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西為何會衰落？有兩個原因

詩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讚譽江西“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不過這更像是一個初唐時期的預言。事實上，由於偏離中原的緣故，漢唐之前的江西在經濟與文化方面並不繁盛。

江西的發達，最初可能起源於西晉末年北方士族的“衣冠南渡”，隋唐之後才日漸起色，至宋明時期則臻於極致，一時領天下之風騷。

據統計，自唐朝開科到清末1905年廢除科舉的一千多年中，江西共進士一萬餘人，佔全國進士的十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樂二年（1404年）的殿試中，江西人不僅包攬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佔據大半。

不光是科舉，二十五史（含《清史稿》）中列傳的江西人高達八百餘人，其中不乏歐陽修、王安石、文天祥等知名人物，而其他如陶淵明、曾鞏、黃庭堅、晏殊、周必大、楊萬裡、薑夔、湯顯祖等，無一不是聞名天下的文壇巨子。

宋明時期的江西何以取得如此耀人的成績？其中原因，恐怕有以下幾條：

首先，江西是丘陵地帶，又有長江天塹與北方相隔，歷史上戰爭不多，規模、烈度也不會很大。和黃河流域、華北平原相比，江西的環境相對和平，有利於生產，也能吸引更多的北方移民。

其次，自秦漢至唐宋，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持續向南轉移，而作為承接的前站，江西正是這一歷史大趨勢的受益者。從這個角度說，宋明時期江西的繁榮，實際上是此前漢唐中原文明的再生與複興。

第三，江西的水土環境有利於農業耕作，氣候也堪稱適宜，自然災害較少。因此，在北方移民將耕作技術傳入後，江西的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宋明時期的領頭羊。

此外，由於宋明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西實際成為當時經濟區域的中心，而長江、贛江及大庾嶺商道如同大十字架一樣貫穿全境，對江西經濟的發展尤有助力。

對此現象，韓國學者吳金成在其新著《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時期江西社會研究》中也指出，由於無數商人和商品經此交通線往來，贛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榮，而且還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產的茶葉、苧麻、煙草、瓷器、紙張等相關農業、手工業也隨之繁榮。此外，因貿易而催生的交通創造了船夫、纖夫、腳夫等運輸業勞動者，人口的頻繁流動也帶來了經濟活力和各種新事物。

正因為以上幾個原因，江西在宋明時期的農業經濟及傳統工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發展，而這也為江西文化繁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吳金成系韓國漢城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東洋史學、中國明清史研究，而其著力點又放在了明清時期的江西。近年來，吳金成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其新著《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時期江西社會研究》即對此時期的江西地方史研究作出不少有益的探索。

在其新著中，吳金成也指出，進入明朝中期以後，江西經濟與人文水準雖然大體持平，但已經被江浙（尤其是蘇南、浙東）所超越。和後者相比，江西在明朝中期後明顯缺乏後勁。如以科考名額為例，明清時期科考名額通常與各省承擔的糧賦有著直接的關係，而江西糧賦在明初時排名前列（佔10%左右），明中後期位列第二，清朝時退居第三。

對此現象，吳金成認為，這是因為江西在明中葉後陷於動蕩、裡甲解體、人口大規模外流所致。為此，作者舉出王陽明平亂為例證，不過這似乎缺乏相應的說服力。事實上，類似的流民作亂各省都有，裡甲歸並、戶口減少也未必是因為社會動蕩，更何況江西人口並未顯著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前的江西在經濟社會結構並無太大變化。

那麽，近代江西為何會急劇衰落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五口通商後，昔日貫穿江西南北、連接“北京-大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珠江-廣州”的大商道被廢棄，上海逐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口岸，貿易乾道也轉為長江航道。

爾後，京廣線取道湖南，江西由交通便利之所而變為交通死角，整個區域環境日趨封閉，這對於近代江西的發展無疑是個沉重打擊。此外，江西可用於發展工業的資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農業傳統，這在走向工業化的時代裡顯然十分不利。

