到口沿以下。釉上一般用黑彩繪出線狀紋飾,紋飾以波浪紋、連拱紋、下垂三角紋為主。在東非沿岸聚落中分布極為普遍。

肯亞曼布魯伊遺址曾出土過一件較為完整的黃地黑彩釉陶碗標本(圖9)。這件標本口徑24.4,底徑9.6,高8.8厘米。敞口,平沿折沿,圓唇,斜直腹,圈足,外地微外鼓,圈足足根較窄,外無釉,內施黃釉,上有黑彩,為多角紋,內底微凹。火石紅胎略疏松。

綜合曼達、基爾瓦、上加、馬林迪等地的考古情況來看,黃地黑彩釉陶集中出土於13世紀晚期至14世紀的堆積部門之中。其出土數量相對剔劃類釉陶和單色藍綠釉陶較少,流行時間不長,因此具有較強的時間標識意義。這種釉陶的產地可能在葉門亞丁(Aden)附近的坎法爾(Khanfar)34。

5、藍綠單色釉陶(Monochrome)

此類釉陶在東非沿海地區晚期地層中極為常見,從14世紀中期以後開始流行,在17世紀的文化層中仍有普遍發現。在上加遺址,14世紀中期至15世紀早期,此類釉陶可佔到外來陶瓷總數的57%。35可被分為淺綠釉、深藍釉、灰綠釉等幾種類型。器形有大中小三類碗。器內施釉,器外施釉僅至口沿以下。多無紋飾。

馬林迪老城遺址出土有多件藍綠單色釉陶殘片,以一件碗口沿標本為例(圖10)。這件標本複原口徑17.4,殘高3.7厘米。敞口,圓唇內斜,有凸棱,斜直腹微內曲。藍釉,釉面光亮,有凹凸痕跡,內外均施釉,外部施釉僅至口沿下方。火石紅胎,較細密。

這種單色釉陶在東非地區非常流行,但在東非以外地區發現不多。目前僅在阿聯酋的佐爾法(Julfar)36、埃及的庫薩爾·卡蒂姆(Quseir al-Qadim)37等少量幾個遺址中有類似的產品。霍頓認為這種釉陶可能源自紅海或阿拉伯南部地區38。此外,這種釉陶很少見於伊斯蘭釉陶的專項研究。與同期流行的埃及、敘利亞乃至後來奧斯曼帝國富有色彩的釉陶相比,這種釉陶確實顯得更為樸素。

二、相關問題探討

1、東非沿海聚落輸入伊斯蘭釉陶階段性特徵的初步探索——以上加遺址為例

從伊斯蘭釉陶本身的龐大體系來看,東非出土的伊斯蘭釉陶種類隻佔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從東非遺址出土的外來陶瓷遺物來看,伊斯蘭釉陶則佔據了很大的比重。以聚落存續時間較長(8世紀中期至15世紀初期)的上加遺址為例,這一遺址探方6-10出土的伊斯蘭釉陶片約佔外來陶瓷的80%,中國陶瓷僅為3%。39從典型東非遺址出土伊斯蘭釉陶的出土情況中,我們有可能對伊斯蘭釉陶輸入東非地區的階段性進行分析,從而獲得對東非地區對外交流情況更全面的認識。

上加遺址是在東非沿海地區考古工作發展成熟階段,由英國劍橋大學博士馬克·霍頓主持發掘的典型遺址。他對這一遺址出土的外來陶瓷遺物分類分階段進行了統計,為我們對8世紀至15世紀初期東非沿海聚落輸入伊斯蘭釉陶的情況提供了材料。

霍頓將上加遺址材料分為探方1和探方6-10兩個部分予以披露,兩處堆積部門不完全統一。為便於討論,此處取探方6-10的出土情況予以介紹對上加遺址探方6-10的材料予以列舉和重新分析。綜合發掘結果,霍頓判定上加遺址的主要存在時間為公元760-1425年,並將這一遺址分為11期。探方6-10在11期中出土伊斯蘭釉陶陶片數量如表140:

