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如果不是11月14日凌晨在香港私人會所“皇朝會”門外被人砍傷，繼而在15日、16日連續發布獎賞高達上千萬港元、協助警方緝凶的“懸紅公告”，錢鋒雷的名字可能只是在幾個很小的圈子裡流傳。
這位持香港身份證的寧波富商出生於1976年11月16日。行凶者選擇在其生日前兩天下手，不知是偶然的撞日還是有特別的意味。
錢鋒雷的微博展示了多項慈善成果。有給浙江省慈善總會的，嫣然天使基金的，桃花源基金會的，等等。因出手闊綽，他有一個綽號叫“錢多多”。這是他2012年在李亞鵬和王菲所舉辦的慈善晚宴上，以2000萬拍得一尊和田玉玉觀音雕像後，被李亞鵬叫開的。
那晚錢鋒雷發了條微博：“今晚為‘嫣然’捐二千W，只因幾年前捐的五百多W，他們還是用在實處，沒時間出力只能出點錢了。”有媒體報導，2006年他在“嫣然”第一次慈善晚宴上就用500萬拍下了一幅作品。
如果只看錢鋒雷的微博，他肯定是我們這個財富大時代的勵志符號。有奮發賺錢的本領，還有為公益散財的豪氣。
2013年11月16日，錢鋒雷37歲，寫了這樣的生日感言：
“那年初中被母校勸退，那年上律師樓和父母脫離父子關係，那年經常二天喝水充饑，那年睡了二個月露天閣樓，那年在垃圾堆裡找美食。沒什麽！感謝父母養育之恩，感謝落水後把我救起的恩人，感謝近三十年前來我攤位買田螺，買西瓜的恩人們，感謝十五年前落魄後訂我牛奶的好人們，感謝一路有你~”
感言下面，放了一張室內裝飾項目經理培訓合格證書的照片，是寧波市室內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所發，培訓時間為2000年11月11日到11月23日。這是錢鋒雷彼時的事業起點。
2011年，錢鋒雷在香港渣甸山斥資1.98億港元買下一棟別墅，2014年又以6.9億港元買下香港島山頂白加道一處別墅，是當時香港別墅歷史成交的第八高價。
一個做廣告裝飾的小業主，幾年後就有能力捐出500萬，再幾年可以買下香港山頂的頂級豪宅，不可謂不傳奇！
直到他被砍傷報案，這個傳奇故事的另一面才顯示出來。
媒體從裁判文書網上找到了另一個錢鋒雷。
根據公開兩起判決書——2018年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李水波、黃海平、陳義開設賭場罪一審判決》與2019年的《林聖雄、陳金土敲詐勒索案二審刑事判決書》，人們發現錢峰雷的發家與賭場有緊密關聯。
2018年的判決書顯示，2008年10月前後，他曾給李水波等人提供账戶進入菲律賓百家樂賭博網站，李水波等人組織他人以“網絡百家樂”的形式進行賭博，非法獲利約4100萬元。該網絡賭博的場子，錢峰雷是上家，佔股40%。
2019年的判決書則披露了錢鋒雷幫助溫州商人林聖雄在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賭場賭博，贏錢後卻上演了一場“偷碼”風波，隨後更引發一連串險些危及錢鋒雷性命的危機。其驚心動魄程度堪比好萊塢大片。二審判決的結果是，林聖雄與陳金土因犯敲詐勒索罪分別被判決有期徒刑10年6個月、有期徒刑5年6個月。
林聖雄，1966年生於浙江平陽縣，聖雄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曾被評為第13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
第13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是2002年評選的，其中有企業家4人，航空兵飛行大隊長1人，醫務工作者1人，體育世界冠軍1人，舞蹈演員1人，航天科研人員1人，媒體1人。企業家最多。
錢鋒雷則是2018年浙江首屆慈善愛心榜上的“十大慈善之星”， 他的名字和方太廚具創始人茅理翔、傳化集團創始人徐傳化等企業家並列。看錢峰雷的微博和雜記，他出身貧寒，從小就抱定“我要賺錢”的念頭，吃盡了苦，受夠了壓力，終於成為“人上人”，能和眾多首富、明星在同一個圈子親密無間。至於他是靠錢多、慈善多還是靠傳奇的人生獲得了這個圈子的認同，不得而知。
