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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與培黎工藝學校

編者按

民不聊生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大西北偏遠的郊縣村落中(陝西鳳縣/甘肅山丹)曾經活躍著一所特殊的學校——培黎工藝學校,專門招收當地農村子弟或流落的難民青年,給予理論聯繫實際的半工半讀式教育,在物質條件最為艱苦,政治環境動蕩不安的年代裡,依靠當地的人力和地產資源逐漸發展出包括紡織、機電、化工、製陶、采礦、農牧、醫療等多門類的小型生產建設基地。學校不僅支援了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也培養出一批在思想、知識和工藝技術上都取得巨大進步的農村青年。這所學校的創辦者是紐西蘭國際友人路易·艾黎(1897-1987),他19274月來到上海,抗戰爆發後,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給工業造成的巨大破壞,他與埃德加·斯諾等人共同提議以合作運動的方式在中國各地推動工業發展,並開始組織工業合作社(工合)。培黎學校正是為了支援工合的發展,從中國普通的工人、農民裡培養技術人才所創辦的。

本期當代文化研究網為讀者推送的是路易·艾黎創辦、發展培黎學校的故事,全文選自《艾黎自傳》,由一位曾經在培黎學校所在地插隊的知青,網友芨芨草wfc一字一句敲入他的個人部落格中(包括本文大部分插圖)並授權本站轉載,特致深謝!七十多年過去了,抗戰時期培黎學校的點滴往事仍然閃爍著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光輝,培黎青年工農們由社會底層的自救-學習-生產所煥發的集體主義精神風貌依舊打動人心。路易·艾黎,喬治·何克等一批為培黎、為中國革命奉獻一生的國際共產主義友人,值得我們永遠的尊敬與懷念!

 

 

 

 

路易·艾黎和培黎工藝學校

 

 

 
 
 
培黎學校——“工合”培訓計劃
 
 

1938年“工合”剛剛興辦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時必須進行辦社和技術方面的培訓。後來的若乾年裡,我們試辦過各種培訓,如“工合”職員的補習班,每年更新一些課程;還有為願意做成本核算和統計工作的大專生而設的高級班。

隨著合作社的發展,我越來越認為該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養內地工業合作社長官人的辦法來,並且網羅能做這種工作的人才,把他們放到貧困落後的地方去,讓他們熟悉當地的條件,並學會處理問題。他們應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從而能創造性地滿足以後的年代可能出現的任何新的要求。

1940年起,我們開始在全國各地,如東南地區、西北地區和西南的四川,試辦培黎學校。這些都是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難的工農子弟而設的學校。培訓主要圍繞著生產部門進行,課堂作業是次要的。每天有半天時間用於生產實習,教學生如何利用和開發當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則上課講理論。整個學製是一個理論與實際緊密合作的集體,至少生產自己需要的部分物品,因為最理想的那些學生家裡太窮,交不起學費。

 


 

鼓勵較大的學生教較小的學生,也是培黎學校通常的做法。學生最好在高小年齡入學,到差不多21歲時把他們輸送出去,就可以在合作基礎上的集體生產中發揮長官作用。

第一所培黎學校是1940年在江西贛縣創辦的。從那裡畢業的學生對東南地區的合作社組織是個有力的支持。1940年秋,設在寶雞的西北辦事處也開了個類似的短訓班,但隻辦了6個月。另外兩個學校,一個在廣西的桂林,一個在湖北的老河口,開辦不久都被當地國民黨官員解散了。隨後,又在西北的雙石鋪、洛陽和蘭州各設過一所學校。雙石鋪是陝西省秦嶺山區的一個小鎮子,如今叫鳳縣,附近的老鳳縣已改稱鳳州。抗日戰爭初期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合作社中心,希望它可能成為人民遊擊部隊的工業基地。1939年我從延安回來後,根據紅軍朋友們的建議,決心盡力把它發展起來,因此就把學校和我的住所放在這裡。開始時,學校只有山坡上的三間房,當中一間是紡織車間,另外兩間是教室兼宿舍。只有十幾名學生,由一名教師負責,他要為讓孩子們有飯吃、有事乾而操勞。結果,一個個教師很快相繼棄職而去。喬治·何克被派去接任時,他已是頭一年(1941年)當中的第九任校長了。

喬治·何克是個年輕的英國人,畢業於牛津大學。他隨著姑媽穆裡爾·萊斯特(一位和平主義的公誼會教徒)做環球旅行途中,於1937年來到中國。經史沫特萊推薦,他以一家美國新聞通訊社臨時記者的身份到了延安和華北解放區的一些地方,被那裡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1938年,經史沫特萊介紹,我在武漢第一次見到他。談到他近期在中國的計劃時,我對他說:“你要想找個工作忙而無報酬的差事,那就到寶雞我們西北“工合”辦事處去,我們會給你很多事乾的。”說罷,我就把關於他的事完全忘了。直到一年以後我到寶雞,發現這位年輕人已經在那裡了。我們談論了“工合”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及其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當時,國民黨已明白表示它不想要合作社,尤其是生產合作社。喬治深信,在國民黨地區是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合作社體系的。他認為,我們不得不放棄任何大規模擴大“工合”的想法,因為那只會導致小資本家趁機自封為“合作社”或工廠的經理,盜用“工合”的名義逃避賦稅。他讚成設法保持和完善現已扎下根的合作社。他並且認為,我們集中精力培訓農民子弟不僅可以針對當時“受過教育者”的偏見,證明技術長官人是可以從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培養出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將能夠提供一批習慣於集體勞動的技術熟練的人,不論把他們派到什麽地方去,都可以立即參加那裡的建設。

約有一年的時間,雙石鋪是我們的一個主要培訓中心。喬治起早貪黑,努力工作。不久,在新建成的宿舍和作業室裡他已有了60來個學生,並添置了一台機床,一架小型汽油發動機,開辦了機械車間。在一名學生范文海的帶領下,安置了河南難民並開展了燒石灰、伐木材、燒磚等活動。我們還為大批河南難民辦了一個小診所,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藥品,竭盡所能護理傷員。

洛陽和寶雞兩地的培黎學校都沒能辦多久,它們都在遭到轟炸後關閉了,學校的長官人早已被抓進了集中營。這兩所學校由於過分強調生產自給,到晚上學員們已疲憊不堪時才上課,所以辦的不成功。在寶雞的學生製作玩具賣給街上的一家小店。學校解散後,沒有一個學員參加“工合”的工作。

洛陽那所學校有從合作社來的孩子,也有學生。“工合”主任被捕後,他們有一半人去太行山投奔八路軍。洛陽是晉豫一帶合作社的地區中心。我去了那裡了解情況。只見在城外一個有幾孔窯洞的院子裡,露宿著一小批原來的學生。學校的設備已蕩然無存。有幾個學生竟被所謂的“合作社”的官員們當做住處的傭人使喚。我們總算把這批學生全部轉移到了雙石鋪,並加入那裡正在擴大的隊伍。他們是絕好的材料。

在雙石鋪的最後階段,“工合”的秘書長開始抱怨把錢花在西北這樣一個小鎮裡,認為在重慶辦學,官員們看得見,可以獲得更大的信譽。由於安徽的黃山是委員長度周末愛去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黃山的路旁選了校址。我十分反對這種主張,從未去看過這所新“學校”。喬治·何克生怕孩子們失去受訓練的機會,還是去了。他發現孩子們摸黑坐在一間屋子裡,燈已被拿到別的房間去為當地官員舉行晚會用了。儘管制定了教學計劃,教師們卻不來上課。曾經計劃要在臨近的運輸大院裡做一些活,但沒有多大乾頭。這批孩子很快便遷到了雙石鋪。

辦以上幾所學校時,技術長官力量不足始終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清楚地看到,唯一的出路是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專家。於是,便從雙石鋪選派20名有發展前途的青年到成都去開辦一個分校,利用那裡的設備搞毛紡,主要從事紡織和製革。成立這所分校是為了同抗戰中遷至華西的金陵(南京)大學的農村工業研究工作掛起鉤來。由於分校設在一所教會大學的校園裡,園內各種文藝消遣活動分散了注意力,這項實驗並不很成功。孩子們固然努力卻很難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他們所在的那些技術部門有很好的設備,但沒有好的長官,在生產和改進訓練方面缺乏集體的、預定的目標。工作時斷時續。兩年以後,約1944年,所有的設備都撥給了我們之後,我們便把設備連同學員一起遷到了西北。19429月在把雙石鋪學校西遷的想法產生之前,我們在蘭州郊外的穆柯寨辦了一所學校,作為西遷的中間站。這所學校辦得比較成功;不過,同時維持它和山丹學校兩處在經費上的困難日益明顯,它在1947年關閉了,學生和設備都搬到了山丹。

 
 
 
“培黎”——為黎明而培訓
 
 

當“工合”決定開始小規模地辦訓練班,為合作社培養技術員和指導員時,這種補習班就叫做“工合”培黎工藝學校。我選用“培黎”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約瑟夫·貝利,一個從1891年起一直在中國的美國人。他主張我們這種培訓辦法,而且在美國很出名;我們曾從美國籌集到大量資助。再者,“培黎”在中文裡是“為黎明而培訓”的意思,我們認為這樣命名很合適。

我是20年代後期在上海認識貝利的。我讀到他在報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農村需要技術培訓的文章,便去拜訪他,結果看到他就住在一間小閣樓裡,室內盡有一張床和一個小書桌。他正用打字機記述自己的想法。我們成了朋友。他常告訴我不要隻呆在上海,要在中國真正所在的農村去學習,設法了解人民。因此,我們在上海的幾年當中,很少在周末或節假日不一同外出,到農民乾活的地方去,在那裡可以看到河渠和寶塔,平底帆船和農民,觀賞景色,增長知識。

貝利啟發人們獨立思考,並進行創造性的勞動。他已經開始為他未能預見、也未能活著見到的新中國培養青年。貝利作為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創辦了南京大學農學院。執教期間,他讓學生們住到紫金山附近去,重新植樹造林。這位古怪的老人常說,向饑餓和絕望的人傳教是沒有意義的。“你必須先改善他們的生活,然後才能向他們講哲學。”他竭力推行自己的一套林業主張,並常年為之奮鬥,希望製止人們砍伐森林。他使紫金山的一側種上了樹苗,然而清明節一到,便眼見所有的小樹都被人砍走,做成細棍,用來挑紙錢插在墳上了。他的第一次植樹努力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不過,他提出的把清明節定為植樹節的意見,在袁世凱執政時期就被政府采納。

只要聽說有自然災害,貝利就設法到他可以支援的地方去。他曾經幫助把山東的饑民安排到吉林定居;東北發生霍亂時,他又建立了一所霍亂醫院。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影響到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不久便指使匪徒將他毒打一頓而且趕走。他不斷派送年輕的中國人到美國去工作和學習,這些青年回國後被稱為“貝利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是“工合”運動的骨乾。

他在晚年70多歲時還和劉廣沛在安徽的和縣做農村改革工作。我同拉夫爾·賴普吾執教的上海麥倫中學的不少學生(其中包括邁克和阿蘭)一起到那裡去。這批學生可以幫助實現他的部分計劃,而那是一件值得一試的很有意義的工作。貝利出去作了一次環球旅行,後來發現患有前列腺癌。雖然動過一次手術,結果還是複發了。在美國住院是很花錢的,他不願意成為家庭的累贅,竟跑到後院開槍自殺了。一個曾在中國為造林的基礎工作和技術培訓而努力奮鬥過的老人,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善良的普通中國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由雙石鋪西遷
 
 

 

喬治·何克來到雙石鋪培黎學校任校長時,並沒有多少校產可接收,荒山坡的一塊空地上有一座3間房的校舍,室內僅有的生產設備就是一台織布機和一台繞線機。廚房空空蕩蕩,外面的旗杆上飄著一面邊緣破碎、幾乎褪成白色的國旗。在其中一間屋裡,十幾名還未離校的學生睡在課桌上,他們一個個無精打采,渾身疥瘡,營養不足,身上盡是虱子。“工合”的人看到這樣的學校覺得可笑,普遍的呼聲是:“何必為這麽個地方操心?放棄算了!”人人都想得到撥給學校的那筆錢。

起初,只有喬治一位教員,但他很快設法讓鎮上的“工合”職員派人來教中文功課,並著手使這個培訓項目變得有意義。他把我那間接近完工的平房拿去做了學生宿舍,而在房後的山坡上開了一孔窯洞供我們自己住。不久,又在學校和宿舍周圍修起圍牆,院內布置了花園和籃球場。1942年春末夏初,整個學校的面貌顯得歡快明亮多了。雙石鋪、寶雞,還有更遠地方的合作社開始把徒工送來學習。

