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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房價下,灣區碼農難圓美國夢

【獵雲網(微信號:ilieyun)】3月25日報導 (編譯:Halcyon)

眾所周知,舊金山灣區的生活壓力並不小,特別像教師、消防員、以及服務行業的工人,他們的工資沒能跟上舊金山(全國最昂貴居住地之一)的住房成本暴漲的腳步。

然而,現實告訴我們,即便是擁有灣區最高收入的科技人員,也很難實現美國夢的基石:房屋所有權。科技人員的平均薪資在6位數,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買房壓力,舊金山的平均房價約134萬美元,去年預付定金的中位數約為25萬美元。雖然最近的銷售情況有所放緩,但預計很快就會有大改變。紐約時報最近一篇報導的標題中也寫到,一批新近出現的科技IPO百萬富翁正在“活著吃舊金山。”

28歲的Joshua Davis是一名機器學習初創公司的軟體工程師,每年賺10萬美元,希望在奧克蘭買一套單身公寓,預算50萬美元,據他了解,大多數地方的房價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開始考慮了亟待修葺的老房子。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地方,用相對較低的價格就可以搞定——在那個地方,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在牆壁上塗上任何想要的顏色。

但他很快意識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他看了很多房子,其中一個,泥檻腐爛,房屋與地基已經分離。房主對這個老房子只是做了很簡單的修復工作,僅花了2萬美元,但Davis知道這只是一個臨時修複。房子結構已存在嚴重缺陷。

Davis表示:“目前能夠買的起的房子都是這種破敗不堪的。”他最終放棄了現在買房的想法。希望市場最終能平靜下來。同時,他在奧克蘭市中心租了一套單身公寓,月租約2300美元。

顯然,Davis的情況並非個例。根據工作聊天應用Blind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灣區科技巨頭的技術人員約有70%表示自己無法在工作地點買房。調研對象共計3000人,大多是高技術人才——工程師、產品經理和數據科學家——他們租的起房卻買不起房。

像Davis這種薪酬相對較高的員工都遇到問題,也表明,舊金山灣區的住房狀況已造成科技人員的難以為繼、生活不穩定的局面。雖然像Facebook這樣的科技巨頭有能力為其員工提供一份中位數工資24萬美元,但行業內其他相對較小的公司卻很困惑,為了緊跟飆升的住房成本,需要提供多高的工資,以及在一個買不起房的地方,科技人員能生活多久。

像Facebook和谷歌這樣的公司已經開始專門為他們的員工建造住房,緊鄰他們龐大的科技園區。此前,谷歌向居住在辦公室附近的員工提供1萬美元的獎金,以減輕住房成本的壓力、減少通勤時間。幾乎各大科技公司都為員工提供了私人免費巴士,將員工從矽谷(谷歌和Facebook等科技園區所在地)送至人口相對密集的地區,如舊金山和奧克蘭。

上個月,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祖克柏和他的妻子普麗西拉·陳(Priscilla Chan)幫助了一家慈善基金,該基金旨在籌集5億美元,用以保留舊金山灣區的國宅。到目前為止,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已向該基金投入了4000萬美元。根據建築行業協會的數據,雖然5億美元是一筆大資金,但單憑此改變灣區住房市場動態是不夠的。該協會數據顯示,在灣區,每增加4.5個工作崗位,僅增加一個新住房,供需完全不成比。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資金投入的行為也表明科技公司正在嚴肅對待其總部住房成本上漲的問題。

谷歌總部所在地山景城的市長Lisa Matichak說道:“我確實認為大公司目前迫切希望與城市合作解決住房問題,因為他們希望擴大企業規模並希望員工有一個居住的地方。”

Matichak和市議會的其他成員正在審查谷歌和另一家公司的競選方案,方案涉及在該市令人垂涎的30英畝土地上建立更多辦公室。市議會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確保開發不僅包括辦公空間,還包括新的住房單元。在線房地產平台Trulia的數據顯示,在矽谷的山景城中,房屋中位數價格約為160萬美元,一居室平均租金為2800美元。

