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的最後一搏

鄭小瑛出生於1929年，是新中國第一位歌劇、交響樂女指揮，也是第一位登上國外歌劇院指揮台的中國指揮家。她曾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後應邀創辦廈門愛樂樂團並擔任藝術總監。（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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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議，讓鄭小瑛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劇院指揮一場《托斯卡》：“你應該有一樣東西，回去向你的祖國匯報。”鄭小瑛回憶，“他問我敢不敢上，我說當然得上了。”

“樂隊也沒有，什麽也沒有了。我只能夠乾喊，所以還不死心。”

“一個藝術家在人們心裡留下一點什麽東西，那就是她最珍貴的、最幸福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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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責任編輯 | 邢人儼

飯桌上擺著一杯冷牛奶、一顆放了幾天的煮雞蛋，這是早餐的全部。早晨八點，鄭小瑛把盒裝可可兌進牛奶裡，抱怨人們送來的禮物太多，有些並不適合老人，只能盡力吃掉。電視台曾來採訪養生之道，她如實作答：喝涼水、吃剩菜、高鹽高糖重口味。

2018年秋天開始，一個新任務提上了她的日程：開設指揮班，給中小學音樂老師上課。由於擔心遲到，鄭小瑛加緊吃飯，結果不小心嗆到了。老伴趕緊為她拍背，送她出門，鄭小瑛咳嗽著解釋，年紀大，喉嚨不靈敏了，恨恨地說：“老了很討厭的！”

一家企業曾邀請她去西安，為客戶和員工早晚各指揮一場，每場兩個多小時。今年是第二次來邀約，鄭小瑛請求：“分兩天好不好啊？我又老了一歲了。”對方說到節約成本的苦衷，她又答應了。

身為新中國首位女指揮家的鄭小瑛已年近九旬，仍頻繁應邀在國內外各地演出。

曾有自稱全國級別的指揮比賽邀請她做顧問，她看評委名單都非業內一流，建議改名為“某某杯”比賽，以顯得更客觀。主辦方的回復把她氣壞了——“您老了，還是一邊歇著吧。”

採訪期間，鄰居開車載著她去海對岸的廈門工學院——指揮課就開在這所民辦學校裡。學生從沈陽、威海、南昌等地遠道而來，為照顧他們的行程，每個人只需兩周出席一次，聽半日課，這意味著，同樣的內容，鄭小瑛要重複講四次——每周日早上9點到傍晚5點，中午她會睡一會兒。

“哦吼吼吼！什麽調，親愛的？”當天課程進行到下午，鋼琴伴奏女孩困得有些走神，鄭小瑛拍手提醒。

剛開課時，她對大家講，“這是我的最後一搏，也是關門一課。”鄭小瑛上一次“最後一搏”是在五年前，她離開一手創辦的廈門愛樂樂團，並以歌劇《嶽飛》作為告別演出。事前她也用豪言囑咐作曲黃安倫——“人生最後一搏”、否則“死不瞑目”，黃安倫都會捂她的嘴。

南方周末記者首次到訪時，鄭小瑛根據提綱準備了講稿。事前，她擔心採訪內容太多，特地提醒：“請注意，我是個分秒必爭的講究效率的指揮啊！”

這些年來，鄭小瑛不斷出走：從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退下來後，到了廈門；十多年後，又從廈門愛樂無奈離開。“在體制內我做不成的事，我只要一離開它我就慢慢做成，我現在有這個自由，就可以離開。”

現在，她沒有固定合作的樂團，總在琢磨，自己還能做些什麽。她仍有許多未竟的巨集願：若是手上有個歌劇院或是任何音樂團體，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

——“但是現在我沒有了，樂隊也沒有，什麽也沒有了。我只能夠乾喊，所以還不死心。”

1955年，蘇聯專家杜馬舍夫來華開設為期一年半的指揮班，這成為中國培養合唱專業指揮的起步，鄭小瑛是班裡唯一的女生。圖為1956年7月合唱指揮班結業，鄭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馬舍夫致謝。（受訪者供圖/圖）

1

我想我算什麽？我就算個老師

指揮班一共20個學生，儘管需要面試篩選，但由於開班時宣傳效果一般，報名才28人，可選擇的範圍並不大。學生水準參差不齊，既有大學副教授，也有連識五線譜都困難的人。

這與鄭小瑛曾經教過的學生大相徑庭，後者大都已成為獨當一面的音樂家，常掛在她嘴邊的有中國合唱協會副理事長吳靈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俞峰、國家大劇院和澳門樂團的音樂藝術總監呂嘉。從1956年參與指揮系建系開始，鄭小瑛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數十年。

