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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本龍一 :《末代皇帝》是我的一份意外禮物

在意大利著名導演貝托魯奇的代表作《末代皇帝》中,阪本龍一既是演員,也參與了配樂。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記錄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這部電影也確立了他作為一名傑出的電影音樂作家的地位。

今天的這篇文章來自阪本龍一的自傳《音樂即自由》,為我們呈現了音樂大師天性中可愛的一面。

▲版本龍一在頒獎典禮上

“一星期後要拍這場戲,在那之前你都不準笑。”

參與電影《末代皇帝》 的拍攝工作,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貝托魯奇導演一起工作相當有趣,每天都過著緊湊的生活。

我第一次見到貝托魯奇導演是在1983年的坎城影展上,那一年《俘虜》入選為影展的競賽片。通過大島渚導演的介紹,我跟崇拜的貝托魯奇導演寒暄過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聊起了拍攝《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說他想拍攝這樣一部電影,然而,困難重重之類的話題。在喧鬧嘈雜的宴會會場裡,我們就一直站著,聽他說了快一個小時。我覺得這部片的拍攝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過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參與。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後受邀出演。工作團隊似乎費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攝許可,總算在1986年於北京紫禁城開拍,過了三個月後,我也加入了拍攝的行列。

其實在開拍之前,我已經拿到劇本讀過了,裡頭有一幕劇情讓我怎麽樣也無法接受。劇本裡寫著,我所飾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現場後,我很固執地不願配合,心裡覺得:“雖然我很希望出演這部電影,但是切腹實在令我相當反感。對日本人來說,切腹是多麽的可恥。”於是,我拚命說服導演:“一提到日本人,就會聯想到切腹。像這種刻板印象,你應該也覺得很丟臉,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應該不會接受吧!”

甘粕曾經在法國待過兩年多,在當時是個相當時尚的男子。我向導演懇切地拜託:“這樣的男人怎麽可能會切腹?拜託改成用槍自盡吧!”貝托魯奇導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時尚的男子,而且在電影裡,甘粕的辦公室牆壁上還有著未來派的畫。最後,我堅持地表示:“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劇情,我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讓貝托魯奇導演傷透了腦筋,結果劇情還是改成甘粕舉槍自盡。不過,實際上,甘粕是服毒自殺。

到達拍片現場當天,我與飾演溥儀的尊龍第一次見面。所有人已經拍了三個月左右,每位演員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對我說:“你是日本派來的幕後黑手甘粕,是我的敵人,片子沒拍完,我不會跟你說話。”我當時是帶著吊兒郎當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話嚇了一跳,心想這個人是怎麽回事。

後來,我還是成天說笑,態度輕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場重要的戲,要對著皇帝說:“你隻不過是個傀儡,是我們日本的玩偶。”於是,導演就來警告我:“一星期後要拍這一場戲,你在那之前都不準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過吊兒郎當,導演已經看不下去了吧。在這之前,每天晚上拍攝工作一結束,我都會和大家去吃飯,一起去玩,但是經過了這次的事,就沒有人來找我出去了。

接下來,實際拍攝這場戲的日子來臨了。導演覺得我憤怒的力度不夠,於是親自示範給我看:“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憤怒!”我雖然照著導演的方式做,還是完全不行。導演一直喊著:“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再多一點!”我始終都沒辦法從他口中聽到OK。

電影裡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東京車站歡迎溥儀來訪,於是劇組人員匆忙去尋找可以飾演天皇的臨時演員。選角指導跑遍整個北京,總算順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選。很巧地,這名臨時演員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經營貿易公司還是什麽公司。他的長相和鬍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個非常奇特的人,我們聊開來後,他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他之前因為工作需要,暫時回東京,結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中國女性員工的來信。內容寫著,兩個人在北京街上說話時,有人看到去通知了警察……不過,如果他肯和她結婚,一切就沒事了。

