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明揚，媒體人
1251年6月，36歲的忽必烈收到了一個足以改變他政治命運的消息：大哥蒙哥登基成為蒙古帝國第四任大汗。作為蒙哥同父同母的四弟，忽必烈很快就被付以重任，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
從此，忽必烈的命運就與漢人、漢地和漢文明糾纏不清，直至開創了大元帝國。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世祖文武皇帝像
開府風波
忽必烈是一個很喜歡“養士”的人，很有點唐太宗即位前苦心經營“秦王府”的意思。成為漢地事務的總負責人之後，忽必烈“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謀臣侍從集團，僅可考的就有60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金蓮川幕府”。
儘管“金蓮川幕府”的人員構成十分多元，但其中相對最有影響力的還是漢族儒生和士大夫群體，劉秉忠、姚樞、許衡、郝經和趙璧這些“潛邸舊臣”日後哪個不是元初響當當的名臣。
正是在開府金蓮川期間，忽必烈獲得了“信用儒術”、“行漢法”和“以夏變夷”此類帶有濃重漢化色彩的“敏感”標簽。憲宗二年（1252年），大儒元好問和張德輝北覲，請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師”的稱號，忽必烈絲毫沒有猶豫地笑納了。
可以說，在此時的北方漢族士大夫眼中，忽必烈簡直是那野蠻狂暴的蒙古帝國中唯一的“希望之光”，是蒙古宗王中對漢文明最了解且最有同情心的一位。士大夫們幻想著，如果蒙古人的統治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麽為什麽不可以是忽必烈做中國之主？正如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傳》中所說，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制度，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良好開端”。
但是，當這種有意無意的“漢化色彩”為忽必烈在中原士大夫和軍閥集團（自金世紀帝國沿襲而來的漢地世侯）那裡，收獲了巨大的政治支持和事實上的政治聯盟的同時，卻也深深得罪了蒙古的“草原本位主義者”。
蒙哥或許不算是一個深度的“草原本位主義者”，但他對忽必烈的“親漢”傾向至少是不以為然的，在身邊那些守舊勢力的鼓動下，他幾乎對弟弟動了殺心，讓忽必烈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個重大挫折。當然，蒙哥對忽必烈的不滿也未必是純然出於意識形態和政見不合，忽必烈在漢地贏得的那種“天下歸心”式的巨大威望，讓這位有雄才的蒙古大汗無法不產生猜忌之心。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漢族士大夫越表現出對忽必烈的“愛戴”，則越讓忽必烈身處險境。
憲宗七年（1257年），蒙哥派親信大臣阿藍答爾，南下“鉤考”忽必烈屬地的財賦，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搞審計來了。阿藍答爾一出手就把忽必烈搞得無比狼狽，王府的親信在這場被稱作“阿藍答鉤考”的政治大整肅中幾乎被一鍋端掉，光被折磨而死的據說就有二十多人。忽必烈從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大汗的無上權力面前，自己在漢地所謂的滔天權勢簡直不堪一擊。
這時候，忽必烈的漢人謀臣姚樞站了出來，勸說忽必烈不要硬抗，不要去過多計較，解鈴還需系鈴人，應該親自返回蒙古汗庭哈拉和林，在大汗面前表明心跡，以示自己的忠誠與無辜。忽必烈依計回到汗廷，據說向蒙哥敬酒時兩兄弟相對而泣，蒙哥甚至不讓忽必烈再去辯白什麽，就下令撤銷“鉤考局”，主動結束了這場政治風波。
