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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近日，《中國結婚率創新低，上海結婚率4.4‰最低》一文引發熱議。
乍看之下，4.4‰這個數字很是嚇人。
作為對比，2016年香港結婚率為6.8‰，2017年紐約結婚率為7.3‰。即便以經濟越發達，結婚率越低的規律來看，上海也低得太出格了些。
(粗)結婚率＝當年結婚登記對數÷年中總人口數
也就是說，在香港每1000人中，有6.8對在2016年新登記結婚。
仔細一算，不太對勁。
2018年，上海市結婚登記10.5萬對，按照4.4‰的結婚率倒推可知，文章選用的年中總人口數為2400萬——這大約是上海市常住人口數。
問題是，上海市常住人口，都能在上海登記結婚嗎？
我國《婚姻登記條例》第四條規定：
內地居民結婚，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一方當事人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上海市常住人口2400萬，戶籍常住人口1450萬，相差的1000萬非戶籍常住人口，想結婚也不能在上海登記，為什麽要算在上海結婚率的分母裡？
如果換作戶籍常住人口為分母，則上海結婚率為7.2‰，再與香港、紐約等地對比，就顯得合理多了。
* 根據上海統計年鑒、上海社會服務統計季報計算
考慮到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結婚的情況，7.2‰其實高估了上海市結婚率，而4.4‰則低估了——這無疑是一個中國特色結婚率計算難題。在常住人口是戶籍常住人口3倍的深圳，此情況更為凸顯。
* 或許正是因此，各地民政局隻公布結婚登記數，從未進一步計算結婚率。官方數據中僅有全國結婚率。
但無論如何，全國結婚率、各地結婚登記數連續五年走低，卻是不爭的事實。
* 根據民政統計年鑒、全國社會服務統計季報計算，可以看出，7.3‰只是近五年最低，而非歷史最低
是經濟環境變了，還是世道人心變了，還是正常範圍波動？在未來，是婚姻制度走向消亡，還是婚姻形式越發多種多樣？小巴請教了幾位大頭，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觀點。
梁建章
人口經濟學家
攜程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局主席
建議縮短學製，讓年輕人提前進入職場
提高女性地位，保障非婚生育的合法權益
2018年全國結婚率創新低，和年輕人的獨立性更強、自主性提高有很大關係。他們的經濟基礎提升，受教育程度持續攀升，自主性和話語權越來越強。
那些大城市中的年輕人，大多是獨生子女，成長過程中承載了整個家庭的寄托，他們的父母比多孩的父母更容易焦慮、緊張，而獨生子女面對的家庭風險壓力也更大，經濟和精神負擔都很重。
這種先甜後苦的反差，對他們整體的幸福感都可能造成消極影響，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做不婚族。
經濟越發達的城市，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越高。良好的經濟基礎使女性更獨立，對挑選另一半的態度更謹慎。她們很多人畢業後已經錯過了最佳婚育年齡，再加上婚後要面臨超高的生育機會成本，這導致了大量職業女性面臨“工作還是家庭”的兩難選擇。
當然，高房價收入比也是影響婚姻的重要屏障。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價突破6萬元/平米，這極大地壓抑城市年輕人組成家庭的意願。
此外，結婚率降低也跟人口結構變化有關。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結婚適齡人口的比重在相應減少。
不光是中國這樣，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的人口都在減少。和美國的結婚率、生育率下降比較起來，日韓等國家受人口總量減少影響，結構變化更明顯。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18年韓國每對夫婦平均生育0.98個子女。日本家庭中單身戶的比例也在大幅上升。
中國的人口趨勢特點，會讓這一進程加速，其消極作用更明顯。
排除影響婚育的障礙、減緩少子化的速度，是迫在眉睫的社會需求。對此，我建議：
1.縮短學製，讓年輕人提前進入職場。
鼓勵跳級和靈活的學位製，縮短學製，淡化高考。讓年輕人提前兩年踏上工作崗位，把19-20歲時大學畢業後的能力考試或之後的研究生學歷，作為年輕人找工作的能力依據，能大幅度提高基礎教育的效率。
提前兩年工作，對白領的薪資、晉升，對創業者成功的可能性，抑或是科學家追求的科研創新，都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提高女性地位，保障非婚生育的合法權益。
改變社會觀念，讓家庭和生育分開。以北歐部分國家為例，非婚生育的比例甚至超過50%，而中國包括東亞國家非婚生育的比例是2%-3%。東亞有很多剩女，她們真的不結婚，但可以考慮改變觀念，把結婚跟生育分開。
當然，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措施有很多，比如“女兒跟媽媽姓”，女性也會更有動力去面對自己的婚育問題。
李松蔚
心理學者
年輕人不願結婚是因為沒有了顧慮
中國結婚率會繼續下降
在過去，人們對生活有顧慮，需要通過結婚這種社會契約來獲得安全感，擁有婚姻這份承諾，意味著多一個人分擔風險，還可以生孩子來保障晚年生活。
過去，人們會問“你怎麽還不結婚”“你為什麽要離婚”，因為結婚是約定俗成必須做的事，離婚則需要充分的理由，最好能修複關係，而不是直接離婚。
隨著經濟越來越發達，人們的觀念變了，顧慮越來越少。尤其是大城市裡的年輕人經濟獨立，養老有保險，生活精彩且選擇更多。可以保持戀愛關係，也可以同居但不結婚，還可以有不同的性取向，結婚不再是唯一的選擇。所以今天我們會常常說“你為什麽要結婚”“我為什麽要結婚”。
當然，很多年輕人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長輩催婚的壓力，在“結婚是人生命中必須要完成的一件事”這樣的傳統思想下，步入了婚姻。
