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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專訪:“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

  原文載於《彭博市場》雜誌20184/5月刊

  金立群也許(還)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不過他肩負的可是全球金融界最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現年68歲的金立群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首任行長兼董事長。20161月開業的亞投行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多邊開發銀行,體現了中國想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雄心壯志。

  因為中國政府是該行的最大股東,所以美國、日本及其他地區的決策者懷疑中國是不是試圖取代該領域長期以來的重量級機構——世界銀行(簡稱: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並追求自己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

  對此,金立群則堅稱亞投行是獨立的。和許多人一樣,青年時期的金立群也曾被下放中國農村。他當年以英語文學專業背景加入了中國財政部,在持久且出色的工作中曾官至副部長。他還曾就職於世行和亞行。

  以下是《彭博市場》(Bloomberg Markets)雜誌對金立群的專訪:

  本文英文原版發布於《彭博市場》雜誌20184/5月刊

  《彭博市場》:當你穿梭全球金融會議與各方對話時,對亞投行的什麽誤解讓你抓狂?

  金立群:有人問“我們要亞投行幹什麽?”有時候問題甚至會更直接:“中國想要幹什麽?過去七十年,這個地區一直受到世行和亞行很好的服務。中國為什麽想要成立一個新機構?這不是資源浪費麽?把錢投到現有機構裡不是更具成本效益麽?中國有沒有私心?中國是不是期望亞投行將幫助它實現地緣政治目標?”

  我必須應付所有這些問題。對我而言難就難在,我本來就是一名中國人。我認為我不可能告訴全世界我真的很中立。我沒法這麽說。

  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代表中國的想法,而未善盡本分,察納理應參與這項工作的所有人的想法、意見、關切和看法,那我不認為能夠行得通。

  《彭博市場》:那麽,談一談亞投行的首要原則和願景吧。

  金立群: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完全沒有可以被稱為現代化基礎設施的東西。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電氣化鐵路、沒有現代海港和機場、沒有超臨界發電廠、沒有高壓輸電線路或高效配電系統。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現代化不過是癡心妄想。之後,中國開始用從世行——後來還有亞行——籌來的財務資源以及國內儲蓄,大舉投資基礎設施。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當初啟動一個借貸計劃時,一些人認為把外國資金鋪到泥土上是瘋狂之舉。一條馬路能讓你的錢收回來嗎?從沒聽說過!多年之後,人們開始明白借錢消費與借錢投資的天壤之別。

  現在,通過建立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的全面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可以與日本和韓國一道提供切實的增長經驗。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政府決定設立一家多邊開發銀行,以促進基礎設施投資。動機很簡單:基礎設施投資瓶頸嚴重阻礙了許多發展中國家促進增長的努力。

  受中國經驗啟發、成立一種新型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很快就開始得到積極響應,首先是東盟國家,然後是南亞國家,接著是中東國家。

  《彭博市場》:亞投行與世行或亞行的區別在哪裡?

  金立群成立一家新機構,最有力的論點可能就是它具有新特點。它無意克隆或複製現有機構。開發銀行的概念不是抽象藝術——像Jasper Johns的畫作那樣——越讓人難以捉摸就越迷人。世界上應該有點與現有機構不同的東西了,但要有一些新特點,這些特點是以現有機構的學習和經驗為基礎的。

  《彭博市場》:那都有哪些特點呢?

  金立群:亞投行將抵製官僚主義的束縛。我們不會設立花俏、華麗但大多是冗余的頭銜和職位。而且我們將努力不讓員工各自為政或陷入部門之爭上。

  我們制定了相關運營政策和流程,以加強效率、提高成本效益,並且在應對客戶需求上取得可以度量的成績。我們將繼續招募專業人才,水準越高越好。得有充分理由才能設職派官。

  《彭博市場》:你如何讓亞投行預防腐敗呢?