在雙石鋪,一如“工合”歷史上在其他地方一樣,主要的問題總是財政問題。有的時候,喬治·何克簡直一籌莫展,雙石鋪能得到的任何現金都必須經過“工合”西北地區辦事處,然後到主管“培訓”的婦女工作部,這才到學校。由於向這兩個部門要經費的很多,要從他們手上拿到錢是很不容易的。

有時連一天的口糧也不夠,喬治只好到村裡街上的店鋪去賒點玉米面來再湊合一頓。而在那災荒戰亂的年份,賒借可不容易。還有的時候,喬治自己要騎自行車走100多公里翻過秦嶺山口去寶雞,連爭帶求要點現金,當夜再騎車返回雙石鋪。有一天夜裡他遇上了土匪,總算掙脫了身,把那筆寶貴的錢帶回了學校。

在如此情況下,紡織車間和機械車間還是建起來了,因陋就簡,有了一些基本設備。一年以後,這些簡陋的條件已遠遠不適應學校發展的需要了。喬治設法得到了一些資助,並使學生增加到60人。為學生找各門課程的教師也極其不易,喬治還是找到了臨時的幫手,至少能夠正常地開課,而且總的說來,學生們喜歡上這些課。每周三、六各有兩節機械製圖課,尤其受歡迎。

我們的學生大部分是河南逃難來的農民,他們竭力希望謀生立命。只要稍加提倡,他們肯吃苦耐勞,結果形成一種校風,一直延續到後來。喬治喜歡與這些孩子們在一起,並且認為他們當中有些人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也感到這些人就是中國富強可以指靠的人才。說實在的,我們在他們面前越來越感到卑微。每當他們在某項特定的活動中取得成功,喬治總是歡喜得夜不能寐,談論個沒完。

我自己也同他們一起在雙石鋪的窯洞度過越來越多的時間。我常常利用兩次出差的間隙去看看,每次都發現情況比我能夠想象得到的更滿意。這個學校所取得的進展使我確信,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培訓人才來推動合作社工業,這項基礎工作具有根本的意義,因此,我常回雙石鋪來。儘管有沙蠅和跳蚤,儘管在山坡下河對岸的谷地裡麋集著流浪的難民和兵痞、國民黨官員等人類渣滓,但它仍不失為一個可愛的地方。

在校園裡度過的那些夏日的傍晚令人難忘,落日的余暉灑在孩子們種在牆邊的高高的蜀葵上,染上一抹淡紅。觀眾們坐在臨時搭起的舞台周圍的木凳上。記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扮演戴眼鏡、穿長袍的官場人物的演員,他們手搖扇子,昂首闊步,以舊時的官腔向卑躬屈膝的下屬粗暴地發號施令,最後鬧了笑話,逗得觀眾捧腹大笑。望著雙石鋪谷地的高山,還有那通往甘肅的梅嶺關,想起幾百年來軍隊以及一批批用鎖鏈串在一起被充軍的人曾經從那裡走過時,不禁黯然神傷。但看到校園內的情景並領悟它的內含,又使人頓時豁然開朗,這裡培訓的人將勇往直前向舊事物宣戰,他們又會培訓別的人跟著他們前進,直到整個新世界到來。當他們在演出結束時叫“好”的時候,這喊聲在我聽來即表示歡快,又充滿勝利的豪情。他們直覺地感覺到勝利,因為他們已開始體會到他們具有除舊立新的力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人的進一步推進已在意料之中。有人指出,我們的校舍可能會被國民黨軍隊佔用。情況越來越清楚,政治形勢將不允許我們繼續留在雙石鋪。我們業已困難重重,這些困難不斷抬頭,似乎使我們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現在又出現了需要考慮的新問題。我和喬治商量下一步該怎麽辦,我們倆都已被國民黨定為親共的危險分子,錢又來之不易,都得靠在全世界各處乞討。沉重的政治壓力正落到我們身上,寶雞的合作社辦事處已經向喬治下令:凡年滿16歲的學生都要加入聲名狼藉的反動的國民黨青年團。我們是否應該收攤子結束這兒的工作,到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其他陣地去,看看我們在那裡能乾些什麽呢?

喬治覺得往後我們對“工合”運動乾不了其他什麽了。我們一致認為,在國民黨和支持它的封建勢力當權的情況下,培訓任何人去從事合作社工業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但實踐證明,雙石鋪的工作是好的。喬治說:“我們應當繼續培訓,為了將來人民來接管,很可能首先在西北。”接著我們便分析這還要多長時間。

我說:“現在抗日戰爭已成為全世界的鬥爭的一部分。人民一定會勝利,但這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而在鬥爭結束之前,國民黨當然會想方設法消滅共產黨。他們已經動手了。不過,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國民黨不得人心,是毫無希望的、愚蠢的、最終必然要失敗的。”

喬治同意我的看法,我們決定繼續辦學。將來,人民的軍隊能發現這裡有技術力量和一個工業基地——哪怕是像我們在農村搞的這樣一個小工業基地,總也是件好事。可是,在整個反法西斯鬥爭結束和主要的城市得到解放之前,在八路軍最可能佔領因而對他們有用的地區,哪裡是我們能去的合適地方呢?哪裡能找到一個原料足以自給的地方,以便我們能以這60多個學生為核心,求得盡可能大的發展呢?延安周圍的邊區被國民黨軍隊封鎖了,我們無法帶同學們偷偷進去,即使能進去,也無法給他們把錢和機器帶進去。看來,最好的辦法是在遠離雙石鋪和寶雞的地方找到一個地點,使我們既能夠擺脫勢將淹沒我們的麻煩,又可以建設一個對新時代有用的基地。

1942年夏,我在雙石鋪小住之後,遇見正往重慶去見周恩來的趙叔翼,他是“工合”冀豫辦事處的一位指導員。我說,如果周恩來認為那樣最合適,我們可以帶著所有的學員穿過雙石鋪以北山區的封鎖線去延安;否則我們就去西邊找個可以得到設備和人員的地方,在那裡為解放做準備。如果要我們向北去,那就給我們捎話來,在那裡為解放做準備。如果沒有話傳來,我們就向西去了。趙後來告訴我,他給我們帶到了口信。我們沒有得到訊息,所以就著手制定向西去的計劃。

 

 
 
 
山丹——絲綢之路上的綠洲
 
 

正當我和喬治商量行動計劃的時候,約瑟夫·尼達姆(李約瑟)博士來到了雙石鋪。他當時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正往玉門油田去解決一些技術問題。他是研究指南針、活字印刷、火藥和鑄鐵等中國古代發明的第一個英國人。40年來,他一直在魯桂珍的得力協助下,孜孜不倦地編寫一部震驚世界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全書預計共20卷,現已出版多卷。歷史上或許還沒有一位科學家像李約瑟博士那樣就一個龐大的題材寫下如此豐富的材料,以清楚敏銳的頭腦篩選證據,尋求事實,為後世創作一副完整的圖畫。他在半途停車,在我們學校裡的車間裡修理他的卡車上的一根斷簧,我很高興見到他。當晚,我邀請他在我們窯洞裡共進晚餐,吃的是玉米棒子、饅頭夾蜂蜜,交談到深夜。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免費搭他的車去甘肅西部看看。

甘肅西部是中國西北廣大不發達地區的一部分,有著不同民族之間長期混戰的歷史。國民黨政府在這一地區的統治一向薄弱。整個30年代和40年代,全區基本上為穆斯林軍事強人馬步芳所控制。

到了蘭州,我從分校找了兩個學生在路上幫忙。之後,我們便開始了穿過河西走廊的長途旅行。左邊是祁連山高聳的雪峰,右邊是長城的殘垣斷壁。我們的車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在戈壁灘上行駛了好幾天,一路上除了在小客店歇息外,車子還多次拋錨。李約瑟對如何寫他那部中國科技史,以及如何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起來,談了很多想法。我們也談了中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

後來,我們便到了山丹。這是河西走廊狹窄平原上一系列綠洲中的一個小城鎮。它位於祁連山和北山之間,海拔1560米。山丹歷史十分悠久。在現在山丹的地界內,2000多年前漢代曾建過兩個城池,當時從北山上依然可見其中一個城牆。在漢末以後的混亂形勢下,匈奴又卷土重來,並佔領了張掖地區。後來,它的一個王子與當時正在興起的鮮卑族拓跋魏諸王合並到一起。但是土耳其人的祖先阿薩納部族則進入了今日的山丹縣,並在大黃山腳下建都,取名“金山”。現名改為山丹則是後來的事。這是因為夕陽的余暉照在大黃山的崖面上,形成一個很像“刪”字形狀的影子,所以取名刪丹(紅色的“刪”字形山)。到了唐代,這個城市發展成為擁有58條街道的一個興旺的貿易中心。市內一架巨型水車把山泉提到城牆上面,然後再送下來澆灌市區內外的菜園。唐朝一位王子常駐此地負責接待外國商人並洽談生意,以致阿拉伯商人誤以為這就是中國首都。

隨著唐古特人的西夏王國的興起,這座古代的前沿都城被毀掉了,因為西夏需要的只是一個集結地,以便由那裡翻過北山順利地去他們在寧夏的都城。他們在通往北山的山口對面建造了如今的山丹城。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推翻西夏王國之後阿拉善的蒙古族王子於公元1269年把山丹定為他的國都。他把“刪”字寫成“山”字。從那以後就一直叫“山丹”。到了明朝,儘管經常遭到地震的破壞,山丹城還是得到擴建和重建。修建了一座叫做發塔寺的大廟;在一座舊寶塔的原址上還修建了一座舍利子塔,舊寶塔中發現了一個盛有據說是印度阿育王頭髮的匣子。

山丹縣的人口在清代乾隆時期為24萬,同治年間為9萬,我們到那裡時只有3萬。雖然歷年穆斯林造反而顯得破敗,山丹仍然具有一座古城的魅力。街上的地主家門前都掛著有封贈的匾額,藍底金字,漆得亮堂堂的。這裡是我在中國各地旅行中所見到的最窮的地方,然而它卻有一種特別的氣氛。房子,你想租多少就可以租到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糧也有,還有非常勤勞的人民,當我聽說那裡的自然資源,看到那裡的空房和壯麗景色時,更感到大有希望。城裡的國民黨官員不大會來這裡,我們可以靜悄悄地進行我們的合作社培訓和生產活動,甚至擴大這些活動,也不致引起人們過多的疑慮和嫉妒。在這窮鄉僻壤的一小批農民孩子們,尚未開發的遼闊草原,臨近油井可以得到優質石油,還有煤礦和陶瓷作坊、造紙原料、皮革、羊毛和駝毛等,這一切正是當時我們需要的條件。

除此而外,我還聽當地一位老人談起長征中第四軍和第五、第六軍的年輕人,1936年接受命令去新疆時,進行了英勇卓絕的戰鬥。他們把山丹作為第一個進軍目標,這些部隊屬於徐向前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他寫過他們如何首戰告捷,後來又如何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遭到馬步芳軍隊的殘酷屠殺。歸途中又經過山丹,我聽到更多的關於當年紅軍的故事。於是我對自己說:“讓我們把學校就建在這裡,作為對他們的一座活著的紀念碑吧!”

由於卡車發動機的軸承壞了,我和李約瑟不得不在敦煌逗留了一個來月,這使我們有時間詳細考察了開鑿在山岩上的400來個石窟。窟內到處是佛像的碎片——佛手、佛臂,還有剝落的大塊圖彩泥巴。我們來到一處不經常有人去的石窟,只見在那尊怡然自得的佛像面前,一隻深黃色的巨臂杵在地當間。這隻臂屬於一個唐宋時期用泥巴塑造的凶相金剛。如今,它那緊捏的拳頭衝天豎在地上,好像是要喚醒那一層層靜坐在那裡的眾多羅漢,他們的成千上萬隻眼睛望著它……我不禁想到:“古人的想象已經消失了,該用什麽新的想象來替代它呢?”