對於此次風波的結束，兄弟情深固然是有的，但也可以說，忽必烈此時本就沒有什麽異心，他的坦誠相待主動覲見消除了蒙哥的猜疑。當然，你還可以說，蒙哥代表拖雷一系奪得了汗位，在蒙古帝國內部本就杯葛不斷，為了鞏固汗位，蒙哥也很需要重用同為拖雷系的四弟忽必烈，才能壓製窩闊台系等派系的挑戰，與忽必烈徹底決裂並不符合蒙哥的政治利益，有限度的敲打敲打可能本就是一開始的政治算計。
姚樞此策可以說是釜底抽薪，是典型的漢人式政治智慧，或許在這一刻，忽必烈也真正感受到了漢人政治謀略的“博大精深”，儘管，這次風波就是由他“親漢”而起。但無論如何，如果不是姚樞的建言，忽必烈萬一與蒙哥撕破臉，性命之危或不至於，但日後很可能就沒有建元登基的榮耀了。
北上奪位
如果說蒙哥的即位為同為拖雷系的忽必烈打開了充滿想象力的上升空間，算是忽必烈政治生涯第一次重大機遇的話，那麽，蒙哥於1259年7月在四川釣魚城的猝然去世，則算得上忽必烈的第二次重大機遇。
畢竟，蒙哥之死，不僅為忽必烈搬去了壓在他頭上且嫌隙已生的一代雄主，更重要的是，讓忽必烈成為了下一任大汗的熱門人選。
蒙哥去世時，忽必烈正在鄂州前線與宋軍作戰，雖然此時的正確選擇是立即退兵，北上與七弟阿里不哥爭位，但一心求戰功的忽必烈還是有些不甘心，放話“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此時，就如前次姚樞在“阿藍答鉤考”中的角色一樣，又是一位金蓮川幕府的儒臣在關鍵時刻點醒了陷入執念的忽必烈，日後因為被賈似道囚禁16年而聞名的郝經專門寫了一篇《班師議》，直言忽必烈應“以退為進”，“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當然，忽必烈的退兵，在客觀上也成就了賈似道的“抗蒙大功”。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開平搶先登基，成為蒙古帝國第五任大汗。
而按照蒙古的舊俗，大汗應該在漠北召開的忽裡台大會上由蒙古貴族們推選而出，至少這也是一個必須走的形式。而忽必烈的自行稱帝顯然背離了蒙古的既有規矩，更何況，忽必烈甚至沒有回漠北的蒙古本部走這套合法性程序，而是選擇了開平這座位於草原與農耕農牧交錯帶，“亦蒙亦漢”的新城登基。
甚至連即位的各種儀式，忽必烈也選擇了“漢化”。在即位詔書中，他自稱為“朕”，稱哥哥元憲宗蒙哥為“先皇”；即位一個多月後，忽必烈又效法中原王朝建元“中統”，要知道，從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位大汗，都沒有使用年號，甚至年號也彌漫著濃濃的漢人正統味，所謂“中統”，就是“中華開統”，就是中央王朝的正統。
在即位詔書中，忽必烈自稱為“朕”
11年後，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蒙古帝國正式納入了漢族中原王朝的序列。
在蒙古草原的那些貴族甚至牧民們看來，不按規矩來的忽必烈已然背叛了淳樸的蒙古舊俗，沉迷於漢人的那一套假模假式而不能自拔，只有“蒙古本位主義者”阿里不哥才是蒙古大汗的不二人選，才配得上草原的擁戴。
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忽必烈在開平的的自行登基未必單純是他的個人意願，而是受打了漢族士大夫的極力推動所致。在漢族士大夫眼中，如果敵視漢文明的阿里不哥即位，將是漢人和漢文明的滅頂之災，只有“親漢”的忽必烈即位，才能阻止這一恐怖前景的發生，因此，漢人不僅要極力推動忽必烈參與奪位，還要盡全力幫助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
甚至可以這麽理解，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這兩位兄弟之戰，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演化為了“親漢派”和“蒙古本位主義派”這兩大集團的大決戰，是決定了蒙古帝國向何處去的命運和路線之戰。