  金立群:我希望亞投行能乾乾淨淨。亞投行絕不容忍腐敗。我們會照顧好兩個重要方面,一個是亞投行項目全球招標形式的採購,一個是亞投行內部的企業採購。

  對於前者,我們將與客戶密切合作、監督競標流程,並確保所有投標公司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任何違規、涉及賄賂行為的公司或個人都將被列入黑名單。我們會主動排除那些已被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禁止的組織。

  對於後者,任何企業採購都將通過採購委員會並受到嚴格審查,以防違規或濫用亞投行的資金。

  我已授權首席內部審計師查核亞投行的支出,以確保沒有任何異常之處。不容任何抵製或阻礙。小問題一有苗頭就要掐滅,以免鑄成大錯。我們必須警惕任何漠視成本效益或故意濫用財務資源的行為。管子有雲: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彭博市場》:不帶政治偏見、作出最佳貸款決策,一直都是多邊開發銀行面臨的一項挑戰。亞投行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金立群:能夠經年累月的成功靠的是一套決策過程,它必須民主、理性,不因外部因素而衝動、情緒化。如果異見遭到排斥或者打壓、不允許坦誠地交流想法,或者無視工作人員的建議,那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決策過程。

  亞投行作出及下達任何決策,都需要經過執行委員會開會後詳盡探討、達成共識。員工可以暢所欲言、對主管提出質疑。從基層到最高層,這套做法一體適用。

  我非常重視民主決策。我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商業帝國的興衰。每個帝國都是由一位高瞻遠矚的人建立起來的,無一例外。但是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就算是拓荒先驅和開路先鋒可能也無法做到始終面面俱到。

  當帝國的建造者不肯察納雅言,大禍就會臨頭。只有在帝國最終垮在自己手裡時,帝國建造者們才會幡然醒悟。

  大家都說,人們從來都不會吸取歷史教訓。但我是一個喜歡讀史並吸取歷史教訓的人。

  《彭博市場》:中國的發展路線對你有關亞投行運營和目標的思路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金立群:我想說,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歷,再加上我的個人經歷,我們認為很有必要出現一家新的、專注於基礎設施開發的跨國開發銀行。

  首先,中國自己就受益於世行和來自許多政府的雙邊支持。我們開始了解多邊主義的重要性。

  其次,正如我所說的,基礎設施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最後,我們想成立一家擁有現代的技術技能、管理技能和出色治理的銀行。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但是他們只有在齊心協力的時候才能發揮作用。

  《彭博市場》:您一直在非常小心地把亞投行和中國龐大的國際基礎設施項目——“一帶一路”倡議——隔出一點距離來。為什麽?

  金立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是某種平台,邀請所有參與國家來合作。習主席針對該計劃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我們談的是6070個國家。該計劃的大目標是改善亞洲的區域連通性,甚至最終改善全球連通性,從而惠及已經掉隊的人們。

  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這裡存在一個重大誤解,不要以為該計劃是為了造福中國公司和勞動力。其中一些項目實際上可能根本沒有中方參與。中國想的是促進國際合作。

  《彭博市場》:亞投行如何融入這一切?

  金立群:“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無疑都是中國政府的提議。但是兩者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個是中國牽頭的、意在讓所有國家合作的廣泛計劃。另一個則是這個按自身標準或做法來運營的多邊開發機構。

  如果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願意(在亞投行)與我們合作,我們將樂意考慮。但我們需要看看這些項目的財務可持續性。我們需要考慮環境保護和當地民眾的感受。我們有自己的處理標準。

  考慮到我們的能力以及必須響應各國的需求,我相信我們將積極推動這些計劃。但我們做不到包攬一切。

  《彭博市場》:我們知道亞投行正在考慮今年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這對亞投行有多重要?