我們在敦煌的日子由於經常有蒙古族牧民來來去去而增添了生氣。他們對哈薩克族人有世仇,而當地國民黨當局的政策似乎就是利用這種世仇煽風點火,我當時很喜歡敦煌,心想將來有一天真的出現了大同世界和持久和平,敦煌將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旅遊中心,各國人民都會想來看看這個奇跡。這地方所處的位置,還有它理想的氣候條件和美味的果品,將使它放出異彩。這些夢想今天已成為現實,真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使我難忘的是一個美好的秋天早晨,楊樹閃耀著金色的光輝,我們剛在小河裡洗完澡,正在岸邊曬太陽。這時,從對面褐色的荒山上走下來一隊農民,他們默默地走得很快,這些形容枯槁、兩眼充血、面色憔悴、衣衫襤褸的人們,一言不發。他們是山上的采金工人,吃的是精打細算後制定的最低標準的夥食,就那麽一點點糧,就那麽一點點水,勉強支撐著身體在那裡刨金子。這使人不禁想起,不論在哪裡采金都有一部心酸史。

回到雙石鋪,我便對喬治談起我對山丹的印象,給他講了紅軍的故事。當他聽到要在那裡建校以紀念紅軍的想法時,臉上頓時煥發出光彩。接著我們談起那裡的住房條件,那裡的煤、鐵、瓷土、羊毛、空地和廣闊的發展前途。我們的教員也許不願意去,但年齡較大的學生能夠代替他們,我們對他們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我們將按到過山丹的老紅軍的傳統一起成長,並為喬治滿懷希望所描述的新中國進行一些培訓方法的試驗。要去的地方很遠,差不多要向西走1100公里,而且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首先,所需的現金將取決於我們乞求援助的效果,取決於能否說服“工合”總部和國際委員會批準搬遷並給予支持。

於是,決定開始進行遷往山丹的準備工作。我後兩次去蘭州時,拜訪了當時的省建設廳廳長張心一,他是位優秀的農學家,又是甘肅人,很想讓他這個省在西北的建設中走在前面,但在舊社會屢受挫折,一籌莫展。我向他指出,只要日本人進犯西安,我們在雙石鋪就呆不下去,因為已有人通知我們,如果西安陷落,我們的校舍將被國民黨軍隊佔用。張心一看了看甘肅的地圖說:“現在你想把學校設在哪兒呢?古浪怎麽樣?”他指著崎嶇的烏鞘嶺西頭的一個地方。“或者永登?”說著又把鉛筆移到蘭州附近。我指著地圖上的山丹問道:“這個在甘州(張掖)以東60公里的小地方怎麽樣?”他有點遲疑地看著我說:“那是紅軍到過的地方!”“那裡有煤、陶瓷土、很多空房和水源,”我反駁道,“那塊荒涼的平原,地處兩座高山之間,大部分地方曠無人煙,肯定不會有人來搗亂。”他笑了笑說:“那好吧,你去試試吧。”便給我開了一張去那裡的通行證。後來,那個在南京屠殺過共產黨人的甘肅省主席谷正倫聽說了這件事,起初他很懷疑,但最後說:“沒關係。即便他們是共產黨,又能在那個荒涼的‘走廊’乾些什麽呢?”所以,就批準了。後來,我們請了張心一擔任我們的名譽校長,當時這在政治上是大有幫助。他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和理解我們的支持者。

我回到雙石鋪看到喬治正苦於應付那些國民黨黨棍。他們抓走了一位教員,還想把一些較大的學生硬拉進國民黨的青年軍。喬治自己也給抓起來過。所謂“青年軍”無非是一幫無恥的流氓,他們走東竄西,毆打店員,搶劫農莊,砸爛客店,這就使建校的事更加迫切,我們積極著手計劃搬遷。

 

 
 
我們的“小長征”
 
 

我先去山丹安排房子,發現城內大部分寬敞的房子都空著,還有50來座廟,有的只剩斷牆殘壁了,縣政府把持在馬步芳匪幫的一個地主流氓手裡。最終,還是讓我們租用了已經廢棄的發塔寺。馬步芳的部隊曾在那裡駐扎過騎兵,寺內門窗都被卸掉燒火用了,柱子也被餓馬啃得坑坑窪窪。幾百尊佛像古裡古怪地坐在四面透風的廟堂裡,鴿子飛進飛出,整個地方破爛不堪。我在主要的那條街上租了幾棟房子,作為學校的臨時駐地,然後回蘭州去接第一批33名學生,他們已從雙石鋪到達蘭州。

1944年1221日,我們租到一輛公路卡車,所謂“羊毛車”,也即抗日戰爭初期蘇聯支援中國的一輛舊卡車。孩子們把鋪蓋卷和我們在蘭州所能採購到的物品,包括4大缸鹹豆辣椒一起裝到車上。每人一身新棉襖,還有一件老羊皮襖。他們把帽耳朵放下來,護住耳朵,背朝著刺骨的高原寒風而坐,風沙太大時,就用小手巾捂住鼻子。路上一共走了4天,沒遇到什麽大的麻煩。只是在一個小河床上車輛陷進冰裡,大家費了不少力氣才把汽車拉出來。最後一天傍晚我們由焉支山上的羌廟沿著大坡而下駛往山丹時,天色已昏暗,由於卡車前面的擋風玻璃已破,司機的眼睛裡吹進了什麽東西,使他駕車偏離了路中央,外側的輪子軋到一堆石頭上,把幾個孩子甩了出來,倒在公路上。因為棉衣和羊皮襖很厚,孩子們沒有受重傷,但還是有許多擦傷和小的扭傷。天黑後,車開到山丹的主要大街,一住進牌坊下我已租好的那冷冰冰的房子時,我們首先處理的便是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們就在這所房子裡開始上課,用的是樓上一間四壁透風的房間。我們決心從一開始就讓大家都有事情做,並且感到有意思。下午,我們的實際勞動是修廟,以使它能用。我們用到處揀來的磚頭鋪教室的地,並為成立機械車間和紡織車間做準備,因為我們已決定要在山丹先辦起這兩項。排成長隊一塊塊遞磚是很冷的,然而那座搖搖欲墜的破廟卻一天天像個樣兒了。

這樣半天上課半天勞動,一直持續到2月份,我們終於聽到喬治·何克帶著學生已抵達蘭州的消息。他還採購了一批物資設備,雇了幾輛卡車將設備運到山丹來。馬拉的大車正在由蘭州來的路上,而這時“工合”又發生了危機。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國際委員會更多的幫助,我就必須去重慶一趟。因此,把學校交付給另一位老師和幾個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後,我便搭了“黃魚車”上路。經過永登縣的時候,在一個客店的院子裡,我看見何克正坐在卡車上打字,學生們在車對面的場地上打籃球。我把一切新聞告訴了他們,他們說車子已經差不多快修好了,就可以去山丹了。隨後,我繼續前往蘭州,經陸路盡快去重慶。

 

事情很清楚,山丹的學校要想生存下去,我們必須有“工合”的名義和庇護。有一次,山丹縣衙門的酒席散後,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官員跑到學校來大罵,說誰都知道我們是一夥“戴紅帽子的”;說學生們應該送去當兵,脫離他們的“外國主子”,還說無論如何,我們所有的人很快就會從縣裡被攆出去。無疑,地主們是竭力反對我們的,因而有必要由“工合”的長官機構出面請求蘭州的省政府當局派一位好一點的縣長來。經過張心一幫忙安排,原縣長被調回原籍臨洮,真是大快人心。

喬治從雙石鋪把學生和物資運到山丹來,一路上出了不少險情。在馬車翻越冰封的山頂時,他們只好跟在車旁步行。一輛車連同馬一起跌進深山谷裡,有人幾乎被摔死。他們的一輛卡車又與一輛裝軍火的卡車相撞,起火爆炸,車上的一些人死裡逃學生。儘管路上這麽多艱難困苦,60名學生除一名因心髒病死於蘭州外,全部勝利抵達山丹。喬治出色地組織了我們這次“小長征”。他當時29歲,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長了。

此後一個時期,我常跑東跑西,喬治則堅守崗位,主持拆除廟裡的舊佛像,安裝鍋爐,安排布置機械組、紡織組和教室的工作。他似乎從不休息。學校面貌在迅速改變。19457月我終於回到山丹時,學校裡的棉紡組在生產棉紗,織布機在織布,機械組開了工,課堂教學也進行的很順利。較大的學生負起了更大的責任,當地的孩子也來參加工作;看來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恰在此時,我帶著“工合”的負責人徐威廉和兩名英國合作黨議員一起從四川回來。他們呆了幾天,對我們所做的工作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們的學校終於在西北的甘肅河西走廊站穩了腳跟。

 

 
 

喬治·何克

為山丹學校奉獻一切的人

 
 

正當學校的發展使我們感到滿意時,出現了一個大的打擊。19457月的一天,喬治在和學生們打籃球時碰破了腳趾,後來腳趾潰爛化膿。喬治說他覺得鄂部酸痛,我們先請來當地衛生站站長給他診治。此人不大愛動腦子,他治病主要的辦法就是使病人寬心。“沒關係的,沒關係的”。他說道。他認為這不過是傷風感冒,稍事休息就會好的。傍晚我去學校時,看見喬治坐在那裡,手托著下巴,樣子很痛苦,面前放著饅頭和一碗已經冷掉了的菜湯。“我想我還是上床睡覺吧。”他說,“感冒弄得我頭暈腦脹。”可是,他還是做各種各樣的工作,直到我離去。第二天早晨,學生們要步行去焉支山,已決定由我帶隊。我走去看望喬治,他還沒有起床。他講話的聲音聽起來輕快了些。他說:“去吧!你們回來時我就會好些的。”我剛離開,他就出現了第一次痙攣,於是派人把我叫了回來。這時,我們才斷定他患的是破傷風,並開始進行搶救。我咒罵自己沒有意識到舊屋的泥土地是細菌滋生的場所,因而沒有準備破傷風血清。對這樣的狼狽境地,喬治和我們一樣感到惱火。

他心情比較平靜時,就讓我念書給他聽。我試念了幾本書他都不喜歡。後來,他讓我給他念斯諾的《西行漫記》中他做了標記的段落。他聽了幾段,微笑地說:“我就是從這裡開始思考許多問題的。”後來,他說:“念一下《共產黨宣言》!就在那邊那本《馬克思主義手冊》裡。”因此,我給他念了幾次,他說:“講得很有道理。”說著便睡著了,不多久又在一陣痙攣中醒來。那天,兩個學生范文海和樊國強同我一起值班看護著他,他要了筆和紙來寫道:“把我的一些送給培黎學校。”這兩個人當時在場。喬治說:“我想我會熬過來的,但人總要有個準備。”經過徐大夫治療,他的病情有所好轉,可是給他做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時卻注射不進去。這樣折騰了許久,當從山裡回來的第一批學生開始走進院子的時候,他顯得平靜和輕鬆起來了,直到他突然窒息,於世長辭。孩子們衝進屋裡,想讓喬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給的搶救溺水者的辦法進行搶救。後來,他們猛然意識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聲痛哭。

 

這位能乾而且生氣勃勃的年輕校長死得那樣突然,我們簡直不敢信以為真。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門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塊荒地上。孩子們身穿白短褂,藍短褲,肅立在周圍。南山在綠樹叢中呈現出白色,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孩子們也像木頭一樣站著。突然,葬禮結束了,孩子們搶過鐵鍬,奮力築起一個墳堆,便離開了。第二天一大早,喬治心愛的兩個養子老三和老四同廚師老俞來到墳地,在墳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饅頭,在那裡坐了很久很久。

為了使人們常記起他,我們為他樹了一塊墓碑,上面刻有一位英國詩人的詩句:

彩色絢麗的生命啊,光輝而又溫暖,

為了它,人們一直奮發向前。

他已逝去,從此不再奮戰,

在戰鬥中逝去的生命,卻更加光輝燦爛。

我們在他的墓旁蓋了一座涼亭,在墓兩側各豎起一個籃球架。後來我們還在墓地周圍建立了一個毛紡組以及造紙、玻璃和瓷器組。我們認為,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722日從此成了我們的假日,學生們開展遊藝活動,在河裡游泳,度過愉快的一天。作為一位傑出的校長和革命者,何克的名字一直在鼓舞著孩子們。有一次他用中文寫過一首歌:“我們在山丹獲得新生,我們堅持在這裡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對山丹和學校確實懷著無限的愛。他要把它發展成為一所為普通人開辦的大學,從根本上為新社會增添力量。他為這個新社會努力奮鬥並且看到它正在中國出現。我想對他最好的墓志銘莫過於:“他的一生和工作,將使原來寸草不生的地方變得芳草如茵。”喬治去世後,他的事跡人們寫了許多。起初,他最親近的同志們老是念叨:“假使這樣的話就……”或“假使那樣的話就……”但一個熟知他的人寫到:“生命的規律是不允許有‘假使’的。我想喬治也不會喜歡這種毫無意義的推測。對他來說,事情是怎麽樣就是怎麽樣。他意識到人民的痛苦和悲傷。他看到他的朋友們死去,看到他們的希望破滅。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這樣;生生死死,他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喬治去世後,我決定留在山丹,設法把工作繼續下去一直到1947年。那一年,我去上海討論“工合”出現財政困難局面,結果是把蘭州培黎學校的60名學生遷往山丹,蘭州的學校就此關閉。

 

 
 
學校的成長
 
 

