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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誰應付主要責任?

文/平湖月滿

曾國藩暴力逼捐,是曾左失和之始

就在王錱與曾國藩恩怨糾纏時,發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作為這個事件的主角之一,一直在家隱居的左宗棠終於出場。

據王闓運的《湘軍志》記載:“曾國藩初治湘軍,慨然欲抑豪強,摧兼並,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澍子訴於巡撫,借其田產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嘩,遂以得免。”

曾國藩為了籌集軍餉,按照“抑豪強,摧兼並”的思路,向左宗棠的女婿陶桄發出命令,要徵收數目很大的捐款。可“陶家僅捐一萬,侍(曾國藩)已嚴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為支展”,顯然,陶家承諾的捐款數字和期限沒有得到批準,陶桄只好去湘陰找嶽父幫忙。

左宗棠之前曾經掌管過陶家的家務,知道其家底,此時恰好曾國藩也來到省城長沙,便去當面“緩頰”,希望能夠稍稍寬免。不料,曾國藩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儘管不願跟曾國藩搞僵,但拿不出這麽大一筆銀子,眼前這個關就過不去。萬般無奈,只好由陶桄拿著田契、房契一類不動產證明上藩司衙門呈控,以據理力爭、公事公辦。藩司做不了主,事情就這樣擺到駱秉章面前。

駱阻止了這次不合理的“勒捐”。曾國藩大大地丟了一回面子,以致十多年以後依然憤憤不平地對心腹幕僚趙烈文說:“起義之初,群疑眾謗,左季高以吾勸陶少雲家捐資,緩頰未允,以致仇隙。駱籲門(秉章)從而和之。泊舟廓外,駱拜客至鄰舟,而惜跬步不見過。”(《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

曾國藩的座船,相當於他的官衙,駱秉章作為一方之主,僅半步之遙卻視而不見,當然是非常失禮的舉動,對曾國藩刺激極大。他把這種刺激完全歸咎於左宗棠,則未免不講道理。

當時,陶家到底是實在無銀納捐,還是有錢不捐呢?我們不妨從側面來看看一些證據。左宗棠曾經在給胡林翼的書信中說:“少雲(陶桄)歸小淹後,展得其書,伊甚不樂居彼處,頗思北上也。聞其家計近更糟,弟亦不欲與聞,亦不敢與聞也。” (《左宗棠全集》第十冊,第 87 頁)

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嶽父,等於是在這裡談家事,當然不會隱瞞作假。陶桄之前住在長沙,不願回老家益陽小淹鎮,但又不得不回,不是因為省城裡生活成本太高,還會是什麽呢?並且他的家計更糟,以致到了左宗棠不願與聞、不敢與聞的地步,陶家的經濟狀況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見了。

更早一些,陶澍剛剛去世時,胡林翼在《呈嶽母及嶽父陶澍之妾》的書信中說:“嶽父一生辛苦,並無余錢,且做官既久,江南事體又多,萬一有賠累之事,則家中光景勢必更難。此時只有出處的,沒有進來的,倘或要錢用,比早年更難。現在家中現存之銀無多,田中出息亦有限,必望娘、媽大人同各位姨娘共同商議,按款經理,量入為出,免得弟弟將來吃苦。” (《胡林翼集》第二冊,第 1032 頁)

這封信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寫的,當時陶家的景況不過如此,十多年以後到底如何,也可想而知。陶桄要稍待時日,等到變賣一些財產之後才能湊足萬兩之數,是實在情形而非“支展”,曾國藩的確是“惑於人言”,搞錯了。但是,他卻由此對左宗棠產生隔閡,並且此後的隔閡也越來越深。

駱秉章沒有按照官場中歷來“官官相護”的規矩辦事,而是相信陶家對於家境的陳述是真實的,力主公道,竟然毫不含糊地否決了曾國藩這個二品大員的意見,讓左宗棠有點兒出乎意料,並且心存感激。

而駱秉章當然不願錯過這個機會,趁熱打鐵,邀請左宗棠入幕。當時的長沙再一次面臨險境,加上剛剛欠了駱秉章這個人情,左宗棠便答應了他的請求,但是事先說好“不受關聘”——不簽用工合約,隨時可以走人。