  金立群:我們已獲得三大評級機構AAA的評級。這是因為包括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在內的所有主要股東大力支持。

  亞投行管理層的運營獨立於一切政府之外。我們依照自己的標準和董事會的指導作出決策。所以內部治理、風險控制、嚴格的財務管理和高素質的員工是關鍵所在。我們的團隊,從最高層到基層員工,在考慮每一筆投資的時候都要牢記著亞投行的操守。

  這一切應該能向評級公司保證,這家銀行值得給予最高的評級。有了這樣的評級,這家銀行必然就能在適當的時機進入市場。

  《彭博市場》:亞投行從何處融入到中國金融市場的更大變革裡去?

  金立群:我樂見中國市場正在進一步對外開放,而且我認為中國將繼續變得更加開放,因為我們擁有了更多的金融人才和專業技能。我們(國家)的長官層希望開放中國金融市場,但希望在不造成混亂的情況下開放。我們已從美國和歐洲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

  《彭博市場》:當西方和中國的決策者交換意見和立場時,是否有什麽重要資訊在翻譯過程中丟失了?

  金立群:對中國來說,我認為英語寫作和溝通技巧非常重要。我想我永遠都不會放鬆在加強溝通方面的努力。中國著實缺乏能與外部有效溝通的高層人士。我認為真正理解其他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麽我非常努力地與西方人士交流。我不想打口水仗。我想要的是理性討論。

  《彭博市場》:你不是一名來自高乾家庭的“太子黨”。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戰前日子過得比較好。我曾祖父是一名在地方私塾教書的學者。由於雙親早逝,我祖父很年輕就離開了家鄉,試圖在上海和周邊城市自力謀生。

  他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工程師,收入非常高。但他不太看重錢,他的夢想是重振家族昔日榮耀,把後代培養成文人學者。他有能力為我父親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是為他聘請一名英語家教。

  中日戰爭爆發後,幾乎一切都蕩然無存,他們的財務狀況迅速惡化,日子不再一樣了。但熱愛學習的傳統留了下來。我父母愛好閱讀,我們也有樣學樣。

  孩提時代,我在閣樓偶然發現一些英文書籍。我依稀記得,那些是硬皮書,其中一本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還有一些期刊,例如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我對英語語言和文學的興趣由此萌芽,在小學五年級接觸到英語課時,我愈發喜歡英語。很難相信上世紀50年代的小學開設了英語課,但這是千真萬確的。

  《彭博市場》:難怪你最初的職業抱負是成為英語教授,對嗎?

  金立群:作為一名六十年代初的高中生,我開始苦讀經典英文作品。寒暑假是我能專心閱讀、無需顧慮學校其他科目的黃金時間。

  我讀的都是經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詩歌),因為我無法獲得英語世界裡當代作家的作品。現在的年輕學生應該都不熟悉那些作者。諸如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瑪麗·蘭姆(Mary Lamb)、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等偉大散文家的散文,都令我著迷。我現在仍會翻閱莎士比亞、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和喬叟(Chaucer)的作品。

  至於太平洋彼岸的作家中,我喜歡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拉爾夫·沃爾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我鑽進了這些作者的作品,全都是原版作品。

  我勤讀不輟,即便是在文革期間或是在農場工作的時候。然而,我6070年代在中國農村學到的並非英美文學。農村生活不再是虛構的小說——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那些年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並且培養了我對待開發使命的理智和情感。

  《彭博市場》:怎麽說?

  金立群:與村民的日常接觸,幫助我明白了他們的夢想以及他們對自己、兒女和孫輩的期望。他們的生活模式一代又一代地重複下去,不太有什麽變化。他們如有一個孩子上了大學、獲得一項收入和社會保障較高的城市工作,就是重大突破。就是俗稱的山窩窩裡飛出了金鳳凰。

  我們那個村到七十年代初才通電。一棟兩層小樓,有電、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有部電話、存足了穀物和其他食物,就是他們一直夢寐以求的東西。在6070年代——我在那個村的時候,他們的夢想就算不是異想天開,也仍然被認為是遙不可及的。