我還在想這個人會怎麽做,結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樣結婚了。也就是說,那時寫信給他的女員工,現在已經成為他太太了。這似乎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不過我自己其實也有好幾次類似的經驗,和我關係不錯的中國女性在街上迎面走來時,連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中國社會,還是有著我們這些外來者無法窺知的一面。

▲《末代皇帝》拍攝現場 坐在阪本龍一身旁的是貝托魯奇導演

劇組所有人輾轉在北京、大連、長春三地進行拍攝工作。在北京拍攝時,是租下了貨真價實的紫禁城,移到長春之後,則是借用了偽滿洲國皇帝實際居住的宮殿。紫禁城裡的物品都讓蔣介石帶到了台灣,幾乎一件不剩,不過紫禁城結構對稱的巨集偉建築還是令我大為歎服。長春是偽滿洲國“首都”,因此有著寬闊的大道,而且街道都是採用棋盤式設計,也很有氣勢。

“龍一,幫《末代皇帝》製作配樂。”

《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從北京展開,然後開拔到大連、長春持續進行。到了長春,劇組也借到實際的宮殿,拍攝了溥儀“登基”為偽滿洲國皇帝的一幕。貝托魯奇導演表示,希望這一幕的現場能夠配上音樂,於是要求我立刻創作“登基儀式”的音樂。

一直以來,我都是以演員的身份參與拍攝工作,從沒想過得創作配樂。我也覺得貝托魯奇導演雖然請我加入演出,卻也沒有考慮過要讓我負責配樂。真要說起來,據說導演的老朋友埃尼奧· 莫裡康內幾乎每天打電話來片場,請導演讓他負責這部電影的配樂。總之,我就遵照導演這時候的指示,就當成是製作攝影現場的這一幕配樂,而不是負責整部電影的音樂。

我一直對民族音樂很有興趣,讀書時也學過,但是我不太喜歡中國的音樂,也沒有寫過中國風的曲子,甚至是幾乎沒有聽過。而且,拍片現場缺乏器材,給我作曲和錄音的時間大概也只有三天。

貝托魯奇導演狡猾地笑著說:“不管是什麽樣的音樂,埃尼奧可都是當場就立刻寫出來哦。”聽了導演的這句話後,就我的立場而言,總不可能當場推辭吧。

我向貝托魯奇導演提出要求:要我寫曲,也總得給我鋼琴啊。於是,劇組幫我借來了一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滿洲”電影協會的前身是“滿洲”鐵路電影部,是當時的“國有”電影公司。在片廠裡有一台直立式鋼琴,當地的工作人員用貨車運到了我的房間。那台鋼琴原先保存狀態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顛簸地運送過來,所以走音走得很厲害。然而,再說什麽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作曲時,幾乎是一邊想象樂音,一邊寫下。

錄音就得再回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片廠進行。樂曲的演奏找來了當地劇場附屬的樂團。於是,把鋼琴搬上貨車後,我也一起搭著貨車去片廠。

到了片廠,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負責協調工作。那位老先生對我說:“你是演甘粕老師的人吧。”沒想到他居然認識甘粕上尉本人。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歲就加入“滿洲”電影協會的管弦樂團,在團裡吹奏長笛。“甘粕老師對我很好”,“甘粕老師是個了不起的人”。從他的這些話裡可知,甘粕上尉應該相當受當時的人敬愛,有他充滿魅力的一面。

錄音的地點是“滿洲”電影協會,並且由當地樂團負責演奏樂曲,也就是說,呈現出來的聲音幾乎與當時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廠立的毛澤東銅像吧。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動,從過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隨處可以見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清楚偽滿洲國當時的音樂形式與演奏方法,但猜想應該多少都會加入中國的樂器,不過是稍微偏向西洋風格的音樂。而且,由於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來宣揚國威之類的音樂,整首樂曲應該會顯得非常不倫不類才對。

