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布朗：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戈登·布朗（英國前首相、財政大臣，現為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全球教育機會融資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是Catalyst基金會顧問委員會主席。）

　　倫敦—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2018年也許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導致了民族主義“奪回控制權”運動以及保護主義的崛起，破壞了70年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贏得了發展其自身國際機構的機會。世界仿佛將在對立的全球治理體系間陷入撕裂。

　　不管未來幾年發生什麽，很顯然2008—2018這個十年標誌著經濟實力平衡的時代變遷。全球金融危機頂峰，我是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主席，北美和歐洲佔了世界人口的15%左右，貢獻了經濟活動的57%，投資的61%，製造業的約50%以及全球消費支出的61%。

　　但此後，世界經濟重心發生了轉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國家佔世界生產、製造、貿易和投資的40%左右，而今天已經達到了60%以上。一些分析師預測到2050年亞洲佔全球經濟產出比達50%。誠然，2050年可能中國的平均收入仍將無法達到美國的一半，大美國經濟的規模仍然會引起全球治理的地緣政治新問題。

　　新治理

　　七國集團（G7）——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幾十年來，它事實主宰著整個全球經濟。但到2008年，我和其他人開始發現情況有變。北美和歐洲長官人秘密地爭論著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新高層論壇，來解決經濟合作問題。

　　這些爭論往往十分激烈。一方希望保持較小的集團規模（美國一開始提出過一個G7+5方案）；另一方想讓集團盡可能具有包容性。時至今日，早期討論的結果已經無從詳細考證。2009年G20在倫敦召開會議時，實際上包括了23個國家——埃塞俄比亞代表非洲、泰國代表東南亞，荷蘭和西班牙加入了最初的歐洲名單——以及歐盟。儘管如此，即使是事實上的G24，也無法充分反映世界的變化速度。如今，尼日利亞、伊朗、阿聯酋等經濟體都比G20中最小的經濟體（南非）更大，但它們無一進入G20集團。

　　類似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根基也在動搖。1944年最初的IMF章程正在談判時，關於這個新機構總部應該放在歐洲還是美國，曾經有過一些分歧。最終的決定是它應該設在投票權比例最大的國家的首都（投票權比例由一國佔全球經濟的比例決定）。這意味著不出一二十年，中國就可以要求IMF把總部放在北京。

　　當然，IMF很有可能不會遷出華盛頓（美國會在IMF離開美國之前先離開IMF）。但這個要點仍然存在：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劃時代的再平衡，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地緣政治上的。除非西方能夠設法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堅持多邊主義，否則中國將繼續發展可取而代之的金融和治理機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上海合作組織。

　　空洞的主權

　　眼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是全球金融實力大變遷的一個表征。表面上，川普政府與中國的衝突是為了貿易。但從川普的講話中，你能夠體會到真正的戰場更大：技術主導地位和全球經濟實力的未來。

　　川普至少發現了美國主宰力日益受到威脅，但他忽視了最顯而易見的應對手段。相反，川普主張美國有單方面恣意妄為的特權，好像美國仍然是單極世界的統治者似的。結果，各種地緣政治動蕩紛至遝來。

　　川普已經退出了伊朗核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並宣布美國要撤出維持了31年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條約。此外，其政府阻止世界貿易組織糾紛仲裁機構的法官任命；讓G7和G20接近邊緣化；還破壞了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

　　這裡有一個深深的諷刺之處。美國真正在單極世界中一騎絕塵的時代，它一般會通過多邊機構行動。但如今，世界日益變得多極，川普政府卻在一意孤行。問題在於這種主張“原汁原味”的十九世紀主權的做法是否能夠起作用。

　　在貿易方面，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一開始也許能夠降低進口。但它們也影響了美國出口產品的投入品——這些投入品無法免於貿易壁壘高企所造成的危害。更糟糕的是，當前保護主義潮可能會造成新的財政壓力，美國製造業工人和舉步維艱的農民要求通過補貼或稅收優惠等方式得到補償。