  《彭博市場》:文革和你在中國農村的日子對你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金立群:這般的艱辛讓我不再向往田園生活。不過這種生活也有一點好處,那便是我能有一些閑暇時間在我的茅屋裡不受干擾地閱讀,特別是在農閑季節。

  村民們可能完全不理解我的追求。但他們人都很好,從來沒有打擾過我。也許他們猜想我是不是腦子不太清楚。

  我配備了一台破舊的雷明頓打字機和一本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大辭典(未刪節全本)——這兩者都是二手的,以及一些英文書籍。這些書我得來很便宜,在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中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

  幾十年後,有些人認為當初這個瘋狂的年輕人,用戴維·赫伯特·勞倫斯(D.H. Lawrence)的話來說是,“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感覺將有什麽事要發生。”我斷然否認。我那時候並沒有什麽先見、遠見。我所擁有的僅僅是熱情——學習和努力工作的熱情。

  《彭博市場》:那麽您這位英語文學愛好者最後怎麽進了銀行業呢?

  金立群:1978年,我通過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被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錄取為研究生,得以師從母校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繼續全職進行我的英美文學研習。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是新雜誌《外國文學》編輯團隊的一員了。為了畢業能留校當教授,我在中國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研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小說的論文。

  在曾孜孜以求的學術生涯才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推進了財政部。

  1980年,我不知道世行行長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在北京與鄧小平會了面。中國政府接手了台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行的代表權,勢必要派駐高級政府官員到世行執行董事會辦公室,財政部是負責此事的主力機構。為此迫切需要年輕員工。

  我的導師許國璋教授對我說:“我可以肯定,中國有200位左右的英語文學教授就夠了,但是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專家眼下就會嚴重短缺,尤其是那些在國內、懂英語的專家。你有充分的理由轉行經濟。”見我不知所措,他向我保證,如果在轉行之後發現自己難以適應,隨時歡迎我回去。

  《彭博市場》:在財政部裡的晉升也讓你得以去了美國,對麽?

  金立群:在部裡的鼓勵下,我申請了由美國新聞署(U.S. Information Agency)資助的Hubert Humphrey獎學金項目,並於1987-88年被選中並派到波士頓大學經濟系擔任Humphrey研究員。這個項目一結束,我就回到世行擔任副執行董事,任期四年。

  2003年到2008年,我擔任亞行負責業務的副行長,深入探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面臨的一系列發展問題。

  擔任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監事長的五年(2008年到2013年)經歷,讓我有機會去管理一家公司——儘管它是一家準國有企業。擔任中金公司董事長(從20135月至201410月)的經歷,則為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讓我能夠應對私營公司所面臨的管理挑戰。

  《彭博市場》:話題回到你目前的工作,你能說說亞投行的貸款組合和項目嗎?

  金立群:首先,根據協定,我們覆蓋基礎設施和私營部門項目。所以現在,我們的貸款組合主要集中在電力、能源和運輸方面。

  印度是現階段的最大借款人。這個國家有很強大的能力和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電力嚴重短缺。在緬甸——我們參與了當地燃氣發電廠的發展——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接上電。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領域,運輸也是。我想強調我們支持比如孟買或班加羅爾地鐵這樣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工作。這非常重要。你不會想鼓勵人人開車去擁擠的市中心工作。你會鼓勵他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這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另一個方法。

  《彭博市場》:你有沒有把目光投向亞洲以外?

  金立群:我們已經完成了首個非亞洲國家的項目,該項目位於埃及(亞投行為當地一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至多2.1億美元,該項目涉及11座太陽能發電站)。阿曼有個改變過度依賴化石燃料現狀的想法。他們想要開發一個港口和各種替代能源。我們幫助了阿曼開發寬頻,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使用現代電信服務。我認為協助海灣地區的中等收入國家為低碳型全球經濟做好準備是很重要的。

  未來——如果我們在今後幾十年裡取得成功——天然氣可能會成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為化工產品的原料而不是用來燒。這種轉變可能是非常突然的。

  我在達沃斯與沙特阿拉伯的新財政大臣會過面,他非常有興趣與我們合作。我認為在海灣國家,鐵路開發很重要。它可以降低運輸成本。

  《彭博市場》:亞投行是否有壓力要確保自己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是環保的?

