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相利”——墨子思想核心新說

迄今的思想史、哲學史以及相關論著中，大都認定“兼愛”“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實際上，這樣理解墨子很不準確，未得古人之心。墨子的思想核心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一、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

墨子思想的基本內涵，《莊子·天下篇》曰：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毀古之禮樂……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1］1072-1077

這裡提到墨子的思想有：崇尚節儉、主張兼愛、互利、非攻、非樂、節葬、苛刻待己。

《淮南子》介紹墨子思想：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2］436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2］709-710

《淮南子》認為墨子思想師承儒學，這是個學術思想史的大問題，這裡且不置論。本文注意的是，它明確點出了墨子思想的一些具體內容：兼愛、尚賢、右鬼、非命、節財、薄葬、閑服。

再看《漢書·藝文誌》對墨家的概述：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3］1738

這段話有三個意思：第一，墨家出於清廟的守官；第二，指明墨家思想的主要內涵有：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第三，站在儒家立場批評墨家非毀禮儀、不別親疏（不講倫理）。第一點和第三點涉及思想史以及諸子學派的思想評價，問題非常複雜，暫且不論；這裡重點討論第二點——墨家思想的內涵。

從以上簡述可知，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認識大致相同。他們點出的這些思想，在今傳《墨子》中都可以看到。

如果把先秦兩漢學人對墨子思想內涵的述評與《墨子》結合起來看，墨子思想就更加清晰了。《墨子·魯問》記載了墨子的一段話：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4］475-476

這是墨子自述的十條思想綱領，自然是墨子思想內容的可靠表述。顯而易見，先秦兩漢學人所述的墨家思想內容，與墨子所說基本一致。

根據墨子的述說語態或句式，這十條綱領各有一定的獨立性質——它們分別針對不同的社會政治狀況而發。但是，這十條綱領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或者說其背後有沒有一個思想“統領”呢？當然有，這一點學者們都不否認。只不過，這個“精神”或“統領”是什麽，就見仁見智了。通行的看法是“兼愛”“非攻”。筆者則以為是互利，即墨子所言“交相利”，這十條綱領都是在這個核心觀念下展開的。

既然“兼愛”“非攻”被廣泛認定為墨子思想的核心，那我們不妨就從這裡說起。

二、“兼愛”的實質和目的

墨子倡導的“兼愛”，就是“泛愛”“博愛”，是周遍的愛、無差別的愛。《墨子·小取》篇說得很清楚：“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4］419所謂“周愛人”，就是平等地去愛所有人。所以孟子才痛斥他：“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也講“仁者愛人”，那為什麽孟子還要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禽獸”呢？這是因為儒家“愛人”有一個原則，即“愛人”要有等差倫序。孔子主張：“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孟子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愛人”要恪守親疏近遠的倫理次序，先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後才能按照親疏關係逐次推及他人——這個倫理順序是不可侵犯、不可錯亂的。正因為墨子的“兼愛”違背了這個倫理次序，孟子才說他“無父無君”，類同“禽獸”。與儒家“愛人”思想進行比較，墨子“兼愛”的內涵就更明晰了。

了解“兼愛”的含義後，就要考慮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兼愛”是不是墨子思想的終極目的？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核心又是什麽呢？墨子雲：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4］99-100

墨子指出不同人際關係之間的“亂”象，都是因為人與人不相愛。因此他主張“兼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4］101

不難見出，在墨子的論說中，“兼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聖人治天下”，“兼愛”只是墨子為“治天下”開出的“藥方”而已。因此，不能當作思想核心。

第二個問題，墨子提倡“兼愛”是不是勸導以類似宗教式的無私愛心來與人相處，治理社會呢？如果不是，它的實質或旨趣又是什麽呢？

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4］101-104

很明顯，墨子考慮問題的基點是“利害”，而“兼愛”不過是他興利除害的方法。因此，“兼愛”思想的實質或旨趣是趨利避害，它並不是一種社會倫理甚或宗教意義的思想，而是為社會利益服務的方式。這個思想，與墨子手工業者的身份十分吻合，代表著城市平民階層的根本利益。

