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地評價一部硬科幻電影？

最近，《流浪地球》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毋庸諱言，《流浪地球》的評價有家國情結的加持。

其實，《流浪地球》未必有多少家國情懷。好萊塢電影中美國人拯救世界，是為了美國國內市場，中國電影中，自然也是中國人拯救世界，沒其他國家什麽事，甚至被用來襯托中國人，這是正常的市場策略。

此外，吳京的意識形態色彩是自帶的，電影情節並未過多強調家國主義。所以，家國情懷很大程度上是粉絲、輿論自己加戲，電影的價值觀色彩被過度演繹了。

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人懂科幻的很少，自然也不會從科幻角度去討論，而是強拉入自己熟悉的領域。於是，最初源於一個工程師頭腦中“太陽災變人類該怎麽辦”的頭腦風暴，在輿論中扭曲、發酵，變為了中國人“重土安遷”，變為了中國方案。不過，要想客觀理性的討論，還是先需回到本源。

一，20年前，中國也曾迎來“科幻元年”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中國科幻曾經有過短暫的黃金時期，之後，隨著科幻被視為“精神汙染”而陷入沉寂。此後十幾年中，《科幻世界》是唯一發表科幻作品的平台。

1999 年，高考作文的題目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同一年的《科幻世界》上正好有一篇相關內容的短篇小說。於是，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家長蜂擁而至，2000年，《科幻世界》的發行量激增到每月36萬份。

這是中國科幻繁榮的元年嗎?並不是。隨後，《科幻世界》的發行量逐年下降，2010年降到了16萬份。這個時候離三體獲獎，還有5年。

《三體》的流行，首先當然是因為它是一部優秀的硬科幻小說，但某種程度上，其在中國的流行，與科幻沒有多大的關係，而是中國互聯網創業潮的產物。

降維打擊、黑暗森林，這些理論的商業化解釋與應用，通過互聯網領袖的社交媒體，極大地促進了小說的傳播，使讀者從傳統的科幻讀者延伸到了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中，奠定了其在中國的名聲，然後向外傳播，最終反過來形成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三體》的流行是一個互聯網現象。就如當年《假如記憶可以移植》讓《科幻世界》一時洛陽紙貴，只是一個高考現象。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當年的科幻熱是家長們的功利之舉的話，那麽，如今的三體何嘗不是另一種功利呢？這種功利，無非是家長變為創業人群，變為白領的知識焦慮，以及追隨短暫的流行文化而已。當然，互聯網創業潮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產物，而工業是科幻的土壤。

但無論如何，中國硬科幻小說的閱聽人基礎薄弱是客觀存在的，科幻小說要有技術審美能力的門檻，如果不明白3K背景異塵餘生與宇宙的關係，就無法明白為什麽小說中的人物會因為背景異塵餘生閃爍而崩潰，反而會認為，天空閃爍算什麽，玄幻小說中道友渡劫那才叫天翻地覆。

但是，技術審美與教育有關，而中國的本科率才僅僅4%。所以，說今年是科幻電影元年或許不為過，但中國科幻是否要就此崛起，恐怕答案並不樂觀。

一個可以印證我這個觀點的現象是，劉慈欣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作家，大眾還知道的另一個科幻作家可能是因為《北京折疊》獲獎而聞名的郝景芳。但是，中國科幻圈內的另一些長期持續創作的知名作者，比如與劉慈欣並稱中國科幻三巨頭的王晉康與何夕，在普通大眾中，仍然籍籍無名。

何夕的《傷心者》《六道眾生》，王晉康的《生死平衡》《七重外殼》《水星播種》都是非常優秀的科幻小說，與《流浪地球》相比，也不遑多讓。實際上，在電影之前，就連劉慈欣的《流浪地球》《鄉村教師》也並沒有多少人讀過。

所以，作為一部硬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引發熱議，但卻很少有人從科幻角度去談，太多的借這杯酒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雖然這有其必然，但從科幻角度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那麽，作為一個科幻小說愛好者，也為一個專欄作家，我權且拋磚引玉，希望在價值觀爭論之餘，引入更專業的討論。

二，說《流浪地球》是偽科學，言過其實了

科幻小說一般分為軟硬兩類。如果把軟科幻放在光譜的左端，最左邊的，應該是類似哈利·波特這樣的奇幻小說；星際大戰、銀河英雄列傳這類，儘管有了太空與科技，光劍與雷射，但僅僅是一個背景而已，也是典型的軟科幻，被稱為太空歌劇；《三體》、《基地三部曲》、《太空奧德賽》這一類小說，技術深度參與到情節發展中，則屬於硬科幻。劉慈欣的小說，在科幻的光譜上，已經接近最硬、最技術化的一端了。

人們對於硬科幻有兩種誤解：一種是只要不符合現有技術，就是偽科學。當年科幻被視為精神汙染，正是出於這種偏見。另一種誤解是只要是科幻，隨便怎麽幻，都是可以的。這兩種誤解，可以同時存在一篇文章中。

就有科普人士侃侃而談：科幻小說要設立科學顧問，防止偽科學，同時又說，“允許有虛構和文學化想象，這與武俠片裡飛簷走壁的輕功具有相似功能”。也有教授洋洋灑灑指出《流浪地球》的很多技術漏洞，視為偽科學。