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和錢鋒雷本人微博所做的一個梳理。不過，如果只是這些，我不會寫這篇文章。
錢鋒雷有他的生活方式，即使他是靠澳門、新加坡、菲律賓的賭業發了偏財運，賺了第一桶金或N桶金，因為這些地方賭業合法，他又是香港身份，也無需對其進行道德評判。
中國人愛賭，為世界賭業做出了“最大貢獻”，不少周邊國家都在靠近中國的邊境、公海設立賭場、賭船，很多賭場不對本國人開放，隻對外國人（主要就是中國人）開放。可以說，中國賭民以一己之力支撐了國際賭場。有了網絡賭博，國人遠程參賭更是方便，形成了龐大的雙循環地下產業鏈，“根深葉茂”，屢禁不止。
但這些，也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觸發我寫的原因是，前不久到慈溪的幾家製造業企業訪問，到余姚北站接我的人在余姚一家曾經很知名的廚衛企業當過車間主任，他聽說我要去方太，感歎了一句：“要不是我們老闆賭博，我們比方太大多了，那時我們是這裡的納稅大戶。”現在，該企業已經把股權賣給了外地一家上市公司。
“我們老闆原來做的一直很好，但被JL的老闆帶到澳門賭博，上癮，輸了上億的錢，資金鏈頂不住，整個企業的精神狀態也不行了，連車間裡的損公肥私也沒人去管。”
JL曾是當地一家製造業龍頭，做過塑料廠、錦綸廠、摩托車廠等等。“他們的工廠很多，從一廠、二廠到七廠，這頭走到那頭要半個小時。他們的老闆是苦出身，八九十年代抓住了幾次機遇把企業做大，很有號召力，他帶了一批人去澳門賭博。後來這些企業基本都不行了。”
我向當地工商聯求證，得知當年確有此事。但2008年有媒體報導時，無論是廚衛企業還是地方政府，都矢口否認，並控告媒體報導失實，還開了新聞發布會“以正視聽”。
順帶插一句，多年來，因顧及地方形象，怕影響涉事企業聲譽、進而影響地方經濟，當媒體監督企業時，地方政府往往明裡暗裡站在企業一邊。早已有之，於今似乎更烈，某些企業在乾預媒體監督方面的公關能量之大，令人震驚。
根據我的了解，在2008年之前那幾年，余姚、慈溪等地有不少老闆被中間人組織，通過港澳遊或集體乘機甚至包機到澳門賭博。當時一些服裝廠一年的利潤也就兩三百萬，賭上癮之後每周末都去澳門，兩三個月就輸光了。有人一開始賺上10萬甚至幾十萬，覺得是做美夢，錢來得太容易了，但很快就連流動資金都搭了進去，生產線不能正常生產。借高利貸被逼債的更慘，天天像是噩夢。
這麽多錢怎麽出去呢？有很多通道。有的是人到澳門後，資金掮客或地下錢莊提供籌碼，輸贏之後在內地結算；有的是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在香港的業務機構或當地銀行開出支票或電匯，直接進入賭博公司账戶，等等。
在澳門博彩業從事中介工作的人叫“疊碼仔”（迭碼仔），是政府認可的一種職業。有報導稱，澳門博彩業的純收入，40%繳納政府稅，40%付給“疊碼仔”，20%歸博彩公司所有。繳納政府的稅金中，70%是“疊碼仔”的“貢獻”。
小賭怡情，但賭場賺錢主要不是靠“散戶”，而是靠“大家夥”（“機構投資者”），“疊馬仔”在拉大客、兌換籌碼、轉介貸款等方面頗有作用，是促銷和拓展博彩客源市場的重要角色。“疊碼仔”人情練達，極善待客，花幾萬塊錢請客戶吃飯、讓客戶開心再平常不過，只要客戶心氣上來，願意試試手氣，那麽一切就都來了，“疊碼仔”也能獲利多多。
在警察等部門持續打擊下，近年國人到海外賭博的勢頭已扭轉了不少。但好賭作為很多老闆的基本偏好並未消除，只是形式更加隱秘罷了。
“你可以去看法院的文書，也可以去四明廣場看看貼出來的公告，那些拍賣汽車、房產、廠房、土地急著變現的，不少就是為了還賭債。”下車時，接我的人說。
晚上住下，在網上搜索，和賭博、高利貸相關的家破人亡、事業破產、惡性犯罪的案例不勝枚舉，個別地方甚至因此爆發了群體性事件。
不少報導將富豪好賭歸結為喜歡冒險、需要減壓，以及沒什麽其他愛好。也有報導披露，有的賭錢是為了洗錢，賭就是為了輸，因為之前已和賭場中間人聯繫好，約定抽成比例，賭場抽成後由中間人以特殊渠道匯往免稅的某些島國，或經多次分轉最終匯往指定账戶。
我和杭州的媒體朋友交流，他說余姚這樣的老闆參與賭博把企業弄垮並不算多，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比算是“小巫”。