現在，她要給業餘學生上課，從零教起。原本她要求背譜，但頭一節課就發現，很多學生做不到，只好不再硬性要求。指揮班的同學們也已認識到“學生”和“學員”的區別，吳靈芬們是鄭老師的學生，他們則是學員。

鄭小瑛的授課風格頗為溫和。聽說學員一見她就緊張，她會努力緩和氣氛，背過身去：“那我走咯。”最嚴厲的指責是“怎麽可以啊”。當學生怎麽也學不會、反覆提醒仍然出錯時，她也會想不通，“怎麽可以啊？”“為什麽啊？”

她唯一一次動怒，是因為一個學生顯然沒有足夠練習——她可以忍受學得慢，但不喜歡學生不用功。全班嚇得大氣不敢出，他們並非怕她生氣，而是擔心她氣壞身子。發完火，鄭小瑛有點後悔，“不過還好，他不記仇，還來跟我說話。”

意大利朋友薩碧娜來旁聽了一堂課，委婉地建議：對不同的學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大概想表達漢語裡的“因材施教”。鄭小瑛說，“哎，我都急死了啊！”

儘管已享有世界聲譽，但鄭小瑛仍然看重“老師”的身份，“我後來給自己定位，我想我算什麽？我就算個老師。”

但她一直不願私下開班教授打拍子課，怕誤導人家以為手上功夫就等於指揮。“指揮的主要功力在腦子裡，在他的聽覺、他對作品的理解裡，而不只是這個。”鄭小瑛擺弄雙手示意，“這個（手）只是‘終端’，只是最後的一點。”

直到近些年，她接觸了不少業餘合唱團，大家出於愛好走到一起，不計報酬，“這個倒是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2010年，世界合唱比賽在紹興舉行，臨近結束時有個全體大合唱的環節，邀請各團指派代表參加，以體現世界大同。擔任中方藝術總監的鄭小瑛卻得知，這個環節沒有邀請中國團，而且早有先例。她向組委會抗議，得到的解釋讓她一下噎住：“你們的人會看五線譜嗎？”

吳靈芬告訴她，多年來，中國的音樂基礎教材以簡譜為主，很多孩子確實不會看五線譜。這對師生痛心疾首，“太丟人了，一個普世都會的東西，中國人不會。”

考慮再三，鄭小瑛決定“亡羊補牢”，至少教他們懂得規範，孩子們會受益。學員中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學女老師，鄭小瑛認為她起步太晚，但考慮到“她還想學，手上也有合唱團，在那個位置上，多少會有影響的”，還是讓她加入。

這樣的願景，也是鄭小瑛過往的某種寫照。1955年，蘇聯專家杜馬舍夫來華開設為期一年半的指揮班，這成為中國培養專業合唱指揮的起步。他教導大家，合唱是群眾性的藝術，要求每個學生馬上都去組織合唱團，很快，二十多個合唱團在北京成立，鄭小瑛負責婦女、兒童和農民三個團。三十五年後，學生們邀請恩師來北京觀摩中國合唱節，“幾十個合唱團在一起匯報，一看手上指揮的方法，都是‘杜派’”。

杜馬舍夫對最早送選的一批學生並不滿意，便自顧自跑到當時還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挑人。校方人事科慌忙推薦了作曲系“三好學生”鄭小瑛——她成了指揮班裡唯一的女生。

鄭小瑛起點高、悟性好，杜馬舍夫不久便讓她代教基礎的視唱練耳課。她早就有“趕鴨子上架”的本領——從前在文工團，因為學過鋼琴，被拱著教樂理時，鄭小瑛問，什麽叫樂理啊？她上街淘書，發現了一本樂理普及教材，趕緊看完，第二天她就敢去上課了。因為能識譜，從開大會拉歌到成百上千人的遊行，都是鄭小瑛負責為大家打拍子——這是她最早無意識地“指揮”。

在音樂界，杜馬舍夫不是名家，只是莫斯科國立師范藝術學院的普通教師，“你去問蘇聯人，沒有人知道他”。由於中蘇關係惡化，杜馬舍夫回國後並未得到優待。鄭小瑛在三十多年後看望杜馬舍夫，他一直住在同一間老房子裡，家裡堆滿中國帶回的紀念品。老師的妻子告訴她：“他現在老了，唯一的幸福，就是生活在對中國的美好回憶之中。”

鄭小瑛繼承了“杜派”指揮法的核心部分，發展出“鄭式指揮法基礎”。許多年前，報紙上登著“鄭小瑛開‘指揮大師班’”，同一版面的角落上還有一篇短文，批判當時流行的自稱大師現象。鄭小瑛看到後，決定換掉“大師”二字。