  金立群:綠色環保對我們的使命來說至關重要。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持續發展而不留下環境足跡,是我們的神聖使命。

  綠色之道最終將推動正在努力應對貧困和其他經濟和社會挑戰的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增長。他們需要獲得外界的幫助。小洞不補,大洞吃苦。赤貧的人口必須生存。

  保護自然資源很是關鍵,但環保與增長並不衝突。例如,電力需求在不斷增加。斷電、停電或限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低收入國家的大部分人口一點電都用不上。

  只要有可能,我們就不會建新的大壩或發電廠,而是會大力推動現有電網更新,從而幫助減少輸電和配電的系統性損失。這相當於建造了許多新的發電廠。

  我們將協助建設公共交通系統,以減少路上的私家車流量。採用新技術建設基礎設施也會為綠色經濟作出貢獻。我們正在主動與成員國合作,幫助他們履行實施“巴黎協定”方面的承諾。

  《彭博市場》:您是否認為公眾了解多邊銀行在戰後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金立群:我還記得自己讀《布雷頓森林體系之戰》(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一本詳細講述二戰後問題的史書。那個時期有許多的艱難挑戰要應對,比如說經濟霸權由英國交到美國手中。另一個挑戰是在世界大戰後重建歐洲國家。但縱觀那段歷史,再看看我們成立亞投行的整個歷程,我很高興地發現我們甚至是打第一天開始就達成了共識。

  歷史就是歷史。70年前的情況與今日截然不同,這70年來,我們人類在了解促進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所以當我看到這本書以及其他有關布雷頓森林體系創立的書時,我為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歐洲國家都參與進來了感到欣慰。

  《彭博市場》:在戰後初期,這事關重大。

  金立群:那些談判確實事關戰爭與和平。如果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勢可能重演。如果成功,和平就唾手可得。

  我認為,從1980年開始,我參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整個過程。這讓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看看和走走、了解世界其他地區。這種經歷在中國人之中很獨特。我了解貧窮問題。我知道一些人仍在遭受的苦難。因此,有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

  《彭博市場》:你曾在世行工作。作為一名中國人,你那時候是什麽樣的情形?

  金立群:我對開發有熱情。在研究生畢業後,我有幸進入了中國財政部工作。我的任務是在1980年派駐世行執行董事會辦公室,我開始學習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那之前我確實讀過經濟學,但以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Das Kapital)那樣的居多。但在1980年,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那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彭博市場》:國際金融界是否已經接受亞投行?

  金立群:我認為中國在推廣這個想法方面已取得很不錯的效果,但要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為什麽成立這家銀行、如何成立以及該行在中國是大股東的背景下將如何運轉,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彭博市場》:美國和日本最初都沒有什麽興趣加入亞投行。美國總統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否在重新考慮這一立場?

  金立群:從第一天開始,中國就非常誠摯地邀請日本和美國參與成立亞投行。加入與否由各個主權政府決定。我認為自己不宜置評。

  關於中國為何決定成立這家銀行,我們當然面臨了很多懷疑和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挖世行或亞行的牆腳?亞投行推動基礎設施項目的時候會不會不顧環境保護和人權?面對所有那些批判性的、有時甚至帶有濃濃敵意的問題,我仍然保持十分的冷靜。

  我沒發現美國有人對我們持負面看法。美國人非常直白。他們很誠實。如果他們有疑慮,他們會直說。但是如果你證明了情況並非如此,那他們會說,我相信你。這是我所喜歡的。

  《彭博市場》:那麽日本呢?