無論漢族士大夫對忽必烈的“親漢”立場是否作了一廂情願的過度解讀，在之後的大戰中，漢族士大夫連同漢地世侯的確為忽必烈的戰爭效了犬馬之勞。儘管阿里不哥的最大優勢是得到了蒙古本土的人力支持和資源支持，單論蒙古騎兵的話相對忽必烈而言具有某種軍事優勢，但忽必烈的比較優勢在於，他的麾下既有蒙古軍隊的武勇，又得到了漢地巨大的人力支持和經濟支持，可以說，忽必烈的軍隊是一支多民族構成的多元軍隊，又擁有著遠超蒙古本土的經濟實力，在真實戰場的對決上，忽必烈軍具有打贏戰爭特別是長期戰爭的實力保證。
而戰爭的進程也果不其然，經過四年的鏖戰，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忽必烈最終徹底擊敗了阿里不哥。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說，其間儘管戰場勝敗互現，但漢地的人力物力支持成為了忽必烈的一張”王牌“，確保了忽必烈可以不計一時成敗，連續持久作戰，直至最後勝利。
事實上，阿里不哥的失敗不單純是戰場上的失敗，打到戰爭後期，阿里不哥軍已是連糧餉供應都保證不了，真正是打成了破落戶，最後不得不親自以蒙古傳統的罪人儀式到忽必烈軍請降。
經過與阿里不哥一戰，蒙古的本土派實力元氣大傷，短期內再也無法構成對忽必烈的實質威脅。此時，一些漢人士大夫或許正在暢想，忽必烈可以真正放開手腳，大膽推行全盤漢化，“以夏變夷”，像改造金帝國一樣，將蒙古帝國改造為又一個中原王朝。
李璮之亂
但忽必烈讓漢族士大夫們失望了，歷史的轉折或許就是因為一樁偶然事件。
1262年（中統三年）二月初，自父親李全開始就作為世侯盤踞山東的李璮突然起兵反元，讓正與阿里不哥鏖戰的忽必烈陷入了兩線作戰的窘境中。
不過忽必烈的“平叛“進程倒是順利得出奇，李璮起兵時氣勢洶洶，南邊向南宋稱臣請求援軍，北邊積極聯繫其他漢地世侯力圖組成反元聯軍，但一打起來， 僅用了半年，李璮就全軍潰敗，自己在濟南大明湖投水自盡，還因水淺未死被援軍活捉。
但試想，如果其他漢地世侯確如李璮所設想的那樣聯動起兵，忽必烈可能就真的危險了。漢地世侯們沒有參加叛亂，反而積極出兵征討李璮，究其原因，固然有實力對比的權衡計算，但他們將親近漢人與漢文明的忽必烈視作“自己人”，缺乏反抗異族的動力，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從這一點而言，忽必烈也算是求仁得仁，因為自己的“親漢”而得到了“福報”。
但是，忽必烈卻沒有按照這個邏輯思考下去，他有著自己的邏輯，將李璮的反叛視作自己“親漢”的恩將仇報，對在一系列戰爭中大力支持過他的漢地世侯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以至於準備除之而後快。
在平叛後不久，忽必烈就下令罷黜有如一個個小諸侯的世侯制度，不僅廢除了封地改為中央直轄，而且令世侯們交出原先統率的“私家軍隊”，從根本上消弭了下一個李璮的出現，一手平定李璮之亂的史天澤被當作了典型首先開刀，史家子弟一天內有17人被解除了兵權。但好在，忽必烈並沒有斬盡殺絕的意思，在世侯們交出兵權和土地之後，就不再追究下去，忽必烈甚至表現得比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還要大度，像史天澤和張柔張弘范父子這些人，日後仍然得到了重用，封侯拜相，指揮崖山滅宋之戰的張弘范，死後甚至得到了封王的殊榮。
如果說李璮之叛讓忽必烈對漢地世侯信任全失的話，那麽，文臣王文統的參與反叛則讓忽必烈與自己一路攜手走來，甚至構成了某種政治同盟性質計程車大夫集團之間產生了不可逆轉的裂痕。關鍵是，王文統曾深受忽必烈信任，幾年之間就做到了幾乎相當於宰相的高位（平章政事），總管內外百司的政務。
忽必烈在誅殺王文統前曾對他說：“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為此？”像這樣一個重臣竟然參與反叛，對忽必烈心理衝擊可想而知，認為他“負國恩而謀大逆，死有余辜”，甚至由恨極王文統而擴大到憤恨整個士大夫儒臣集團，也並不奇怪，畢竟，王文統算是文臣之首了，
