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笑話的本質就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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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所以會對一些事情發笑，恰恰是因為這些事情是超出常規認知的，是不正常的。

笑話的本質就是危險的——它總是潛伏著某種顛覆效果。但這並不意味著，笑話就沒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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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 梁文道

來源 | 看理想《八分》

（文字經編輯整理）

德雲社著名相聲演員張雲雷先生，最近惹起了眾怒。

在汶川大地震11周年紀念日當天，他之前和搭檔在節目表演裡調侃“地震”和“慰安”的相聲段子及視頻開始在網上流傳，引發網友強烈不滿，並招至包括央視網、《人民日報》在內的主流媒體的批判。

雖然張雲雷隨後很快便在微博發文，向全國人民誠摯道歉，表示自己一定會“加強藝德建設”，可是有人發現，許多演出機構還是或叫停或取消了張雲雷的相關演出。

張雲雷的這次事件，不得不讓我們重新思考，“講笑話”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笑話本身到底有沒有邊界？

1.

劇場環境的特殊性，

容易讓我們卸下日常生活的種種限制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舞台是一個很特殊的空間，劇場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很多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個舞台，進入了一個劇場，就好像進入了一個“引號”一樣，把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常規都隔絕在外。

很多在真實世界中，我們認為難以接受的事情，在一個特定的表演空間裡，好像又會變得可以接受了。

比如你可以試想一下，如果現在在大街上有人拿著刀槍互相追趕，在你面前直接開槍，你願意親眼看到有人死在亂槍之下嗎？想必你會難以接受。可是，為什麽在電影院裡看電影的時候，我們又比較能夠接受這樣的場景呢？

因為我們知道，那是假的，是虛構的、不真實的。

同樣，當我們在一個劇場裡去欣賞單口喜劇、聽相聲，我們也都會進入一種特殊的狀態，這種狀態會使我們接受，現在這段時間內，我們聽的這些笑話是虛構的、架空的，是超脫於日常生活之外的。

也就意味著，我們日常生活裡背負的種種限制，到這裡可以適當地卸下來了。

我們現在一般在一些劇場裡聽相聲、聽脫口秀、聽單口喜劇，你仍然會發現，其實他們也都有意無意在打一些“擦邊球”，在試探我們社會上種種禁忌的邊界。

只不過，這一回張雲雷所觸碰的那些邊緣恰恰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所以這件事的真正問題，並不在於什麽樣的笑話能否在公開場合談論，而在於在一個以逗樂為主題的表演環境中，我們容忍的界限到底在哪？

當然，這條界限也是因社會而異的，並不是每一個社會對於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定義都是一致的。

2.

笑話的本質就是危險的，

具有某種顛覆性

其實不管在舞台上還是舞台下，我們人類之所以會對一些事情發笑，恰恰是因為這些事情是超出常規的，是不正常的。

因此很多笑話，它就必然具有一種顛覆效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顛覆著我們心目中認為正常的那些東西。

而通常被我們認作正常的、常規的東西，勢必包含我們的社會風俗、我們的道德觀、我們的共同價值，因此很多笑話之所以好笑，正是因為它或多或少觸碰了那些社會禁忌和價值觀，挑戰著那些集體的、共通的常規認知。

因此，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笑話的本質就是危險的——它總是潛伏著某種顛覆效果，一個太過正確、太過安全的笑話往往並不好笑。

那麽，什麽樣的笑話最危險？ 在現代歷史上，最危險的笑話往往都是政治笑話。

關於政治笑話，在學術領域也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研究的題材和對象。有很多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包括哲學家，都會分析從納粹一直到前蘇東政權裡，流傳的各種笑話。

我成長在冷戰年代，所以我聽過很多有關冷戰年代時期的蘇聯的笑話。這些笑話有部分的確是來自美國和西方陣營的故意散布，用以恥笑他們的對手，但也有一些是蘇聯或者東歐陣營下的人民，自己編出來的笑話。

這些笑話在當時那樣一個社會體系下流傳，你絕對可以說，這些笑話是危險的。可是也因此，它具有它的價值，這個價值是什麽？

3.

