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談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根源、影響與建議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特別鳴謝：華炎雪、梁穎、李曉桐、畢然

　　導讀

　　增長與分配，效率和公平，是幾百年經濟思想史的兩大命題。過去幾十年全球重視增長和效率、忽視分配和公平，全球貧富差距拉大，導致社會撕裂，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佔領華爾街運動等。新冠疫情後經濟K型增長，全球過度依賴貨幣放水，窮人通縮、富人通脹。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引起全球重視。

　　近年中國高度重視收入分配，精準扶貧被列為三大攻堅戰，將共同富裕納入十四五規劃，浙江省被選作共同富裕示範區。為什麽從效率優先轉向重視公平？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是什麽？根源在哪裡？如何治理？繼《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現狀與國際比較》篇之後，本文為《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根源、影響與建議》篇。

　　摘要

　　根源：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動性泛濫和勞動報酬份額降低等；也有自身發展階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擇問題，三次分配調節機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過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歷史進步性，也要客觀承認現階段所存在的問題。

　　第一，全球貨幣超發造成財富再分配，易加劇貧富差距。2020年疫情衝擊下，全球央行大規模貨幣寬鬆，結果是美股創新高、美國房市量價齊升、中國股市走牛、熱點城市房價異動。其實，過去十多年，全球處在貨幣超發的，美國量化寬鬆，中國金融自由化。

　　第二，全球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資本收入份額上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1980-2011年，全球勞動所得份額從64%下降到了59%。2009-2020年國內財產性收入佔比從2.5%提高至8.7%；勞動性收入佔比從72.1%下降至55.7%。2020年財產性收入增長6.6%，遠高於工資性收入的4.3%。

　　第三，國內收入差距的變化與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所有製、分配制度的變革與轉型是分不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收入分配思路從平均主義，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貧富差距逐漸由處於低位、到持續擴大、到緩和。

　　回顧我國經濟改革歷程，大致分為6個階段：1）1949-1978年，“平均主義”，收入差距處於較低水準，但是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但不公平、缺乏激勵。2）1978-1992年，“按勞分配”，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提高經濟效率的同時，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率先擴大。3）1992-2002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企業轉製，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城市內貧富差距快速擴大；戶籍制度與土地改革制度促使資源進一步向城鎮集聚，城鄉間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4）2002-2012年，逐步強調公平，農村社保體制、城鄉社會救濟制度不斷完善，貧富差距趨於緩和，同時受益於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經濟高速增長；5）2012-2019年，提低、擴中，兼顧效率和公平，在就業、社保、扶貧攻堅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積極舉措，貧富差距有所改善。6）2020年至今，更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

　　第四，不完善的收入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制度。中國過去勞動力供大於求、市場化程度不夠、以及工會調節機構欠缺等問題，都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同時，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再分配調節效果逐漸下降。如個稅改革力度較輕、步伐較慢；大量財產性收入未被征稅；稅收征管制度存在漏洞等。

　　展望：為什麽未來更加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一窮二白，錢少人多，生產要素上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勞動的話語權弱、資本的話語權強，為了促進增長、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優先、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為基本導向，衍生了一系列對資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戶籍制度、土地財政、社保制度、稅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隨著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劉易斯轉捩點”出現，人口紅利漸遠，開始出現勞動稀缺、資本過剩的逆轉，各大城市上演“搶人大戰”，勞動的話語權提升，同時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勞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適當抑製資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視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帶後富幫後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訓、推出房產稅，等等。這些都有助於雙循環、擴大內需、發展實體經濟、製造業、硬科技、新基建等。這就是大勢，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客觀要求，時代的力量。

　　建議：貧富差距問題值得重視，其對經濟健康發展、社會穩定影響重大。未來調整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在更重視公平導向的同時，也要注意兼顧效率，兼顧對經濟增長的激勵。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不要陷入存量思維，凡事過猶不及。

　　我們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初次分配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注重保護勞動所得，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資、工資支付保障、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第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低擴中。繼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加大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兜底社會公平底線；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繼續推進農村土地的市場化流轉，探索實施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對房產的保有環節和資產的代際傳承環節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

　　第三，鼓勵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完善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信託的監管制度，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普及慈善意識，提高個人慈善捐贈積極性。