何克去世後,學校急需招收更多的當地農民學生,提供更多種類的工作,激起對未來的憧憬,使全體人員增強信心。為此,在校南門外沿著小河做了大量的開發工作。我們首先在那裡搞起了皮革生產,這是因為有些農民、蒙族牧民和商人經常在那裡出賣和交換獸皮。另外,從蘭州的那些合作社中請一位製革司機並不困難。冬夏兩季,學生們一面在門前的小河中洗皮革,一面與來賣獸皮的人討價還價。在開始的幾年,他們隻製作冬天穿的羊皮大衣和人們在春秋天都穿的皮襖。那時,他們僅有的機器就是兩台縫革機,其中一台電動的,是在該校任教的加拿大電氣技師休·埃利奧特(嚴立地)贈送的。另外,他們還有一些成都生產的木製機器用來撐皮和磨光皮面。學生們看不上那些木製機器,寧可用手工乾活,也不願意使用。那些小夥子是很好的工人,觀察能力也很敏銳。他們對自己生產的成品表現出極大的自豪感,然而,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時,則顯得很拘謹。

我們還設法辦起了一個造紙廠,用當地戈壁灘上的芨芨草做原料。當時人們說芨芨草根本不能造紙,但我們發現,只要加上零碎的其他材料就可以造出很有用的紙漿。芨芨草的纖維確實不夠長,經常需要加一些我們所能找到的長纖維材料,上光用的松香很起作用,舊草鞋、發霉的亞麻杆和學校或村子裡扔掉的各種破爛,也都幫了大忙。起初造出的紙可供鉛筆寫字,但用鋼筆寫字則嫌太黑太軟,下一步是要想辦法造出適合做練習本用的紙張,因為教師們堅持要用鋼筆做練習。採用增加明礬和松香的辦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當新設備安裝完畢後,那真是個喜慶的日子,攪拌器奇妙地轉動著,紙漿經過平滑的機面流出來,紙的品質立即大有提高。小夥子們很快發展了造紙工藝,看到他們把紙貼在火牆上,再把它刮平,那一連串的複雜技術動作,越看越有趣。在這之前,學校用的紙都是從四川運來的,因此,造紙的成功在我校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座裡程碑。我們生產的紙張不但品質完全可以滿足當地需要,而且我們這個小廠,還為培訓多名學生增長管理和生產知識、掌握手工造紙技術起了良好作用。

造紙組一直情緒很高,他們種的菜地也是全校最好的菜地之一。夏天,他們菜地裡蜀葵和向日葵長得高高的,盛開的花兒,葵杆上爬著香豌豆。他們的門前就是一個游泳的水坑。夏天,陶瓷組和玻璃組的小夥子們飯前總要跳下去洗個快速澡。冬天又去那裡滑冰。造紙組沒有技術員,全靠自己去摸索。我每周兩次和他們研究造紙技術。每次一個小時,並編成講義,油印出來發給他們。

 

對其他幾個生產組,如皮革組、玻璃組、陶瓷組和煤窯組,我們也這樣做,直到他們找到了技術員或自己能單獨熟練地操作為止。我們感到有必要為每個生產組印製一套簡易而又有大量圖解的教科書,在能提供這種教科書之前,教員們還不得不在我們的印刷廠油印講義。

經過我們成功地勘察,證明山丹周圍蘊藏著豐富的高嶺土和長石礦,還有品質很好的耐火土。於是我們產生了建一座校辦陶瓷廠的念頭。這樣,既可以為學校提供瓷碗、廚房用具和醃冬菜用的大缸,又可以讓學生們學到一門有趣而又有價值的技術。

離縣城不遠,有一個叫碗窯溝的地方,是一個古老的陶瓷產地。當地有一個土匪頭子,又是那個地方陶瓷窯、煤窯和各種生意的老闆,好不容易才說服了他同意我們試辦陶瓷廠。我們派從雙石鋪來的一個叫范文海的學生擔任籌建陶瓷廠的任務。他拚死拚活地在窯裡燒製耐火磚,他燒出的磚如果不能說比碗窯溝的好,起碼也可與之媲美。因此,他燒出來的東西很快就投入使用。對范文海和他的同伴來說,燒製每一窯都像是一次冒險的大事:隨著窯溫不斷升高,直到塔狀的烤爐外壁一個接一個坍塌下來,一場鬥爭才算結束,是成是敗才能得到驗證。

接受培訓的人很快學會了製作泥坯,他們對泥坯在手指下神奇地旋轉成形感到開心。他們沒多久就能製作相當複雜的產品了,其速度之快使我讚歎不已。杜安芳從造紙組調到陶瓷組主持工作,在學生們中間樹立了良好的工作和生產風氣。他還著手籌建一個博物館,展覽從附近搜集到的各種各樣的陶瓷器皿。後來,在日本陶瓷專家野口勝的指導下,建起了一座正規的陶瓷廠,修建了一批新窯和一個大煙囪。到了後來,陶瓷組除了完成瓷盤、瓷杯和茶碟的訂貨之外,還接受過耐火磚,絕緣瓷瓶和電氣夾板之類多種定貨。它把玻璃組合並了過來,玻璃組原是個獨立的部門,一直生產玻璃瓶、燈罩和大玻璃杯之類的產品。合並後,便著手生產平板玻璃,以更換我們的紙糊窗戶,因為紙糊的窗戶冬天進光不足。

紡織組是學校建立的第一個生產組。早在雙石鋪時,我們就建立起了兩座小棉紡廠,全都用水電作動力,也曾培訓了一批學生操作這些機器。開始用的是印度產的有300個錠子的高斯型小型紡織機,後來又用以英國設計者哈裡·菲茨帕特裡克命名的HF型毛紡成套設備。它由梳毛機和25個錠子的走錠機組成。遷來山丹後,我們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個大廳裡安裝起紡織機。當時我們的紡織機已增至十幾部,其中還包括兩台寬毛毯紡織機。在山丹時,我們注意到,儘管我們的棉織產品可以滿足學校的服裝、毛巾和被褥的需求,然而我們還需要毛紡設備。有了毛紡設備和充足的毛線來源,我們就可以生產出口地毯。圖案新穎、手工製作的高品質地毯將有特殊的吸引力。另外,還可以生產毛嗶嘰和毛毯。因此,曾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月為“工合”做過很多工作的普艾達,在紐約設法弄到一整套舊毛紡設備,包括走錠機、梳毛機、起毛機、剪毛機和彈毛機,足夠裝備一個工廠,並在戰爭結束後,把這套設備連同一批機床運到香港。這批貨過關可費了不少勁,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阻力,但由於許多朋友的共同努力,我們動用了各種可能利用的力量,最後終於把好容易才弄到的毛紡機和其他設備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卡車,穿過貴州和四川山區運到山丹。

機械車間是我們寄希望最大的生產組,計劃把它列為學校的中心組。機械組創建於雙石鋪,當時只有鉗工用的器械。鑄造部件要在附近一個機械合作社加工。遷來山丹後,由於製作日常用具再無法就近依靠雙石鋪的機械合作社,機械組就變得更加重要。於是我們把撥給我們的舊廟裡的多一半房子建成機械車間,在那裡先後建起了機械工具組、鉗工組、鍛工組和鑄模組。學生們拚命乾,對使用機器和電力作業感到興奮,然而卻又為不能馬上做出大部件而感到沮喪。有時他們也收到一些別處無法加工的活兒,如水堤閘門用的大齒輪,這使他們感到非常得意。

 

學校幾個生產組中,重要性方面僅次於機械車間的就算是電器組了。開始時,這個組設備簡陋,只在全校第一台發電機旁有個小車間,主要的工作是在學校架設電線、挖電線杆坑和安裝發動機。另外,他們也負責為運輸組的電瓶充電和修理電瓶,幫助修理卡車的電路系統。電機車間對當地農民說來一直是個看不夠的奇景,老鄉們傍晚進城去參觀電機車間,透過寬大的窗戶,注視著從他們村裡來的幾個學生,看到他們站在配電盤前,拉開電閘,隨著一聲吼叫,發電機轉動起來,接著他們便看到各個院子的燈都亮了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器組增添了很多設備,他們還有了汽油發電機和柴油發電機。由於粗心大意和技術不到家,發電機有時被燒壞,大風也把電線刮斷過好幾次。由於嚴立地的精心教導,學生們從失敗和挫折中吸取了經驗教訓。電器組就設在印度阿育王塔的旁邊,這座塔在歷史上一直是發塔寺的一部分。

在學校主體建築的馬路對面,還有3個生產組。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有修配車間的運輸組。運輸組剛成立時,只有兩部老掉牙的卡車,但這對我們卻是很重要的。有了卡車,大塊木材就能拉進來,成噸的煤炭和陶土可以倒到指定地點。我們的卡車北去新疆的烏魯木齊,南下四川重慶,為我們運進足夠一年吃的小麥,還為我們掙得了急需的大筆收入。我們當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建立一支能抵製公路上不良現象誘惑的司機隊伍。開始時,僅有的會開車的兩個人受到嚴重腐蝕,替換他們的人帶了個好頭,學校為此感到很自豪。隨著我們不斷增添卡車,運輸組的人數增長很快,幾乎每一個學生都想進運輸組,甚至連很多女生也都躍躍欲試。

還有一個生產組是化工組,生產肥皂、粉筆和一些類似的化工產品。肥皂是學校的必需品,每個學生每月發一大塊。當地農民大都用鹼面,而肥皂當時被人們看成是一種奢侈品。由於我們大肆宣講肥皂、水、空氣和陽光,肥皂生產便成為滿足學校必需品的一個重要部分了。發塔寺附近最後一個生產組是化學實驗室,我們從上海請來一位素質很好的技術員,他和學生們在分析化驗鐵礦石、石灰石和其他樣品方面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陶瓷組和玻璃組用的爐子需要不間斷地供應煤,各處的鍋爐需要燃料,整個學校冬天對煤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這就迫切需要我們自己去買煤。在離城4公里遠的山裡,自古就有煤窯,到處都是用老辦法采煤。那裡的住戶,處於半饑餓狀態,而孩子們一次次匍匐著鑽進地下狹長的坑道,背出可憐的一小簍煤,倒在坑道口的煤堆上。他們掙得的錢,首先被當地的土匪頭子張壽山及其爪牙扣去一大半,剩下的一點錢用來糊口。坑道裡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不少童工遍體鱗傷,忍受著疾病的折磨,那真是肮髒悲慘的行當。

根據地質測量組的勘察和一些當地礦工提供的情況,我們派范文海和沃爾特·易斯利去了解是否能用豎井采煤,如安裝鍋爐和絞車,是否能開出足夠我們一切需要的煤,除了自用之外是否還能生產一些煤以應付開支。第一個礦井效果不理想,但第二個礦井效果非常好。學生們自己搞管理、會計和電路維修,自己開動水泵和絞車。附近煤窯的一些孩子成了學校的固定工人,老礦工擔任領班,范文海則當了經理。學校的煤礦還是很初級的,但已經從原始的生產條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還為幾百名礦工提供了就業機會。

開煤礦前,我們成立了地質測量組和平面測繪組。我們需要為我們申請采礦權的區域繪製精確的地圖,也需要為我們購買的建校地皮和接收的荒地測繪地圖,同時還需要為灌溉工程做出規劃。因而,測繪組的學生們簡直有乾不完的活兒。每逢夏天,地質組的學生們就要長期進山。有時他們即使沒有什麽重大收獲,也可以積累許多有用的一般知識,大家一起生活和探測,過得很愉快。

遷來山丹一年之後,我們逐漸感到需要有一個農場為我們提供足夠的新鮮蔬菜。於是。我們租了20畝地,請一位老農和他的老伴幫我們種菜。平時,我們抽不出人力種菜,只是在農忙時大家全體出動去除了幾次草。後來,我們又先後要了兩塊更大的水澆地,使菜園面積增至原來的4倍。我們還設法在城裡買到一塊地,並在其附近成立了農業組。最振奮人心的嘗試是我們在城南接收了約兩萬畝荒地,通過促進實施一項巨集大的灌溉計劃引水澆地。

從我們修的一條橫跨山谷頂端的渠裡引來的水略帶鹼性,不過我們還是用它種出了莊稼。我們在這塊狹長的土地上,成立了三個小農場。根據當地“四溪平原”的名字,我們稱這塊地為“四壩灘”。起初,我們雄心勃勃,自認為可以像我們水澆地一樣,在那裡種出多種蔬菜。但儘管我們付出大量勞動,隻不過收獲些土豆和糧食,我們還種了很多樹,但西北的山羊和綿羊一起跑來,很快把樹皮咬光,樹全部慘死。