妹妹鄭小維為她憤憤不平。直到有一次，鄭小維去聽指揮家呂嘉的音樂會，節目單上赫然寫著“師從鄭小瑛大師”。“哎呀，我高興得不得了，沒有人叫過她大師，呂嘉叫她大師啊。”她把節目單用掛號信寄給了姐姐。

最近，鄭小維看到有人稱鄭小瑛是“指揮之母”，她覺得倒也很好。“算了算了，不叫她大師，叫個‘指揮之母’，我覺得也夠格的。她確確實實像母親一樣的。”她盤點著鄭小瑛的學生，“她是個女指揮，生了這麽多的蛋。就是這個意思。”

2

我不是大小姐，我是乾活的

“你是怎麽戰勝那些男人，站到指揮台上去的？”鄭小瑛在哈佛大學講學時曾被這樣問道。她解釋，將指揮作為一生之志，並不是自己追求的結果，而是一次次被挑選、被安排。

“那時，我們沒有那麽多個人想法，說實話。因為那是不現實的，我們的口號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追求、不幻想，派你來做什麽，你就很高興；派不到你，你也不抱怨。那個時代是這樣的。”

1960年初，鄭小瑛被正式選派到莫斯科進修。除在校上課之外，她還通過杜馬舍夫引薦，跟隨資深指揮家伊·波·巴因學習，在劇院的角落裡觀摩歌劇。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議，讓鄭小瑛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劇院指揮一場《托斯卡》：“你應該有一樣東西，回去向你的祖國匯報。”鄭小瑛回憶，“他問我敢不敢上，我說當然得上了。那時候初生之犢不畏虎，就是這樣上的。”

當時整個莫斯科，《托斯卡》總譜只有兩份，鄭小瑛借來巴因那份，把配器抄在自己的鋼琴譜上。每次巴因指揮，鄭小瑛就蹲在樂池的角落裡看，全憑模仿和記憶來學習。

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代，當報幕宣布是中國女研究生擔任指揮時，觀眾鼓掌尤其熱烈。通常只在最後謝幕才給指揮的追光，每一幕開始時都照向她；她每次出場，都有一次鼓掌。

至此，鄭小瑛成為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指揮台的中國指揮家。“不加‘女’。”她每次都強調。

遇到纖瘦柔弱的女學生，鄭小瑛總對她們強調，“這時候不是溫柔的小姑娘，是大司令員”。她把樂隊比作隊伍，一個學生說起合唱遇上“假指揮”的經歷，鄭小瑛驚呼，“這是不可以的，隊伍要送死啊！”

鄭小瑛從小個頭高大，不到六歲就是全幼稚園最高。在女校排話劇，一直演男角，做英俊小生。她留“妹妹頭”短發，起了床，甩一甩就出門。鄭小維形容她，“非常男性化，完全不像一個女性”。 “作為一個指揮，內心必須要堅強、自信，當著那麽多人懷疑的眼光，特別女孩子，你要沒有點自信，看著那些眼睛都害怕。”鄭小瑛受益於這些特質，“那麽多男人都看著你呢，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等你出笑話的，你就要有一種自信，通過音樂，組織、駕馭這一切。”

一家時尚雜誌策劃了“民國大小姐”專題，把鄭小瑛和影星盧燕等人一起列入其中。到了現場，鄭小瑛發現要化濃妝、換服裝，抗拒極了，最後面對一件高領毛衣，她才勉強答應。

回到家，她的妝容把老伴嚇了一跳。鄭小瑛多年不化濃妝，演出也不例外，“反正觀眾看的是背”；衣服都是朋友看不下去給她買的，而演出穿的黑色指揮服，幾十年都是那幾套。

她極少逛商店，偶爾和老伴出去，形容自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看什麽都稀奇，櫥窗裡都漂亮。但她覺得，“那也不屬於我，再好看，我也不可能買什麽東西”。

1997年，鄭小瑛第一次查出直腸癌，老伴“啊？”了一句，不知所措。“我沒事，他的心理不如我堅強，你別看是男人。”女兒鄭蘇接到電話號啕大哭，從美國趕回來。

鄭小瑛照常去北大、清華做了兩場講座，站上桌子指揮大家唱國歌，給指揮系學生上了課，還參加了音樂家座談會。之後，她才遵醫囑住進醫院。

接受化療後，她的頭髮掉光，出院一個月後，戴著假發指揮了愛沙尼亞國家交響樂團和歌劇《卡門》的演出。

她經常教導學生，指揮家要有力挽狂瀾的鎮定。在舞台上，譜子亂頁、演員唱錯，各式各樣的意外常有，即便所有人都慌張，指揮不能慌。“出錯了，你得馬上判斷問題在哪裡，是帶上它，還是壓住它，讓它歸於一致？這是職業性的。”