  金立群:日本的公司、前政界長官人也來找過我。他們都非常希望並認為日本應該加入亞投行。但我告訴他們,不管美國和日本加入與否,我們都可以合作。有日本人在這裡(亞投行)工作。

  據我所知,有一些日本媒體人士對我很好奇。他們去了我的老家、採訪了許多人。他們對我非常好奇。報導很正面。我會把這當作一種鼓勵。另外,這也是你得再接再厲的一種警告。

  如果你乾得好,人們會給予認可。我認為這才剛開始。你可能需要10年或20年的時間才能得出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構的結論。

  《彭博市場》:你想和世行和亞行一起做更多項目嗎?

  金立群:基礎設施項目的規模天然龐大。在我看來,聯合融資將是未來多邊開發機構的常態。世行一直維持著在許多國家的存在,但分配給每個項目的資金在減少。那我們可以去分擔。

  特別是巨無霸項目,機構更多就可以分散風險,並且在政策對話方面能與政府有更好的溝通。我仍然非常熱衷於與世行開展聯合融資。

  《彭博市場》:你同時也堅信亞投行應該是簡小精乾的機構,對麽?

  金立群:我們將繼續招募專業人才,水準越高越好。我們的招聘和國際招標都是擇優錄取。求職者的國籍不限、我們提供融資的項目在合約招標時對投標公司的所在地也沒有限制。

  這是獲得最出色人才、以最低成本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最優質資本品和服務的方法。目前我們的員工總數約為140人,他們來自36個國家。擔任要職的也不乏美國人和日本人,儘管這兩個國家並非亞投行成員。我們需要是公開、透明的。

  《彭博市場》:你希望在亞投行取得什麽樣的成就?

  金立群:董事會在項目業績方面的責任有限,但對管理層的決策和監督負有很大責任。沒有董事會提供的“核保護傘”,管理層就會真正得承擔自己的判斷和決定的後果。

  改革是痛苦的,不管是對改革派還是對保守派而言都是如此。改革不是請客吃飯。改革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它意味著打破或者拋棄那些與當今世界已經脫節的傳統。

  坦率地說,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不做任何改變、繼續擔任亞投行行長,我可以簡單地當一名董事會前的項目“守門員”。但我不是那種人。我是一個極有原則的人,對股東有強烈的財務和社會責任感,深信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體系無論在治理和運作模式上都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

  要說服世界相信這是一個依照最高標準運營的一流機構,還需時日。我曾在多個場合重申,我們不應該期望憑空得到外界的信任。整個世界將通過我們的表現、而非話語來評判我們。因此,我不介意“陪審團”還未得出結論。只要他們認為適當,可以盡情在外觀察討論。但我相信我們已然在建立信譽了。亞投行現在是一個公認的從一開始就很有操守的多邊開發銀行。

  艱巨的挑戰在於保持[這種風格]。我把發展以道德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列為首要優先事項。堅持專業和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則將確保本行能夠產出有意義且可度量的結果和成績。

  靠嘴皮子是無法取信於人的。只有行動才能贏得信譽、信任。如果人們不了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懷憎恨。你可以去說服其他人。因此,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說,持續了四年的這一整個過程,是個促進與世界其他地方相互理解的過程。

  《彭博市場》:離開文學界、投身全球金融界,有感到遺憾嗎?

  金立群:我在財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一共有11年與在世行和亞行的工作時間重疊,並持續參與了開放和改革進程。除了國內預算職責外,我也一直在參與經濟和金融問題的多邊和雙邊對話。

  這些年下來,在國際問題、全球對環境、社會問題的關切,以及與貿易和跨境投資有關的國家利益衝突的解決之道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當我接到指示,要籌建一家新的多邊開發銀行時,我開始明白,這麽多年來的學術鑽研、在中國農村的艱苦勞動以及世行和亞行開發工作的經驗,正是對我最終肩負起亞投行職責的歷練。這就是生活。我們的生活固然無法預測,但肯定可以未雨綢繆。

責任編輯:郭明煜 S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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