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餐盒、快遞包裝、一次性塑膠袋、廚余垃圾、衛生紙......你有沒有留意過，自己每天會產生多少生活垃圾？這些垃圾最終又去了哪裡、如何被處理？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可能是個很少出現的問題。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雖然每日都在製造生活垃圾，但當把垃圾扔進垃圾桶的那一刻，彷佛這些垃圾就已然跟我們毫無瓜葛。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製造垃圾，也無時無刻不在厭棄垃圾。
但事實上，無論我們將這些垃圾扔出多遠，它都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
撰文 | 李妍
作為一個經常宅在家裡工作的人，扔垃圾堪稱是需要我自己走出家門完成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如果某一天沒出門，又接連叫了外賣/收了快遞，那屋子裡就迅速堆積起體積可觀的待扔之物，必須趕快扔掉才能維持屋子裡的整潔和可活動太空。每當拎著滿手的垃圾下樓，那種感覺就好像，在屋子裡的我，不過是一個把有用之物不斷生產為垃圾的機器。
於是，我會推想：我自己一年生產的垃圾將會是多大的一堆？一輩子呢？整個小區呢？整個城市呢？……每天由環衛系統清運走的垃圾最後去哪裡了呢？它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這個世界消化？作為一個在現代都市裡生活的人，我和垃圾之間到底是怎麽一種疏離又緊密的關係？
我發現，我所知極少。
垃圾的悖論
我們生產它們，又厭棄它們
我想從別人的研究和調查中找到一些答案，所以對寫垃圾的書產生了興趣。近來一本新譯介過來的書，是《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作者羅賓·內葛是美國紐約大學人類與城市研究方向的學者，為了知道在紐約這座美國最大的城市，是誰負責將每天產生出的巨量的廢物清運走，以及他們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她通過入職考試和體檢，進入紐約市環衛部，和正式環衛工人一起工作，進行她的田野調查。
羅賓·內葛（Robin Nagle)，紐約大學人類學與城市研究的臨床教學副教授，自2006年起任紐約市清潔部人類學家。
雖然羅賓·內葛的關注點主要在於那些在紐約環保部工作的環衛工，但垃圾是這一問題的起點。她講述自己和學生曾前往紐約斯塔頓島的“弗萊斯科爾斯”垃圾掩埋場的經歷，看到的畫面是“吊車司機正挖掘著溢滿成千上萬噸垃圾的駁船”，“我的學生們在親眼見證之前就知道這個垃圾掩埋場十分巨大——據坊間傳言，它大到甚至可以從太空上看到——但是他們還是對這無邊無際的大毫無準備”。
位於紐約斯塔頓島的“弗萊斯科爾斯”垃圾掩埋場（Fresh Kills Landfill）
這種“毫無準備”很容易理解——因為不論中外，我們幾乎每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出自一種本能地將自己和垃圾隔離開來。對於垃圾，“眼不見為淨”，只要讓它們離開我們的生活和視野就萬事大吉。
羅賓仔細地描述了自己在入職之後，作為清潔工人被“無視”的種種境遇。 “毫無疑問，垃圾堆是被廣泛鄙視的……公眾厭惡這些搬運車運載的垃圾，厭惡這些搬運車永不停歇地來來去去，厭惡這些搬運車鑿進周圍街道留下的凹坑，厭惡它們髒汙的廢氣……”“當我駕駛這重達35噸的龐然大物橫穿擁擠的街道時，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人會樂於見到我”。有老環衛工曾戲謔地說，“他們認為垃圾仙人會把垃圾都變走。”——非常慚愧，我自己對垃圾搬運車也同樣避之不及。
可是垃圾仙人並不存在，垃圾是實實在在的物質，而一座大城市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是巨量的。在羅賓所生活的紐約，（寫作這本書時）這個數字是由820萬居民製造的1.1萬噸。在中國，可以搜索到環保部每年發布的《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年報》，2016年的數據中，上海、北京以極微小的差距分列“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榜單的第一、二位，如果以天計算，日產量約為2.4萬噸。
《2017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年報》截圖
為了將他們運離人們的生活太空，需要一個龐大而勤奮的環衛系統和數以萬計的為這個系統工作的人。央視《新聞調查》2010年做過一期名為“垃圾圍城”的節目，節目中提到，北京市收運垃圾的垃圾車，如果排成車隊，可以佔滿整個三環路。每天清晨，它們就已奔忙在每一條街道，在絕大多數人都還未醒時把垃圾桶清空。
2010年第26期《新聞調查》節目截圖。來源：央視網