隨著新一波舊金山科技公司向北方開放一小時,Uber、Lyft、Slack和Airbnb預計很快將上市,屆時或將有成千上萬的新一代百萬富翁進一步擠佔住房市場,從而進一步推高價格。雖然會有一批新近上市的IPO技術人員,但更多的人並沒有在這場創業大潮中討到好處。

住房危機

近些年,舊金山灣區的房價上漲的速度飆的厲害,以至於該市的住房短缺和無家可歸被聯合國官員視為“侵犯人權”。根據加利福尼亞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在過去的七年中,有能力購買舊金山灣區中等價位房屋的家庭比例下降了50%以上。

當然,最受打擊的還是那些薪資遠不如技術人員的人——比如服務業、教育業和執法部門。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矽谷高達90%的員工已經看到他們的實際工資,這意味著他們的年薪隨著通貨膨脹和生活費用上漲進行調整,在過去20年中有所下降。

這意味著即便Facebook、Twitter和Uber等公司已經出現並為有幸成為早期投資者或居住在該地區的員工股東創造了數十億美元的價值,當下技術資本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仍舊變得越來越糟。

一些勞工倡導者指責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這種經濟差異。幾年前,抗議者向科技人員的同情巴士中投擲石塊,這些巴士也成為新資本和高檔化的象徵。科技正在改變舊金山曾經的工薪階層移民社區的面貌,就是Mission District(舊金山富人區),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祖克柏在Mission District以1000萬美元買下了一處住宅。但現在,很多坐在閃亮的包機巴士的科技人員卻住不起Mission,或者任何Facebook的門洛公園總部沿途同樣昂貴的半島郊區。

海灣地區的勞工組織的非營利機構美國工作夥伴(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的公共策劃主管Jeffrey Buchanan說到:“如果連工程師和和程序員都無法承受住房成本上漲,那麽世界上的其他人如何在舊金山舒適地生活呢?

科技人員的負擔能力分化

在購買房產的權利方面,並非所有的技術員工都是平等的。

在谷歌和Facebook等科技巨頭中,超過50%的員工都是合約工——其中許多人的薪資水準普遍低於全職員工薪水。有報導稱,谷歌員工在停車場的貨車上睡覺——洗澡在辦公室健身房解決,吃飯在公司廚房堅決。當然,報導中的工程師只是極端的情況,是個例;大多數薪資6位數的程序員可能買不起房子,但有能力租房。

根據勞工聯盟SEIU去年7月與彭博社分享的數據,這些選擇對於許多人來說更為有限,例如工會化的谷歌清潔工每小時收入約26美元,其中包括福利。假設這些工人每周工作40小時,年收入預計將在5萬美元左右——略高於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認為在谷歌位於Santa Clara的辦公樓的一個四口之家的“低收入標準”的一半。

由於低收入員工更難在灣區獲得成功,一些科技公司已將大部分負責內容審核和客戶支持等功能的員工外包給其他類似Phoenix、 Arizona等工資水準相對較低,租金更便宜的地區。

但為維持舊金山總部的運營,公司不能將所有需要的人外包出去。他們仍然需要設施工人來維持燈光,廚師以確保程序員的夥食,並且需要保潔員在其龐大的科技園區中保持建築的清潔。

除了科技公司的服務人員、臨時工和承包商之外,房地產危機對企業家和創企來說也是一大難題。

Davis表示,他所在的公司Zorroa是一家以機器學習為依托的視覺研所創企,該公司過去常常在加利福尼亞以外的地方為程序員提供工作,他們的薪水更高。Davis說,現在該公司已經發起了一輪風投,將有能力為員工提供更高的薪資,使其在灣區立足。