農場的工作,尤其是我們在四壩灘搞的新的灌溉工程,一年中在某些時期需要大量人力。這時,全校停課,大家都帶上鐵鍁去挖土,每個人都非常喜歡這項工作,簡直就像外出郊遊一樣。早上,一長隊孩子,小的還沒有鐵鍬高,川流不息地穿過荒草地,一心要完成任務,這景象我永遠不會忘。收獲季節通常也需要每人乾兩三天活。四壩灘修灌溉渠之後,成了孩子們周末去的地方,我們慣常坐大車通過那條由於千百年來的車轍而顛簸不平的舊石路走出城門,穿過水花四濺的河床,來到野草叢生、車輪深陷的荒地,最後進入建在小山上的住地,旁邊便是我們引過去的水流。晚上,一碗面條下肚,孩子們便湊在一起,逗引某一個唱“孟薑女哭長城”,過一個充滿歡樂和笑聲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吃罷早飯,我們便下山乾活,或耕地,或把從紐西蘭弄來的種子播在甘肅的土地上。當地的農民喜歡和我們的人並肩勞動,邊乾活邊談論雨水和其它他們關心的事情,直到傍晚,我們便順原路回來,精神飽滿地迎接下一周的戰鬥。

農業組還自己進行了工業化。一台電動榨油機只需一個學生操作就可以頂老式油房11個工人的工作量。我們製作了一架很好的水車,用它帶動磨面機。我們還建起了一個小作坊,在那裡做豆腐,生豆芽,做粉條,醃製過冬的鹹菜,釀醋,做醬油。但是,大家最感興趣的還是那個小型糖廠,當我們種出第一季甜菜,安裝起在雙石鋪製造的那個小鍋爐和離心機時,沒人相信我們會生產出糖來。那些農業組的學生們把第一季收獲的甜菜製成紅糖,自然對於一項新鮮而誘人的活兒激動不已。

 

因為農場的工作多種多樣,孩子們都很喜歡自己的工作。我們也盡可能為他們多引進新的設備,引進良種,蘋果和其他水果樹苗。後來,我們還增設了畜牧組。開始時,只有幾隻綿羊,後來逐漸擴大,羊的存欄數增至七百多隻。由於紐西蘭方面的大力援助,我們還引進了一小群庫雷戴爾種羊,並請來一個紐西蘭人管理這群羊。通過印度的K·P·S·梅農,我們弄到4隻漂亮的希塞德爾公羊,這種羊對當地農村是最好不過了。

農場是送練習生去試用6個月的主要場所。在可能的情況下還安排他們上課,以便通過入學考試。考察一個男女生是否真正能勞動,真正能合作很有必要,這一制度也是我們防止各類國民黨官員和地主介紹來的學生充斥學校的最好保障。因為很自然,這些人厭惡勞動,不願讓他們的子女參加勞動。

隨著學校的發展,特別是在何克逝世後,大家都感到學校急需建立適當的醫療服務,使全校師生有一種安全感。起初,我們只有一個兩間屋子的醫務室,有兩三個學生在那裡上碘酒、點眼藥、包扎手指和治療咳嗽等病。後來,公誼服務會派一位葡萄牙化驗師馬葵士來幫助工作,為病人打針和驗血。直到1947年在紐西蘭海外救濟總署的安排下,羅伯特·司賓賽和他的夫人巴巴拉·司賓賽來校,並帶來一些醫療器材。於是我們便利用我們可能找到的所有設備建起了一所農村醫院。司大夫親自開卡車運送磚瓦木料,他還帶領孩子們製作病床,蓋起了一間光線很好的手術室和一間放置顯微鏡和X光透視機的房間。當醫務培訓取得進展後,醫院便開始接受當地的病人前來門診,如確有需要也可以住院。有時,醫院的門診病人每天達70多人,有些病人還是從很遠的張掖、武威和附近地區前來就醫的。司大夫是一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也是一位好教師。他治療的很多病例都取得了滿意的效果,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在教學方面,他克服了由於語言的障礙、缺乏教科書和實驗室標本不足帶來的許多困難,正是由於他的忘我和獻身精神,司大夫受到學生們和老鄉們高度讚揚。1950年,司賓賽夫婦的任期屆滿,學生說什麽也不肯讓他們走,於是他們只好把行期推遲了一年。待他們離開時,巴巴拉已經在山丹生了個小孩。

校醫院的建立確實是一個壯舉。司賓賽夫婦回國後,那些從醫院和手術室工作人員中挑選出來受過培訓的人,為學校和所在地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後來,英國人安東尼·柯溫曾一度主持醫院的行政工作。解放後,人民政府在發塔寺遺址建起了一座非常好的現代化醫院。現在,醫院裡專業的醫務工作人員負責當地的整個醫療衛生工作。
 

 

 

 

 
 
學校的國際方面
 
 

 

學校在1944年遷往山丹時,我們不僅要同敵視我們的當地地主及其同夥作鬥爭,還要同“工合”總部的敵對情緒進行鬥爭。“工合”總部克扣國際委員會撥給我們的經費。他們想把這筆錢用來給新“工合”總部的工作人員發放美金工資。他們正忙著為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把這批人從重慶遷往上海做準備。在蘭州的“工合”指導員們也認為山丹的整個試驗是白白浪費錢,主張“工合”的一切活動都應該在國民黨的嚴密監督之下集中在蘭州進行。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方面對學校的猜疑與日俱增,他們比以往更關心的是打內戰。後來,國民黨把整個甘肅連同寧夏、青海和新疆都交給了馬步芳一派的軍閥們控制,形勢更加嚴峻了。

1947年,蘭州的學校關閉之後,該校60名學生和職工轉來山丹。此外,寶雞“工合”所辦的孤兒院解散後,一批女生也來到山丹,使在校的男女生比例稍有改善。學校又從當地青少年中招收了一些學生。這樣,在校學生最多時達400人,教職員工也增加了。學校還雇用了總共約200名臨時工,從事修建或在農場、礦井工作。這時,對甘肅這樣偏遠的地方來說,這所學校的規模和範圍已相當大了。

然而,除了始終存在的財政困難之外,我們還發現,要想動員中國教師去荒涼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難的。我們學校雖也有中國教師,但如果沒有約30位來自8個國家的外籍教師的協助,學校是辦不好的。這些外籍教師在不同時期是由不同的國際組織派來的。有些時候,我們感到走投無路了,接著障礙被克服了,外援來了,學校才得以繼續辦下去。

何克接辦雙石鋪的培黎學校之後,設法請來公誼服務會派到中國的恩迪·布雷德和羅伯特·紐威爾來協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後勤工作人員就更困難。公誼服務會又一次幫忙,派紐西蘭會計師考特尼·阿切爾(艾啟赫)來協助。考特尼的事業心很強,他建立起學校的財會制度,還培養了一名工作人員。後來,公誼服務會又派來一個美國人沃爾特·史密斯負責運輸組,把許多學生培訓成司機和機械師。

通過我們在美國的主要支持者普艾達的努力,美國協助中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慷慨地為減輕我們的負擔而努力,不僅給了我們資金以及物資、材料、機器、糧食和書籍,還為我們派來了教師和技術人員。嚴立地這位能乾的加拿大電氣技師對電氣組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酷愛自己的專業,並且滿腔熱情地把技術傳授給學生。由於他不會講中文,又沒有教授電氣工程課本,要想使學生們理解他講課的內容,困難很大。但後來他還是設法把課教得很好,他選出兩名學生,先給他們輔導,讓他們在課堂上幫他講解他用中文講不明白的問題。他還很重視學習。有時,他在院子裡做一個大木頭架子,在上面掛起錯綜複雜的電線網,要學生尋找和排除障礙。在他的精心教育下,學生們既動手又動腦,逐漸成為合格的電工。

 

嚴立地確是個人物,學生們對他非常有感情。夏天,他喜歡下午去池塘游泳,每當他的頭部露出水面,孩子們便接二連三潛入水中把他再次按到水裡。然後,他們在水中你追我趕,嚴立地和學生們玩得一樣高興。

毛紡專家雷娃·埃塞(葉麗華)也是美國協助中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派來的。她教授織地毯、網板印刷和印染等一些高級技術。她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婦女,又是一個要求盡善盡美的人,對失誤容易發怒,而我們工作中的失誤當然是很多的。她了解到我們經費困難後,便拿出自己的積蓄,買了毛紡設備和約200公斤紡織染料以提高我們產品的品質,並親自安排這批貨由加拿大運到山丹。我們遷到山丹後不久,美國委員會便組織把一台發動機及電站成套設備連同這批東西的卡車一並送給我們。那時,我們得到了美國人哈利·穆爾和他的朋友希金斯的大力協助。他們為我們開大卡車,幫我們建起了發電廠。

1947年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一個由44國組成,專門為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提供緊急援助的組織——也給了我們很多資金、技術、設備和運輸工具等方面的援助,促進了整個規劃的實行。該組織的副署長弗雷德裡克·利恩·羅斯爵士曾建議我去主持遠東分署的工作,但這一提名被蔣介石以“政治上不能接受”為理由予以否決。然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設在河南的一個分支機構——農工服務社,在我們打算把毛紡設備運往山丹時,給了我們14輛卡車。機器運到山丹後,我們把卡車留下,把其他司機都遣送回去,只有一個美國人唐納德·肯普(甘沛霖)留在山丹教授柴油發動機課程,直到解放後學校遷往蘭州,他才調到天津石油學校工作。和毛紡設備一起運到山丹的還有一些采礦設備、鋼絲繩、水泵、發動機和各種工具。這些東西是我們通過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弄來的,打算建一座校辦煤礦。美國人本·漢森被派來協助這一項目。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給我們派來的另一個工程師是奧地利人布魯諾·哈德爾,他當年在上海曾和我在一起擔任助理工廠督察。1947年,他來學校幫助安裝毛紡成套設備,又留下來一段時間在玻璃生產組幫助工作。當時,燒製玻璃的熔爐坍塌,掉進火裡,坩堝和玻璃與灰渣混在一起,他協助設計了一座新爐,問題便迎刃而解了。我們也曾得到過一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的能乾的加拿大人唐·薩瑟蘭的幫助,可惜他待的時間不長。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下屬的農工服務社派來的外國專家中,最富有創造力的大概就數美國機械工程師瓦爾特·易斯利了。在我們的生產項目中,不論是有關機械、運輸、煤礦還是農場,他都給了我們極大的實際幫助。他有幾件事做得非常出色,並和同學們一起成功地製作或改造了不少設備。我叫他“易大哥”,全校師生也跟著我這樣叫,因此,易大哥便成了他的別名。直到今天,山丹的一些老年人還記得這個名字。解放後,他常被請到酒泉去,那裡的解放軍司令員要他幫他們搞各種機械安裝項目。他回國後便由美國移居墨西哥,至今還與許多山丹學校的畢業生保持聯繫。易斯利曾幾次回中國訪問,他1985年去河南參觀了范文海發起組織的幾個新的“工合”合作社,看到“工合”工作又在基層恢復起來,他很高興。他正在想方設法盡可能為中國提供幫助。

抗戰結束後,來自美國和其他來源的援助少了,紐西蘭的捐款幾乎佔整個學校預算的40%,很多教學和工作人員,如羅伯特·司賓賽和巴巴拉·司賓賽,都來自紐西蘭。由紐西蘭海外救濟總署派往山丹的紐西蘭人還有:喬治和奈琳·馬森夫婦,他們曾在運輸組幫助工作;約翰·本尼特是一位退休的校長,曾協助化學研究工作;馬克斯·威爾金森(魏米思)是一位紐西蘭共產黨創始人的兒子,曾在學校裡當農業專家。

我們學校在這個時期取得的進步,與紐西蘭、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許多其他組織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還有一些外國人是通過其他管道或應我們的特別請求來幫助工作的。英國青年地質學者賴恩·哈蘭德(韓博能)在一個暑假從華西大學來幫助我們找原料,並為我們培訓學生,使他們能夠把勘察工作繼續下去。戰後,我們很幸運得到日本陶瓷專家野口勝的幫助。他是一位卓越的技師,他在山丹留下了製陶瓷的牢固傳統。儘管他的陶瓷廠在1953年山丹地震時被毀,他本人也已回到日本,但他發展當地陶瓷業的主張已在山丹開花結果。野口勝當年是帶著他的管家和兩個兒子來中國的。他的長子野口一郎在學校的運輸組工作,很受歡迎,他的次子在當地上小學。這兩個孩子很快都學會了山丹方言。他們剛到山丹時,常被學校裡的孩子們圍觀,詫異地說:“哎呀,他們和我們長得一個樣!”除了日本人,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還曾有過一個德國人巴克曼女士,她幫助我們管庫房。他是一個很細心的婦女,是個好管家,工作得很好。