　　第四，促進就業、創業、教育、投資等不同方面的機會均等，使不同收入層級的居民均能有實現階層流動的機會。解決外來勞動力落戶、子女教育、子女醫療等問題；幫扶困難群體創業和提供創業孵化的扶持；平衡區域間、城鄉間教育資源，降低房產與優質教育資源的捆綁關係；設置低門檻多樣化金融產品，使更多居民可以參與到財富性收入的分配環節；建立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推動城市群戰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和房產稅。

　　正文

　　1  根源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全球共性原因，比如，流動性泛濫和勞動報酬份額降低等；也有自身發展階段和制度的原因，比如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擇問題，收入三次分配調節機制不完善等。既要肯定過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歷史進步性，也要客觀承認現階段所存在的問題。

　　1.1 全球貨幣超發，資金脫實向虛

　　貨幣超發造成財富再分配，易加劇貧富差距。超發貨幣流入市場，造成通貨膨脹和廣義資產價格上升，一方面通脹擠壓居民實際收入，另一方面資金流入資本市場催生資產泡沫，資產配置結構中房產和金融資產佔比高的人財富增值快，財富兩極化、貧富差距擴大。

　　過去十多年，全球處於貨幣超發，美國量化寬鬆，中國金融自由化。全球性的貨幣超發帶來資產價格上漲，尤其在經濟的衰退期。2020年疫情衝擊下，全球央行大規模貨幣寬鬆，結果是美股創新高、美國房市量價齊升、中國股市走牛、熱點城市房價異動。2020年4-12月，納斯達克和標普500指數均上漲45%；上證綜指、滬深300、創業板指分別上漲26%、41%和59%，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熱點城市房價快速上行。

　　1.2 全球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資本收入份額上升

　　近年來，全球勞動的話語權減弱、資本的話語權增強，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在過去，全球多數經濟體，包括中國的技術進步，更多地提高了資本的邊際生產率（資本偏向型）。這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資本收入份額上升，從而擴大了勞動所有者和資本擁有者的收入差距。而資本要素所有者逐漸積累財富，勞動要素所有者集聚財富的能力下降，財富差距逐漸加大。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資本收入份額上升的現象在大部分經濟體中均有出現，包括中國。國際方面，1980年以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勞動所得份額都在下降，1980-2011年，世界範圍內勞動所得份額從64%下降到了59%，且仍然呈現持續下降趨勢。（L Karabarbounis，B Neiman，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NberWorking Papers，2013）。國內方面，財產性收入佔比從2009年的2.5%提高至2020年的8.7%；勞動性收入佔比從2009年的72.1%下降至2020年的55.7%。2020年財產性收入增長6.6%，遠高於工資性收入的4.3%和經營性收入的1.1%。企業部門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佔比從2000年的22.3%上升到2018年的26.0%，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佔比從2000年的64.9%下降到2018年的61.2%。

　　1.3 國內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效率和公平的抉擇

　　國內收入差距的變化與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制度、所有製、分配制度的變革與轉型是分不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從平均主義到按勞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從重視平均，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貧富差距逐漸由處於低位、到持續擴大、到緩和。

　　建國以來，經濟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可細分為6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78年），“平均主義”，收入差距處於較低水準，但是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但不公平、缺乏激勵。在此期間，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在城市實行全面公有製經濟，在農村配合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由於城市就業和工資由政府決定、且各層級工資差異化較小，形成了接近於“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制度，農村和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維持在低水準。但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差別被忽視，嚴重挫傷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打擊生產效率，是一種低效、非公平的社會形態。

　　第二階段（1978-1992年），“按勞分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率先擴大。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克服平均主義，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率。一些剩餘勞動力轉移非農就業，刺激了鄉鎮發展，這也帶來了農村內部收入的擴大，農戶工資佔比上升、農業收入佔比下降。城市經濟轉型相對滯後，1984年以後，隨著公有製企業薪資體制松動，以及私有部門的出現，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現擴大跡象。1987年十三大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補充”。

　　第三階段（1992-2002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貧富差距快速擴大。1992年十四大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城市改革進入實質性階段，企業所有製多元化轉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減員增效，導致城市收入差距快速擴大。而戶籍制度改革滯後、土地公有製、以及社會福利向城市傾斜，加劇了城鄉貧富差距。

　　第四階段（2002-2012年），逐步強調公平問題，貧富差距趨於緩和，同時受益於全球化紅利和人口紅利，經濟高速增長。2002年十六大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此階段城市改革基本結束，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逐步得到重視。政府的關注點逐漸轉移到農村發展，重視“三農”問題，農村社保體制、城鄉社會救濟制度不斷完善，對調節收入分配起到了積極作用。而隨著中國城鎮化加速推進，城鄉收入差距也趨於緩和。