在征伐阿里不哥與平定李璮之亂這兩場幾乎發生在同一時刻的戰事之後，忽必烈的“親漢”傾向發生了重大轉折。若將這兩場戰事合在一起看，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忽必烈在主觀上受到李璮和王文統的反叛刺激以外，忽必烈之所以放棄“過度”親漢路線，與打贏阿里不哥之後，亟須安撫蒙古本部的“草原本位主義者”有關。畢竟，來自蒙古草原對他的支持才代表了這位蒙古大汗的真正合法性來源，失去了蒙古草原的支持，忽必烈的蒙古大汗之位也就名存實亡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放棄“過度”親漢，也是一種做給蒙古草原看的政治姿態：我忽必烈最終還是咱們蒙古人自己的大汗。
如果再腹黑一點想下去，忽必烈的一開始的“親漢”固然有個人偏好和眼界的原因，但其間未必沒有他想收復漢地人心，挾漢地的人力物力自重，進而爭奪蒙古大汗的政治考量。一旦坐穩蒙古大汗的位置，漢地對忽必烈的政治價值也就相對降低了，無非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經典邏輯，此時，忽必烈必然會轉而表現出對蒙古本部和蒙古價值觀的高度認同，收復同族人心，實現黃金家族和蒙古人內部的大和解。
以這個邏輯而言，擊敗阿里不哥之後，忽必烈的政治轉向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李璮之亂作為一個意外，可能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和力度，以及讓忽必烈的轉向變得更加大公至正順理成章，得以將其間兔死狗烹的無情政治邏輯深深隱藏起來而已。
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軸》
阿合馬之死
李璮之亂後，忽必烈對漢人士大夫集團由充分信任轉向了戒備防範。不過，蒙元治理漢地仍然少不了士大夫的參與，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也乾不來政務的事，此時，忽必烈想到了蒙古人的“老朋友”：色目人。
中統三年（1262年），忽必烈在漢地設立了十路宣慰司，16名官員中，蒙古人與色目人多達9人，佔總數的56.3%，相當於此前水準的近3倍。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又下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例”。意思很簡單，地方官員的選派上，漢人不能充任一把手。
色目人和蒙古人一樣，在漢地都是佔少數地位的外來者，兩者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更何況，多數色目人都是蒙古貴族的仆從和奴隸，對蒙元政權在利益上是休戚與共，無需懷疑他們的忠誠，置於李璮之亂後忽必烈對漢人士大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的背景下，色目人在政治上得勢簡直是必然的。
但色目人還有一點常常容易被忽視的“優點”，就是多為商人出身的他們善於理財，這使得他們幾乎把持了蒙元政權從上到下的各大理財崗位。而相對而言，漢族士大夫不僅普遍缺乏理財的經驗，而且本就深受義利之爭的影響，在前代王安石變法和新黨已然臭名昭著的情況下，漢族士大夫對“理財”和打著廣開財源名義的“斂財”更是保持著天然的距離感。
而問題的關鍵是，說忽必烈雄才大略也好，窮兵黷武也好，這位大汗總歸是一個花錢如流水的主子，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花錢如流水，這就決定了，無論忽必烈是否仍然親近漢臣，只要漢族士大夫集團不擅長甚至抵製各種理財斂財，眼巴巴等錢花的忽必烈在政務上必然會和漢族士大夫保持距離甚至邊緣化他們，必然會重用聚斂有術的色目人。說到底，理財是忽必烈和蒙元朝廷的剛需，而漢人的儒學則過於高遠和不實用，你孔子哪怕說得再有道理就能變出錢來？
這就是色目人阿合馬登上政壇繼而青雲直上，得寵於忽必烈專權二十年“不得不”的大背景。