這就是山丹學校的國際方面,這一特點由各個管道來這裡工作的普通人保持了很多年。當然,並非每一個來的人都受到了當地這種精神的感染。這裡艱苦的物質生活,使有的人無法忍受,很快就又回到沿海地區去了。但是他們都為美好明天的黎明培養一代新人做出了貢獻。至於我們對物資援助的態度,我們覺得,從國民黨讚助的設在沿海地區的任何外國救濟機構中,抓到可能得到的一切援助都是正當的。我們很清楚,如果我們弄不到手,別人就會拿走,何況我們所在的地方遠離準備打內戰的國民黨主力。當年世界各地支持我們的人,也就是50年代搞和平運動的那些人,他們支援我們時感到是在做進步的事情,我們則感到把他們的錢派了很好的用場。

 

 

 
 
辦學中的事端
 
 

 

 

在山丹這樣的地方,要使一批青少年的思想有所寄托,只有豐富整個培訓集體的生活,並向大家提出新的挑戰。有了大量有趣而實在的工作,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要繼續下去並使之引人入勝,必須有增長和變化,自然,困難是不少的。窯裡每燒一塊磚,每蓋起一座房子,都包含著鬥爭。儘管如此,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吸引著青少年火一樣的熱情。而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當然,由於官方看來我們並非當地真正受歡迎的客人,總有些阻礙發展的因素,而且還有些基本問題要解決。何克去世後,我開始為冬天吃的小麥操心。雇來辦這件事的職員向我保證說麥子已經買到並將運來。但什麽也沒有運來。我們只好把微薄的一點錢財拿出來買了整整一年的糧食。後來我們才知道,由於地主們的反對,我們無法在當地買到糧食,不得不到幾百公里的武威和張掖去買。地主們笑話我們,可我們別無其他選擇。

對於有計劃發展的最大障礙來自一些當職員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我們所開辦的學校根本不對頭,越早關閉越好。但目前他們找不到別的工作,還得呆在這裡。他們在少數幾個不滿意的學生耳邊喋喋不休地說什麽學生乾活太累,沒有前途,什麽也不懂,課堂教學太少,真正的學生應該知道怎麽做而不應該自己試著去做。這些知識分子說,真正的教育來自課堂而不是車間。這種緊張的關係先前還不怎麽感覺到。1947年以後,來了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強的婦女張玉珩。她原是寶雞一所“工合”孤兒院的負責人,來山丹後被分配當學校的人事科長。由於她脾氣火爆,工作中又常常不得不拒絕人們的要求,還因為當時低下的封建意識仍很頑固,因此,有一次,一個較大的學生、國民黨特務安插在學校裡的一個當地地主的兒子打了她。儘管如此,她照舊興致勃勃地工作。無論如何,她是維系學校為一個整體的關鍵人物之一。

學校發展過程中,常常需要應酬當地士紳和國民黨當局。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山丹是一個可供發展的絕好地方,卻控制在一小撮地主和代表他們行事的縣長手裡。幸好他們之間有矛盾,否則我們就無法把學校辦下去了。學校前來之前,他們對地區所有的人操有生殺大權。在這種舊秩序死亡之前,我們總得要派學生或學校代表去參加當地國民黨召集的各種會議,隨時準備接待川流不息來校參觀的一批批官員。在國民黨臨近末日之時,這種參觀越來越頻繁。有時我不得不代表學校去出席縣裡官員的宴會。飲宴常常一直進行到半夜。猜拳開始之後,輸家幾杯烈酒下肚,說的話就帶有惡意了。“艾黎,你知道嗎?你們學校雇的那些工人都不是好東西,他們是逃兵,你在為逃兵提供避難所。”他們還想把我嚇跑:“艾黎,你知道昨夜在東門外殺了很多人嗎?”等等,等等。

馬步芳匪徒就更搗亂了,他們簡直是披著人皮的魔鬼。馬步芳是青海和西北臭名昭著的太上皇。青海是他的私人財產,青海人民是他的奴隸。甘肅西部成了他一個滿意的抓兵地盤。他往往從青海派去幾個兵,把家裡有一個逃兵的家長抓起來。他們把這個老父親剝光衣服,吊起來打個半死,然後威脅說,要是把他放下來,就另找一個替他吊起來挨打。這老人通常熬不過一夜就會凍死,但還得吊在那裡,直到獲準把他放下來。

馬步芳在山丹有個代表,名叫張壽山,是個惡霸。此人以前在軍隊裡當過夥夫,後來很快當上了甘肅西部一個秘密組織哥老會的頭子,而且還是縣商會會長。他派大車去縣糧食倉公然偷糧食,沒人敢阻攔。所有的陶瓷作坊都受到他勒索。有一次,一個小陶工以低於規定價格賣給我們一批陶製水管,結果被他派人把這小陶工抓起來,四肢張開,捆綁在一座老道觀的神像背後,關上門,直到人死在裡面發臭。道長也是惡霸的同夥,當地的工人被迫奉養他。張壽山恣意殺人搶劫,還總想佔我們學校的便宜。由於我們少數幾個學生頭腦簡單,他在學校裡找到了兩個投機分子,麻煩就開始了。

醫院庫房裡的貴重藥品多次發現被盜,有些學生的被褥也被偷了,人們的懷疑集中在醫院的一個廚子身上。有個學生就糾集了幾個小夥伴,把這個廚子揍了一頓。這個廚子跑回5公里以外的碗窯溝家裡,向住在那裡的他真正的主人張壽山告狀。張立即看出,需要的是死一個人。他讓那位道士朋友給廚子服一粒“金丹”,服下去果然靈驗。廚子死後,張在其同夥官員的支持下,來學校要求賠款。我們支付了賠償費之後,他把大部分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隻把一點點給了死者的家屬。

不久,又出了第二個問題。我們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不斷得到一些手用的工具。張壽山很想把這些工具弄到他在張掖的煤礦去用,便指使學校裡的一個工人——那是他手下的人,把這批工具堆在碗窯溝工人們住的窯洞裡。我們讓主管農場的學生劉同禮當時擔任檢查組組長,以製止這種不軌行為。劉派另一個學生到那個家夥的窯洞去,經過一番爭搶,搶走了一捆工具。那個家夥去報告他的主子張壽山。張讓他坐在熱炕上,讓他一煙鬥一煙鬥地抽鴉片,直到他麻醉了,然後把他推到外面寒夜中去。那家夥困得睜不開眼,就坐在路邊大睡,結果不出張之所料,他在寒夜裡凍死了。於是,張壽山再次登門,要求學校賠償損失。他和他那幫歹徒又得逞了。事隔多年,在“文化革命”中劉同禮因這件事被紅衛兵抓去打死了,儘管他與這件事並沒有多大牽連。那幾年,有些人反對山丹學校和學生,利用這件事說山丹學校是“帝國主義的”,“他們害死過兩名工人”等等。解放後,張壽山被投入監獄並處決,但他曾經是個幫會頭子這一點並不為許多人所知,往往有意不提了。

 

 

 
 
與孩子們在擂台
 
 

 

 

我搬進學校接替喬治遺留下來的工作時,在學校旁邊先前摔跤比武的擂台前蓋了一座小屋。那地方在很早的時候還做過別的用途,但不管怎樣,在較低的坡上平出一塊地來,以後幾年,按我自己的設計蓋起的房子就坐落在那裡。中間是院子,院子兩端的泥牆上各開一個門,到晚上才關。院子的一邊,從這頭到那頭,是分成3間的起居室兼臥室,我住左邊一間,孩子們住右邊一間,對面也是一長間房子,作為廚房、廚子住房和庫房。喬治·何克4個養子中的兩個,老三和老四,還有另外兩個很有前途的孩子曹百成和張維善,都因年齡太小不能去住學校宿舍,跟我住在一起。聶家兄弟是“工合”工作者——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合作者聶章林的兒子。聶搬到一個合作中心去後,這個中心隨即被國民黨士兵搗毀了,他被吊起來打了一頓。合作社的其他成員,把他放了下來,送到山西太行山,他在那裡又建立一個“工合”分支機構。他有病的妻子和4個孩子都留在寶雞,情況很慘。妻子不幸因患癌症病死。由於無人敢收留一個已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的孩子,喬治就把他們全部收養下來,並從雙石鋪帶到山丹。喬治臨死前要求我照看這幾個孩子,我就把他們接過來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學校的宿舍,兩個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他們的父親也終於在東北找到了,他已是那裡的一位長官幹部,一家人得到了團圓。

在山丹,喬治死後,我起先有一種孤獨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們都很聰明活潑,又使我高興起來,每頓飯大家都很開心。我們定出許多小規矩,如:不許在家裡哭,誰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別人做事時不許在室內到處玩,誰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處很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學校蓋了幾間小浴室,我們一起到其中的一間浴室去,在熱水裡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圍在那隻從雙石鋪拉來的大鐵爐子旁邊,先美餐一頓。爐子上通常燉著一大鍋杏乾、新疆葡萄乾、凍梨和薑塊,大家用長把銅杓舀著吃。孩子們都很愛吃,尤其要是加上一些蜂蜜的話。這時又講故事,又說笑話,真是不亦樂乎。老四那時才四五歲,他喜歡聽我講《傑克和豆秸》這個故事,但我把內容適當地中國化了。每當我講到“菲—法—福—富姆”時,他便心驚膽戰。事情不如意,我開始發脾氣時,曹百成就會面帶最開朗的笑容問:“你為什麽這樣生氣?”並且對著我笑,直到我覺得情況似乎好些為止。除此之外,我當父母的責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讓他們洗澡,吃得飽,至少做一些家庭作業,以及冬天不受凍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確得了肺炎之類的病,但後來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還覺得這些孩子為我做的比我為他們做的還多,因為他們的確使我擺脫了孤獨,不去想當時的一切問題和事情。

 

自然,人們一閃念會回想起往昔曾影響過自己的一些小事。記得有一回,我在大熱天用鐵鍬在農場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來做最後的清理工作,而孩子們像大雁一樣拍著筆直的隊形,輕捷地穿過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飯了。這時,突然間刮起了陰森森的大風。我頂著風艱苦地沿著路慢慢往回走。一時之間,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風沙之中,從溝壑裡傳來令人欣喜的呼喚。曹百成牽著學校裡一隻駱駝——那隻大白駱駝正朝我走來。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氣派又舒服,穿過城門時,我第一次意識到為什麽門要那麽高,因為騎在駱駝背上剛好不碰頂。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產組的學生到操場去的必經之路。每天早晨在那裡升旗,開始一天的工作。從擂台後門進來,穿過我過廳裡鋪磚的小道,由前門出去,是條捷徑。有我睡炕的那間房,通向中間的一間,那裡兩扇很闊的門,除非在最冷的氣象,經常朝院子敞開著。我那間辦公室兼臥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門處,鋪了一塊氈墊。有一天早晨,我還光著身子在睡覺(這是我從西北農民那裡學來的最舒服的睡覺方式),突然,夢被攪亂,因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來,蒙住了我的頭,在我全身組織最軟的部位響亮地打了兩下,我還未能從被子中解脫之前,肇事者已無影無蹤了,只聽見遠處傳來他們歡快的、憋不住的笑聲。他們早已從擂台正面的台階跑下去,消失在大門外操場的方向。不過,我仿佛可以聽出是誰的笑聲,而且知道是預備班裡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齡的孩子中的一個乾的。於是,我把被子推回原處,準備再補上一小覺。可是,睡意全無了。我是否該生氣或發火並找出肇事者呢?我的那條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賞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著炕沿,站在那裡,像是期待著再發生別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裡還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經歷,那就是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巡視校內的各生產組。通常第一節課後我就出發,可每到一個作業現場就捨不得離開了。我看到人們在手腦並用地勞動。當他們的手指在製坯輪上捏塑著陶罐時,那邊熄滅了火的窯在出窯;玻璃器皿正吹出來,一摞摞瓶子被裝進退火爐裡。在造紙組,只見在小型蒸汽機的響聲中,張世昌和他的夥伴們忙個不停。在紡織組,我們驕傲地看到毛紡成套設備終於安裝停當並開機工作了,100多隻紗錠轉動著,織布機織出了毯子、嗶嘰或斜紋布;一隻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裡來。我到縫紉組,看見山丹當地的孩子王延義正在裁剪和縫紉的學生中間忙著。我得先去針織組檢查新設計的毛衣和襪子式樣,才能到皮革組去看刮皮、拋光、上色以及皮襖的製作。隨後,跨過小河到麵粉組,再轉到它房後用我們自己生產的甜菜製糖的地方。這時,要再向外走去看農場和煤礦,一般就太晚了,需要專門安排一個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經過電機組和運輸組,看磨曲軸和裝配新活塞。最後才到機械組、印刷組和醫院。此時,機械組的鍋爐上的汽笛就該鳴響了,該去吃晚飯和準備晚上開會或學習了。