在中國企業家中，最出名的毀在賭博上的是雷士照明的吳長江和金立手機的劉立榮。吳長江因賭博巨虧造成控制權旁落，2016年以挪用資金罪、職務侵佔罪被判處14年刑期。劉立榮曾經對媒體承認2017年1月在塞班島賭博，輸了十幾個億，2018年底法院正式裁定金立破產。
此外，房地產領域的著名浙商宋衛平也曾因賭博備受爭議，2014年他把綠城股份賣給孫宏斌的融創時說，賣掉股份的原因裡，賭博可能只能佔到1%至3%，他說自己是棋牌高手，但在賭場上“目前為止還不能算是一個勝利者”……
看著林林總總的案例，越看越迷離，一個面孔疊化出多個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突然有點不知身在哪裡的感覺。
於是想到了鍍金時代這個詞。
在經濟史上，不少國家都曾在某種程度上經歷過所謂“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金錢已成為民族的上帝”。經濟迅猛發展，財富空前湧流，傳統禁忌被打破，正統規則不適用，人與人的關係“交易化”，價值評判標準趨向於“金錢至上”。敢闖敢乾的“小人物”可以造就一個個富豪神話，有錢能使鬼推磨，社會對財富頂禮膜拜，知識分子、專業階層、職業經理人的價值往往被嘲笑和擠兌（所謂“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只會做PPT”等等），尋租成為常態，投機只要得逞就是智慧，官商勾結腐敗頻發，金字塔腰部以下的人群充滿焦慮、不安和“自己為什麽掙的這麽少”的自我譴責，又普遍做著一夜致富的好夢……
在這樣的氛圍下，英雄莫問出處，財富不論是非，乃至教科書般的種種炫富，便都司空見慣，就像香港電視劇《讀心神探》中的那一句，“抱歉，有錢是真的能為所欲為的”（sorry，有錢真系大曬），或者像電影《正義聯盟》裡的那一句，“我的超能力是有錢”。
只要我有錢，哪管是不是賭來的！既然我有錢，我想怎麽賭關你何事！
你怎麽掙錢和花錢，確實不關我的事。
但對社會來說，錢是怎麽來的，有錢之後流向了哪裡，則是必須關心的問題。
因為關係到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的方向和效率。
企業家精神是值得大力弘揚的，但把富豪等同於企業家，則是一個大大的誤會。
富豪只是表面上資產多多、金錢多多的人格化結果，而企業家，作為以企業為家和經營管理企業的專家，作為推動行業進步的創新者和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公民，則標誌著一個社會的“經濟品質”與“產業脊梁”。因此，社會資源（包括土地、資金、勞動力、政策）是更多向富豪傾斜還是向企業家集聚，關係到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單從GDP看，富豪和企業家都能帶動GDP，在一定時期內，富豪帶動的GDP甚至更多。只要政府多賣地富豪多圈地多賣樓就是了。而企業家的創新活動，特別是在研發上需要克難攻堅的活動，往往要坐很久冷板凳，短期未必能帶來多少GDP，失敗的可能性反而很高。
企業家是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承擔者。就此來說，企業家也在賭。但正如我們在蘋果、三星、華為等公司身上所看到的，他們賭的是產業方向和下一代技術，是最難的東西（三星進入半導體就是大賭），一旦突破就能極大地推動產業進步，造福消費者，造福社會。
而富豪在隱秘的賭場的賭博，和創新投資無關，只是在進行財富再分配。在暴富之欲的驅動下，把很多人引來，“合法”地把絕大多數人的錢拿走。
今天中國商界的問題不是富豪的數量不夠，富豪的財富不多，是真正的創新企業家還不夠，特別是高精尖的創新企業家還不多。這與經濟資源的配置方向，與整個社會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追求的偏差，不無關係。