我寫的雖然不是拿破侖加冕儀式的樂曲,不過還是放入了一些法國風格,做成帶有濃厚鼓樂曲味道的音樂。當地的演奏者絕對無法完美演奏,不過這種演奏程度的差異更能營造出當時的實際氛圍,真是太好了。

無論是宿舍、片廠,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對這一切時,感覺像是被吸入了當時的世界。回到那棟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覺時,仿佛真的會有關東軍的軍官出現一樣,讓我覺得心裡毛毛的。

我認為,在電影這種事物裡,有些部分能夠跨越某種現實與虛構的界線。電影仿佛具備這種強大的磁力,甚至有時在拍片現場會讓人為之喪命。無論是“現實”,或是“虛構”,都是硬要為了設下界線而使用的詞匯,現實就是虛構,虛構即為現實,兩者之間原本就沒有界線存在。跨越這類語言界線的真實就反映在電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影片殺青過了約半年,我因為工作關係,人在紐約。在酒店退了房間,正要坐上車時,櫃台人員把我叫了回去,說是有我的電話。我接過電話,原來是製片傑裡米打來找我。“龍一,幫《末代皇帝》製作配樂。”

▲攝於阿爾法唱片的錄音室

於是,我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時間至少要有兩星期,一星期讓我能在東京作業,然後再前往倫敦,與正在剪接電影的他們會合,接著完成剩下的部分。第二,我要雇用助手幫忙。當時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優秀的女職員,她姓筱崎,我們私下都叫她“鋼鐵女”。我希望能夠雇用她一星期。傑裡米立刻答應了這兩點要求。

我問貝托魯奇導演希望是什麽類型的音樂,得到了這樣的答案:“電影的舞台雖然是在中國,不過這是一部歐洲電影。故事的時間雖然是從二次大戰前開始,一直到戰爭期間,但這仍是一部現代電影。我要你做出呈現這種感覺的配樂。”

我心想,這樣的答案說了跟沒說一樣,不過我也沒時間不知所措,於是在腦中大致描繪出一個輪廓:用西洋的管弦樂曲當作基本,然後大量放入中國風的元素,再加入德國表現主義之類的元素,營造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崛起時的感覺。

首先,我在東京開始了作業。說是這麽說,不過我過去完全沒學過中國音樂,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買了二十張左右的中國音樂精選集,然後花了一整天全部聽完。接著,我考慮電影裡的時代與場合,選好應該使用什麽樂器,然後就開始尋找東京附近的中國樂器演奏者。我一邊寫曲,一邊錄音,同時也請中國樂器的演奏者彈奏,並且錄製下來。我和另外三位管弦樂編曲家整整一個星期都在反覆做這些工作,而且幾乎每天熬夜。

當時還沒有因特網,因此我借用BBC與NHK之間的衛星聯機,與倫敦的工作人員相互傳送數據。衛星線路傳輸一首樂曲得花上一個小時左右,談不上多好用,不過我沒時間等郵件寄送,也只好將就。我請倫敦的工作人員聽我傳送過去的檔案,然後在電話中討論,再重新錄音。通過這樣的方式,我總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接著就與一直幫我的上野耕路帶著這些曲子飛往倫敦。

“美國已經拍不出這類電影了。”

一到達倫敦,我才發現剪接過後的電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樣子。如此一來,作好的曲子當然完全無法配得上。隻不過半年的時間,這部電影經過貝托魯奇導演不斷的剪接,完全變了個樣子。他就是這種作風的人。整部電影剪接得越來越不一樣,不僅原有的畫面被拿掉,順序也有調動,真的是一團混亂。

隔天就要錄音,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還是到處可見,於是當天晚上,我和上野又繼續熬夜,關在酒店房間重寫。酒店房間沒有鋼琴或任何樂器,而且當時也沒有電腦,我們只好按著計算機,拚命計算得要減少幾個小節和拍子,秒數才配合得上剪接後的畫面,然後重新寫下,忙得雞飛狗跳。結果我們到了倫敦之後的一星期也都沒合過眼,白天錄音,晚上重新寫曲,每天重複這樣的過程。