這也許聽起來很有田園風味,其實並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說,我在這裡看到的笑臉,比我經歷過的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為時也更長。這裡的孩子中,青春期的煩惱似乎比我年輕時在學校的煩惱要少。這兒有那麽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為學校做出上百個決定,要收進或送出許多信件或報告,同中國國內外的支持者保持聯繫。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許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點時間回顧往昔的歡樂和痛苦:孩提時代,帶著一本書,爬在高高的鴉茅草叢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韋斯特科特老家的爐子旁與朋友們悄悄地談天。在戰時的上海,有一名軍官怎樣打那身為驕橫象徵的日本人耳光······然後又回到歡樂中來。傍晚,坐在陶瓷組的水車旁,靜靜的水紋映出冬日的樹影。老磨坊和遠處的積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實際問題,身背後其他的人正拿著筷子、端著碗在吃晚飯。毫無疑問,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下午的風沙吹得我眼睛發澀,我閉上了眼睛。

 

 

 
 
山丹的黎明
 
 

 

 

隨著內戰接近最後階段,學校受到了更大的威脅。表明山丹培黎學校有共產黨傾向的事越來越多。最糟糕的是嚴立地的被捕。他堅持要去解放區,儘管大家向他指出,如果他去解放區會給國民黨以很好的借口,從而破壞山丹工作,但他答應了又不算數,還是在寧夏銀川附近下了卡車,想從那裡跑到解放區去。當他被國民黨民團逮捕時,他用中國話對國民黨寧夏主席馬鴻逵說:“滿(全)國快要紅啦!”後來他被押送國民黨甘肅警備司令部,從那裡又送到了南京,關入監獄。不過很幸運,南京很快受到威脅,在駐南京的加拿大使館乾預下他被送回了加拿大。

隨著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形勢的惡化,學校的經濟情況也變得越來越複雜,貨幣貶值已到驚人的程度,從山丹往紐西蘭寄一封信要花三四百萬元。我們不得不絞盡腦汁想辦法在香港把我們從國外匯來的錢換成金條,然後帶進廣州。可是,廣州當時有條法令,金條不準出省。所以我們把金條藏在卡車用的蓄電池底下,然後將蓄電池空運到蘭州,在蘭州把金條再換成銀元。那裡,美國人有一架小飛機,我們租用它把成箱的銀元運到山丹。這是我們當時唯一可用的貨幣。

1949年8月,解放軍攻佔西安以後,就開向蘭州。到山丹來的人傳出消息,要打仗了。當地一些財主開始往北山找地方避難。他們中間不少人此時開始拋售小麥,所以我們才能買一些準備過冬的口糧。國民黨和馬步芳的軍隊在縣城附近到處可見,他們向老百姓大肆勒索,那些不願意給的人就遭到毒打,夜裡常聽到哭喊聲。到了9月中旬,我們能看見一長串卡車朝著當時顯得更空蕩蕩的城裡開。有人說武威已經解放了,也有人說還沒有。那些日子,似乎什麽事都可能在山丹發生。

我知道,我和喬治·何克盼望的那一天終於來臨了。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必須更顯得若無其事。修建工程在繼續進行,我們對日常工作盡可能該幹什麽就幹什麽,所以安插進來的特務未能製造謠言,引起恐慌。

曾向我報告過一些諸如國民黨或馬步芳軍隊來“借”大車或卡車的小事件。有一次,一個飛揚跋扈的國民黨將軍帶著他的下屬來看了我們的學校,說他們將幫助我們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我們知道,這隻不過是一種委婉之說。為了保護我們的財產,我們不得不多次進行鬥爭,有時是有形的鬥爭。學校已足能這樣乾。我們力量的成長,不僅在於有了房子和機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士氣,在艱難時刻能團結一致,以正常的令人信服的方式繼續乾下去。我們自己所以能夠堅持到人民解放軍的到來,就是因為馬步芳的軍隊認為我們組織良好,並有大量的槍炮子彈。

山丹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追問:“培黎學校有槍嗎?”人們回答道:“當然有,他們的機械車間就製造槍。你知道,他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還有機構槍呢。他們在山裡開鐵礦,煉出來就做炸彈。”這個精彩的故事講得那麽逼真,在我們遇到麻煩時給我們幫了大忙。實際上,我們只有5支步槍,在解放前夕那些日子裡,是故意讓在學校大門口值班站崗的學生拿在手裡亮給別人看的。這些槍的口徑也不一樣,有兩支其實只能裝樣子,因為根本沒有能用的子彈。

當解放軍逼近山丹時,有人告誡我要注意從西安來的大約40名特務。他們住在山丹那條主要大街的省立銀行裡。我知道一點這些特務的底細。他們是劊子手,就像任何地方的劊子手一樣。這些人穿著西式服裝,有些穿著皮夾克,每個人胯上都掛著手槍。有一天下午,我騎車外出,想過河到對面的麵粉廠去。我一出南門,有兩個家夥正站在牆旁邊。離我約100米遠,還有兩個坐在小河邊上,顯然等著我過那小橋。我朝小橋騎過去,推車過橋。其中,一個問:“是他嗎?”另一個回答:“是,就是他。”

當然,我不怕他們會殺死我。第一次世界大戰裡,這種事我都經歷過了。但是許多學生還要靠我。如果我被槍殺,肯定會出現混亂。所以我走過這兩個家夥,朝麵粉組走去時,心想:“下一步應該怎麽辦?”

這時,有個學生從南門跑出來,直奔小河,他向我喊著說,59師師長——一個國民黨軍官要見我,正在擂台等我。這樣,我平平安安地從那兩個特務面前又走了回來。

在我房間裡見到了那位師長,他正等著我。記得當時我那隻叫馬金斯的老貓正在他身邊的椅子上吃一隻老鼠。師長很客氣,他問我這兒有沒有美國人,我們把他介紹給甘沛霖。他對甘說,解放軍來了之後,日子會很不好過的。師長在西點軍校受過訓。我給他煮了咖啡。那天晚上他又來了一次。他問我有什麽可幫忙的沒有。他已經認識到,國民黨不行了。他說:“我也幫不上什麽大忙,但我可以把那40個特務調走。”當晚,他確實這樣做了。我們再一次感謝我們那位唯一的美國人,就可以使國民黨軟下來。

我早已知道馬步芳的軍隊擬定了要殺害60多名學生骨乾和若乾名教師包括我在內的名單。他們計劃在撤離之前破壞整個學校。有一天,主管大馬營軍隊補給的一位好友的軍官來看我。他偷偷地告訴我,已經決定要疏散我們的學校,並炸毀機器和設備。他問我,學校裡有沒有姓杜、劉、高等的學生。很明顯,黑名單已經擬好了。接著,他又向我借吉普車去武威開會,上述這些事將在會上討論。我們吩咐運輸組的一個名叫張育英的學生開車去送他。那軍官急於趕路,一個勁地讓他快開。當吉普車爬過定羌廟時,國民黨的軍用卡車正在飛揚的塵土中間向西疾馳。第一輛卡車停下來了,第二輛就從旁邊疾超過去,第三輛又要超過第二輛車。到處灰塵彌漫,我們的吉普車撞上第三輛卡車。那個軍官當場喪命。張育英被從汽車裡甩出來,倒在路上,雙股股折,渾身是傷。那些國民黨士兵拿光了他們的東西,讓他們躺在那裡就不管了。但是有一個司機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們。這樣,我們才去把張育英接回來。多虧司賓賽大夫夫婦,張育英得救了。

當馬步芳的民團正遲疑不定下一步該怎麽辦的時侯,形勢變得越來越緊張了。敵人在究竟如何消滅我們這個學校的問題遇到了困難,因為我們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我們的各個部門分散在一塊8公里的地區內,但一個共同的紐帶把我們聯在一起,而且出現的各種事件和衝突已表明,我們能夠很快地在任何一處以團結一致的面貌出現。這是這些年來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可貴特點。我們有自己的學生會組織,我們與當地人民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子弟是我們的學生,成年人來我們學校當工人。最後,馬步芳的軍隊派人到武威去拉輛卡車炸藥,準備進行破壞。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兩點鍾,炸藥運到了,但四點鍾我們得知,解放軍已切斷往西去的路,正在從青海經扁都口開過來。

一旦國民黨的後衛部隊向我們采取行動(看來這很有可能),怎樣去對付這些人我還真有點茫然。把情況告訴任何人都不好,當時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有信心的姿態,以一種幾乎是毫不在乎的樣子,對學校和車間的工作做出正常安排。那是一個金色的秋天,同學們個個都顯得很健壯,正在操場上做各種遊戲。我沿著坐落在城東南的學校四周巡視了幾趟,發現學校後面有個國民黨軍隊的據點。一棵榆樹下的農舍中,有一挺機槍正瞄準著學校,還有一條明顯是通往警備司令部的電話線。我下了決心,如果戰鬥打響,我就拿起那支好的卡賓槍,切斷電話線,把那挺機槍奪過來。我覺得,有了這挺機槍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過的使用機槍的訓練,加上這麽一批學生,我們學校滿可以對付千把敵人的一部分。路邊靠牆堆著一垛糞,從那裡我們可以爬上一間矮房的屋頂,俯視那挺威脅我們學校的機槍。當然,如果敵人悄悄撤走,那更好,也就用不著什麽英雄行動了。因為我們主要目標是保住學校,什麽也不受損失,保持士氣旺盛,等解放軍一到,就把一個生氣勃勃的學校交給他們,而不是沉湎於不必要的表現。很幸運,我們做到了這一點。

9月19日,偉大的解放日來到山丹。這天,風和日麗,溫暖寧靜,是最好的秋氣象候。縣城的南門關閉著,所以我們到南門外的生產實習組必須出東門。那裡,一切工作正常,麵粉組在磨著面,皮革組正給氈靴上鞋底。學生們在學校的果園裡摘蘋果,分給每人的蘋果夠吃一兩天的。當時,縣政府已經撤離,只有這千把個甘肅兵密切監視著我們。沒有從西邊開來的卡車了,似乎那裡出了什麽事。半夜裡能聽到大炮聲和槍聲。後來我們才知道,山丹監獄裡的政治犯已被處決,隻跑出來一個人,幾天之後帶傷到我們醫院求治。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解放軍已迫使張掖的國民黨軍隊投降了,從而切斷了山丹以西的古絲綢之路。受命把守武威的國民黨士兵撤到了山丹,這些當兵的開始從老鄉那裡搶他們想要的東西,拆掉了房子上的門窗當木柴點火做飯,牽走牲口並拉夫為他們馱裝備。街上一片喧鬧,整夜哭聲和咒罵聲不斷。後來,國民黨的軍隊和馬步芳的民團就突然全部向北山逃跑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幾個人坐在我住房後面的擂台頂上。太陽照在我們赤裸的腿上和胳膊上,因為我們還穿著夏季的衣服。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張玉珩,她急切地盼望解放軍早點到來。他的女兒薇薇正隨著解放軍從延安往這裡開來。此時她滿懷抑製不住的激奮心情。終於看見一個解放軍戰士從東門跨過田野朝我們的一個學生走去,他正放牧著幾只在割過麥子的地裡吃草的種羊。那戰士的聲調清晰,透過寂靜的空氣,我們都聽得見。他很隨便地問城裡有沒有國民黨的軍隊。那學生聲音響亮地回答說:“沒有”。戰士走後不久,一個騎馬的軍人沿著大路過來了。他叫人們保持鎮靜,說這個地方已經解放了。另一個騎馬的軍人問我們的一個學生:“你們的校長跑了嗎?”當他聽說全校一個人也沒有跑時,他說了一聲:“好!”