第三個問題，“兼愛”如何實現？墨子雲：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4］127

墨子認為實現“兼愛”並不難，原因有：其一，趨利避害是人們的共同心理，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根本基礎。人們只要認識到“兼愛”的好處，從自身利益出發，就不難做到“兼愛”。其二，還需要自上而下的規約引導，這是“兼愛”得以實現的制度保障。只要在上位者勸說引導，輔之以賞譽和刑罰，讓人們真切體會到“兼相愛”則會“交相利”，“兼愛”就容易實現。

弄清楚上述三個問題，我們就能準確理解墨子的“兼愛”思想了：它的完整表達應該是“兼相愛、交相利”，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

三、“非攻”的實質和目的

墨子另一個著名主張是“非攻”，也普遍被視為他的核心思想。實際上，“非攻”也是實現“交相利”的手段而已。墨子雲：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4］128-129

這段文字，墨子是圍繞一個“義”字做文章，指斥偷掠攻奪之事為不義的行為，因此他主張“非攻”。《墨子》中“義”字出現293次，並專有《貴義》一篇。可見墨子非常看重“義”。那麽，墨子所說的“義”究竟是什麽含義呢？墨子雲：

仁，體愛也……義，利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孝，利親也。［4］310-312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4］391

顯而易見，墨子認為“義”就是“利”。這與孔孟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並主張崇義黜利的思想截然不同。墨子之前就有把“義”“利”聯繫起來的思想，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趙衰說：“《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5］445又《昭公十年》晏子也說：“義，利之本也。”［5］1317儘管他們尚未像墨子那樣把“義”“利”直接等同起來，但已經指出了兩者的主輔關係。墨子不僅把“義”“利”互訓，而且論證了“義”等同於“利”的終極根據：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4］20-22

《墨子·法儀》主張“法天”而治，乍聽上去，似乎跟道家的主張相似。但是墨子的“法天”與道家的“道法自然”完全不同。道家的“法自然”是倡導“自然無為”，而墨子要效法天的什麽東西呢？“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這是天的意志；“兼而愛之、兼而利之”，這是天的行為。天的意志和行為方式就是人類社會應該取法的準則。換言之，相愛互利就是最根本的“義”——這是法天而行的，所以是“利”等同於“義”的思想的終極依據，不容置疑。

明白了墨子對“義”的理解，再回到“非攻”的論題。《非攻》圍繞“義”字做文章，究其實質，是圍繞“利”字做文章。墨子考慮的是，攻伐之事在利害得失的衡估上不劃算。他說：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裡之城，七裡之郭……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裡之城、七裡之郭且可得也……然則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4］132

墨子的意思是，諸侯發動戰爭，即使得勝，結果也只是得到一些無用的墟城和土地，喪失的卻是寶貴稀缺的民眾。而在墨子看來，當時各諸侯國的國情是“人不足而地有余”。所以他說“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毫無疑問，墨子在這裡還是以利害關係來衡量義與不義的。

既然攻伐不是明君善政，那麽，怎樣做才是令人讚譽的善政呢？墨子雲：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4］140-157

“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就是善政。而“天”“鬼”都是虛設的，“人”才是實存的。所以，所謂上中下之利，實際上是下文所說的“中國家百姓之利”。墨子認為，明君善政就是要保全民眾的利益；而攻伐戰爭，則與此背道而馳，“實天下之巨害”，所以他主張“非攻”。顯然，墨子的出發點是一個“利”字，即《公孟》所雲：“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這才是“非攻”思想的實質和目的。

四、以“交相利”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墨子思想的十條綱領，除兼愛、非攻外，還有節用、節葬、非樂、尚同、尚賢、非命、尊天、事鬼。這八個主張都是以“利”為思想基礎和原則。依照其思想內涵，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節儉的民生主張

墨子提倡“節用”“節葬”，並且“非樂”，用意都在務為節儉——節省物力民財。墨子雲：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4］159-163

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幾梃、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以此共三年……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4］171-176

聖人為政要能夠為天下國家增加財富，而增加財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節省開支、減少費用。反對厚葬久喪（長時間守喪），因為，厚葬於死人無益，是浪費了活人急需的財物；久喪則白白浪費了人力，減少了社會財富的創造。顯然，墨子倡導節用、節葬，是從“利”的原則提出的。“非樂”的思想也是如此：