經過東京一個星期、倫敦一個星期,總計僅僅兩個星期的時間,在這種魔鬼行程下,《末代皇帝》的電影配樂總算寫好,並完成錄音。幾乎不眠不休的工作結束後,我就因為過度勞累而住院。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狀況,不過幸好能夠完成配樂,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事實上,貝托魯奇導演之後仍繼續作業,整部電影又花了六個月左右的時間才完成。試映會當天,我看了完成的電影后,驚訝得差點沒從椅子上摔下來。

▲飾演甘粕正彥的阪本與飾演皇后的陳衝

配好的音樂不但被拆得亂七八糟,拚到住院才寫出來的四十四首曲子也有一半沒被採用。我拚命研究,調查文獻資料,直到確定畫面與音樂的搭配關係後,傾注精力製作出來的配樂,結果三兩下就被淘汰。至於其他留下的曲子,每一首出現的地方也被大幅度地調動,因為電影本身也不一樣了。看了試映,我滿是憤怒、失望與驚訝,甚至覺得自己的心髒會不會就此停止。

自此以後,我就很少出席試映會,因為身體真的會吃不消。然後又過了幾個月,劇組和我聯絡,告訴我這部影片入圍了奧斯卡獎。當時,我已經從緊湊的電影製作體驗中抽離,回歸日常工作,就仿佛“忘記”拍過這麽一部片,所以覺得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不過我還是立刻動身飛往洛杉磯。得獎名單揭曉時,《末代皇帝》一片抱走了九項大獎,寫下驚人的紀錄。這個結果就如同一份意外的禮物。

頒獎典禮中,大牌影星雲集,看到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還有格利高裡· 派克,我興奮得不能自已。

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的致辭讓人印象深刻。“《末代皇帝》獨得九項大獎,今年正是屬於它的一年。”緊接著,他又加了一句,“美國已經拍不出這類電影了。”

“過去好萊塢拍過的這類大規模動員電影,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又為我們重現。美國已經拍不出這類電影了。”聽到克林· 伊斯特伍德的這段致辭時,我有著莫名的感動。

領獎時,我也上台稍微簡單致辭。“感謝貝托魯奇導演以及這部影片的全體工作人員。”我大概是說了這類簡單的謝詞。不過事出突然,我的腦袋一片空白,所以用的是很蹩腳的英文:“I wanna thank...(我想感謝……)”

一說出口的瞬間,我心想這下糗大了。不過換個角度想,我就是一個外國人,成長過程也沒出席過這麽盛大的場合,出糗也是無可奈何。不過對我自己來說,這將會是我一生的小汙點吧。

能夠與貝托魯奇導演共事是相當幸運的經驗,而我更是有幸能夠經驗三次。隨著合作次數增加,我們聊得更為深入契合。不僅溝通越來越順暢,也能夠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如此一來,創作出的作品也變得更好。由於曾經與意大利國寶級導演貝托魯奇一同工作,因此意大利人都對我極為熱情。無論是多麽偏遠的小鄉鎮,當地居民都會很慎重地接待我。

我有時會開玩笑地說:“意大利的人又好,食物和紅酒又可口,以後要辦巡回演出的話,就都來意大利好了。”意大利的小鄉鎮也有很棒的會場,而且每個人都會專注地聆聽演奏。就算我彈的是實驗味道極濃的音樂,而不是貝托魯奇電影裡的曲子,當地居民仍是願意用心感受其中的熱情。我想這種素養大概就是羅馬帝國的文化遺產吧。

選自《音樂即自由》,楚塵文化出品

日本著名音樂大師阪本龍一唯一口述自傳

《音樂即自由》

[日]阪本龍一 著 何啟巨集 譯

2017年4月

編輯 |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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