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原住民的死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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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征服者抵達古巴前300年，泰諾人（Taíno）從亞馬孫盆地遷徙而至。他們以村落為部門，在酋長（他們稱為caciques）帶領下，種植豆類、穀物等，也種煙草，當地人稱cohiba。此外，泰諾人也獵海龜、蛇、鬣蜥和一種叫jutia的大型齧齒動物。在他們的信仰中，最偉大的神掌管農作物與大海。
人們認為，古巴泰諾人在與征服者接觸後很快就消亡了，19世紀時，學者正式宣布泰諾人已在古巴滅絕。然而在50年後，人類學家發現，他們一直生活在島國東部，人數也再次多了起來。
另一方面，時代變遷和一些前哥倫布時代的考古發現，也促使一些古巴人重新尋找自己的泰諾原住民身份與根基。他們中有些人在生活和信仰上都一直沿襲著古老傳統，但從不知道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他們就是哥倫布1492年11月第一次抵達古巴時遇見的印第安人後代。
走向消亡
哥倫布登陸巴西東部的巴拉科阿（Baracoa）港口時，泰諾人是古巴島上人數最多的原住民。探險家描述這裡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大型、繁榮的農業社區”。在有關記載裡，泰諾人是“友好、慷慨，過著簡單生活的人”，溫和、勤勞，能駕駛大型獨木舟，“他們會成為出色的仆人。”哥倫布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登陸後就在岸上樹起十字架，隨後以西班牙的名義奴役了泰諾人。
哥倫布登陸的巴拉科阿港
泰諾人的文化在當時頗為昌盛，儘管沒有建立大型建築物，但他們因地製宜，根據氣候和土地條件建造了許多地下通道用於引水，也用山洞在乾旱時期囤積食物，還開辟了隱秘的石頭步道，便於旅行、貿易、躲避部落間戰事。然而，他們建立的這一切無法對抗西班牙人帶來的瘧疾、天花和其他疾病，也無法抵抗他們的現代武器、暴力和苦役。
儘管如此，依然有人選擇戰鬥。當時一位名叫Hatuey的泰諾首領，從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跋涉來到巴拉科阿，警告那兒的人們關於西班牙征服者的威脅。他被捕後因拒絕改信基督而被燒死。時至今日，Hatuey依然被認為是英雄，是第一個理解、看透征服者的人，也是第一個奮起反抗者。
在他之後，一位名叫Guamá的原住民首領帶領族人發起了一系列針對西班牙征服者的遊擊戰，十多年裡持續抗爭，直到他被自己的親兄弟在1532年殺害。那時泰諾人僅剩幾千人了，而且還在持續減少，人們相信他們只有最終滅絕這一個可能。
事實上，古巴泰諾人一直都沒有完全消亡，一些人逃往深山，另一些人則混跡在殖民者或逃亡的非洲奴隸之間，而且還繼續維持著傳統。
“被消失”的泰諾人也遺忘了自己
古巴泰諾人“被消失”也有許多大時代的背景因素。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殖民者拒絕承認泰諾人的存在，給他們強行冠上西班牙人的姓。“他們想要徹底抹去原住民的身份認同感，這樣，這片土地上可就真的不再有原住民了。”José Barreiro，泰諾人的後代，美國史密森尼學會拉丁美洲辦公室主任說。
19世紀，歷史學家正式宣布泰諾人已經在島上滅絕。“依然生活於此的原住民後代其實都在偏遠之地，而那些歷史學家們大多都在城裡。”Barriero說。
到1959年古巴革命後，新長官人試圖孕育更強烈的“古巴人”民族認同感，反感談論生活在這裡的其他部族的身份。“政府壓製了許多年，他們並不希望泰諾人獲得身份認同。”Barreiro說。蘇聯突然解體引發了古巴人的身份危機，他們發現自己缺少食物，沒有基本保障，許多人傾向於轉向傳統知識獲取醫療、藥物、製作傳統物品用於生活等，這就逐漸引發了身份意識。直到最近，古巴泰諾人的確切身份與根基問題才真正成為被政府接受的議題。
20世紀後，學者重新開始尋找泰諾人幸存的痕跡。一開始他們沒意識到的是，這些泰諾人的後代就在他們眼前。“他們去尋找那些還穿著纏腰布的人，” Barreiro說，“可泰諾人也使用西班牙科技產品，會說西班牙語，當時很少有人透過這些看到許多微妙之處。”他和其他學者認為，儘管沒有哪個泰諾人的村落被完整保存下來，但他們的文化傳統依然可以在不少巴拉科阿西南部的偏遠山村中找到。