垃圾車的終點，是一座座遠在郊區的垃圾處理廠；垃圾的最終命運，在現行的處理手段下，通常是被填埋或焚燒。打開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可以找到更新至2017年6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匯總表”，這個表格告訴我們，北京市共有26處大型垃圾處理廠，分布在大興、昌平、豐台、房山等郊區。其中處理工藝采取衛生填埋的12處，焚燒7處，堆肥7處；以設計日處理能力計算，衛生填埋9541噸，焚燒9800噸，堆肥5000噸。
這三個數字加起來剛好基本與北京生活垃圾日產量持平——還好。2010年的那期《新聞調查》所聚焦的，是某小區居民出於健康考慮，抵製在其附近修建垃圾焚燒廠，兩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節目中，北京市政市容委固廢處的工作人員這樣強調修建新處理設施的緊迫性：“只要四五年的時間，現有的垃圾處理設施容量就將用盡，就要面臨垃圾沒有去處（的困境）。”幾年過去，我們應該慶幸，仍在不斷增加的生活垃圾依然有地方可去。
延伸閱讀
《棄物》
作者：（美）布萊恩·蒂爾
譯者：劉欣玥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8年1月
關於垃圾的文化隨筆。作者說：“如果說‘垃圾’是這本書的討論對象，那麽其背後真正的主體其實是欲望和時間。”
但填埋和焚燒，畢竟也並不是讓我們感到心安的垃圾最終歸宿。填埋，將一個個地塊填滿之後怎麽辦？事實上，填埋曾在生活垃圾處理中佔據絕對優勢，但由於這一方式持續性較差，“零填埋”、修建更多符合環保標準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是包括北京在內很多城市的目標。然而，未經分類的混合垃圾在燃燒後有可能產生包括二噁英在內的各種有害物質，即使建造者和管理者努力使其滿足嚴苛的環保標準並作出承諾，也每每讓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和反對。垃圾，即便被填埋於地下或燒化成氣體，也同樣讓人厭棄。
可是，那它們又該往何處去呢？每一個居住區裡的人，都希望小區裡的垃圾能夠得到最及時、最清潔的清運，同時，希望垃圾填埋場、焚燒廠離自己越遠越好。這固然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市政管理問題，但更是一個深層的悖論，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之中。
現代性的吊詭
垃圾劇增，與快速變遷的現代生活觀念
生活垃圾的劇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化生活方式普及的結果。關於這一點，研究垃圾問題的作者有普遍的共識。
羅賓·內葛在《撿垃圾的人類學家》中說：“環衛工人是維護資本主義最基本節奏的重要參與者。物質消費總是包含丟棄的必然性，儘管這很少被承認。如果消費產品不能被丟棄，那麽它被佔用的太空就不能騰出來讓新的產品成為家庭的一部分。因為環衛工人帶走了家庭垃圾，我們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引擎才不會運行不暢。儘管這是對一套厚重複雜過程的簡單化描述，基本現實卻是明確的：用過的東西必須丟棄，為新的東西騰出太空。”
《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
作者: [美]羅賓·內葛
譯者: 張弼衎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9月
這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依然可以穿但是舊了、不再符合時尚的衣物，不小心購置了大量多餘的物品存放到過期，不斷更新換代的電子商品令被淘汰的產品難以處理……當新的消費品湧入，舊物就成為了對我們無用的垃圾。
有時，類似行為會遭遇長輩們的感慨：“還好好的，就扔了啊？想我們當年……”觀念的衝突正是因為，這樣被不斷更新消費所規訓的生活，歷史並不久遠，在傳統農耕生活中，需要特殊處理的生活垃圾是非常微量的，餵養牲畜、燒火、堆肥可以消耗掉絕大部分。
人類學學者胡嘉明、張劼穎的研究著作《廢品生活》，關注的是寄居在城市邊緣的拾荒者群體，兩位作者在書中解讀了廢品在轉型中國的物質性：“回收、廢物再用，修補破舊之物，曾經是家庭生活中男男女女必備的技能。然而隨著一套方便、衛生、更新換代的文化興起，人們才逐步習慣於丟棄，而不是循環利用。”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太空》
作者: 胡嘉明、張劼穎
版本: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
我們的生活垃圾中，種種包裝物和一次性用品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這同樣來自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轉變。它們在被丟棄前所發揮的作用，是便利和潔淨。在一切都需要購買的城市裡，幾乎沒有什麽是可以不被包裝就完成銷售的，而絕大部分包裝在內容物被取出後就扔掉了。而且，這一事實並不會因為類似“限塑令”的舉措而得到扭轉，反而在不斷攀升。隨著網購和外賣的興起，用於包裝、填充的塑料製品和海量的一次性餐盒，已經讓輕薄的塑膠袋不再是最迫切的問題。