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曾經說：“企業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種用途之間進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並不像習慣上所認為的那樣具有建設性和創新性。其實，企業家有時是社會的寄生蟲，實際上會對經濟產生破壞作用。”他主張企業家才能應該更多地配置於生產性創新，而不是非生產性活動（如尋租、訴訟、接管、投機性交易金融等），更不是破壞性活動（如直接搶奪）。
行文至此，可以旗幟鮮明地亮出我的觀點：
企業主沉溺於賭博，是一種外部性為負的活動。
從公司治理上，這是對其他投資者不負責任。中小投資者在股市買你的股票，不是要你到賭場消耗時間的。你有那麽高的投票控制權，不是為了讓你不受限制為所欲為的。
即使企業主是公司100%的所有者，沉溺於賭博也是不負責任。對員工不負責任。企業搞垮了，對方方面面的利益相關者都不負責任。同時，估計也不會有哪個妻子兒女支持丈夫和父親去豪賭。
賭博的欲望和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不是一回事。企業家冒險，是為了探索沒有人走過的路，或者在已有的路上發明新的交通工具，而不是離開技術與商業的競賽場，到賭場去博。
對於社會來說，不管賭徒富豪、富豪賭徒鍍了多少金，都不應作為標杆，而要有恰當的辨別力。
鮑莫爾除了區分企業家才能的類型，還研究了外部環境對企業家行為的誘致性。
他說：“如果可以把企業家簡單地定義為：那些機靈而創造性地尋找途徑來增進自己的財富、權力和聲望的人，那麽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會關心那些實現了自己目標的行為是否同時增加了社會產出，或者實際上成為生產的障礙。”
“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企業家到底會以什麽方式行動，這完全取決於現行的遊戲規則——經濟中的回報結構。”
簡單說就是，有什麽樣的環境，就有什麽樣的企業家。
在中國，學術界和媒體長期呼籲，要為企業家創造更好、更穩定的預期——政策環境，制度環境，法治環境，社會文化環境。
必須承認，儘管中國在營商環境的建設方面已有長足進步，但距離企業家所需要的長期、穩定、透明、公平、便利、市場化、法治化的環境，仍有很多不足，需要不斷改進。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從近年來的不少“賭象”“賭局”——無論是資本市場上充滿欺詐性的商業敗德，還是為奪取和囤積更多資源所進行的投機鑽營——其實都是在賭，賭市場監管無力，賭韭菜願者上鉤，賭剛兌，賭救市，賭地方政府一門心思招商引資帶著美好幻想甘願被綁架，賭裙帶資本關係的保駕護航。
因此我們必須說，企業家到底會以什麽方式行動，不僅取決於激勵性的回報結構（reward structure），也取決於法治化的約束結構（constraint structure）。
社會理所當然要對企業家群體提出底線要求。
我們並不是要站在規規小儒的立場，限制財富創造者的自由，但哈耶克所推崇的思想家弗格森說的好，“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著的，是從一切束縛中解脫。正相反，自由意味著每一種正當的束縛對自由社會全體成員的最有效運用，不論他們是司法官還是老百姓。”
無論從法治、公司治理還是商業倫理的角度，我們都要進一步走出唯“財”是舉的迷霧。
財富驕人的鍍金時代，這不是中國未來的選項。踏踏實實煉出高質量的真金，中國經濟才有光明未來。
財富很重要，比財富更重要的是公序良俗，世道人心，文化昌明，科學尊嚴，創新價值。
這是一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創新企業家的時代，她也會為創新企業家提供足夠的激勵。
問題是，你是真正的企業家嗎？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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