瓷片統計較好地做法是分類後,結合瓷片總重量、器形制定統計方案。不過考慮到埋藏條件下,出土碎片的破碎程度大體仍然符合統計規律,因此單純統計瓷片數量,也可作為一定的參考。另外,瓷器輸入時間應略早於埋藏時間。為便於論證,我們假定出土遺物的埋藏時間能夠約等於它輸入上加的時間。

我們可用每一期段文化堆積部門出土的釉陶總數,除以每一期段的年數,所得到的數據,大體上可供我們評估各期段輸入伊斯蘭釉陶的規模。將上加遺址探方6-10出土的6127片釉陶平均到760-1425年的665年中,似可以平均值9.21作為區分高峰與低谷的參考。由此可將伊斯蘭釉陶在時間序列上的分布劃為4個時段,即760-1050年,1050-1250年,1250-1325年,1325-1425年。不過,據發掘情況,霍頓判斷在1050-1075這一時期,上加遭遇了一次毀棄。因此,似應當將1050-1250以1075年為界,劃為兩個階段。

綜合考慮伊斯蘭釉陶的出土情況、聚落發展變遷等情況,我們或可將上加輸入伊斯蘭釉陶的過程分為5個階段。

760年-1000年,這一時期上加輸入伊斯蘭釉陶數量不多,種類以薩珊-波斯釉陶為主,並有錫釉陶和少量剔劃類釉陶。1000-1075年,上加輸入伊斯蘭釉陶的數量上升並達到高潮。剔劃釉陶數量明顯增多,薩珊-波斯釉陶比重開始出現下降趨勢。第三階段,1075-1250年,伊斯蘭釉陶年均輸入數量略有下降,不過維持在較為穩定的水準。剔劃類釉陶是最為重要的輸入產品,薩珊-波斯釉陶和錫釉陶仍然出現,不過比重大幅下降。黃地黑彩和單色藍綠釉釉陶開始出現。1250-1325年,上加對伊斯蘭釉陶的輸入數量繼續回落,陷入一個較小的低谷。剔劃類釉陶在整體中仍佔較高比重,黃地黑彩和單色藍綠釉釉陶的比重開始有所提升。1325-1425年,上加對伊斯蘭釉陶的輸入達到第二個高潮,這一時期單色藍綠釉釉陶比重大幅上升,黃地黑彩釉陶比重有所上升,後至15世紀開始急劇下降,剔劃釉陶的比重則急劇下滑。

上加遺址的情況能夠部分反映出在11世紀和14世紀末,出現了兩個輸入伊斯蘭釉陶的高潮。10世紀正是中東和東非聯繫加強的時段,據研究,950年(一說975年),設拉子(Shrazi)的蘇丹王子帶領一批阿拉伯人去了東非海岸41。這一說法,剛好略早於上加遺址所見的第一次伊斯蘭釉陶的“輸入高潮”。考慮到遺物埋藏與“真正輸入”的時間差,這種交流與聯繫的加強,或正是伊斯蘭釉陶出現輸入高潮的重要原因。13-14世紀的上加的低潮,除了與聚落本身的突然毀棄存在一定關係,亦有可能與東非地區內部格局的變化有關,拉穆群島雖處於平穩或恢復發展中,但其發展速度和重要性卻被基爾瓦與蒙巴薩相繼超越,其對於外商的吸引力可能有所下滑。上加在15世紀初迅速衰落,則導致由單色藍綠釉陶主導的伊斯蘭釉陶輸入高峰戛然而止。

單個遺址輸入外來商品的情況,在產地-流通-市場這一鏈條中,受到更多不確定因素的製約。不過,在考古報告披露資料程度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對單個聚落輸入伊斯蘭釉陶的階段性分析,或能為我們認識8-15世紀東非沿海地區輸入伊斯蘭釉陶的情況提供部分參考。

2、東非沿海聚落輸入中國瓷器與伊斯蘭釉陶階段性的初步比較——以上加遺址為例

據上加的發掘報告,上加遺址共出土中國瓷片389片,其中探方6-10出土277片,經整理,大體情況如表242:

運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看到,上加遺址有兩個時段的文化堆積中密集出土中國瓷片。在1050-1075年的文化堆積中,中國瓷片出土略顯密集。在1325年之後,以龍泉窯瓷器為代表的中國瓷器大量出現於上加。