笑話，可以是反抗，

也可以是一種潤滑劑

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價值就是一種反抗。

儘管當年那些民眾活得極端不自由，或者非常貧苦，好像就認為他們毫無反抗之力，這些笑話其實就是他們的一種反抗形式。

但也有人認為完全是相反的角度，這些笑話恰恰起到的作用不是反抗和顛覆，而是輔助這個政權，起到一種潤滑的作用。

這就好比民意這件事情，是不能夠完全堵塞、壓抑的，這就是大禹治水以來的智慧。一個聰明的掌權者，會懂得如何疏通民意，至少要留一點開口，如果明知老百姓有諸多不滿，但連他們私下講笑話的權利都不容許，那這種政權才是真正危險的。

說起來，當年赫魯曉夫曾經讓他的手下跟他說一些社會上流行的笑話，這些笑話還有個專門的名字，即“廚房笑話”。

之所以叫做“廚房笑話”，是因為當時在史達林時代結束之後，整個社會氛圍終於稍有松動，民眾又開始能比較自如、放心地和朋友們一起聊天、說笑，順便批判一下時事，可是到底也不好公開談論，於是就常聚在家裡的開放式廚房兼餐廳裡，大家邊聚餐，邊說說這些玩笑。

有一些比較經典的“廚房笑話”，比如：

1）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間牢房裡關了三個人，彼此間談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個人說：“我因為反對元帥彼得羅夫。”

第二個人說：“我因為支持彼得羅夫。”

第三個人說：“我就是彼得羅夫。”

2）

一個英國人，一個法國人，一個蘇聯人，一起談論什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英國人說，最幸福的事當然是冬天晚上回家，穿著羊毛褲坐在壁爐前面。

法國人說，你們英國人太古板了，最幸福的事兒當然是和一個金發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後好和好散，這事可幸福了。

蘇聯人這時候就說，最幸福的事兒就是半夜有警察敲門，開門後警察說“伊萬，你被捕了”，然後這個人可以回答：“你弄錯了，伊萬住在隔壁”。

3）

美術館裡有一幅描寫亞當和夏娃的畫。

一個英國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英國人，男士有好吃的東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個法國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法國人，情侶裸體散步。”

一個蘇聯人看了，說：“他們一定是蘇聯人，他們沒有衣服，吃得很少，卻還以為自己在天堂！”

3.

容忍度再高的英式幽默，

也有不可觸碰的邊界

有些人看到這可能會認為，政治笑話觸碰的只是一個政權，還不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尊嚴，而笑話就不應該涉及傷害一個國家的民族尊嚴。

但就像我剛才所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它們對於什麽內容可以拿來開玩笑，界定範圍都不盡相同。

以英國為例，我們大多曉得，英國的英式幽默非常出名，而英式幽默的其中一大特色或者基本點，就是懂得自嘲。

因為英國文化本來就喜歡強調，個人不要太誇耀自己，英國人更喜歡壓抑自己，於是在開玩笑的時候，也特別喜歡開自己的玩笑，拿自己的出生地、所屬階級、就讀學校等等開玩笑——比如關於牛津、劍橋這些名校，最多的笑話其實都來自於自己學校的學生校友。

所以，他們的這種邏輯，也可以推理到國家的層面。嘲笑英國人，對他們自己來說是毫無問題的，因為他們自己開自己的玩笑通常開得更狠。他們最喜歡說自己是慘不忍睹，比如說喬治·歐威爾就有句名言，The English are not happy unless they are miserable. （英國人是不會快樂的，除非他們已經慘得不能再慘了）。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英國式笑話的邏輯，所以英國人其實並不怕別人笑他們自己的國家民族，但這並不表示英國人開起玩笑來就真的毫無禁忌——事實上，英國也有一位著名的喜劇演員因為“口無遮攔”出過事。

著名的單口喜劇演員Frankie Boyle（弗蘭奇·博伊爾），他曾在一場表演中看到台下有一位女士對他的玩笑很不高興，因為他嘲笑了唐氏綜合征患者，而且戲虐地模仿他們的言行，而那位母親正好是一位唐氏綜合征病患的母親，所以這位母親當然非常不高興，兩個人就在現場談了起來。

結果Frankie Boyle還要繼續將玩笑越開越過分，終於引發了眾怒，當然最後他也出面道歉，承認他的言行太過分了。所以，英國這個以開玩笑肆無忌憚而聞名的國家，也會有喜劇演員因為開玩笑開過了頭而被人批判指責。

這就延續了我們剛才的問題，到底玩笑的邊界在哪裡？

英國對於笑話的邊界界定就認為，國家尊嚴和政治這些都可以用來開玩笑，但笑話不能觸碰的禁忌，正是比如嘲諷疾病患者，或者調侃弱勢群體，這些對於他們來說才是不能接受的“笑話”。

4.