左宗棠罵曾國藩,是救人而非侮辱

左宗棠進入駱幕,此時得報,有太平軍從陸路經湖北通城逼近湖南平江的上塔市,立即派胡林翼、林源恩領兵前往抵敵,大獲全勝。又得報湖北崇陽、通城太平軍越來越多,又派塔齊布、王錱領兵進入湖北防禦。

這一次,王錱遇到了他畢生唯一的一次大敗仗:走到羊樓峒地方,突然跟大批太平軍遭遇,眾寡懸殊,不能抵敵。吃虧以後退往嶽州,不料對方跟蹤而來,三月初十這天直撲嶽州城,將其團團圍住。

曾國藩本來是率領大軍由水路進發嶽州的,看到這種情況害怕自己被圍,加上跟王錱的過節,打算見死不救,陳世傑再三苦勸,這才派炮船到嶽州城外虛張聲勢,放了幾炮。王錱等九百餘人乘機縋城而出逃離嶽州,老湘營其余官兵被全殲。

於是,太平軍大舉“上犯”,數千戰船分泊於靖港、銅官,又從靖港登陸,取道寧鄉,直趨湘潭。二十七日,將湘潭攻克。

左宗棠列席了湘軍召開的軍事會議,他堅決主張增援湘潭,經過討論,這個主張佔了上風,決定以全力爭奪湘潭。於是,將已經派往寧鄉的塔齊布中途攔截改派湘潭,周鳳山、江忠淑、李輔朝、張正揚等陸路兵勇,褚汝航、夏鑾、楊載福、彭玉麟等帶領的水師,直取湘潭。

按照這次會議的決定,曾國藩本應該在第二天帶領其余水陸作為後援跟進,但是由於他聽取了錯誤的情報,在四月初二日用剩餘兵力全部殺向靖港,大敗而歸。為此,曾國藩羞憤至極,舟至銅官渡,一頭跳下水去,被章壽麟救起。

曾國藩的座船回到長沙,從省城前去湘江迎來送往的官員們,竟然好像沒看見一樣,即使從旁邊路過也不去打個招呼,更有人主張向朝廷彈劾曾國藩,裁撤湘軍。連日來,曾國藩既不梳洗,也不飲食,寫好遺囑,讓弟弟曾國葆準備棺木。

有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來到曾國藩的船上,看到曾國藩這副模樣,便猛烈抨擊他打算輕生的舉動,極盡譏笑、怒罵,然後才緩緩勸說道:事尚可為,速死非義。這個人就是左宗棠,但無論他怎樣口乾舌燥,曾國藩仍然沒有打消原來的念頭。

事後,有人就此指責左宗棠在靖港之敗時對曾國藩“多有譏刺”。其實,這種說辭是專門為維護曾國藩的臉面而設計的。試想,湖南官場裡所有的人都已經棄曾國藩而去了,在這種情況下,獨有左宗棠還在惦記著他,難道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貶損曾國藩?果真如此,他只需加入城裡那些猛烈抨擊曾國藩的人群即可,根本不必出現在曾國藩面前。

左宗棠卻在此時專程來看望這個沒人理睬、丟魂落魄的敗軍之將,是因為他知道,太平軍大兵壓境,而湘軍出師不利,大敗而歸,在這時候如果主帥自殺,接下來這個仗怎麽打?滿城百姓的性命托付誰?沒有了曾國藩,也就沒有了湘軍,湖南全省籌錢籌物組建軍隊自衛的努力,也就全部付諸東流了。

他痛斥曾國藩尋短見的打算,正是為了激勵他振作精神,不要讓湘軍在這種時候失去統帥。如果說左宗棠此舉竟然是一心想著貶損曾國藩,以打擊他的威信,當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就在這樣的節骨眼兒上,傳來了湘潭大捷的戰報,曾國藩不禁為之一振。據報,援軍於三月二十八日抵達湘潭,初五就將縣城奪回,八天裡十獲大勝,“殺賊”近萬人,溺斃、焚死者不計其數。剩下的太平軍紛紛撤退,沿途各縣又不斷進行攻擊。靖港的太平軍得到消息,連夜揚帆逃跑,即使經過湘陰、嶽州也不敢停泊。後來,李秀成將這次戰役總結為太平軍的十次重大轉折性失敗之一。