　　烏雲在聚集

　　對於保護主義和擴張性的美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危險，更加有力的說明是再次發生全球經濟衰退時會發生什麽。2008年，全世界各國政府能夠削減利率，引入非常規貿易政策，並采取財政刺激。此外，這些措施形成了全球協調，從而實現效果最大化。央行之間緊密合作，2009年G20長官人峰會表明，全球國家首腦和財政部長之間的合作無與倫比。

　　如今展望21世紀20年代，貨幣和財政施展空間將會縮小。利率幾乎肯定會處於過低水準，使貨幣政策決定著無法提供有效的刺激；而上一場危機所留下的龐大的資產負債表意味著銀行將對進一步量化寬鬆更加謹慎。

　　財政政策也將同樣束手束腳。2018年，歐盟平均政府債務-GDP之比超過80%；美國聯邦赤字眼看將超過GDP的5%。在這樣的環境下，采取財政刺激將比下一場危機後的幾年中更加困難，跨境協調也更加不可或缺。悲哀的是，當前趨勢表明，政府更有可能彼此指責，而不是合作去做正確的事。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悖論。對全球化的不滿帶來了新一輪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但要解決不滿的根源，唯有通過合作。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當槍匹馬解決不平等性加劇、工資停滯、金融不穩定、偷稅漏稅、氣候變化以及難民和移民危機等問題。向十九世紀列強政治倒退將決定性地毀滅我們在二十一世紀所實現的繁榮。

　　“美國優先”絕非有遠見的未來戰略，而更像是沉溺於過去的昔日霸權勢力的自殘式發作。重提凡爾賽和約中所表露的民族主義完全忽視了加強政府間行動所能帶來的必要區別。

　　希望的理由

　　在美國背離多邊主義之際，中國正在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帶一路計劃和其他方式，依靠自身改變全球地緣政治。中國的當前政策將給亞太地區和世界帶來長期影響，我們大部分人尚未給予這些後果足夠的關注。

　　儘管如此，大國衝突未必將成為新秩序的核心。10月份，向國際空間站運送一位美國宇航員和一位俄羅斯宇航員的火箭發射失敗，這恰如其分地說明了當前地緣政治關係的狀態。儘管如此，它也提醒我們多邊合作及其成就的更深刻的歷史。總而言之，已有18個國家參與了前往國際空間站的旅程。目前，國際空間站裡住著一個由美國、俄羅斯和德國宇航員組成的團隊，他們 一起共事。

　　在冷戰頂峰啟幕的空間競賽一開始是一項零和博弈，但如今，它成為持續國際合作的領域。目前，俄羅斯和美國空間計劃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果沒有俄羅斯火箭發射場，美國宇航員就無法飛向國際空間站，而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俄羅斯宇航員也無法在空間站上生存。

　　既然原本的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敵對力量也能在太空找到合作之道，在地面上也能夠實現類似的成就。

　　我們必須保持希望。冷戰折磨了世界四十年，因為蘇聯拒絕承認市場價值和私人產權，不肯與西方聯繫。中國則並非如此。如今，每年都有600，000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其中450，000人是在美國和歐洲，並組成了持久的社會和職業網絡。

　　我們在為未來幾年的全球衝突做準備時，必須致力於合作的未來。不管是金融穩定、氣候變化還是避稅港問題，都有很強的理由認為國際合作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辦法。但由於供應鏈正在發生重組，雙邊和地區貿易協定正在談判，地區政府——如加利福尼亞州——也正在追求全球層面的協定，我們也必須擴大合作的範圍。

　　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無論如何，國際組織和多邊框架需要與新興地緣政治力量“極”相協調。我們今天所構想的決定，將給地球的未來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唯一的問題是這些決定是單邊的還是合作的。我們必須拿出我們的戰後前輩的意願，如此，我們才能“親身參與打造”適合當前歷史階段的秩序。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