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巨擘周叔弢的藏書經歷

人生簡歷

我國私家藏書歷史源遠流長，它對於保存文化典籍，傳播民族文化，有著巨大的歷史功績。民國以來的私家藏書中，北方周叔弢的自莊嚴堪、李盛鐸的木樨軒、傅增湘的雙鑒樓，鼎足而三，而周先生以其藏書之富、之精又超越李、傅，故全國而言，素有“南陳北周”之稱。“南陳”即祁陽陳清華，“北周”即天津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以輩分稱明暹，字叔弢，以字行，原籍安徽建德人，世稱“建德周氏”。其祖籍婺源，唐時避武氏亂而遷居，歷宋、元、明三代均夙守耕讀，絕跡仕途，直至清代中晚期，周先生祖父周馥才重踏仕宦之途。

周馥字玉山，由李鴻章的幕僚而致身顯赫，歷官津海關道、直隸、四川、山東、兩江、兩廣等地藩臬督撫，為晚清洋務派重要人物，曾承辦外交、武備學堂，興建旅順船塢等。

先生父親周學海，系周馥之長子，為光緒十一年（1885）拔貢、十四年（1888）舉人、十八年（1892）進士，以內閣中書用，後署靖江。周學海潛心學醫，編撰有《周氏醫學叢書》。

周先生為學海之三子，光緒十七年（1891）七月生於揚州，辛亥革命後先赴上海，隨後移居天津。民國8年（1919）隨叔父周學熙（民初財政總長，近代中國實業家）赴青島開辦華新紗廠，開始實業生涯。此後在唐山、衛輝、天津、灤州等地經營華新紗廠、灤州礦務局、啟新洋灰公司、耀華玻璃廠等，成為我國北方的一大民族實業家。解放後，於1950年任天津市副市長，開始從政生涯，生前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聯主委、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天津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天津市圖書館學會名譽會長。1984年2月14日因病卒於天津，享年93歲。

藏書生涯

周叔弢先生前期從事實業，後期從政，然而貫穿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是藏書事業。周先生出生之後，周家已進入書香門第。祖父周馥開始積書，父親周學海更是好書，這對周先生影響極深。開始，自購詩文集、小說，以補私塾課堂之不足，並且眼界為之大開。16歲後，得張之洞《書目答問》，遂以擇書而購、擇書而讀。待讀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後，進而擇版本而求。民國3年（1914）先生以廉價購得清內府天祿琳琅舊藏宋刻本《寒山子詩集》《豐乾拾得詩》，因取齋名拾寒堂，為搜集宋本之始。後又得內府藏宋刻《五代史》（存十四卷）、宋紹興臨安府刻《漢宮儀》、元刻《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存十九卷）。民國6年（1917）得上海鬱松年宜稼堂部分藏書，如明嘉靖孫沐萬玉堂刻《太玄經解讚》《說苑》《釋文》。20世紀20年代中，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山東楊氏海源閣藏書散於天津，周先生與楊氏後人有識，且給價優厚，所得最多，也最精，總計達五十五種，如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周禮注》，乃楊氏四經四史齋的宋本四經之一，為海源閣鎮庫之寶。其他如宋淳熙二年（1175）鎮江府學刻公文紙本《新定三禮圖集注》、宋刻《晉書》、宋刻《新序》、宋淳祐刻《蘭亭續考》、宋淳熙七年（1180）池陽郡齋刻《山海經》、宋蜀刻小字本《王摩詰文集》、宋刻遞修《陶淵明集》、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圖譜》（存十二卷），金刻《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元雪窗書院刻《爾雅》、元至正六年（1346）吳志淳好古齋刻《複古編》，明刻《廣雅》（清顧廣圻、黃丕烈校跋）、毛氏汲古閣影元抄本《字鑒》、影明抄本《乾祿字書》《佩雕》、沈氏野竹齋抄本《書鑒》、明抄本《錄異記》、建業張氏銅活字本《開元天寶遺事》、崇禎三年（1630）葉奕抄本《李群玉詩集》，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揚州使院刻揀亭十二種本《釣磯立談》《都門紀勝》《糖霜譜》等。

最為可貴的，周先生藏書不僅視為個人癖好，更重要的是為挽救民族文化，免於淪入異域。舊中國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歷代典籍屢屢外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以各種方式加緊搜得我國佳刊秘籍，運往日本，周先生目睹於此，心腸為裂。1933年日本《文求堂書目》載有我國宋、元、明刻本古籍百餘種，多為傅增湘雙鑒樓流出，其中有海內孤本北宋刻《通典》、南宋紹興刻《東觀餘論》（清錢謙益跋）。前者索價高達一萬五千元，後者一千元，周先生奔走呼號，多方籌措，力不能支，隻購回《東觀餘論》及宋紹定五年（1232）黃埒刻《山谷詩注》、汲古閣影宋抄本《東家雜記》等數種。而《通典》不久被日本文部省定為“國寶”，不準出口，無法購回。周先生寫道：“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裡，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於衷，余及惜此故紙，不使淪於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待至五十年後，周先生提及此事，仍感慨不已，這種維護祖國文化遺產的愛國精神，感人至深！