被這次勝利鼓舞,曾國藩開始視事,再也不提尋短見的事了。湖南派出徐統緒、陳鑒源、江忠淑、林恩等進入湖北崇、通一帶,大戰至閏七月初八日,攻克了通城。湘軍塔齊布、羅澤南等人收復湘潭之後,帶隊前往嶽州,進攻新牆,在城陵磯又大敗太平軍,太平軍主將曾天養陣亡。然後,湘軍克複崇陽縣城,乘勝進攻鹹寧,很快直逼武昌城下。

另外一支太平軍從四月攻取嶽州之後,渡過洞庭進攻常德,五月初二拿下華容,十三日奪取龍陽,十六日將常德府城攻克。得到報告,湖南立刻派出李輔朝、周鳳山、趙啟玉等出動,由胡林翼節製,趕赴常德。沿途每戰克捷,在抵達常德之前,太平軍乘船由西湖逃走。湖南全境恢復。

大局略定,左宗棠打算抽身,駱秉章竭力挽留。這段時間,他提出意見時往往直截了當,從不拐彎客套,駱秉章總是不以為忤,一點兒都不擺巡撫的架子,推誠委心,非常誠懇,左宗棠經過思考,答應留下。

於是,他不僅繼續在駱幕“專湖南軍事”,並且全面輔佐駱秉章,為曾國藩的湘軍提供軍餉、戰船、軍械、軍裝、旗幟、營帳、鍋灶、鹽米以及其他一切物資,湘軍終於在曾國藩的統率之下浩浩蕩蕩出省東征。

對王錱的看法,曾左孰是孰非

但是,由於前面說過的種種原因,曾國藩沒有帶上王錱,並且跟駱秉章和左宗棠也形成了深深的隔閡,這三個人顯然被他劃入了另冊。

王錱從嶽陽失敗後,陷入極度的自責和苦痛之中,左宗棠一再前去看望、安慰他,幾次寫信鼓勵,令王錱十分感動。

他給左宗棠回信說:“嶽州敗歸,蒙殷殷告誡,雖骨肉無以加。嗣後四奉手書,語語從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獲戾以來,每念深負君國,又痛諸友諸勇殉難之慘,肝腸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樂而死之可悲。但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於寬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殘喘以圖贖,錱心非木石,尚敢自愛其身乎。” (《左宗棠年譜》第 40 頁)

於是,王錱走出了失敗的陰霾,重組老湘營,成為湖南省防的中堅力量。這時,湖南北面的嶽州一帶,時時須警惕湖北太平軍“上犯”,南面的郴州、桂陽,廣東的連州、韶關、永州、寶慶,廣西的全州、桂林一線,反叛蜂起,與省內腹地土匪互相呼應,往往一夕數警。王錱帶領他的老湘營打了一系列的勝仗,為戰爭時期的湖南創造了一個安定的環境。

事實證明,曾國藩對於王錱的某些判斷和評價,並不符合客觀事實,王錱在以後的戰爭中,再也沒有失敗過,也從來沒有不受節製的情況出現,他跟駱秉章、左宗棠形成了非常默契的配合,彼此間的關係也親密無間。

鹹豐七年,曾國藩因鹹豐帝許諾的權力沒有下達,以丁憂為借口棄軍而去,如果湘軍在這時候有個閃失,很可能將徹底覆滅。為了支撐江西的危局,左宗棠只好和駱秉章一道直接乾預前線的戰事。

鹹豐七年(1857)五月,圍攻吉安的部隊報告“援寇大至”,形勢吃緊,左宗棠立刻派王錱星夜援贛。老湘營本來有三千人,進入江西之後,又增加了一千。王錱說:“某雖以孤軍遇極強之寇,處至危之地,不敢輕求應援,非自足而惡人分功也,實以冗雜之眾多不如少,棼泯之卒有不如無。況吾民久困水火,安忍使之益熱益深乎。” (朱孔彰編:《中興將帥別傳》,嶽麓書社 2008 年版)