對比上加遺址出土中國陶瓷和伊斯蘭釉陶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上加遺址密集出土兩種陶瓷的文化堆積時段有重合之處。比較兩個輸入高峰時段,我們會發現在1000-1075這一時段,伊斯蘭釉陶的出土更為密集,上升態勢更為猛烈。而中國瓷器的增長則較為緩慢,頗不明顯。而後一高峰中,儘管伊斯蘭釉陶仍然佔據數量優勢,但中國瓷片的比重卻有明顯提高。這或許表明在1325-1425年,由於航海技術進步和此前蒙元勢力的對外擴張,以龍泉窯瓷器為代表的中國瓷器,在東非乃至印度洋面的陶瓷市場上取得了更為強勢的地位。

不過,值得思索的是,此前學界多認為15世紀前東非沿海地區輸入中國陶瓷的高潮為晚唐五代時期和南宋末元初時期,並認為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初(11-13世紀中葉)為中國瓷器貿易的低潮時期。43列表中的情況與這一觀點略有齟齬,其中應有多方面的原因。學界對中國瓷器外銷發展趨勢的分析多立足於對產地分析或路線分析,如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瓷窯發展情況、航路的通暢狀態等。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對外來商品的輸入存在影響。

上加遺址在一至三期(760-920年)為僅有木質房屋的小聚落,到第四期開始出現石質房屋(920-1000年),第五期開始出現大型石質清真寺(1000-1050年),而在第六期(1050-1075年),上加遭遇了一次毀棄。從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加重建並逐漸興盛,直至15世紀初突然廢棄時,仍保持著興盛的狀態。44兩種外來陶瓷的輸入趨勢與上加的興衰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相關性。由此,或可認為,銷售市場地的興衰對外來貿易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基於此,我們或可對列表中與此前觀點矛盾之處略作解析。首先晚唐五代時期,可能上加聚落尚不夠繁榮,由此影響了對外貿易;其次,遺物的生產、輸入時間和埋藏時間存在時間差,這種情況在中國瓷器這種珍貴的外來商品上應該表現得更為明顯。從表2數據來看,1050-1075年之間出土數量較多的是越窯產品,但結合國內的生產和上文所述的情況,不能排除這一時段文化堆積中的越窯瓷器輸入時間偏早的可能性。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從出土數據看,原來認為的晚唐五代輸入高峰不顯著、或推遲。

兩表對比,可知東非聚落輸入的外來陶瓷中,伊斯蘭釉陶與中國陶瓷在數量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曼達、基爾瓦、馬林迪等多個遺址中。在同一遺址中,伊斯蘭釉陶陶片的數量往往是中國瓷片數量的數倍甚至數十倍。但從出土規律來看,中國陶瓷和伊斯蘭釉陶的集中分布區域不同,在東非遺址中的作用也應不同。中國陶瓷的出土分布更集中於聚落中的高等級建築分布區域,表明其與聚落中的高等級人群或重要場所有更緊密的聯繫。

3、兩種外銷陶瓷的關聯與趨勢

東非輸入的來自中國和中東的外銷陶瓷有特定的種類。兩種外銷陶瓷形態上看似差別明顯,實質上卻存在著一些聯繫。從陶瓷器形與裝飾來看,東非輸入的伊斯蘭釉陶似乎大量借鑒了中國陶瓷的元素。基爾瓦出土的白色錫釉陶淺底碗的造型被認為是仿自中國白瓷45,而產自內沙布爾剔劃釉陶碗(圖11)46與黑石號上出土的白釉綠彩碗(圖12)47均有相似的造型.此外剔劃釉陶使用的陰刻技法則被認為是仿自晚唐鉛釉陶48或越窯49,而其表面的釉色則被認為是與中國的三彩器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50。謝明良先生近年研究認為,伊斯蘭釉陶對剔花技術的採用可能也受到了中國陶瓷的影響。51不僅如此,伊斯蘭釉陶對化妝土的採用,也被認為是在胎質不佳情況下,模仿中國瓷器而採用的辦法52。13-14世紀,在蒙元擴張和印度洋貿易發展的歷史背景下,伊朗等地多種陶瓷生產受到了中國瓷器的影響。這一影響主要來自龍泉窯。53埃及地區則在15世紀極力仿製龍泉窯產品。從器形和釉色來看,東非14世紀末開始流行的藍綠單色釉陶,可能對龍泉窯瓷器也有借鑒。種種情況表明,在器形、釉色、裝飾技術乃至審美理念上,東非輸入的多種伊斯蘭釉陶都對中國陶瓷進行了仿效。不過,有兩個現象耐人尋味。首先,儘管在東非沿海輸入的伊斯蘭釉陶在多個維度模仿了中國陶瓷製品,但是其模仿的一些陶瓷原型,卻極少出現在東非沿海地區出土,例如唐三彩。其次,中國陶瓷在生產過程中也受到了伊斯蘭因素的影響,譬如13-14世紀伊斯蘭金屬器對龍泉青瓷的影響54、蘇麻離青傳入中國對青花瓷生產的影響。但這些來自伊斯蘭的因素並未直接影響伊斯蘭釉陶的生產,而是先促成了中國陶瓷的創新,再由中國陶瓷啟發伊斯蘭釉陶器形、裝飾的新思路。個中原因,頗值得深思。