根據一些指標,加州的創業情況相較於其他創業公司來水正在放緩。考夫曼基金會(The Kauffman Foundation)是衡量美國企業家精神的非營利組織,其最新報告顯示,緬因州、華盛頓特區這樣的地方的創業指標高於加利福尼亞。根據兩個領先的矽谷社區組織的2018年報告,如今更多的人選擇搬出灣區而不是搬進去,是有道理的。2018年灣區市議會的一項調查發現,46%的灣區居民希望搬遷。

這些小型創業公司經歷的鬥爭代表了技術核心存在的危機:如果說矽谷和舊金山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們是競爭激烈的工程師的中心,如果有一天只有發展到,只有精英中的精英、上市後的技術人員才有能力在城市裡買房,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麽樣?當然,年輕的程序員可以擠進更小、更緊張的生活環境,但對於想要組建家庭的人來水,這會變得更加困難。

住房經濟也存在一個有趣的分歧。雖然在過去的幾年中,房價在聖何塞等地區飛速上漲,但租金上漲速度卻慢得多。在線房地產公司Zillow的經濟研究團隊分析師傑夫塔克稱:“這對經濟學家來水還是個迷。”

這意味著20到30歲的技術員工在得到良好的補償後可能跟得上不斷上漲的租金,但買房一事還是任重道遠啊。

科技可以解決這場危機嗎?

一些科技領導者正試圖幫助解決住房問題。

一位非營利性研究、教育和倡導組織的社區規劃策劃主管Kristy Wang說:“現在就會有一個問題,‘哦,科技資金是否會解決我們的住房危機呢?我認為公司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認真對待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雖然像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這樣的捐款投入可能會改善住房危機有所幫助,但一些住房倡導者認為這些捐款僅僅是為了解決更大的問題。一家發展中的住房倡導組織Califor年 YIMBY的通信主管Matthew Lewis表示,儘管慈善事業的努力會有所幫助,但在與舊金山一樣擁擠的住房市場中,興不起多大風浪。

正如Matthew Lewis所看到的那樣,解決方案非常簡單:“只能建造更多的房屋。”

為了做到這一點,開發商需要獲得城市批準,但由於當地嚴格的區域法律,舊金山和矽谷郊區的房屋密度受到極大限制,要想獲批土地面積,並非易事。雖然,一些當地人認為這些政策保留了鄰裡性質,但批評者認為他們是階級主義者:利益總會向有錢人傾斜,而有錢人往往都是踩著其他人的利益,特別是少數民族和低收入居民的利益往上走。

歷史解釋了灣區許多分區法律意圖的黑暗過去。舊金山最古老的住房密度法之一,即1870年的“立方航空條例”,大多被用於將居住在寄宿公寓的中國居民定為刑事犯罪。在海灣對面,伯克利採用類似的法律將更富裕的白人居民與黑人鄰居分開。

快進到今天,灣區仍然在當地關於住房密度的辯論中揭示了深刻的社會分歧。

去年9月在蘋果公司的總部庫比蒂諾舉行的一次市議會聽證會上,一位當地少年說他反饋高密度的國宅,因為“這意味著將有位受過教育的人住在庫比蒂諾。”他和鄰居們擔心,這樣會讓現在的居民感到“不舒服。”市長認為這個評論是由一個不太了解現狀的“孩子”做出的——但對很多人來說,這無疑揭露了當地老居民的真實感受和想法,反對發展。

但是,還有一種聲音反對改變分區法則。在像舊金山這樣的城市,密度增加的法律可允許快速開放數百萬美元的豪華公寓,這些公寓大多都是造福富人,至少在短期內取代租金控制的公寓或其他更便宜的住房。

在商議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很多人的想法、意見、泰倫灣區住房危機的解決方案,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此,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他們十分擔憂,開始有些失去耐心了。

儘管當下的住房情況令人沮喪,但其他科技工作者,其中大多數更年輕、未組建家庭的人員,仍然能感受到灣區的經濟拉動。

Davis說:“當你四處走動時,就會感受到一定的力量。你日常生活中接觸到、交流到的人和環境,你能從中學習到很多。時間久了,要想離開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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