仁者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4］251

墨子並非不了解美聲、美色、美味、美居乃是人生美好的享受，只是在民不聊生的貧困時代，這些東西不合“萬民之利”，所以墨子的“非樂”即反對奢侈享樂的生活。

（二）尚同的社會政治思想

尚同、尚賢、尊天、事鬼四者，組成了墨子的政治思想。這個政治思想以“尚同”為核心。那麽，“尚同”是什麽意思呢？墨子雲：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4］74-76

墨子從社會政治管理的起源說起，為了避免“天下之人異義”導致社會混亂，才建立自上而下的官吏體制。而這套管理體制的要義是維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專製。因此，“尚同”就是“上同”，就是自下而上的認同和服從。墨子長篇大論，從裡到鄉，從鄉到國，直到天下，闡說各行政層級都必須“上同”之義。

在“尚同”政治思想中，還有兩點可注意：

第一，是尚賢。墨子在述說各層級官吏體制的建構中，重複“選擇賢可者”立為某官這句話。什麽樣的人是墨子眼中的賢者呢？他說：

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4］50

很明顯，墨子所謂“賢者”，都是能夠辛勤履職，能夠給國家、萬民帶來實際利益的人。與此相關，他為如何培養更多“賢者”所提出的方案，也是以“利”為激勵：“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禦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禦之士將可得而眾也。”［4］44“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就是用財富名位去獎賞“賢者”，以期造就更多的賢能之人。我們知道，儒家也“尚賢”。但是儒家之“賢”是仁義道德楷模，不是墨家所說的社會利益的創造者；儒家之“賢”追求“仁政王道”，墨家之“賢”追求“官府實”“萬民富”。兩家關於“賢者”的內涵及其目標都是不同的。

第二，是尊天、事鬼。上面說到，墨子講“上同”，從裡到鄉，從鄉到國，從國到天下，都必須逐級向上服從。那麽，到了天子這裡，已經是行政的最高層級，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必服從誰了嗎？不是的。墨子雲：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4］82

這是所言逐級“上同”的最終依據乃是天和鬼。所有的人都必須“上同”於天、鬼。

為什麽要“上同”於天呢？因為天明察秋毫，普惠萬民且無偏私，賞罰必信：“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舉例說：“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4］195

何以要“上同”於鬼呢？首先要知道，墨子所說的“鬼”，“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是天地人的神靈，不僅限於祖先。這些神靈，與天一樣，也具有“賞賢而罰暴”的神力：“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4］248《墨子》本有《明鬼》三篇，今天僅存其下篇。這篇文字，以鬼製人之意非常鮮明。並且，由於文中大量講述上古聖王信鬼尊鬼而得賞，暴王不信鬼不尊鬼而遭罰的故事，更體現了以鬼製正天子的含義。以鬼製人的目的，還是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三）非命思想的實質

墨子鮮明地反對命定論。持命定論者說：“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墨子則認為，無論家國天下的治亂還是個人的窮達榮辱，都不是命定的，而在於人怎樣去作為：“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4］279墨子進而批評命定論乃是“暴人之道”：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賓客，內無以食饑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此天下之大害也。［4］273

可見，墨子批評命定論的思想基點仍然是“利”。相信命定則會上下怠惰，形成“刑政亂，財用不足”結局，“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成為“天下之大害”。只有像上古聖王那樣，“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才會“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非命上》），從而實現天下萬民之大利。

從本文的簡要梳理可見，墨子的思想核心，並不是“兼愛”“非攻”，而是“交相利”。《墨子·魯問》自述的十條思想綱領，是墨子提出的政治建構和社會建構思想。這十條思想綱領，針對具體的現實社會情狀而發，但是殊途同歸，都以“交相利”作為其出發點和目的地：以尚同、尚賢、尊天、事鬼思想構建專製的政治管理制度，以保障“中國家天下萬民之利”；以節用、節葬、非樂思想倡導節儉的社會風尚，以維護社會民生之利；以非攻思想反對諸侯之間的攻奪戰爭，讓天下擺脫“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的“兩不利”困局；以非命思想反對宿命論，避免形成“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從而“刑政亂”“財用不足”的不利結果；以兼愛思想，構建“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社會格局。這樣，墨子就以“交相利”為思想原則和樞紐，針對現實社會狀況，構建了一個比較嚴整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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