作者吳金成認為傳統商道的廢棄導致江西的經濟與文運同時衰落的觀點可能有所誇大，因為真正令近代江西一蹶不振的，很可能是太平軍引發的十餘年戰亂。1851年後，太平軍從廣西出發，然後沿貴州、湖南北上，並經過洞庭湖入長江而一直打到南京。在其政權存續期間，太平軍曾先後五次大規模進入江西，並與清軍展開來回的拉鋸戰，以致很多地方出現十室九空、甚至城廂二三十日無人煙的慘狀。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江西和鄰省湖南正好出現一升一降的形態，如時人所雲，當時的平亂，是“湖南人出兵，江西人出錢”。據統計，僅從1860至1864年，江西就向湘軍提供軍費3850萬兩白銀，佔同期湘軍軍費的一半。此外，在人口損失方面，江西戰前人口2428萬，戰爭期間死亡1172萬，比例高達48%。經此浩劫後，江西在近代一蹶不振也就不奇怪了。

在一個走向城市化、工業化的時代，近代江西也存在其他弱點，如在文化習俗方面仍居保守，對於新事物的反應總是慢半拍，所謂革新更是無從談起。

當時，一些報刊雜誌及外省人士對江西的評價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有人說，“江西物產雖富，風氣未開”；《東方雜誌》也說，“江西官紳，多半但奉行故事”；《民國日報》亦稱，“江西人性質素來保守”。

有人說，江西是傳統的產糧區，有山有水，歷史上一向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只要肯勤勞耕種，就不至於饑綏。因此，這種小富即安的盆地心態難免趨於保守。當然，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不過類似的盆地心態在內地很多地方都存在，並非江西所獨有。

清末江西籍京官胡思敬倒是在《國乘備聞》中提到一個現象：江西人做官向無黨援，如道鹹之交，陳孚恩、萬青藜、胡家玉同處高位而被人擠陷，一仆不再起。萬青藜本有協揆之望，李鴻藻忌其資望在先，後唆清流攻擊，以致累年不遷。胡家玉探花出身，原本有大用，因曾國荃彈劾而被逐出軍機。之後，胡因江西錢糧事與劉坤一死爭而由左都禦史降通政司參議，旋即退休。對此，胡思敬不免歎息道：“以家玉之剛直使氣而敗，以青藜之自守而亦不振，孚恩浮沉於兩黨之間，宜其更負時謗矣。自家玉罷後垂三十年，江西無三品京官。”

正所謂，朝中無人難做官，江西省內情況也是乏善可陳。如新式教育，江西發展既晚，與周邊省份相比差距也很大。直到1903年，江西才派出10名留學生赴日留學。到1908年，江西留日學生近300人，但與湖南等省比仍顯落後。而且，江西留學生多局限於日本，赴歐美者十分稀少。

再從文化上看，近代江西的起步也很晚。江西最早的報紙是1890年傳教士在九江創辦，但沒什麽影響。戊戌變法期間，萍鄉知縣顧家相之子顧燮光主辦的《時務菁華報》為近代江西首家自辦報刊，但因變法失敗，隻出三期即告停辦。直到清末新政時期，江西才報刊漸興，但無論數量、規模與影響力，都大大落後於沿海與周邊省份。

從經濟上看，江西的新式企業也是很晚興辦，而且數量很少，發展緩慢，資本與規模都很小。民國年後，江西經濟不但沒有起色，反而處於持續衰退狀態，各種經濟指標相繼下降為清朝及民國初期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六分之一。當然，民國年後“赤貧化”的過程並非江西獨有，但因為各種原因，江西無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

新中國後，江西的人口與經濟均得到相應的恢復與發展。尤其在改革開放後，兼為內陸與農業省份的江西雖在區位與資源方面處於一定的劣勢，但江西人好學與勤奮，同樣為北上廣及沿海城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近年來，隨著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的趨勢及各項利好政策的推出，作為中部經濟區重要組成部分的江西也有望迎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