周先生一生儉樸，惟嗜古籍文物為癖。他曾說“孔子曰‘君子好德如好色’，我是好書如好色”。為了一本書，朝思暮想，廢寢忘食，從不恤金錢。1947年以一兩黃金購得元嶽氏荊溪家塾刻《春秋經傳集解》卷一，一冊。為了購書，周先生除節衣縮食之外，常以書易書，甚至借貸他人。1942年為購宋余仁仲萬卷堂刻《禮記注》，賣去明刻本百數十種給陳惟壬，“去書之日，中心依依，不勝揮淚宮娥之感”。1931年北京文德堂主人韓左泉得宋蜀刻本《後山詩注》七冊（存四卷），北平圖書館許以國幣七百元未成，周先生借款以一倍書價購下，他寫道：“余乃從人借貸，倍其數償之，同輩甚詫其癡而譏其大費，余則以為人生幾何，異書難遇。”1939年歲末，他在購書簿上又寫道：“今年本無力收書，乃春初遇陸監（指蒙古憲宗三至五年張宅晦明軒刻《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鑒》）、《毛詩》（宋監本），歲暮遇《衍約說》（宋刻本）、《蛻庵集》（清康熙陸漻家抄本、王聞遠、黃美鏐、黃丕烈跋），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周先生這種癖嗜圖書的苦心，真可謂到了如癡如狂的程度。

在周先生的藏書活動中，最為值得提出的是求其珠還合浦。我國古籍經過歷代收藏家們時聚時散，造成支離現象，周先生每遇此類斷圭殘璧，往往竭心盡力，經年求索，使之延津之合，複為舊觀。1930年春，周先生從文友堂得《春秋年表》《名號歸一圖》，凡三卷，系元嶽氏荊溪家塾刻《春秋經傳集解》的一部分。是年秋從藻玉堂得是書六卷，次年冬從肄文堂得是書二十三卷，全書所缺卷一，為北平龔氏得，並傳聞毀於“八一三”上海兵火。周先生以傅增湘藏宋撫州本，補其所缺，待至1946年12月，周先生終於購得原書卷一，前後經歷十六年之久，最後得以完璧。

甚至原書名家題跋散失了，周先生也耿耿於懷，設法使其合浦珠還，如20世紀20年代中得於海源閣的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原有黃丕烈手跋兩篇，1940年以奇昂的價值得於北平王搢青。先生亟命工補綴，裝之首冊，大喜過望。真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周先生藏書除絕大部分為傾金所得外，還有部分為親友饋贈。如1919年上海博古齋柳蓉村以貝鏞、唐翰校清嘉慶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吳地記》見贈。1920年方爾謙以明程龍湖《邵康節先生前定鎖地鈴》，賀先生三十年歲壽辰。1944年李典臣以元刻《注心賦》為贈，以謝先生助李氏售書估值之勞。

從清末民初起，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後近八十年間，周先生共得宋、元、明精刻本、精抄本、名家校本跋、歷代活字本及其他中外圖書共計四萬多冊，這是先生一生致力於斯的結果，其保護民族文化的功績，堪可彪炳史籍。

周叔弢先生藏書之特色：（1）宋元稀見刻本富且精；（2）名家抄本富且精；（3）名家批校、題跋本富且精；（4）歷代資本富且精；（5）名家稿本蔚為大觀；（6）明清刻本擇其精良。

周先生曾這樣具體形象地指出“善本”的五好標準：一版刻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二紙張印刷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三題跋好，等於一個人富有才華；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裝潢好，好像一個人衣冠整潔。”當20世紀40年代初，周先生以高價購得十來種所謂敦煌經卷，而經鑒別為贗品之後，隨即一火焚之，不使貽誤後人，至於自己所費金錢不惜。正由於選擇如此之嚴，所藏自然極精了。

周先生在他的藏書事業中，對於藏印十分重視，他提出的善本“五好”標準，其第四即為“收藏印章好”。他厭惡某些藏家在書上亂鈐印鑒，如明之項元卞（墨林）藏書每印鑒累累，如“美人黥面”。他自己用印，於石質、篆刻、印泥都十分考究，他在收藏的宋元善本上，往往隻鈐“周暹”白文小印和“叔弢”朱文小印，且多在邊欄之外，為的是不損傷書。

化私為公

周先生一生節衣縮食，不遺余力地收集古籍善本書，為的是保存民族文化，不致外流，不致湮沒，從未想過傳至子孫，世守私囊。早在1924年，他在自訂的書目中寫道：

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書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世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以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取其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雲煙散，庶不負此書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周先生盼望的“四海澄清，宇內無事”的時代來到了，於是將平生所珍愛的圖書，陸續舉贈國家。其主要贈書情況如下：

1. 1949年7月，周先生以二兩黃金購得宋刻本《經典釋文》卷七，一冊，贈故宮博物院（後移交北京圖書館），使原藏得以完璧。

2. 1951年捐給北京圖書館《永樂大典》一冊。

3. 1952年將其藏書中之最精品宋、元、明刻本、抄本及名家批校本715種、2672冊，如數捐贈北京圖書館。當時文化部副部長、著名文學家、藏書家鄭振鐸先生讚道：“秘籍之書全部獻出，並未保留一部，真是難得難得。”

4. 1954年捐給南開大學圖書館中外文書籍3500多冊，其中多中外名著的早期原本和譯本。

5. 1955年捐給天津圖書館古籍線裝書3100余種、22600多冊。

6. 1973年捐給天津圖書館古籍線裝書1827種、9196冊。其中以明清兩代各類活字本、影印宋元刻本、周氏自刻自印及部分稿本為特色。

綜上所述，周先生捐獻藏書多達近六千種、四萬冊，其他零星捐贈尚未計及。這些珍貴的藏書歸之於公，使民族文化得以妥善保存，同時大大豐富了國家藏書。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原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之精品為“蔣政府”南遷、運至台灣，所謂國寶，大陸藏之無多。“公乃以畢生精力所聚，宋元佳刊，明賢抄藏之書，舉以獻北京圖書館善本之室，實為鎮庫之寶，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之奠基石也。”

周先生崇高的愛國行動，得到國家褒獎，人民的讚揚。北京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先後編印了先生的善本書目和捐獻書目，天津市人民政府召開專門表彰會，予以獎勵，而周先生無限歡欣地說“得之於人民，歸之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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