9月21日這天變化太大了。早上,一位解放軍軍官來訪,他想借3輛卡車載部隊去解放大馬營。第二天黎明,解放軍西進部隊的司令員黃新廷將軍不拘禮節地走進我的房間。我一邊說著話,一邊抓起一件襯衣和一條短褲穿上,把腳伸進麻鞋裡。一個幫忙的學生端上咖啡。司令員對我說,部隊西進時,指望我們給予一切幫助。我向他保證說,我們非常樂於幫助。他希望借用我們的全部卡車和運輸組的全體學生3個星期。不錯,我們是有車,但為了防止國民黨軍隊把車搶走,我們已經把車拆卸了。所以,我們必須盡快將車重新裝好,從老礦井裡把埋藏的汽油挖出來。我們把第一批部隊送到大馬營補給站之後,20輛卡車都上路了,這些車便去解放玉門油田。紐西蘭人魏米思是個農業專家,他駕駛學校裡最大的一輛卡車,跑在車隊最前面,車上一面大紅旗迎風飄揚。他對此經歷感到十分驕傲。運輸組的學生都乾得不錯。我很高興看到,旨在培育健壯的體魄和創造性技術的學校教育已幫助學生們養成了善於應付各種挑戰的能力。

 

 

 
 
解放後的學校
 
 

 

 

經過多年的等待,新時期終於開始了。大西北壓抑的氣氛一掃而光。我們一行人走過農村,可以看到一長排紅旗下,成群結隊的農民站在村子的高處興致勃勃地交談。婦女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了遊行。她們舉著旗子,高興地大聲笑著。晚上,我們能聽到村民們聚集在寺廟的院子裡唱歌的聲音。他們真正享受到了和平和解放的空氣,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新鮮的。廟頂上古老的龍雕、脫落的瓦片以及整個緩慢的破落進程,好像被這聲響製止了,就像有一隻巨手一下子把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複原,使之恢復了原有的意境。

解放後,我們在學校裡繼續工作,直到軍代表張丕成來接管學校。人民解放軍在西北地區的司令員、井岡山時期以來的老共產黨人彭德懷聽了有關學校工作匯報後,派人帶來信,說要見我。於是,在張丕成的陪同下,我坐吉普車來到解放軍西北總部所在地酒泉。彭德懷對於解放大馬營和玉門油田期間校辦醫院救護傷員以及學校幫助部隊修理軍用裝備表示感謝。他說,他已派參謀人員對山丹學校進行了徹底的調查。他對我說:“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教育。你應教育人們在中國的貧困地區建立這一類型的學校,我們可以在那裡培養我們所需要的技術人員以承擔我們面臨的艱苦工作。”他非常和藹,講了許多讚揚的話,使人很受鼓舞。

1951年,“工合”國際委員會宣告結束,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和山丹學校劃歸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然而,學校的經費問題仍未解決。我們千方百計想靠我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和一些私人積蓄使學校達到自給。我被行政院解職後聽說國民黨政府曾議定給我2000英磅,外加經英國去紐西蘭的頭等船資,並給我補發薪金,但我一分錢都沒拿到。這並不奇怪,因為我不記得從他們那裡領到過薪金。我一向靠從上海工部局得到的退休金維持生活,把錢都用盡了,直到我在山丹時美國協助中國工業合作委員會開始給我送來薪金。這些錢全都交給了學校做經費。我的廚子隻從會計室支取家裡需要的一點夥食費。從美國來的錢越來越少,等到一解放,終於停止了,因而來自紐西蘭的捐款對學校的生存便更加重要。當時,有一筆10000新元的緊急款項,由紐西蘭海外救濟總署聯絡官員、我們學校駐上海的代表雪莉·巴頓(白書玲)轉給我們,正好在解放前夕收到,學校得以用這筆錢維持了6個月。紐西蘭的援助來得及時,維持我們直到1953年政府最後接管學校。

1951年6月,我在北京出席“工合”國際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後,回山丹途中在蘭州參加了討論有關學校發展方向的會議。討論結果,學校由中央政府的燃料工業部所屬西北石油局接管。會議還決定停止培訓農村小型工業技術人才,隻保留發展石油工業急需的培訓機械工、運輸和內燃機技工、電機工和焊接工等部門,還開設了石油鑽探專業。後來,學校把部分專業分到外地去開辦新的學校,中心機械廠也遷往蘭州,在那裡發展成為一所具有較好設備和現代建築的石油技術學校,學製為3年,大量招收初中畢業生。我被任命為校長。在我的建議下,我那個在新疆工作多年後已回來的大兒子段士謀(阿蘭)擔任副校長。

不幸的是,1951年頭幾個月,趁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人在學校搞了一些陰謀。一個素質很差的幹部被任命為學校的政治長官並把他的一些人安插進學校。後來發現這名幹部根本不是共產黨員,而他從改造國民黨官員的革命大學帶來的兩個人過去曾積極鎮壓過共產黨人。這兩個人組織了旨在推翻校長官的內部小集團。

這場糾紛直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康世恩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來校調查時才得到解決。陪同康世恩來校調查的是我的二兒子黎雪(邁克),他當時在北京工作。他們帶來了周總理的指示,說山丹培黎學校是一所進步的學校,政府應盡力幫助學校克服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這樣,新來的兩個人的仇惡勾當就被揭穿了。但是,隨著對另一位幹部的任命,又出現了新的麻煩。這個人是從寧夏一所農業學校來的國民黨傳統的那類校長。在八路軍佔領那個地區之後,他一直在邊防部隊,所以被吸收參加了工作。他調來我們學校擔任了副校長兼政治部主任,實際上掌管了學校。他對技術一竅不通。他非常固執地著手破壞學校的基礎。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當時很高興去做政府要我們做的任何事情。是我們保護了學校,並使之發展到那種地步。把好學生汙蔑為歹徒,同時提拔那些無用的學生,送他們去幹比較舒適的工作,實在是荒謬之極。但是,那個老頭子一意孤行。他憑借著當時發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把那些自雙石鋪時期以來一直幫助管理學校並真正拯救了學校的一批好學生全部打了下去。我們無錢雇用大批工作人員,所以任命了一些學生擔任學校的行政工作和各生產組的長官。杜安芳是個非常穩重可靠而又很能乾的小夥子,曾長官了好幾個生產組的籌建工作。他被指控為貪汙1000萬元的“老虎”,並揪到台上開“鬥爭會”。其實他隻不過接受了我送他的一件紐西蘭海外救濟總署發的軍大衣。那些學生做幹部做的工作,我付不出工資,所以把那件大衣送給杜安芳。那老頭子估計它值1000萬元,這就使杜安芳成了“老虎”。其他人的情況也相似。有一個極能乾的學生曾組織和開辦了我們的煤礦,另外還做過很多工作。他也因為一些小錯誤而被指控為“老虎”。他剛動完闌尾手術,第二天就被從醫院拖出來,揪到一個大會場的台上,每個人都大喊大叫控訴他,後來把他監禁起來。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那個小夥子搞臭,把他為辦煤所做的努力搞垮。那個老頭子的錯誤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偏聽偏信。

 

將近1952年底,派來了好的幹部以替換那個老頭子。隨後便決定把學校前往蘭州,它至今還在那裡。“文化革命”的10年動亂中,這所學校跟其他同類學校一樣被撤銷了。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我又恢復了名譽校長的職務,直到今天。學校也在1985年恢復了培黎學校的舊稱,但其主要任務仍然是培訓石油技術工人。

 

 

 

 
 

“創造與分析”

新型教育的箴言

 
 

 

 

在山丹,我們請人在一塊古石的背面鐫刻了“創造、分析”四個中國字作為校訓。因為我們的學校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教育青少年不僅要獲得書本知識,而且還要具有生產的實踐經驗,使他們自己能分析和創造。中國古代的一部經典著作《禮記》上有一段說:“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這些話流傳至今已有2000多年。許多教師對這些話進行了研究。許多人遵循著去做,成了教育家。現代的複雜生活使這些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我們在山丹的辦學經驗表明,12歲到20歲之間的青少年可以邊生產邊學習,而且只要教育方法得當,他們所學到的一般教育科目的內容甚至會比在全日製學校中所能學到的更多。因此,最重要的是讓這些青少年有創造性的工作可做,並參加做這種工作的鬥爭。

山丹的實踐還證明,普通農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潛在力。他們從小就在家從事各種力所能及的勞動。因為,特別是在西北地區,農忙季節便感到人力不足,還經常有許許多多的活兒,如放牧牲畜、拾柴禾、割草等都得孩子去幹。給他機會去學習和操作先進機器,也可能很簡單,這算不上是什麽勞動,簡直是一種最好的遊戲。事實證明,那些被拋棄在路邊的赤裸、饑餓的難民孤兒,那些文盲父母生的文盲孩子,可以培訓成為出色的技術人員和能乾的行政人員,他們在構成一個偉人的各種品質方面不比任何人遜色。粗狂的山丹青年對我特別有吸引力,他們是社會中堅。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這些帶氈帽、穿氈襖的年輕人時,就意識到我在中國的內地發現了金礦。人民將創造一個新世界。這些健壯、不嬌生慣養的青年,經過教育,將能建立一個新中國。我從未受到我們有些學生受到的那麽多的苦。他們能夠堅持下來,對我是相當大的鼓舞。

我認為,我們在山丹發現了在普通村民中建立一個理論必須和實踐相結合,不只是偶爾結合,或相隔很長的一段時間才結合,而是應該每日每時都結合。一個正在成長的學生,如果要成為社會上迫切需要的人才,必須每天都參加實際工作。不經常實踐,理論是學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至於專業的問題,我們發現,最好是在學生們接受了廣泛的一般培訓之後開始,從而使在學校各處進行的不同工作有助於為最後階段學習專業打下基礎。

我們的另一個體會是,無論從哪裡來的孩子都能很好地適應生產的環境。學生中有來自遙遠的雲南省少數民族納西族人,有來自內蒙的蒙古族人,甚至還有一個日本人。我們感到,如果要辦一個國際學校,最好就按山丹的方針去辦,因為即使首先存在著語言不同和習慣不同等障礙,大家一起生產勞動,學生、礦工和外國技術人員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能夠很好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們以自己的方式並通過實際的方法發現了新時期對勞動人民適用的東西,那就是:集體的力量,合作的方式,開會與討論的重要性,“個人英雄”的空虛以及我們與周圍的人和社會的關係。所有這些,對於即將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國人民來說,都是點滴寶貴的教育經驗,對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與進步都有重大的意義。

 

在這些探索的年代裡,我們許多的體會之一就是對成長中的青少年絕不可急於下結論。評估一個人的價值,特別是評價一個成長中的青年,必須能夠評價他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一個學生犯了一個明顯的或大的錯誤或一系列這樣的錯誤,由此就對他蓋棺論定,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每個學生只要有機會工作,都會犯錯誤,有時是明顯的錯誤。但如果他能得到足夠的支持,繼續前進,並使他的生命真正有意義,那麽,教育他的人們就取得了成績。“好”與“壞”的含義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知識的增進而變化的。但對於一批人的一般工作宗旨,有些思想是明確的。忠於人民、忠於職守無疑就是“好”;當寄生蟲,靠別人的勞動為生就是“壞”。評價一個學生,最好先總結他做了哪些有益的建設性的事。如果他什麽也沒有做,那麽他就已經做了最壞的“壞”事。他很可能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人,不會有什麽新的創造,也不會真正客觀。因為要想客觀,一個人必須對主觀有所認識。必須涉水過河,才能達到彼岸。一個人走向生活而缺乏奮鬥精神,不能客觀地看問題,這是因為沒有很好地接受教育;他很可能變成一個可悲的官僚主義者。這些年使我們懂得,官僚主義者不僅僅是一事無成的廢物,而且是一個地道的危險人物。在評價他人時,他總是忘記積極的方面,把一切都歪曲了,連別人的好的品質和成都看成是壞的。他養成了一種習慣,專挑別人的錯,因此到處是錯,一無是處。在創造性教育問題上,一如在一切創造性生活方面,他自巍然不動。他不能愛人,所以別人也不喜歡他。他是構成舊社會的那類材料,而不是我們應該用於建設的那種明快、歡欣的新型人才。

在山丹辦學試驗的目的是要將新的更好地“工合”工作發展到內地農村,幫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準,使他們與即將興起的工業化中國融為一體。據我看,這些原則在不同程度上對那些需要為新時期各種企業培訓青年一代的舊學校也是適用的,這將幫助他們獲得全面的創造能力,以便能對付亞洲或非洲農村,特別是內地農村所出現的任何情況。誠然,沒有一種建設工程是盡善盡美的,像探索一種新的教育方法這樣的工作更是如此。山丹學校大多數學生由於有共同的經驗,他們的生活也更加豐富了。有著不同背景的各國技術人員被請來參加學校的工作,這對於制定規劃以改善生活條件是十分有價值的,同時給予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以興奮的動力。和我們一道工作的這些普通農民的孩子令人深懷敬意。如果在他們相當小的時候就接受教育,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些孩子的許多業績自有輝煌的特點。不論是集體修灌溉工程或墾種荒田,不論在運輸工作和通常的生產實習中,他們都驚人地一心一意,表現出極好的品質、勇敢和智慧。給人一種感覺,只要引導得法,他們就能夠做一切技術工作。然而,我對他們還不夠了解,不夠體貼和耐心,未能及時果斷地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影響一些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對此,我感到遺憾和慚愧。

在山丹與青少年一起度過的歲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實的年代。我簡直就像他們中的一員,也是一個正在進行學習的人。他們為人十分熱情、可愛,有機敏的幽默感,善於抓住中心問題並采取行動。我高興地看到新時代正在給予他們一切機會,做一些需要做的工作,把舊中國創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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