一位泰諾酋長擊打著椰樹皮以此驅趕惡靈。許多泰諾人知道這樣的做法，但不知道這是原住民祖先流傳下來的
今天，人們已經很難從外表就辨認出生活在古巴的泰諾人了，巴拉科阿的歷史學家、泰諾文化專家Alejandro Hartmann認為：“只有他們的習俗才是唯一的證據。”他們依然相信地球是母親、太陽是父親，在豐收前也還是會向泰諾人的古老神明Osaín請求許可。
專家學者認為，仔細研究的話，泰諾人的傳統痕跡其實在許多方面都能找到。不論是當地常見的棕櫚樹葉製成的茅草屋，還是農夫依然使用的土質農具，都是他們留下的；一些生活在海邊的人們捕魚使用的小網、抓蟹用的陷阱，幾個世紀以來都少有改變；當地農人仍舊根據月亮的四個階段判斷收割大豆、蕃薯和其他穀物的時間，這樣的做法同樣是屬於泰諾人的。
近年來，基因研究也證實了泰諾人一直都生活在加勒比地區。波多黎各2003年的研究表明，在隨機抽取的樣本中有61%的人口有原住民的DNA線粒體。“這個人看起來可能完全就是個非裔古巴人或伊比利亞人，但他的DNA說的完全是另一碼事。”Barreiro說。
然而，經歷了漫長的時光與變革，傳統或許是保留了下來，但這些泰諾人卻幾乎忘了自己古老的身份。
Hartmann在2004年第一次為古巴泰諾人做人口普查，他拿出筆電，記下一位當地農人的家庭，“你父母的名字是什麽？”Hartmann問一位名叫Julio Fuentes的農夫，“他們現在生活在哪裡？多大年紀了？”他問了許多問題來確認他的身份，“Julio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是西班牙人和原住民的混血，”Hartmann解釋，“我想以人口普查的方式徹底打破原住民在巴西已經滅絕這一謬說。”
“我們想要重現已經被忘記的傳統，複興我的父輩、祖父輩的知識。”51歲的Fuentes說，“我們許多人都還知道這些知識，但一輩子都不知道它們是原住民傳統。”
泰諾人的尋找身份之路
四十幾年前，Roberto Ordú?ez Fernández首次在古巴最東端挖出了一些古老的手工藝品，當時他才17歲。如今他是古巴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從那時起，他就再也沒停下過，他的絕大多數發現都是泰諾人留下的。如果在巴拉科阿問任何一個人“elarqueólogo”，也就是考古學家在哪裡的話，他們都能為你指向海邊一排窄窄的房子，那裡就是Ordú?ez的家。
Ordú?ez最著名的成就是建立了巴拉科阿的泰諾文化博物館，取名Cueva del Paraíso，意為“天堂的洞穴”，在2004年開館。這裡也是被泰諾人遺棄的山洞遺址，坐落在今天的城市邊緣。“這就像一場夢，” Ordú?ez說，“以前我告訴別人我想做這件事時，他們都覺得我瘋了。”
泰諾博物館入口處的古老石像
Ordú?ez承認自己全靠執著，在古巴，個人提議總是會碰到各種障礙，或是受困於政府官僚主義，他卻出乎意料地有效率，成立博物館前，他還保護了巴拉科阿東部的一處考古遺址，而且成功爭取到挖掘許可，出土了本來可能被海水衝走或由於地產開發而遭破壞的文物。現在他在自己家二樓準備建立第二家泰諾博物館。
史密森尼學會的作者Hillary Gulley在2016年拜訪了Ordú?ez在巴拉科阿的家，他的客廳裡高高的堆著裝有泰諾人文物的包袋。
十多年來，Ordú?ez和他的同伴一直在附近一個名叫Boma的村裡挖掘，找到了一處墓葬，他認為那兒就是泰諾人首領Guamá的安息地。
Ordú?ez是從他的朋友Antonio Nú?ez Jiménez那裡聽說Boma的，他原本是個古巴革命者，後來成為考古學家，曾和卡斯特羅一起在巴拉科阿西邊的山區裡藏身多時。Gulley記錄了和Ordú?ez一起拜訪墓地的經歷：
我們出發那天前夜下了瓢潑大雨。清早，Ordú?ez帶我騎上他的哈雷摩托車，朝山脈東部駛去。我們很快就離開了水泥路，在顛簸的土路上前進，終於，我們看到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小山頂端，他們大聲叫喊著Ordú?ez的名字。我們朝Ordú?ez認為的Guamá墓葬走去時，孩子也越來越多。
這位泰諾首領的遺骸已經被移到巴拉科阿的博物館，現在這裡是墓葬的複原效果，有一條簡陋的圍欄禁止人們靠得太近。“發現Guamá後，孩子們就會在我們離開後到這裡亂挖。”Ordú?ez搖著頭說，他希望資金可以趕緊到位，這樣就能繼續考古挖掘了。