　　第五階段（2012-2020年），提低、擴中，兼顧效率和公平，貧富差距有所改善。2012年十八大後，公平更受重視，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政府秉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思路，在就業、社會保障、勞動保障、打擊非法收入、扶貧攻堅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積極舉措，並最終於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

　　第六階段（2020年至今），更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1990年，鄧小平就已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十四五”將“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寫入綱要，共同富裕的計劃就此提上日程。

　　1.4 國內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尚不完善

　　中國收入分配制度分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場主導，以各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或供求關係為基礎。再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導，通過稅收、社保、轉移支付手段等途徑調整。三次分配，主要由企業和高收入人群主導，通過自願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手段進行。

　　中國過去勞動力供大於求、市場化程度不夠、以及工會調節機構欠缺等問題，都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均衡的原因。一是，嬰兒潮帶來的勞動力供大於求，勞動工資被不斷壓低，勞動力話語權弱、收入向資本要素所有者傾斜。新中國成立後共出現過三次嬰兒潮，分別是建國初鼓勵生育時期、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後補償性生育、以及八、九十年代大量人口進入育齡。三次嬰兒潮使得大量勞動力持續進入市場，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二是，市場化程度不足，國有壟斷、尋租行為導致資源向少數行業和群體集中。中國特色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各種經濟制度並存的經濟制度造成了國有壟斷行業的盛行，如電力、銀行等。資源向少數壟斷性質行業傾斜，拉大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此外，錢權結合的尋租行為，導致資源向少數資本要素擁有者傾斜。三是，工會力度不足，與發達國家存在體制差異。工會的主要職責為行政管轄而非為工人維權，工人作為缺乏話語權的個體，合法權益不斷被壓縮。

　　國內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再分配調節效果逐漸下降。一是，個稅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是改革力度較輕、步伐較慢。例如，我國在探索個稅綜合徵收的路徑上花費時間較長。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便確定了個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方向，2006年寫入“十一五”規劃，但直至2018年才有政策落地。此外，專項附加扣除實施較晚。2009年“兩會”期間就呼籲提高個人工薪費用扣除，但直到2018年才明確6項專項附加扣除的具體範圍和標準。當前專項附加扣除仍存在項目少、未考慮地區實際開支情況等問題。二是，稅收仍主要針對工資性收入，大量財產性收入未被征稅，反而加劇了收入差距。如遺產收入、房產增值收入等大量財產性收入尚未列入納稅範圍。三是，稅收征管制度存在漏洞。中國稅收制度對於拖欠稅收的行為以催收為主，懲罰力度不足，致使大量稅收被拖欠。此外，稅收優惠政策的核實力度不足，導致企業存在騙取稅收優惠行為。

　　2  影響

　　2.1 對經濟：影響消費，降低總需求，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失衡會影響消費傾向和需求結構，從而影響總需求水準，阻礙經濟發展。少部分人擁有大部分財富，將使總需求下降，社會供需失衡，社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理論，當人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當收入提升至一定水準，再增加收入幾乎無法提升消費量。據此規律，在社會總收入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隨著社會群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高收入的人群的收入增加將無法提升需求量；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份額降低，本該因收入提升而增加的需求量無法被釋放到市場之中。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幾乎到達上限而不會繼續增大，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因收入不足受到抑製而無法繼續增加，收入差距的加大將使社會總需求呈現下降趨勢。

　　2.2 對社會穩定：可能激化不同群體間的矛盾

　　收入分配差距會引發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被剝奪感會擾亂社會穩定。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帶來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的傾斜，產生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持續擴大，容易招致中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強化“相對剝奪”，進而導致不同群體間的矛盾，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會引發不同地區、行業、城鄉和社會群體的對立和衝突，影響社會治安。收入差距滋生和激化了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導致對立和社會衝突；衝突惡化將導致社會動蕩，社會危機在這一連串的演變過程中隨時會觸發。如巴西貧富不均嚴重，社會矛盾較大，惡性事件頻發；它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年有超過4萬人死於槍擊案件，死亡率已和戰火中的伊拉克不相上下。

　　3  政策展望與建議

　　為什麽現階段更加重視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一窮二白，錢少人多，生產要素上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勞動的話語權弱、資本的話語權強，為了促進增長、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優先、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為基本導向，衍生了一系列對資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戶籍制度、土地財政、社保制度、稅收制度、地方招商等。