最不該被笑話所冒犯的，

是社會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

關於笑話的邊界，你可能還會注意到，有些喜劇演員，相較比較愛開低級玩笑的那些，就喜歡以性騷擾、強姦這類事情來開玩笑，但這明顯都是一些社會禁忌。

如果按照我剛才所說的，笑話本身就是要挑戰禁忌，那是不是就意味著只要是這類笑話就都應該可以講呢？

不，要知道最近有學者研究發現，關於強姦和性騷擾之類的笑話，當大眾聽多了、談多了之後，會造成一種嚴重的結果：那就是可能導致社會上容易將性騷擾和強姦，當成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來看待，會認為它好像不足以成為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學者就主張，這種笑話是不應該談及的。

最近看理想上有一檔我覺得很有意思的節目，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聽一聽，那就是國內著名單口喜劇表演者周奇墨先生，他的《十大單口喜劇專場》，裡面就有很多關於笑話的社會作用以及社會啟示意義。

在最新更新的一期中，他就提到了一位澳大利亞的單口喜劇演員——吉姆·傑弗裡斯。吉姆·傑弗裡斯可以說就是一位不斷衝撞社會禁忌，很多別人不會、不敢在段子裡開玩笑的內容，他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人。

周奇墨介紹到，吉姆自己曾經說過，誠實可能讓他丟掉一個粉絲，但會再獲得三個粉絲，“你要能調侃所有事情，否則就不能調侃任何事情”，換句話說，他認為調侃不應該有邊界。周奇墨對此補充，其實你不能要求一種聲音本身是平衡的，而是要通過多種聲音達到總體的平衡。

因為他認為，要求一個人的聲音達到平衡，幾乎是不可行的。如果你總想照顧到所有人，最後只會導致自己無話可說。比如像吉姆那樣講笑話，講美國的禁槍令和調侃女性，總會有人認為這些不行，因為太冒犯，於是你覺得該講一些不冒犯人的笑話。

可是再無害的段子都可能傷害到某些人，比如談喝酒的問題，就能保證不會有人因為家庭受過酒精的傷害而不喜歡聽嗎？所以你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因此最好的平衡方式是什麽？那就是讓人有自由講段子的權利和機會，讓不同的話語之間達到一種平衡，讓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從而達到社會上總體的平衡。假如一個人喜歡開女性的玩笑，那麽就同時要讓別人有開男人玩笑的自由。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完全認同這樣的說法，但就我而言，我仍然認為笑話這件事情還是有邊界的，至少有我個人的邊界。

我的邊界在哪？很簡單，我覺得最不應該被笑話冒犯和傷害的，應該是社會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 而最應該容忍被笑話冒犯和傷害的，則是這個社會上最有地位、最有權威的人。

你已經擁有了權威和地位，難道我們連開開玩笑的空間都沒有嗎？這就是我認為笑話的一個基本邊界。

5.

笑話，也可能很沉重

最後，我們再來談一談關於國家災難的笑話，甚至對於更大範圍的人類文明的傷害，這種笑話到底能不能開？

我想起兩部電影，一部是1998年的《美麗人生》，意大利著名喜劇演員兼導演羅伯托·貝尼尼(Roberto Benigni)，這部電影在當年上映時雖然備受好評，但是也讓很多人不滿，甚至責罵，為什麽？

因為這部電影是從一個非常危險的角度，去還原當年二戰時期對於猶太人的大屠殺。我們如今一想到那場災難浩劫，就會感到非常沉重，這可以說是20世紀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之一。

可是對於這樣的事件，我們究竟該怎麽在藝術上處理？尤其在電影當中，它似乎永遠都應該是很沉重的一段過去。

偏偏導演貝尼尼採用了一種很危險的方式，就是用一種喜鬧的方式來拍攝這段歷史，雖然最後也還是有笑有淚，但在過程中他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法，讓整部電影其實是充滿笑聲的。一部關於納粹的猶太人集中營，關於猶太人屠殺的電影，怎麽可以充滿笑聲？

由此我又聯想到另外一部電影，就是我最近看過的《德國往事》，這是2017年的一部電影，由德國導演山姆·賈巴爾斯基執導拍攝。這部電影並沒有那麽好笑，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喜劇的。看到最後我們又會意識到，這部電影其實還是一部悲劇。

電影男主角當年所在的集中營裡，指揮官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混蛋惡魔，他居然想到要讓這些囚禁者進行講笑話比賽，而男主是一個很擅長講笑話的人，他就被指派去和另一個人比賽。在這場競賽裡，笑話講得好的那個人，可以吃巧克力；笑話講不好的那個人，就會馬上被送進毒氣室。

男主因為笑話講得很好，所以他最終活下來了，但是他贏過的那個人，只是個笑話講得不如自己好的人，卻因此死去了。試想，這位男主之後一輩子的笑話，他自己還會覺得好笑嗎？這些笑話的重量，是否不再一樣了？

所以笑話，有時候可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如同《德國往事》這部電影所呈現給我們的。

有時候我們講笑話，是因為我們背後有著太多重負，我們只剩下笑話。

但是有時候，哪怕是講笑話這個行為本身，也都可能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或者是一個罪惡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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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編輯：貓爺

音頻編輯：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