2005年歲末，在龍岩一場新年交響音樂會上，鄭小瑛走向指揮台時，一腳滑倒，從一米多高的舞台摔了下去。現場驚呼起來，工作人員衝上去扶她，有樂團隊員甚至嚇哭了。幾分鐘後，再次走上台的鄭小瑛還頂著亂蓬蓬的一頭銀發，卻笑盈盈對台下說：“請大家放心，一場虛驚。”

鄭小瑛如常完成了四十分鐘的交響演出。後來，她說，“哇，完了以後疼了我兩個月。”

2014到2015年，她的右下肺和右上肺又先後查出癌症和病灶。鄭小瑛討厭別人總來問“抗癌精神”，她說每次治療結束、痛完，如常生活，“該幹什麽幹什麽”。

身邊的人都驚詫於鄭小瑛過人的精力，很多人都接到過她凌晨發來的消息——工作多的時候，她半夜2點睡，早上4點起。她曾對朋友說，“讓我做飯、做家務，站十分鐘我就累得不行，而在指揮台上，根本不覺得累。”

晚飯時，助理程遠和她商量那家時尚雜誌繼續跟拍“大小姐”的計劃。得知這一期大受歡迎，鄭小瑛詫異且不解，程遠告訴她，“這是以年輕人喜歡的方式傳播”。鄭小瑛吃著飯，把筷子舉過頭頂幹練地揮了兩下，“我不是大小姐！我是乾活的。”

1960年，鄭小瑛赴蘇聯留學，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學院進修。在導師安諾索夫的幫助下，鄭小瑛在克裡姆林宮執棒了第一場交響音樂會。演出前，安諾索夫為她送來了提神的熱咖啡。（受訪者供圖/圖）

3

如果沒有音樂，對我個人有什麽？！

這幾年，採訪邀約越來越多，鄭小瑛不大理解，但她也不太拒絕，“他們這麽來找，我覺得好像有一點義務似的，那就是它需要我唄，應該去。”

對鄭小瑛來說，被需要比自己想要重要得多。“社會需要的，我會的，就能成功；社會不需要，我愣去做，做不成啊。”

1978年，中央歌劇院複排歌劇《茶花女》。文藝生活剛剛恢復，戲票總是一搶而空，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文化宮連演40場，每場都有人要求買站票。

熱鬧歸熱鬧。在石景山演出時，觀眾嗑瓜子聊天，場面相當嘈雜。《茶花女》的序曲哀婉柔情，鄭小瑛舉起指揮棒，幾乎難以開始，樂隊放大音量使勁拉，和噪音形成了拉鋸戰。幕間休息，觀眾跑來樂池邊，“怨不得這麽齊呢，敢情這兒還有個打拍子的呢！”

“你能抱怨觀眾嗎？不能。”她說，“大家都是聽著樣板戲長大的，歌劇對他們來說，就像是怪物。”

對鄭小瑛那代藝術家來說，推動中國音樂發展的緊迫感，從“文革”之後變得異常強烈。“我們最好的年華在那個年代荒廢了，所以才會有一種拚命要跟生命賽跑的感覺。”

鄭小瑛自行想辦法。她給《茶花女》準備了20分鐘的講解，用磁帶錄好選段，在劇院門口張貼告示：請願意聽講座的觀眾提前20分鐘入場。怕告示沒人注意，她乾脆在劇院門口吆喝。“鄭小瑛模式”的講解就此開始。起初一小批人被她張羅進來，後來很多人特地衝著講座來，熱鬧的時候，觀眾齊刷刷擠到講台上。

在河北演出時也是一片喧嘩，她站在入口處的板凳上大喊：“老鄉們！聽我給大家說說什麽是歌劇！”聲音甚至蓋過了場外賣烤白薯的小販。

有時候甚至得從“指揮是幹什麽的”開始講起。已故指揮家李德倫曾在一次演出過後，被觀眾要求靠邊站站，別擋著樂隊合影。

鄭小瑛決定，不僅要做學校裡的音樂老師，更要做大眾的音樂老師。她經常對學生講，指揮應當成為社會的音樂教師。“他們願意聽你講，你吝嗇什麽呀？對你來說又不是要死要活的事，我就講講，大家開心有多好啊。”

