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的世界史

公元前431年，在遙遠的古代愛琴海，通過希波戰爭壯大起來的雅典海上帝國，與掌握著古希臘陸上霸權的斯巴達焦灼對峙。面對城邦被斯巴達戰士包圍的威脅，雅典將軍伯裡克利（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在衛城為士兵進行國葬。他用慷慨激昂的講話向雅典公民一條條分析了雅典在經濟、海軍與盟友方面相對於斯巴達的巨大優勢，鼓舞雅典人離開城外的住宅，堅壁清野避進城內投入戰爭之中。在伯裡克利雄辯而又理性的話語下，雅典人眼中的勝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僅僅一年後的公元430年，依然佔據以上優勢，且早已習慣斯巴達人一次次圍攻的雅典城卻驟然陷入崩潰境地，不但城邦人口傷亡慘重，財政也瀕臨破產。雅典不得不加重對盟友城邦的稅收貢賦，並且向遙遠的西西裡島盲目地派出遠征艦隊，最終使得如日中天的國家眾叛親離，在勞師遠征中耗盡實力，在公元前404年輸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而在公元前430年給雅典造成如此重創的，不是英勇的斯巴達戰士，也不是龐大的波斯艦隊，而是一場“瘟疫”！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年）在瘟疫爆發的時候恰好居住在雅典，也感染上了這場“瘟疫”，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並在其不朽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從而為後人研究這次瘟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述，當瘟疫降臨時，很多身體完全健康的人突然開始頭部發燒，眼睛變紅，發炎；口內從喉中和舌頭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噴嚏，嗓子變啞。不久之後，病人胸部發痛，接著就咳嗽；以後就是肚子痛，乾嘔，抽搐，身體發起高燒，就算隻穿最薄的亞麻布也無法忍耐。他寫到：“大部分人喜歡跳進冷水中，有許多沒人照料的病人實際上也這樣做了，他們跳進大水桶中，以消除他們不可抑製的乾渴；因為他們無論喝多少水總是一樣的……他們長期患著失眠症，不能安靜下來”，直至在痛苦不安中死去。據後世歷史學家的估計，當時雅典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瘟疫”中喪生了。連雅典“黃金時代”的締造者，位高權重的伯利克裡本人，也在這場“瘟疫”中喪命。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們研究後認為：雅典瘟疫“這種病沒法在現代醫學中被確認，假使修昔底德的話可信，那是一種新疾病，而且它的消失也和它的出現一樣神秘”。儘管仍有許多爭議，但這場“瘟疫”在人口密集的雅典城的突然爆發，及其所表現的種種症狀，正與後世人們所稱的嚴重“流行性感冒”有著諸多相應之處。也正是與伯裡克利、修昔底德同時代的古希臘著名醫師，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在著述中最先記錄了類似流感症狀的案例。而在中國，流感症狀則最早見於北宋的《仁齋直指方·諸風》：“感冒風邪，發熱頭痛，咳嗽聲重，涕唾稠粘”。然而無論是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紀，還是東方封建王朝統治下，流感長期與鼠疫、霍亂等流行性傳染病混為一談，以”瘟疫“的面目肆虐世間，被視為神的意志或亂世征兆，缺乏有效的應對治療，甚至連準確的診斷也難以做出，只能依靠病毒流行的自行消退，基於受感染者免疫力的優勝劣汰來最終平息。

1492年，在地理大發現的年代，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到達了美洲。而在相近世代的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時，西方第一次有了關於流感大流行的記錄。哥倫布的到來既是新航路開辟的開始，溝通了世界，給美洲帶來了前所未有文化與宗教，但同時也帶來了殖民壓迫與罕見的疾病。由於地理割裂，美洲土著民族長久以來不與外界交流，導致他們應對流感這種外來疾病的免疫力非常差。即便是在歐洲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感冒症狀，都有可能讓美洲土著病情惡化輕易死去，更遑論對付在歐洲都肆虐一時的新流感病毒。病毒伴隨著西班牙征服者的腳步，傳入印加、阿茲特克等文明之中，起到了火槍與大炮所難以達成的作用：這些歷史悠久的龐大帝國，無不在人數寥寥無幾的殖民者面前轟然倒塌。繼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之後，英法的殖民者與美國的西進運動又將病毒的擴散深入到美洲各地。人數極少的探險者本無法征服整個美洲大陸，被先進武器殘殺的美洲原住民有很多，但死於這些全新疾病的人數更有千百倍。數百年時間裡，印第安人數量減少了95%，其中大部分人死在了流感等外來疾病之手。