今後，隨著長輩們思想的開放，年輕人迫於壓力而結婚的比例會越來越低。這是一種趨勢，因此未來中國的結婚率還會下降，直到下降到一定程度後，保持在穩定的狀態。
到了那時候，選擇結婚是因為真的喜歡一個人，並且願意進入婚姻的狀態。也就是說，結婚是一部分人的需求，但不是所有人的需求，也不是唯一正確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經濟越發達，結婚率越低，這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一件好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一種反映。
國外發達城市就是如此，據我觀察，紐約人在結婚觀念上，比上海人領先了一代人。例如，我接觸過一些國外五六十歲的人，他們就非常接受不結婚的生活狀態。
這是一個過程，中國也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同時，與結婚率相對應的，生育率也會有一定的下降，然後保持在一個穩定狀態。從生物本能來說，很多人都有意願生孩子，所以也不會降到很低，但有一定程度下降是肯定的。
拋開個人意願，從人口的角度來說，國家需要適當地通過社會福利等方式來保障和提高生育率。
何亞福
人口學者
自主生育倡導者
中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適婚男青年遠多於適婚女青年
是2018年結婚率創新低的一大原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14歲至27歲男性人口（相當於2018年22歲至35歲男青年）有1.54億，而2010年12歲至25歲女性人口（相當於2018年20歲至33歲女青年）只有1.43億。（注：中國現行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歲，女20歲。）
適婚男性比適婚女性多了1100萬人，這不可避免會導致大量的男青年（尤其是農村地區貧窮的男青年）找不到對象。
男女比例失調，是全國結婚率創新低的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我不完全認同。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約束的情況下，如果一對夫婦有很強烈的男孩偏好，這對夫婦可能會一直生下去，直到生出一個男孩為止。這樣，無論人們生多少個孩子，只要人們不進行性別選擇人工流產，那麽大自然會自動作出安排：出生性別比例基本平衡。
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是重男輕女觀念、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後果，缺一不可。
數據顯示，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到2010年為止，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持續攀升，從1982年的108到2010年的118，遠遠偏離103-107的正常值。
不過，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開始下降。可以預期，將來中國全面放開生育之後，出生性別比將繼續下降，直至恢復到正常值。
鄭軼
獨立策展人、新媒體藝術家
致力於基於人類學社會學
及腦神經科學的藝術治愈理論研究
婚姻是反人性的
有生之年能看到現有婚姻制度的瓦解
從某種角度上說，現有的婚姻制度是反人性的。
回到婚姻的本質：一個利益共同體，往往最穩固的婚姻都是基於經濟利益的。選擇了婚姻就不要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它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優化組合方式，以共生關係的戰略聯盟而存在，它的本質是－－生存。
如果我們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原理來看，那麽還掙扎在“生存”層面上的人們，的確無暇顧及更高的生活與精神層次的追求。愛情，是一種第三層次的情感歸屬需求，甚至是一種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婚姻與愛情一旦混淆，就會成為一場人類近代歷史上失敗的實驗。
父權社會，為保護男性財產與利益催生的“婚姻制度”，它的存在以“男女不平等”為語境。而在我們的時代，儘管依然很難真正意義上實現“男女平等”，但是隨著普世價值越來越深入人心，我們對平行關係“男女差異”的認同感逐漸取代了不平等層級關係。
同時個體取代了“家庭”逐漸成為社會最小單元。這種過時的單一的現有婚姻制度必然走向消亡，自然會逐漸被經濟學和生物學的選擇而淘汰。
而中國式婚姻，即使在今天現代文明社會，依然保留著傳統農耕文明從屬式的結構。大城市接受比較多元的現代化思維，然而婚姻模式依然是一種工業文明合作模式與農耕從屬模式的結合體。
缺乏契約精神，男女地位不平等，很多落後地區依然有著“物化女性”的思維，這都是中國式婚姻的不合理之處。
在中國結婚，是兩個家庭的合並，而不是個體之間的結合。社會形態上依然不是以“個體”而是以“家庭”為最大部門的。
如今的“剩女”現象，恰恰反映了一個社會的進步。
大多數的“剩女”都是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的“被剩下”，“要求高”只是她們更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她們大多是受到良好教育、人格和經濟獨立、精神世界豐富的人。對於她們來說，如果婚後生活質量下降，還不如選擇不參與這種契約型的合作模式。
本篇作者|李夢清 | 木有藥師|當值編輯|何夢飛
責任編輯|鄭媛眉|主編|魏丹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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