　　隨著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劉易斯轉捩點”出現，人口紅利漸遠，開始出現勞動稀缺、資本過剩的逆轉，各大城市上演“搶人大戰”，勞動的話語權提升，同時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勞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適當抑製資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視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帶後富幫後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訓、推出房產稅，等等。

　　這有助於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擴大內需、發展實體經濟、製造業、硬科技、新基建等。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客觀要求，時代的力量。

　　未來調整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在更重視公平導向的同時，也要注意兼顧效率，兼顧對經濟增長的激勵。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不要陷入存量思維，凡事過猶不及。

　　我們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3.1 初次分配兼顧效率與公平：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完善最低工資、工資支付保障、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收入的初次分配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才能在激勵生產積極性的同時避免引起社會不穩定。當前中國收入分配的原則是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市場機制，政府不應直接乾預，但應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調節收入結構，避免話語權低的要素未能按貢獻獲得收入。應注重保護勞動所得，保障分配效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完善最低工資、工資支付保障、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3.2 完善再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稅制、健全社保制度、徵收財產性收入稅

　　政府通過差異稅率、社會保障或其他財富轉移支付手段等途徑可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完善再分配制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1）繼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當前我國個稅佔稅收收入比重仍較低，進一步提升收入來源和稅收減免項目的綜合徵收，根據居民收入情況實時調整和優化稅檔分級與分檔稅率，另外專項費用扣除項目及數額與通貨膨脹因素掛鉤，還要考慮到地區差異。2）加大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兜底社會公平底線：過去針對貧困家庭和低收入群體的扶貧政策已產生一定效果。在落實全面、精準扶貧的基礎上，需要持續完善這些政策以加大對城鄉低收入人群的保障。3）精準扶貧：持續完善針對落後區域的地區發展政策和惠農政策，持續推進對扶貧對象的幫扶。4）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繼續推進農村土地的市場化流轉，探索實施農村宅基地的流轉。5）徵收房產稅、遺產稅：對房產的保有環節和資產的代際傳承環節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3.3 鼓勵三次分配，完善配套制度

　　相較於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強調的是道德力量推動下企業和個人自願的慈善捐贈。由於當前我國在慈善捐贈方面的配套激勵制度不夠完善、遺產稅房產稅等稅種缺席，導致個人進行慈善捐贈的動力較弱、財富傳承給子女的意願更高。建議：1）完善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提高對慈善捐贈的激勵和稅收減免，有助於推動慈善捐贈事業發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2）完善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信託的監管制度，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因監管制度欠缺，部分慈善組織發生了挪用資金、虐待兒童等醜聞，引發慈善組織整體名譽下降，降低居民慈善捐贈意願。除現有《慈善法》、《紅十字法》等制度外，政府應當盡快推進遺產稅、房產稅的制定，並繼續完善慈善組織的監管制度，對慈善組織進行系統性梳理和持續督導，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3）慈善意識普及，提高個人慈善捐贈積極性。當前我國慈善捐贈的企業佔比較高、個人佔比較低。個人慈善捐贈佔比較低，除遺產稅、房產稅等稅種缺席的因素外，也與慈善捐贈的意識普及有關。政府應著力於提高全民慈善意識，促進個人慈善捐贈積極性。

　　3.4 促進就業、創業、教育、投資機會均等

　　機會不均等會阻礙階層流動、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政府應積極促進就業、創業、教育、投資等不同方面的機會均等，使不同收入層級的居民均能有均等機會接觸到對應資源。1）促進就業機會均等，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促進區域間發展均衡；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和加快落戶；推動各大城市群內戶籍準入年限累計互認；盡快解決進城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解決子女教育、醫療等問題；通過完善對性別、少數民族等就業歧視；2）促進創業機會均等：對低收入人群和微型企業提供持續性小額信貸服務，幫扶返鄉下鄉人員、農村勞動力等群體創業，並注重創業孵化的扶持工作，保障創新創業能力；3）促進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平衡區域間、城鄉間教育資源，惠及更多農村學生，促使區域間、城鄉間升入高校的機會均等，降低房產與優質教育資源的捆綁關係；4）促進投資機會均等，使更多居民可以參與到財富性收入的分配環節：充分考慮不同社會群體的經濟水準，設置低門檻多樣化金融產品，使低收入的社會群體也能獲得資產合理配置的機會，獲得一定的財富性收入。5）建立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推動城市群戰略、人地掛鉤、金融穩定和房產稅。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