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的思想維度

對於唐宋古文運動，《中國大百科全書》在1993年版中稱其為“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複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在2009年版中稱之為“其內容是在複興儒學的旗號下，讓散文反映社會實際；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生動自由的古文”。這都提示我們要注重唐宋古文運動思想性的一面。

唐宋古文運動的基本思想是要反映“道”，這裡的道主要是指儒家思想中的聖人之道。不管是古文家還是當時的理學家，對於文和道的主次關係並不存在疑義。道是根本、文為道服務是常識性、共識性的看法。

絕大多數古文家都在講文要為道服務，道第一，文第二。比如唐代梁肅就說：“文本於道。”柳冕說：“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韓愈講：“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宗元更明確地說：“文者以明道。”李漢講：“文者貫道之器也。”宋代的古文家和唐代的保持了一致性。王禹偁講：“夫文，傳道而明心也。”歐陽修講：“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周敦頤更是講：“文所以載道也。”成語“文以載道”就是從這裡來的。可見這是唐宋古文家共同的表述方式。

但古文家和理學家還是有所區別。古文家喜歡文、重視文，認為文雖然用來表現道，但並不意味著文可以被放棄、被弱化。寫作古文即是提倡古道，古文也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文和道共同存在，並不矛盾。比如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意思是說我不但好道，還好表達它的文辭。他又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意思是說我的志向不但在古道，還在於兼通其辭。柳開更直白地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而道自在聖賢文中。蘇軾的“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公開宣稱自己的文一定表達了道，與道同在，因此文不能被捨棄。蘇軾給韓愈撰碑的時候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讚美韓愈兼顧道統和文統，再次強調了文道並重的觀念。

而在理學家，特別是二程中的程頤看來，過度的文對道會造成妨礙，認為古文家不能繼承道統，這就是後世所講的“周程歐蘇之裂”。《二程語錄·伊川語錄》中有一段表達了他的觀點。學生問他：“作文害道否？”程頤回答：“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雲：‘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作文時不專心，文章就不會高妙，要專心，興趣就會局限於此，而不會把全部精力用於悟道，文章也是一種物，沉迷於寫文章也是玩物喪志。他不像蘇軾那樣認為韓愈是文道兼通，他說：“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韓愈先有言後有道，所以是“倒學了”。朱熹和二程一樣，也認為韓、柳、蘇這些人隻用力於文章，而對修身、養性、求道用力不夠，是不可取的。朱熹說：

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滄洲精舍諭學者》)

意思是說韓愈、柳宗元這些人的文章很好，很用力，但他的目的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這究竟和聖人之道有什麽關係？白費了很多精力，太可惜了。

雖然道學家和古文家都強調道是第一位，但道學家更強調修身求道，而無意為文，文是道充盈於內後自然溢於外的一種自然反映：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

古文家不是這樣，古文家是把文作為一種愛好，他們喜歡作文，道是寫文章時才要表達的內容。所以朱熹批評蘇軾：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裡面，此是它大病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

不過道學家的這種說法也存在一個困境。假設一篇文章不知道作者是誰，也不知道創作背景，那怎麽判斷這篇文章是由道而發，還是作文時拿個道理放進去？道學家是沒法判斷的，能判斷的只是文本本身是否傳達了道、是否有益於道。所以程頤和朱熹把古文家從道統裡踢出去，但後來呂祖謙編《古文關鍵》、真德秀編《文章正宗》時，就又把古文家請了回來。

那麽對於那些既不明道也不切於用的遊戲之文，那些出於娛樂需要、人性需要、放鬆需要、應酬需要的文章，古文家和道學家又會怎麽看待呢？道學家肯定認為這是不好的，是應該批判的。古文家也絕不會公開說這些文章在價值觀、思想性上有多麽高明。古文家對遊戲之文會有比較委婉的辯解，說是無益於道，但也無害於道，但絕不是理直氣壯。

論道之文，往往顯得千篇一律。《全宋文》裡近萬個作家，每個人都講聖人之道的話，讀起來就很乏味。清代黃本驥就發現：“唐宋大家論文之言，如出一先生之口。非相襲也，行文之法固爾也。”（黃本驥《癡學》卷五《讀文筆得》）那些為道而言的文章陳陳相因，就像出自一個人的筆下一樣。

不過，黃本驥可能沒有注意到唐宋古文家的創造性。雖然都是表達同樣一個道理，但高水準的作者往往能選擇一種高明、新鮮的表達方式，讓讀者覺得不那麽千篇一律。比如韓愈就講過：“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新法。”我說的故就是古道，新就是我自己的新意，我雖然說的仍然是古道，但加上我自己的理解轉化，就可以成為新法了。他還說：“師其意，不師其辭。”也是說我講的道理還是古道，但語言表達方式已經變化了。到了宋代，因為宋人比唐人的學力更加深厚，所以論道的方式也更加多樣化。

從思想維度來看，古文運動不僅是一場文體的革新運動，還是一場以古文更好、更有效地傳達儒家思想的運動。陳寅恪先生曾在《論韓愈》一文中，用“新儒學”和“新古文”這兩個詞匯概括古文運動：

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也。

陳先生的話我認為是確論。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學者）

來源：人民政協報201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