同時，我們用保鮮膜、一次性手套、紙巾、濕巾、棉柔巾、紙尿褲來維持一種我們需要的潔淨狀態。——這種潔淨本身，亦是一種極具現代性的需求。人類不再能容忍汙垢、警惕任何可能的細菌、相信潔白全新的紙製品要比反覆盥洗的耐用品更乾淨，這些信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紀。如此的潔淨觀首先當然是基於現代醫學衛生理論的發展，但同時恐怕也離不開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氛圍對心理機制的影響。
延伸閱讀
《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
作者: 梁其姿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年1月
本書考察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疾病觀念的變化與社會的關係。雖然主體是對傳統中國社會的研究，但第一編論述了“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是的，這些易得的一次性消費品讓我們的個人衛生和生活環境前所未有地乾淨。但是，這種潔淨的另一面，竟然是持續增長的、難以處理的垃圾，也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頗具現代色彩的吊詭。人類也許從來沒有像現在在城市裡這樣，與自己的生活產生的廢物徹底隔離開來。垃圾變成了一種交給其他人處理的東西。
這種隔離經常成為一種不平等的表征。在我們自己的身邊，以垃圾為生的拾荒者、廢品回收的初級從業者並不是個很小的群體，但卻以一種近乎看不見的方式生活在城市底層。雖然胡嘉明、張劼穎在《廢品生活》中說，“我們發現，城市廢品雖又多又髒，但不是人人能撿，撿的人也不是一般想象的別無資本、沒有學歷、無法去工廠工地打工才靠垃圾賺錢的‘可憐人’。收廢品群體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需要特別的關係網絡和太空資源才能進入的行業。” 但，“一般想象”本身已經能夠說明問題。
在全球化的巨集觀層面，垃圾的流向同樣是不平等的。我們應該都還記得2017年7月的一條新聞：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通知，宣布2018年1月起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24種“洋垃圾”。而在禁令實施後，又有後續新聞報導，美國等“洋垃圾”輸出國感到很不適應，因此造成難以處理的廢舊物品堆積。以高能耗、高消費為主流的發達國家，將垃圾輸出到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做法，被齊格蒙·鮑曼描述為，“這一部分世界能使用其特有的權力作為抵禦過度高溫的安全閥門，同時將世界的其他部分當成垃圾堆，傾倒自己持續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有毒廢物。”
於是，全球化的不斷擴張，不發達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一方面因對不平等的挑戰令人歡欣，另一面卻又不知將導向一種怎樣的未來。齊格蒙·鮑曼在《廢棄的生命》中不無危言聳聽地從垃圾的角度設想了這一進程的結局——
一百年之後，現代性的全球化勝利所導致的一個非常致命的（可能也是最為致命的）結果就是人類廢棄物處理產業的嚴重危機：隨著人類廢棄物總量超過現有的處理能力，出現了一種極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現代化在面對由它自己所產生的廢棄物時，既無法重新吸收也無法將其徹底銷毀，最終如鯁在喉，窒息而死。
《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
作者: [英] 齊格蒙·鮑曼
譯者: 谷蕾、胡欣
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11月
除了寄望於垃圾處理工藝及材料工業的發展，我們還能做什麽嗎？有可能減少垃圾的產生嗎？恐怕很難。雖然我們能讀到個別環保主義者所進行的生活實驗，幾乎拒絕所有包裝商品，減少不必要的消費，用堆肥等傳統做法消化有機垃圾，把一個家庭一年的垃圾總量減少到一小瓶。（感興趣的讀者可點擊閱讀《一年了，這個四口之家只有一罐生活垃圾》）但這終究只是極少數人進行的實驗。以個人的力量對抗洪流，是不現實的。
可至少，在每天將垃圾投入垃圾桶的時候，在偶然遇到沒有被及時清運、散發著異味的垃圾堆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停下來一瞬間想一想它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們有時候會說，我們吃下去的東西能代表我們的自我，我們選擇的書可以代表我們的自我，那麽我們丟棄之物也是一樣——不論把它們扔到多遠，垃圾都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李妍；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題圖素材來自紀錄片《塑料天堂：大太平洋垃圾帶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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