十八世紀時，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三次大流感。儘管工業革命時代科技飛速發展，但由於缺乏對病毒的了解，醫生在流感面前仍然束手無策。十九世紀後，工業化的深入發展與全球貿易推動了流感泛濫。1837年1月，柏林地區死於流感的患者數甚至超過了新生兒數量，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商業活動曾因流感而徹底中止。而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人禍”，進一步將流感這一“天災”的危害發揮到了極致。

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到了命運攸關的關鍵時刻。1917年的“十月革命“讓俄國退出了戰爭，德國奧匈等同盟國似乎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向協約國陣營發動了畢其功於一役的瘋狂進攻。而在戰場上疲於招架的英法，則指望大洋彼岸剛剛加入戰爭的美國提供新生力量加以支援。在美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征兵中，流感病毒在新兵的征集訓練中大規模擴散。在擁擠的訓練營、在派往歐洲的運兵船船艙，在前線衛生條件惡劣的戰壕之中，病毒在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傳染到了整個歐洲。即便醫護人員全力救治，病毒也在戰火下極大的傷亡數字裡得到了掩護，沒有得到參戰各國的真正重視。更有甚者，戰爭雙方為了維護軍隊士氣，紛紛隱瞞否認疾病的流行。一直到流感傳播到當時處於中立地位的西班牙——甚至連當時的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染上——才被完全揭露出來——以至於這場後世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被當時的西班牙人稱為從西線戰壕傳來的“法蘭西流感”。這場流感對戰爭本身也造成了巨大影響，1918年一度處於強勢反攻的德軍，由於士兵大量罹患流感喪失戰鬥力，一定程度上使其攻勢被削弱，最終敗北。然而，即便戰爭在流感影響下匆匆結束，卻並未讓這場“天災”隨之一並了結：在戰後，病毒伴隨各國入駐戰敗國或撤離歸國的大量軍隊，在全球各地的終戰行動和慶祝活動中進一步散播出去。最終，“西班牙大流感”在感染了幾乎所有能感染的人之後，才在1919年7月停下腳步。當今研究認為，這場致死率10%到20的%大流感讓全世界數億人感染，五千萬到一億人死亡，佔全球人口3%-6%，在我國的致死率低於其他國家，但估計死亡人數仍有400萬-950萬。甚至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會中，流感病毒還最後影響了一次世界歷史的走向：美國史學家相信，正是由於赴會談判的威爾遜總統感染流感引發暈眩昏厥，導致其在會期間未能全力堅持其重建戰後世界秩序的“十四點原則”，使得英法主導全力削弱戰敗國的《法爾賽和約》得以通過，激化了各國間的矛盾，埋下了二戰爆發的隱憂。

在當今世界，流感病毒的變異流行也在更新換代。1957年，“亞洲流感”爆發，短時間內導致超過25萬人感染，後經東南亞各國和日本傳播，形成“西班牙流感後最嚴重的大流行。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52年建立全球流感監測網絡，監測到了這一次流感大流行並在1957年5月首次預警，但仍在全球造成100萬~400萬人死亡。1968年7月香港地區暴發流感疫情，約15％的當地居民被感染，8-9月逐步傳入新加坡、泰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同年底到達北美洲地區，被稱為“香港流感”，其與1957年“亞洲流感”相當，導致全球100萬~400萬人死亡。

在全球科研衛生工作者努力下，對於流感病毒的研究與防治隨著科技進步而不斷發展。2004年，《科學》雜誌報導，科學家在阿拉斯加苔原上發現了一具距今百餘年的因紐特人屍體。科學家便試圖通過從其肺部取得的樣本還原導致西班牙大流感的流感病毒，以探究為何西班牙流感傳播快、殺傷力大，溯源大流感的流行變異史。2009年4月25日，WHO宣布在墨西哥和美國爆發的甲型H1N1流感為“具有國際影響的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我國政府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由原衛生部牽頭、33個部門參與的應對甲流聯防聯控工作機制，開展了一系列有效的疫情控制措施，啟動並迅速完成了疫苗研發。該次大流行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數十萬人的死亡，而我國因成功的預防應對和醫療救治有效降低了患病率和病死率，而我國政府透明及時的應對策略獲WHO讚揚，成了2009年度衛生領域國內公眾滿意度最高的一項工作。縱觀歷史，流感病魔的威脅始終或明或暗地威脅和考驗著人類社會，也推動了全球公共衛生和流感治療應對的不斷進步。在過去幾個世紀裡，世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各國的互動與人口的流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級別，也就使流感疫情成為了全人類共同的挑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全人類同呼吸於一片藍天之下，只有共命運齊攜手地時刻準備，才能應對流感病毒的突然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