這是王錱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在這段時間裡,他展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七年春,奉詔援江西。公自是屢奏奇捷,皆以寡擊眾,大小百餘戰,殺賊十餘萬人。” (《中興將帥別傳》)

王錱和左宗棠的軍事見解完全一樣,一直用靈活的戰術打遊擊戰,不去片面注重對於城市的佔領,而是以殲敵有生力量為重,由於戰術得當,每次遇敵都獲得大勝。

這一年,太平軍將領胡壽階、何秉權率領數萬人前來增援吉安,到達贛江以東,與城內太平軍隔江相望。王錱到達吉安之後沒有停留,而是沿贛江南下,渡江,然後在一座山包上駐軍。

太平軍趕來之後,他命令士兵們隻管埋頭修築營壘,不許抬頭。部署完畢,自己帶著鼓登上高處。太平軍見狀十分疑惑,不敢前進,而老湘營計程車兵則繼續築壘,旁若無人。接著,山背一支隊伍繞到敵後,太平軍急退,而王錱的鼓敲響了,“士投畚操戈大呼馳出,左右伏兵齊起”,太平軍大敗,何秉權被陣斬,左路軍被趕入贛水,剩餘的全都逃到水東去了。吃飯的時間到了,王錱下令:“今天拿下水東之後再吃飯。”於是揮軍直搗敵壘,胡壽階逃遁。

五月,胡壽階再次自萬安屯藤田,打算從安樂解吉安之圍,他這次又湊集了好幾萬人,發誓要報前仇。王錱在流坑與之相遇,先攻擊敵軍左路,自己則帶領敢死隊百餘人直搗右路,“賊崩奔。再蹴之瑤嶺,嶺險狹,賊悉墜岩洞腹碎首以死,遂禽壽階” (《中興將帥別傳》) 。

閏五月,太平軍又從寧都出動數萬人抵達永豐的韶源地區,以增援吉安。王錱以一千二百人迎戰,“屢敗之,迫及寧都之釣峰,賊為背水陣。既敗,盡沒於水,師踐積屍以渡,斬偽將軍蕭複勝。複破賊於古夏,再破新城賊數萬於東山壩,斬偽總製張宗相”。

太平天國的楊宜清、楊輔清,“憤其眾屢衄”,集結了十萬人,屯駐廣昌的頭陂,要與王錱決戰,並且傳令:前面的人敢退卻,後面的人便將他殺掉。王錱知道之後十分高興地說:“敵人分散很難辦,聚集的人多了,殲滅起來就容易了。”於是勒兵大戰,王錱一馬當先衝入敵陣,士兵們緊緊跟隨,喊殺聲響徹林樾。“賊大潰,逐北六十餘裡,斬級萬餘”,又別遣部將收復安樂。

在短短九十天裡,王錱連獲十二次大捷,極大地支持了江西戰場的湘軍,於是江西和湖南、湖北的三位巡撫,紛紛在奏折中陳述王錱的戰績,清廷賜予“愛什蘭巴圖魯”稱號。

然而,連日鏖戰,王錱體力大大透支,八月竟然猝死在軍中,年僅三十二歲。左宗棠聞耗,備感惋惜,傷痛不已。在給胡林翼的信中,他稱讚王錱“今世戰功之鑠,罕有倫比。剛毅明決,用兵如神,非獨江、塔、羅、劉所不及,即求古之名將中亦少見” (《左宗棠全集》第十冊,第267 頁)

自詡諸葛,人稱“左騾子”,罵曾國藩、罵李鴻章,政敵無數。

慈禧力挺:三十年不許參左。

師爺變封疆大吏,打硬仗,抓經濟,辦洋務,興教育,

國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看點:左宗棠卓越功績的背後,克服了怎樣的艱辛險阻?他到底是“左屠夫”還是“左阿訇”?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到底是真不好還是假不好?讀史論道,眼裡不能只有一個滿滿的勵志哥左宗棠,那個真性情的左宗棠,他的情懷、才學、品格,更值得我們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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