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法伯 學者更應該關注網絡的社會影響

大衛·法伯 日本慶應大學全球研究所特聘教授、互聯網名人堂入選者。他認為，AI只是一種標簽，人們總以為AI是無懈可擊的，其實並不是。

因為他有很多學生被稱為“互聯網之父”，所以大衛·法伯順理成章地被稱為“互聯網祖父”，他也很開心被人這樣稱呼。他目前在日本慶應大學“網絡文明中心”擔任聯合主任。他認為，學者、科研工作者不僅要關注網絡文明的科技影響，更要聚焦其社會影響。

做“互聯網祖父”比“互聯網之父”要容易

新京報：如何看待外界稱呼你為“互聯網祖父”？

大衛·法伯：我從事互聯網的相關研究已經很久很久，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我的許多學生成為互聯網的重要建設者，當中有一些被稱作他們國家的互聯網之父，包括美國、日本，所以我就被很多人稱為“互聯網祖父”。而且在較早的年代，我還參與過日本和中國的互聯網連接工作，以幫助其發出電子郵件。坦率地說，做“互聯網祖父”比“互聯網之父”要容易，不管怎樣，我很開心別人這麽稱呼我。

新京報：你目前在慶應大學“網絡文明中心”擔任聯合主任，能否闡述“網絡文明”的內涵？

大衛·法伯：每當社會迎接新技術的浪潮，人們的生活模式都會發生巨大變化，預示著一種新的文明到來。互聯網的出現，讓全球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溝通交流方式，甚至改變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這無疑是一種新文明。學者、科研工作者不僅要關注網絡文明的科技影響，更要聚焦其社會影響，而且希望有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夠加入進來。

新京報：在網絡科學的教學中，什麽是值得特別強調的？

大衛·法伯：當我們在教授計算機科學知識的時候，絕不僅僅是教會學生如何編程、如何架構網站，而是要讓年輕人知道他們所學的知識和技術能對世界和未來產生什麽影響。我樂於告訴年輕人，他們所學的先進技術可以對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帶來哪些改變。純學術的教授是狹隘的。

新京報：亞洲和美國的網絡通信發展有何差異？

大衛·法伯：美國的互聯網發展起步很早，在計算機和網絡建設領域深耕了數十年。但是放眼亞洲，移動通信和移動網絡的普及度非常高，比美國和歐洲都要領先。在日本、中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幾乎所有人都把手機作為交流的重要媒介，視頻通話也被廣泛應用。

國家機構有權治理本土的網絡空間

新京報：全球網絡空間該由誰來治理？

大衛·法伯：這個議題充滿爭議。從某種角度來說，我認為網絡空間是不可統治的，這個虛擬世界的溝通模式是複雜而多變的。互聯網不像電話通信，電話可以準確地獲知通信連接地兩個地點，而互聯網活動是範圍廣闊而無法觸及的。不同國家的人思維模式、文化背景以及所遵循的法律條例都不盡相同，要去統一管理非常困難。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國家機構應該盡可能地去為網絡空間采取一些它們認為正確的措施，而且國家機構也擁有法律賦予的權力去治理本土的網絡空間。

新京報：是否有可能制定一個全球適用的網絡空間規則？

大衛·法伯：我認為不太可能，或者說是極難達成。暫且不說全球範圍，在亞洲或者美洲內部達成網絡規則的共識都不容易。以我自身的經歷來說，起初我在美國搞科研，近些年來到日本，人們對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認知截然不同，哪怕是看一則廣告，兩國人的理解也天差地遠。

新京報：AI帶來哪些機遇和風險？

大衛·法伯：目前為止，AI只是一種標簽，我們距離如何實現真正的智能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現在還未能製造“智能人類”或“智能大腦”。

AI具備很多優勢，而且廣泛應用於生活。但AI的可信度值得質疑，它通常會建立一個模塊，數據輸入以後得出判斷，結果往往是不準確的。

同題問答

2019年是互聯網誕生50周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麽？

大衛·法伯：我們正處於互聯網大震動時期。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便攜智能設備，也可以說更多可穿戴物品可以和網絡互通。

你認為5G時代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大衛·法伯：網絡空間將變得更加複雜，與此同時效率也會進一步加速。

你對未來一年有什麽期望？

大衛·法伯：從社會層面來看，希望未來不論是移動電子設備還是移動網絡服務，可以變得更加便利，價格變得更低。從專業領域來看，量子計算值得期待，它會在5-10年內帶來巨大影響。

采寫/新京報記者 陳沁涵 攝影/Susumu Ish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