Ordú?ez在當地社區開啟了教育活動，每個周末都教孩子們表演areítos，一種泰諾人的古老儀式。這是他通過考古發現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早期記錄再現的。不過他也承認：基本上，儀式的表演性質勝於事實。他希望孩子們能多為遊客們表演，這樣他們就能有資金考古、完善新的博物館和其他教育項目了。
政府原本是打壓這些不真實表演的，但隨著遊客對原住民文化的追求越來越大，收益也越來越多，政府部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Boma當地泰諾人的後裔倒覺得這種演出無傷大雅，“不去表演的話，小孩子也就是浪費時間。”
沿海岸線朝更東面走，經過沉睡的海邊小鎮Bariguá，Ordú?ez和我又拜訪了兩處泰諾人的岩洞，這裡還能看到一些古老岩畫，古巴軍隊破壞了其中一個洞入口處的一些部分，這裡還能看到他們架起的瞭望塔和槍架。
山洞雖小但並不難找，任何人從路邊走過都可以進來。洞裡的岩畫已經難以辨認了，其中有些有明顯的刮擦痕跡，像是有人刻意想把它們從歷史上抹去似的。
有些泰諾人的洞穴遺址近年來成為遊客們的新喜好
Gulley在她的旅途中發現，關於泰諾文化的許多線索都和孩子們的儀式舞蹈一樣，讓人難以判斷真偽，事實真相和渴望被關注的意圖交織在一起。她聽到的消息大多也不可靠，比如關於古巴音樂和泰諾原住民音樂之間的關係，當地人有多種不同說法，但像Hartmann這樣的專家明確表示，兩者根本沒有關係。在Gulley和當地人、原住民交談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對自己的身份有著模棱兩可的說法，“我有一部分是原住民血統，”或者，“我的成長過程浸潤在原住民傳統中，但我是個古巴人。”
正是泰諾人後代對身份的模棱兩可造成了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說法不一。
Gulley巧遇了一位五十多歲、從關塔那摩省南部泰諾人村落移居巴拉科阿的老人Mildo Matos，後者為她解決了少許困惑。他依然記得自己童年時代的日子，他祖母是泰諾人，小時候他們吃的傳統食物是木薯根製成的麵包yuca，住的房子叫bohíos，周圍都種著傳統作物。“直到上學前，我根本不知道我們和其他古巴家庭有什麽不同。”他說。在經歷了劇烈的文化衝擊後，“我才明白泰諾人的文化核心是解讀自然和超自然現象。”他認為正是這一點把他們和古巴人區分開，儘管他現在依然無法說穿一切。
Gulley在Ordú?ez的客廳裡把玩過一個泰諾人的陶製人偶，那是一個被稱作La Mu?equina，意為小人偶的三面相。她旋轉著細看每一面，一面是青蛙、一面是骷髏、一面是貓頭鷹，分別象徵著生命、死亡與遊魂。泰諾人相信死者擁有靈魂，它們重返世間成為人或動物，也可能變成物件，它們的存在對泰諾人來說並不可怕——隻不過是那些死去的人變了個樣子，換一種方式繼續與生者同在。
泰諾三面相中的一種
Matos認為，向內心深處探索原住民身份的過程是一個一再收獲、一再重構、一再重新解讀的過程，他也還在不斷努力：“身份認同其實是很個人的事，每個人都得自己努力。”
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古巴缺少歷史和考古證據，為那些渴望了解身份的人證明那都是真的。”DNA對他們來說畢竟是看不見摸不到的科學。“很多重要的出土發現都被轉到哈瓦那或美國去了。”
幸好Ordú?ez的博物館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Fuentes就兩次造訪，“我感到很驕傲，儘管我以前從沒見過這些東西，但我現在明白了自己也是這個文化的一部分。”
儀式中情緒激動的泰諾人
隨著承認古巴泰諾人依然存在的人越來越多，美國史密森尼學會也歸還了從古巴出土的泰諾人遺骸，原住民後代舉行了儀式，再次安葬了自己的祖先。
死者的回歸、博物館的建立或許都證明著這支曾經經受苦難、抗爭失敗還“被消失”的部族，又有了可以真正重生的希望與可能。最重要的是，原住民通過這些實存，看透了一直留存在他們血液中的文化傳統，又逐漸記起了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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