正是在1262年李璮之亂後，阿合馬開始逐步接管王文統被殺後空缺出來的理財大權。在阿合馬掌握理財大權的20年間，無論他如何弄權擅權，素有識人之明的忽必始終不聞不問甚至有放縱其權傾朝野的嫌疑，究其根本，不過是如上所說的，求錢若渴的忽必烈身邊，不能有沒有阿合馬這樣的聚斂高手，忽必烈離不開錢，也就必然離不開阿合馬。
而出於儒家的恥於言利不與民爭利的理論導向，漢人士大夫集團也必然會與阿合馬產生劇烈的衝突，並且此種衝突未必全然是因為阿合馬如何弄權，與漢族士大夫發生了權力之爭，我們有理由懷疑弄權這一點在史書上被渲染被放大過，而更是因為阿合馬的聚斂在理論基礎上就與儒家理論水火難容。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長時間的政治爭鬥中，阿合馬始終居於上風，聖眷不衰，反而是將許衡這樣的“潛邸舊臣”鬥出了朝廷中樞，許衡與忽必烈不可謂君臣相遇不深，但終究就是因為“忽必烈離不開阿合馬”，從而黯然出局。此時，舊情並不重要，好惡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錢。
漢人士大夫集團與阿合馬的矛盾發展到最後，眼見在朝廷內的“合法”政治鬥爭無法奏效，索性鋌而走險，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發生了王著殺阿合馬事件。
阿合馬被殺之後，一開始忽必烈勃然大怒，不僅對阿合馬的葬禮極盡哀榮，而且大舉誅殺了王著和“同黨”數百人。之後雖然當忽必烈發現阿合馬有悖主之舉後，又將阿合馬剖棺戮屍，但這只能說明忽必烈拋棄了阿合馬，以及其中不無借阿合馬屍體安撫漢族士大夫集團的意思，但這絲毫不能說明忽必烈拋棄了“理財派”官僚。阿合馬被殺後僅5年，另一個色目人，另一個理財高手桑哥又粉墨登場。
忽必烈或許離得了阿合馬，但他絕離不開“理財派”。無論士大夫集團對此如何不滿，終究無力回天。這就好比在忽必烈在擊敗阿里不哥前，無論時局如何，也不改對漢族士大夫集團的倚重。
時也勢也。
真金之死
權傾朝野的阿合馬被殺得如此之易，原因之一是王著他們不僅假借了平素憎惡阿合馬的太子真金的名義，還拉了一個偽裝的“假太子”在一旁迷惑震懾阿合馬，如《元史》中說，“阿合馬所忌憚者，獨太子爾”。
太子真金，是一顆儒家下的蛋，年輕時便接受了系統了漢式儒家教育。如《忽必烈傳》所說，“太子真金學儒讀經較多，對漢法的認同與接受，明顯超過乃父忽必烈”。
甚至真金的立儲，本身就是“漢化”的結果。蒙古傳統的汗位繼承製是忽裡台大會推舉製，自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後，漢臣們就紛紛建議採用中原王朝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來確保皇位繼承。忽必烈最終又一次打破了蒙古舊俗，出於自利采納了漢臣的建議，於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下詔立真金為皇太子。
頗具陰謀論地說，當士大夫集團發現忽必烈“改弦易轍”，對漢人漢法的熱情遠不如過去之時，他們的注意力就逐步轉移到真金身上，希望通過對真金的全套正統儒學教育以及耳濡目染，在下一代君王身上實現 “和平演變”蒙元政權，將其徹底改造為一個漢化政權的目標。掌握了教育權計程車大夫集團越是發現忽必烈的政見與漢法漸行漸遠，就越有動力在太子教育上“糾偏”，將真金打造為一個比忽必烈更接近“漢化”的蒙古人。
可以說，士大夫集團曾經無限接近了他們的目標。在士大夫集團與阿合馬的長期衝突中，真金始終站在色目理財派的對立面，公開支持漢法派。在士大夫集團的重臣們逐漸被阿合馬排擠出中樞的逆境中，如《忽必烈傳》所說，“太子真金又成了唯一可以和阿合馬抗衡的漢法派領袖人物”。
真金曾有過一段批評“理財派”的經典語錄，言語之間與漢族士大夫已無任何區別，“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蠹”。
時間本站在士大夫集團這一邊，只要他們足夠耐心，等到忽必烈駕崩的那一天，他們很可能就可以依靠新帝真金實現漢化蒙元政權的宏圖。