從總體趨勢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印度洋貿易中,陶瓷貿易的總體方向是由東向西擴散。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東非等地的港口地區,目前均有中國外銷瓷的發現。而中國則鮮有西方外來陶瓷商品輸入,僅在唐代港口遺址零星出土了少量薩珊-伊斯蘭釉陶。而這種擴散趨勢,不僅表現在商品傳播的層面上,也表現在陶瓷技術、審美的層次上。如上所述,東非出土的多種伊斯蘭釉陶均表現出與中國陶瓷的聯繫。而東非海岸遺址的出土遺物情況表明,中東地區的陶瓷匠人在吸收了一定中國陶瓷元素之後生產出的伊斯蘭釉陶繼續向西方外銷,客觀上擴大了中國的文化影響。中國古代陶瓷由東向西的強勢擴散趨勢和影響,不僅直接表現在本國商品的出土物上,也間接地隱藏在伊斯蘭釉陶之中。

三、結語

伊斯蘭釉陶的歷史非常悠久,種類也異常豐富。不過東非地區出土的伊斯蘭釉陶有特定的種類,主要包括薩珊-伊斯蘭釉陶、錫釉陶、剔劃釉陶、黃地黑彩釉陶、藍綠單色釉陶等幾大類。這些釉陶在東非沿海地區有特定的流行時代。通過對上加遺址出土外來陶瓷情況這一個案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釉陶和中國陶瓷在輸入數量上存在較大的差距,且在輸入高峰時期各自佔到的比重也存在著變化,這表明東非地區與中東地區應存在著更為密切、頻繁的交流。上加輸入伊斯蘭釉陶高潮低谷的變化,應同時受到了中東政局、東非與伊斯蘭地區關係、東非沿海局部形勢和上加本身興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具體到器物層面,伊斯蘭釉陶與中國陶瓷存在著較多的聯繫。東非輸入的多種伊斯蘭釉陶在器形、裝飾技法方面可能都受到了中國陶瓷的影響。從這一角度來看,東非發現的伊斯蘭釉陶間接地證明了以陶瓷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因素在東非沿海乃至中東地區的潛在影響。

附記:本研究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9-15世紀斯瓦西裡地區考古學文化研究”(16CKG016)成果之一,並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非洲出土中國古代外銷瓷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15ZDB057)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項目“斯瓦西裡地區考古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2017T100046)的資助。

注釋:

1Kirkman,J.S.(1954)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pp. 85-10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主要是英國懷特豪斯(Whitehouse, D.)在中東港口西拉夫(Siraf)的發掘成果和英國亞瑟·萊恩(Arthur Lane)對伊斯蘭釉陶的研究。參見Whitehouse,D.(1971)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Iran 6, pp.1-22;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pp.8-9. London: Faber & Faber.

3Chittick, H.N.(1974)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2-316.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1-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5此名最早見於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pp.8-9. London: Faber & Faber.

6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4,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7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p.9, Pl.3, London: Faber & Faber.

