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去人教社的官網，翻看最新版的初中歷史教材，發現一個不大不小的改動：
七年級下冊第四課《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裡的“玄奘像”被換掉了。
舊教材（人教社2016年第一版）裡的“玄奘像”是這樣子的：
人教社官網最新發布的新教材（可供下載的電子版），將上面那張“玄奘像”，替換成了下面這張“玄奘西行求法圖（郵票）”：
這兩張玄奘像，看起來雖然相似，但細節上其實有著許多的不同。
舊教材的玄奘像，放大後如圖三所示。該圖長期被中文知識界視為“玄奘標準像”，中華書局版《大唐西域記》裡的配圖是它，央視《百家講壇》裡的玄奘用圖也是它，2005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該圖時，也稱之為玄奘像。
實際上，這是一幅繪製於鐮倉時期（1185—1333年）的日本絹畫。
新版教材的“玄奘西行求法圖（郵票）”，放大後如圖四所示。它實際上是2016年9月中國郵政發行的“玄奘特種郵票”中的一張。
比較圖三（日本古代絹畫）和圖四（中國當代郵票），不難看出：
（1）圖三裡的僧人，眉毛長垂顯示年齡較大，衣著相當華麗，背上的經篋也很精致，耳朵上帶著大耳環，脖子上掛有九個骷髏組成的串飾品，腰間還懸有一柄刀劍——有人認為該柱狀物並非刀劍，而是一種背夫常用的T字支撐。當背夫想要歇息時，可以將T字支撐安放在背簍下，如此就省去了卸背簍和起背簍的麻煩。但放大該圖局部（見圖五），不難看出，該柱狀物上有著精美的紋飾，只可能是刀劍之鞘，不可能是背夫用的T字支撐。也有學者認為，將僧人手持之物與腰懸柱狀體視為一件東西的不同部分，“可知這其實是一把手杖”，但同樣的道理，普通手杖不當有如此精致的紋飾。
（2）圖四（中國當代郵票）的整體構圖，雖然是承襲圖三（日本古代絹畫）而來，卻將華麗的衣著改成了樸素僧衣，將精致的經篋也做了降格，大耳環被取消，九個骷髏組成的串飾品被替換為佛珠，腰間的華麗刀劍也改成了黑色的柱狀物——如此倒是有點像背夫使用的T字撐了（見圖六）。為了符合玄奘系青年時代遠赴異域求法，畫像還將僧人的長眉去掉，替換為一張更年輕的面容。
之所以要做這些修改，是因為華服、耳環、骷髏飾等元素，與玄奘法師的真實形象相去甚遠。有學者提出質疑：
“耳環是苦行者的飾物，佩戴耳環是成就派僧人的習慣。從圖像學意義上說，耳環與作為法相宗祖師的玄奘似乎都沒有關係。至於骷髏飾，在佛教密宗學派中，尤其是怒相神的飾物中，觸目皆是，所以骷髏飾似乎更多地與密教圖像有關。”“關於耳環和骷髏飾，……它們主要是印度苦行僧人與成就師的飾物，也可以說是與密教有關的僧人的標誌物。因此，玄奘的形象，邏輯上與這些東西是不沾邊的。眾所周知，玄奘所代表的宗派是法相宗，他所譯經典也以法相宗為主。”
還有學者認為，圖三中僧人所佩“與其稱為‘戒刀’，更像是帶鞘的佩劍”，而劍在佛經中屬於凶器，僧人是不能佩劍的。所以，這幅所謂的玄奘法師像，“所繪人物形象恐非取材於中國古代僧人，而是另有來處。”再考慮到圖三僧人所穿僧衣堪稱華服，且形製與敦煌石窟中常見的行腳僧所著僧衣大不相同，可推斷認為“這幅畫作很有可能是以日本貴族為原型繪製而成的”。
身穿華服、帶大耳環、掛骷髏飾的日本絹畫被當成“玄奘標準像”，很可能只是一次誤會。這幅日本絹畫，雖然大概率參考了自中國傳入日本的行腳僧畫樣，但並無證據顯示那幅已失傳的畫樣，就是以玄奘為描繪對象。比如說，有意見認為畫樣來自“宋代無名畫家”，依據是《清明上河圖》中有類似的複笈者（見圖八）。不過，《清明上河圖》裡的這位負笈者並不是僧人，至多只能推測當時已有類似的僧人形象，故“張擇端將這個僧人粉本（畫樣）略作改動，演變為一個世俗形象”。
事實上，在20世紀以前，中國幾乎沒有玄奘畫像流傳（敦煌榆林窟的“玄奘取經圖”屬於壁畫，也無廣泛流傳）。直到1933年佛學居士歐陽竟無將圖三那幅日本絹畫引入中國，並刻於石板之上，放置在今西安市興教寺的玄奘塔內，它才正式成為被中文知識界廣泛接受的“玄奘標準像”。
但很顯然，帶大耳環、掛骷髏頭裝飾的“玄奘”，並不是真正的玄奘。
注釋
圖片引自人教社舊版歷史教材七年級下（2016版）。
圖片引自人教社官網最新版歷史教材七年級下，地址：https://bp.pep.com.cn/jc/。
陸宗潤：《這幅眾所周知的“玄奘法師像”，非玄奘？》，澎湃新聞2015年8月19日。
杜南發：《「玄奘負笈圖」人物身份考》
李翎：《“玄奘畫像”解讀——特別關注其密教圖像元素》，《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
陸宗潤：《這幅眾所周知的“玄奘法師像”，非玄奘？》，澎湃新聞2015年8月19日。
李翎：《玄奘大師像與相關行腳僧圖像解析》，《法音》2011年第1期。
劉淑芬：《高僧形像的傳播與回流——從“玄奘負笈圖”談起》。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