演出導賞在國外不罕見，鄭小瑛在莫斯科就見過，在美國還有專人負責講解。但是在國內，她仍覺得同行者寥寥。至於自己的學生，“他們忙著自己的名”。“特別是年輕人，他肯定要先追求一個高峰，才能讓人家看見。”她表示理解，“所以你也不要去挑剔他，他沒有去做這個事情，他現在努力塑造自己，也是對的。”

鄭小瑛此生奉行“為大眾服務”的藝術理念，來自她成長年代的某種訓誡，在杜馬舍夫班上就有所啟蒙。見合唱團的多聲部效果欠佳，杜馬舍夫建議直接改為齊聲唱，“群眾歌曲，有什麽必要搞得那麽難？”

北京師范學院學生蔣力聽完一次歌劇講座後，大膽攔住鄭小瑛，央求她去自己學校講課。鄭小瑛坐公車去講了兩次。蔣力日後成了音樂評論人、中央歌劇院的策劃製作人。法學生趙世民，在聽了一次《卡門》講解後，迷上了交響樂和歌劇，現今轉行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

“一個藝術家在人們心裡留下一點什麽東西，那就是她最珍貴的、最幸福的東西。”鄭小瑛感慨自己已到收獲的年紀，無論走在馬路上，還是在世界各地講學，總有人上前來和她打招呼，就像相識已久的老友。

在鄭小瑛的世界裡，音樂的意義並非直接作用於自己。“我是通過音樂跟大家認識，不過是把音樂介紹給了大家。”鄭小瑛質疑音樂家“沒有音樂不能活”的說法，認為那是誇大藝術的作用，只聽八台樣板戲的年代，大家都活過來了，“如果沒有音樂，對我個人有什麽？！”

1978年出生的邵燕跟隨鄭小瑛做過歌劇，現在是廈門工學院音樂系主任。她意識到，“我們這代人都是，把今天的日子過好、把這個月的工資領好、把房子買好就好了，我跟鄭老師工作以後，發現鄭老師都不是考慮自己，（相反）甚至是犧牲自己。”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對職業的音樂家來說，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麽？”鄭小瑛早有答案：“音樂人有很多種，一種是為了自己的藝術名利而努力，一種是為了更多的人能欣賞藝術、推廣藝術而努力，我選擇後者。”

鄭小瑛年輕時以冼星海為偶像，時至今日，即使指揮過國內外眾多大師的作品，最欽佩的始終是冼星海。1950年代，她還從民族音樂研究所裡，把冼星海的親筆日記偷出來看，做筆記。 冼星海一生顛沛流離，英年早逝。他留學巴黎，後選擇回國投身抗戰歌詠活動，在延安物資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創作了《黃河大合唱》。1938年12月15日，冼星海與妻子在延安“大吵特吵”，以致干擾了創作。他相當自責，在日記裡反省：“把偉大純潔的愛像火熱一般貢獻給那廣大群眾吧！他們不會忘記我，他們才是最親切的人，我或許受過這些錯誤，更可加強厲害去認識人生。”

“了不起的精神力量！那樣的人才配做一個中國音樂家，他是生活在人民中的。”鄭小瑛說。

從1978年歌劇《茶花女》開始，鄭小瑛都會在演出前進行“20分鐘歌劇音樂講座”，為觀眾普及歌劇知識，大受歡迎。（受訪者供圖/圖）

4

我們這代人，有很複雜的心情

鄭小瑛生長在民國上海的洋派家庭，入讀教會學校，參加唱詩班。父親留美歸國，直到解放前，兩個女兒都稱呼父母“Daddy、Mommy”。

母親在鄭小瑛六歲時帶她學鋼琴，希望培養女兒成為上流社會的淑女。等她提出正式學音樂，父母卻表示反對，在他們的觀念裡，那就是夜總會裡的“洋琴鬼”。

上海淪陷後，鄭氏舉家西遷，父親買回許多救亡歌曲的歌譜。家裡聘請的家庭教師，恰好是從前線抗敵劇團回來的年輕人。在鋼琴和群眾歌曲的熏陶中，鄭小瑛自小就喜歡轟轟轟的進行曲多於大上海的靡靡之音。

在父母要求下，鄭小瑛考上北京協和醫學院，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就讀預科班。在一次微積分考試裡，鄭小瑛隻考了50分，“50分是最羞恥的，我一輩子沒有得過50分。”她素來成績優異，由於數學老師用英文授課，實在跟不上。第二年，她轉入了音樂系。