但問題是，士大夫集團過於操切了，心急之下犯了一個致命錯誤，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某位漢人禦史竟然上書要求年屆七十的忽必烈禪位，“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對於權欲仍盛的忽必烈而言，這自然是無法容忍的。
儘管起初為之震怒的忽必烈在權衡之下，最後“大度”決定對此事不了了之，但43歲的真金卻在驚懼之下猝然謝世。
真金一死，士大夫集團寄予厚望的漢化改革夢也由此希望破滅，漢法派在朝廷中樞也由此喪失了最後的支持力量。
可以說，士大夫集團和漢化派既輸掉了當下，也輸掉了未來。
“內蒙外漢”
公允地說，忽必烈從未徹底拋棄過漢法。法國學者格魯塞早在1939年的《草原帝國》中就提出忽必烈推行的實際上是一種“二元政策”。
這種“二元政策”，我們說是“內蒙外漢”也好，“內北國而外中國“也好，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傳》中說的可能更為貼切，“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編織政治文化的蒙漢雜糅之夢”。從本質上，忽必烈既是“承襲草傳統的蒙古帝國第五位大汗”，“又是作為中原王朝系列的元王朝的開國皇帝”，他的雙重角色決定了他不得不在遊走於“二元政策”之間。
《元史》為忽必烈努力營造的那個漢化帝王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作為儒家士大夫的編著者自身的心理投射，未必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
甚至忽必烈前期和後期的政治傾向轉換可能也被誇大了，忽必烈可能一直都是那個“內蒙外漢”蒙古人，他最珍視的角色可能更是蒙古大汗，而不是中原王朝皇帝。
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忽必烈也深知漢法和士大夫集團對於統治漢地的極端重要性，他可能從來對“漢法”中那些過於高遠的說法不屑一顧，但又對有實操價值的漢法禮敬有加。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終試圖在“漢法”與“蒙古舊俗”之間找一個最佳平衡點，當情境與時勢發生改變時，他又一次次身段柔軟地重新定位那個平衡點，但是，說這一切的前提是，他始終是一個蒙古人，甚至連漢語都不太會說的蒙古人。
但最諷刺的是，無論忽必烈多麽珍視蒙古大汗的榮耀，從他定都中原建立元帝國開始，蒙古帝國與大汗的身份已名存實亡，有時連名義上的宗主權都不被承認。正如蕭啟慶先生在《內北國而外中國》一書中所說，“各地蒙古政權皆已地方化，無法共同擁戴一個遠在天邊，難以認同的大汗”。
無論忽必烈想還是不想，他最終還是成為了一個中國皇帝，而不是他夢想中的那個作為帝國共主的蒙古大汗。這也是一種求之不得的悲喜劇吧。
更多相關閱讀參考：《非常之人》，張明揚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延伸閱讀：
《忽必烈傳》李治安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忽必烈的挑戰》［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6月版
《蒙古帝國的興亡》（上下）［日］杉山正明著，孫越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內北國而外中國》（上下）蕭啟慶著，中華書局，2007年10月版
《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史衛民著，三聯書店，1994年10月版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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