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國國家話劇院分別上演了年度收官大戲《名優之死》和《特赦》。無獨有偶，兩部“重磅出擊”的作品中都出現了京劇元素。
名優之死
《名優之死》是劇作家田漢先生的代表作，北京人藝曾於1957年、1979年兩次排演。今年恰逢田漢誕辰120周年，北京人藝再度排演此劇以表紀念。《名優之死》以清末須生劉鴻升為原型，講述京劇名角劉振聲在惡霸流氓刁難、小報記者作對、親傳弟子背叛的困局下，堅守本分，捍衛藝術理想，最終倒斃於舞台之上的悲劇故事。呈現這一段梨園往事，沒有點“唱念做打”的真功夫肯定行不通。本劇的導演之一兼主演閆銳，本就是專業京劇演員出身，另一主演李小萌雖無戲曲功底，但勤學苦練兩個月，舉手投足也有模有樣，演出中，涉及戲曲表演的段落總能贏得觀眾掌聲。主創也有意將其突出，如第二幕劉振聲帶徒弟練功，原劇本是吊嗓子，演出中改為練身法。如按原劇本，需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分辨尖、團字的差別方能品出唱段優劣，改動後，觀眾得以更直接地感受到演員的形體功夫以及對傳統藝術的敬畏。
特赦
《特赦》取材自施劍翹刺殺孫傳芳案，但並未聚焦於施劍翹刺殺、報仇的過程，而是著眼於法庭對此案的審理，意在探討如何在法律、道德與輿論的層層纏繞中實現公平正義。題材本身與戲曲並無關聯，可劇組偏偏特邀國家京劇院的兩位演員完成了兩場戲中戲表演。第一場是案件發生後，根據案件改編的戲曲很快上演，這是對當時社會輿論場域的真實還原。第二場則是非寫實處理。案件審理陷入膠著狀態，情與法的兩難選擇猛烈衝擊著每一位涉事人。京劇段落適時出現，殺還是不殺，一連串鮮明而簡練的戲曲動作把此時的糾結感受完全外化並放大於舞台之上。如果沒有京劇助力，單靠法庭內外的論爭恐怕很難將觀眾的情緒推至高潮。
可以說，在《名優之死》和《特赦》中，京劇均起到了“添彩”的作用。於《名優之死》，梨園舊聞為感喟今日藝壇亂象、抒發恪守本心之願提供了天然的素材；於《特赦》，京劇富有感染力的形體動作準確刻畫出波瀾起伏的思想感情。在這兩部作品中，演員實打實的戲曲功底令觀眾折服，而且，京劇的唱詞具有重要的表意功能，是連接舞台時空與當下社會現實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戲曲僅能為話劇演出“添彩”嗎？《名優之死》和《特赦》並非簡單搬演戲曲片段，但對戲曲表現手法和精神的融通似乎未臻透徹。《名優之死》是否因要配合台上唱段致使台下的主線劇情也有些節奏拖遝？《特赦》的戲中戲是否因缺少必要的鋪墊而略顯突兀？如果可以更深度地吸收傳統戲曲精華，兩台大戲或許能被打磨得更加圓潤。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焦菊隱先生曾經提出“話劇民族化”理念，並通過《虎符》《蔡文姬》等劇目的排演探索話劇繼承民族表演形式、學習戲曲表演方法的途徑。時至今日，“話劇民族化”的路線上屢有佳作湧現。不過一個現象非常值得警惕，那就是將戲曲作為話劇演出中的審美奇觀。尤其在一些以戲曲班社、戲曲演員為題材的作品中，炫技般加入戲曲表演，非但沒添彩，反而損害了作品的整體品質。
日本戲劇大師鈴木忠志開創的鈴木表演訓練法近年來風靡全球，其體系與中國戲曲有不少相通之處。在他看來，鈴木訓練法之所以被廣泛接受，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有助於演出任何一種戲劇。中國戲曲若想在國際上推廣，也需要證明不同形式的演出均可從戲曲表演方法獲益。就此而言，讓戲曲在更高的層次上為話劇輸送養料，更顯得意義重大。
文編/苗春
排版/劉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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