她在學校組織民歌社，在遊行隊伍裡扛旗，成為活躍分子。一個朋友的哥哥去了解放區，寫信回來說：這裡陽光明媚，人人平等。

鄭小瑛開始了出逃之路。第一次出走，她藏在學校宿舍衣櫃裡，被母親找到，抓回上海。第二次，她偷偷告訴妹妹，母親偷看妹妹的日記後發現，逼鄭小維找到她，雙方在法國公園碰面。根據鄭小維的記憶，母親一直哭，擔心她沒有錢花，把身上的首飾都給了她，而姐姐大概沒有哭。

鄭小維總覺得，母親從小偏愛姐姐，因為姐姐比她更優秀。鄭小瑛向母親約定，當晚會回家共度聖誕夜，母親才放心離去，這是她的第三次出走——實際上，她很快登上開往漢口的輪船，離開了上海。

母親買了一大堆鄭小瑛愛吃的菜和點心，早就知道計劃的鄭小維不忍心，在旁勸說，“夠了，夠了”。一家三口等到夜裡9點，鄭小瑛還沒有回來。母親坐著黃包車，挨個找到鄭小瑛同學家裡，詢問她的行蹤。“回來大哭，哭了好多天，以為她失蹤了。”鄭小維回憶。

直到半個月後，安全到達解放區的鄭小瑛寄回一封信：“親愛的姑媽，我們已經平安到家，一切都好，請勿掛念。”用的是假稱呼和假名。

從此以後，鄭小瑛和家人再沒有一起生活過。父母和妹妹一直在上海，鄭小瑛後來定居北京，很少回家，“這趟路費不是人人都掏得起的。”

肅反運動中，父親被要求寫檢討，實在不會寫。母親讓他把材料寄給鄭小瑛，請她幫忙修改。鄭小瑛很無奈——當時得和“反革命”劃清界限。後來，她聽母親說，他們每晚都要去信箱裡摸一摸，檢查有沒有回信。

1960年代，父親生病，鄭小瑛回家照顧，父親要收她飯錢。父親的觀念是：我有工資，你也有工資，你回來，不是我請你來的，是你自己來的，所以你應該付費。“我覺得跟我們整個的社會不調和，但是我能接受，付就付。”

母親生前從未看過鄭小瑛一場音樂會。她病危時，鄭小瑛正在樣板團指揮一場重要彩排，無法離開，到了下半場，發現丈夫和孩子在側幕等她，她知道是噩耗來了。演完後，她在後台放聲大哭。

鄭小瑛記性極好，能清楚記得很多具體日期。但是談起父親離世的時間，她打開書桌抽屜，掏出一個小本子翻找記錄。她念道：父親1979年去世。“我這裡記錄媽媽是1975年走的，”她戴上胸前的老花鏡反覆確認，“可是我記得爸爸是先走的，我記錯了？”

最近，鄭小瑛受邀參加央視一檔家庭節目，為此整理了老照片。她參加革命工作後，被要求和父母劃清界限，那時以沒有家庭觀念為榮。她特地回憶了和家人過往的相處，“從來沒總結過他們的好處，”鄭小瑛望向窗外，“我們這代人，有很複雜的心情。”

1980年以來，鄭小瑛曾赴日、美、意、德、法等地舉行交響音樂會、指揮歌劇或講學。她演出時從不化妝。（受訪者供圖/圖）

5

樂團是誰的？

時代的其他變化也經常讓鄭小瑛感到困惑。1980年代以後，市場放開，“靡靡之音”回來了。演一場《茶花女》補助只有五元錢，香港歌星的出場費已經鋼彈幾十萬、上百萬。

劇院裡的“腕兒”出去走穴掙錢，缺席排練，主要樂器不來，其他成員都得等下次陪練。“大家心裡不高興，乾多乾少都一樣，我來不來都還是那點工資，你也不能開除我。”

在世界各地演出時，鄭小瑛總會和當地演奏員聊天，研究國外的合約。她前後給文化部、劇院寫過五個報告，主張改革，相識的新華社記者幫忙發過“大參考”，回音寥寥。

1997年，鄭小瑛從中央歌劇院離休。“不是我累了要休息，我就是要離開那個啥事也乾不成的制度，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自己乾一點什麽事情。”

創辦“愛樂女”室內樂團曾讓她獲得短暫自由。成員都是志願者，用業餘時間在教室、廠礦等場合演出。有一次在鄉下露天野台子，碰上下雨，農民圍著不走，只好繼續演出。每到休止符處，演奏員趕緊用手絹擦擦琴。

由於當時民營團體政策尚未頒布，即便已在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上演出過，“愛樂女”仍然面臨政策上的困境，成員們憤而離去。