8此件出土於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遺址,為9世紀產品。參見三上次男主編:《世界陶瓷全集·第21冊》,第153頁,小學館,1986年。

9Munro-Hay,S.C.(1989)Excavations at Aksum, pp.315-31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0Whitehouse, D.(1968)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Iran,Vol.6, p.14.

11Kervran, M.(1977) ‘Le Niveaux Islamiques du Secteur Oriental du Tepe de l’Apadana’.Cahieres de la Dele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aise enIran, Vol.7, pp.78-90.

12Tampoe, M.(1989)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p.108-109.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nal series 555.三上次男也曾經提到過曼泰遺址出土有伊斯蘭釉陶,應是指這類產品,參見三上次男:《從陶瓷貿易史角度看南亞、東亞地區出土的伊斯蘭陶器》,顧一禾譯,《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59-63頁。

13三上次男著,顧一禾譯:《從陶瓷貿易史角度看南亞、東亞地區出土的伊斯蘭陶器》,《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59-63頁。

14汪勃:《再談中國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亞伊斯蘭孔雀藍釉陶器》,《考古》,2012年第3期,第85-96頁。

15福建博物館:《五代閩國劉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5年第1期,第62-78頁;馬文寬:《伊斯蘭世界文物在中國的發現與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16國家文物局編:《海上絲綢之路》,第62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周長源:《揚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2-154頁。

18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寧波市唐宋子城遺址》,《考古》,2002年第3期,第46-62頁;傅亦民:《唐代明州與西亞波斯地區的交往——從出土波斯陶談起》,《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6-70頁。

19李鏵等:《廣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關問題探討》,《文物》,2003年第11期,第71-74頁。

20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p.13. London: Faber & Faber.

21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6-277,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2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6, Fig.199, D,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3Chittick, H.N.(1974)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4從眾多文獻的描述來看,“Sgraffiato”一詞應主要用以指代剔、刻技術或使用此類技術裝飾的陶瓷。

25Whitehouse, D.(1968)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Iran 6, p.15.

26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7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8Philon, H.(1980)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6.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29Chittick, H.N.(1974)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II,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0Philon, H.(1980)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5.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31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2Philon, H.(1980)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83.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33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8,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4Lankester Harding,G.(1964)Archaeology in the Aden Protectorates, p.18. London: H.M.S.O.

35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6Hansman, J.(1985)Julfar, an Arabian Port, p.52,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7Whitcomb, D.& Johnson, J. H. (1982)Quseir al-Qadim 1980, pp.134-135. C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Reports, Vol.7.

38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9Chittick, H. N. (1984)Mand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ort on the Kenya Coast, p.225.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Memoir 9.

40據上加發掘報告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重新整理。數據取自表格14.

41金宜久:《伊斯蘭教史》,第360-36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肯】佐伊·馬什等著,伍彤之譯:《東非史簡編》,第1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42據上加發掘報告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重新整理。數據取自表格14.

43秦大樹:《肯亞出土中國瓷器的初步觀察》,引自秦大樹、袁旔主編:《2011古絲綢之路:亞洲文化交流與文化遺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61-82頁,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3年;戴柔星:《東南亞發現的宋元時期沉船出水陶瓷研究》,第100頁,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44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394-40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5Chittick, H.N.(1974)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6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6B, London: Faber & Faber.

47Regina Krahl, et al., ed.(2010)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p.169, Smitho年n Institution.

48謝明良:《鉛釉陶的世界》,第197頁,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Horton, M.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8,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9亞瑟·萊恩:《早期阿拉伯陶瓷》,程庸、王安娜譯,譯者觀點,第19頁,學林出版社,2014年。

50Lane, A.(1947)Early Islamic Pottery, p.12, London: Faber & Faber.

51謝明良:《中國陶瓷剔花裝飾及相關問題》,《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十八期(2015),第1-50頁。

52Wilkinson, C.(1973)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p.5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53Lane, A.(1957)Late Islamic Pottery, pp.9-10, London: Faber & Faber; Watson,O.(2004).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373, London: Thames&Hudson.

54Morgan, P.(1991)’ New thoughts on Old Hormuz: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Hormuz Region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Iran, Vol.29, pp.67-83.編者按:原文載於《考古》 2017年9期 ,第109—120頁。引用請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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