受邀來到廈門時，鄭小瑛已經69歲了，剛做完直腸癌手術。廈門有長官打算組建交響樂團，於是有了“民辦公助”的廈門愛樂樂團。

邁入下半輩子，鄭小瑛開始創業了。這是她第一次做樂團管理者，人事、財務、管理都得學。她天天向上要政策，卻不知該去哪個部門注冊；來了很長時間，疑惑怎麽沒人給她發工資，慢慢才弄清楚，樂團隸屬一家民營企業，要去企業報账。

廈門愛樂誕生不久就遇上金融危機，民營企業老闆抽走注冊資金，樂團第一個月首演的工資就發不出來了。她向邀請她來的時任廈門政協主席蔡望懷求助，暫時湊到了錢。 此後，為樂團“化緣”就成了鄭小瑛的常態。有一次資金沒到位，發不出工資，鄭小瑛親自去堵區長，請他簽批。區長拋下一句話：鄭老師，這是因為有你，如果你不在，我們一分錢也不會給。

這件事讓鄭小瑛耿耿於懷，總對身邊人說起，“我是為廈門人民在做事情，你給我這個錢，不是為我，我不是乞丐。難道我為廈門做這些文化的貢獻，在一個區長的眼裡面看是這麽不值錢嗎？”電視台來採訪，鄭小瑛要說這件事，邵燕勸她能不能不講，“不行，不說難受。”

排練場地幾度搬遷，用過臨時租的歌舞廳、電業局舊禮堂。邵燕第一次去愛樂，發現場地竟是一個很窄的樓梯，“不敢相信”。

廈門愛樂一度實現了鄭小瑛按藝術規律辦團的理想：選賢與能、競爭上崗、來去自由；為了普及大眾，每周都舉辦“周末交響”音樂會。十五年，樂團共演出一千多場。 “那就是神，真的。”青年教師孔令偉最初見到鄭小瑛，不敢說話，聲音打顫。鄭小瑛卻樂於提攜年輕人，演出了他創作的管弦樂作品，為他引薦知名音樂人。孔令偉此生第一次聽到，自己被介紹為“作曲家”。“你知道什麽叫天上掉餡餅嗎？就是這種感覺。”

但在廈門愛樂，鄭小瑛卻漸漸失去了位置。2013年，樂團發生易主風波。鄭小瑛的支持者認為，根源在於“功高蓋主”。幾個月後，廈門愛樂官方微博有所指地寫道：“回顧這場風波，我們是否有所感思：樂團是誰的？——樂團是社會文化公共資源，並不屬於某一個人……”

一大批成員隨鄭小瑛辭職。另一部分則站在對立面，網絡上仍流傳著他們寫給鄭小瑛的郵件，有不客氣的咒罵、抱怨，也有人請求鄭小瑛考慮他們的生活壓力，放棄與理事會對抗，不要影響他們養家糊口。

理事會宣布鄭小瑛不再擔任藝術總監的當晚，許多成員跟著她回家，安慰到很晚才散。她的老伴告訴他們，鄭小瑛大哭了一場，從來沒這麽哭過。

黃安倫在地鐵裡聽說這個消息，立刻打來電話，提出到廈門聲援。孔令偉寫了一篇文章，要發表出去。鄭小瑛都回絕了，她認為對全國音樂事業來說，這只是一件換屆的小事。

只是這件“小事”讓她痛苦了很久，“五雷轟頂，簡直不能接受”。

樂團成員的生活，鄭小瑛事無巨細地關心，她幫他們要房子、落戶口、帶薪進修。“事實上真的是一個大家長。”邵燕說，“這等於從她出生一直養到15年的孩子，是不是？”

學生俞峰請了一位律師來幫忙。討論時，律師的丈夫插話：“鄭老師，這個樂團不是你的孩子，是出錢人的孩子。”

這句話刺痛了鄭小瑛，但她承認這是一句實話。“我突然發現，我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我只有一份藝術家的熱情，當權力與金錢不願意支持你了，你就非常脆弱，也就是這麽回事。”

鄭小瑛（後排左四）與學生在一起。她教過的學生大多已成為獨當一面的音樂家，包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俞峰（後排左二）、國家大劇院和澳門樂團的音樂藝術總監呂嘉（後排左五）等。（受訪者供圖/圖）

6

我怎麽還這樣啊？

每年9月過生日是鄭小瑛既期待又想躲的時候。去年88歲“米壽”，助理程遠籌劃了生日驚喜，鄭小瑛一進門，滿屋子人，當年的愛樂成員一共七十多人，來了五十多個，其中包括很多當時沒有支持她的人。

大家帶著樂器，鄭小瑛當場指揮了《鄉村騎士》間奏曲，很多人一邊演奏一邊掉眼淚。程遠是當年隨她辭職的人之一，她製作紀念影片，精心挑選了主題詞：追隨。

這兩年，和解陸陸續續地發生。前一次生日，一個小號手拽著鄭小瑛，說不出話，嗚嗚就哭。她不讓他哭，對方哭得更凶了。

孔令偉看不過去，“鄭老師全都原諒他們了，鄭老師認為這是她的孩子，這是多麽大的胸懷啊。”

“這種小孩，你跟他記什麽仇？”鄭小瑛說，自己已經釋懷了。 實際上，在風波之前的幾個月，鄭小瑛就已主動辭職。她在離任之前，馬不停蹄完成了《嶽飛》歌劇音樂會和馬勒《塵世之歌》中文版的唱片錄製。“我離開了樂團，就沒有地方做了，所以得趕緊。”

緊迫感從來沒有消失。現在，她最重要的呼籲是“洋曲中唱”，用中文演唱西方經典歌劇。目前，國內此類演出大多採用原文版語言，中央歌劇院推出過中文版《茶花女》《卡門》《蝴蝶夫人》，重排時都改回了原版。

“全世界都在用自己的母語，為了讓觀眾能夠聽懂，也為了市場。唯獨我泱泱中國，擺著個譜要原汁原味，才顯得高級，事實上假得要命。”她認為演員、導演都不一定明白每句話的意思，“這種在藝術上不完美的東西，又用很高的調子來宣傳，愚弄大眾。我反對這種偽藝術的事情。”

她和老友劉詩嶸給中央歌劇院的現任長官寫了多封信，沒有任何回音。劉詩嶸曾是中央歌劇院副院長，現在身體欠佳；音樂文學翻譯家周楓也臥病在床，“就剩我還在撲騰了。我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了，能做一點就做一點。”

徒弟們紛紛表示支持，但沒什麽行動。鄭小瑛伸出食指在眼前用力點了一下，“這一點，我記住他們了，哼”。

“說這麽多，你煩嗎？”鄭小瑛很在意聽者的感受，不等回答，她自己歎一口氣，“哎，很煩的。因為這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我的夢，但是有什麽辦法？反正我只能夠抱怨，抱怨有什麽結果？”

採訪結束後，鄭小瑛發來一則動畫短片。片中，一個老太太不停地編織，不捨得拿起腳邊的剪刀，最後線不夠用了，她就把自己的頭髮織進去，一起掉下了懸崖。配文注解是：“重新思考，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還有比奮鬥、物質更重要的東西；有時我們要知道拿起剪刀。”

她是否曾考慮過拿起剪刀？

她回答：“還沒有過，因此才驚愕！”

最近，她去武漢演出時，看望了文工團工作隊的老朋友。鄭小瑛是工作隊裡年紀最大的，上次回去，還有二十多人，她去療養院探望，個個骨瘦如柴，幾乎認不出來了。這次回去，只剩下一個人了，就是當年隊裡最小的孩子。

她的眼前總浮現他們小時候的樣子：男孩們生龍活虎，女孩在台上唱花鼓戲；最小的這個很調皮，老想擠出酒窩給人看。

她發現朋友正在一個個遠去，有些人還活著，但身體、記憶退化，逐漸也不能交流了。“一到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活得太長了。怎麽回事啊？我怎麽還這樣啊？”

至於自己，當年做手術打麻藥昏迷時，她覺得已經死過一回，“有惦記你的人，那些人會難過，本人沒啥的。如果有點事業心的話，趕快把那件事完成，就這點心願。”

鄭小瑛把自己的書房叫“倉庫”，按時間順序擺放著所有樂團資料、樂譜、筆記、節目單、報刊文摘。徒孫、青年指揮家楊樂樂來幫忙整理樂譜，鄭小瑛囑咐她，“我要是沒了，這些可能都扔了……這都是我的心血。你有沒有興趣？”楊樂樂意識到鄭小瑛在給它們找歸屬。

有時，鄭小瑛也會突然感歎，“好朋友都沒有了，好孤獨啊！”

楊樂樂無從安慰，只好說：“因為你比別人有更多的責任，你不會孤獨，每個人的宿命不一樣吧。”

鄭小瑛看過一位科學家的故事，臨死前，他還在電腦上打字，留下最後一點成果。“死亡掐斷了他可以為人類做一點貢獻的那種權利，他真是不應該死，還有那麽多東西，還可以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