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

超光速是偽科學嗎？的確是的，但是，把科幻的“科”，等同現有技術，這會壓抑科幻的空間。而把科幻的“幻“當做了奇幻的幻，又會降低了硬科幻的品質與魅力。這兩種誤解，有濃重的歷史痕跡。

長期以來，在官方話語體系中，科幻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一度被視為精神汙染，所以專業性缺失，大眾無法正確理解，即便在今天，也並不令人樂觀。這兩種誤解，必然體現在《流浪地球》電影以及後續評論當中。

比如，在流浪地球的劇本中，一開始就說木星引力增大，以及後面的點燃木星瑕疵，均是出於編劇缺乏對硬科幻範式的理解與尊重。同樣的，批評者認為，地球根本不可能推動，這是偽科學，同樣也是出於對硬科幻的誤解。

這兩個誤解會限制中國硬科幻電影、評論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阻礙中國硬科幻電影的進步。這個基礎性的方法論問題，值得被認真討論。

三，科幻科幻，“科“在何處，“幻“在何處

硬科幻小說中除了人文思考與文學性，還需要科學與幻想。與奇幻不同，“科”與“幻”應有邊界，遵循一定的範式，從而達到邏輯自洽。硬科幻小說的一般模型，可以用下圖表示：

硬科幻，不但有作為“幻”的構想的新技術，還有作為“科”的技術推理過程，後者是硬科幻小說獨具的技術審美魅力。比如，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是“幻“的範疇，但由此進行的邏輯推導，卻屬於“科”的範疇。

同樣的，著名的“黑暗森林“理論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它有著較為嚴格的推理過程。所以，科幻小說的範式以及評價硬科幻小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第一，幻想上要自洽。幻想的對象可以是新技術，也可以是新規律，甚至是新的物理、數學規律、常數發生變化，甚至1+1=3。物理、化學、生物等理工科之外，也可以對社會、經濟領域進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科學原理，但卻要整體自洽，符合小說的整體世界觀。

比如，在《三體》中，雲天明的攻擊方式是改變引力常數。因為小說中本身就存在神一樣的文明，所以，改變物理常數與小說本身的世界觀是吻合的。再比如，在《計算中的上帝》中，一隻巨手包裹住了爆發的超新星；上帝射出的一束光使三個不同星球種族的DNA聚合。這些設定儘管都屬於超級技術，但與小說的世界觀是自洽的。

再來看《流浪地球》，電影一開始，《流浪地球》就毫無必要地犧牲了“幻”的世界觀來自洽。從世界觀上看，在《流浪地球》中，人類之所以這麽慘，或者說，小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沒有神級技術，但劇本毫無解釋地引入了 “木星引力突然增大”，這個明顯違背常識的情節，導致了世界觀衝突。

“木星引力突然加大”，可以用“整個太陽系突然進入了引力異常區”去作為交代，但是，這屬於神級奇跡，放在《三體》中可以，放在《深淵上的火》中也可以，但放在《流浪地球》中就與世界觀發生衝突了。

其實，避免這個錯誤，也就一句字幕的事，比如改為：“受病毒影響，多台發動機停機，地球進入木星撞擊範圍”。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劇本幾乎沒有“硬科幻的‘幻’需要在世界觀上自洽“的概念。

當然也可以不用衝量定理。比如，王晉康在《天年》中，就引入了一種新的物理規律，即宇宙是由量子纖維組成，一旦破損就會扭曲空間，移動巨大的天體。這相當於替代了衝量定理。但是，這顯然也屬於神級技術，與世界觀不自洽。

第二，科學上要合理。硬科幻不等於一定不脫離現有技術。但如果技術過程是已知原理主導的，則要求過程有科學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體》中，用核彈推動光帆飛船，雖然人類的技術現在達不到，但其原理光壓、衝量是合理的。

遺憾的是，《流浪地球》劇本為了追求反轉，犧牲了“科”的合理性。

電影需要 “危機——解決危機——失敗——絕處逢生”這樣反轉，所以，電影設定了點燃木星推動地球。這是一個衝量過程，更多地屬於 “科”的範疇，應該更嚴謹。但是，劇本完全拋開了定理，數值上的bug顯而易見，而劉慈欣小說又以技術過程中的技術審美著稱，這就產生了違和感。

四，科幻小說自洽與合理外，有一些例外原則

當然，科幻小說畢竟是小說，不是論文，自洽與合理都可以有例外。

第一，“科”範疇的推理過程，可以退而求其次，達到“接近合理”即可。我個人覺得，所謂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資料、動筆推算，才能發現的瑕疵，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錯誤是低級錯誤，硬科幻小說、劇本都應該盡量避免這一點。

第二，基礎框架的“科”範疇的技術設定，可以免於審視。在這個框架之下，離框架越近的技術設定，技術過程就越要嚴謹，遠一些的，則可以忽略。

比如，時間穿越這個技術設定，作為一部小說的初始邏輯基礎，應該免於審視，否則，多數小說都無法成立。

在《流浪地球》中，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發動機推動地球，這也存在地球地質結構經受不住、發動機推力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本質上和點燃木星類似，但是，這屬於小說的基本框架、邏輯起點，應該免於審視。而且，這個瑕疵已經在普通人“動筆”這個底線之上。

再比如，《火星救援》小說以精確的數字聞名，對植物生長的數據、對航天員所需的水、電量、熱量都是有精確計算的。但是，相對來說，從地球到火星的大飛船的技術參數，中國飛船與美國飛船的銜接等問題，技術推導就少很多了。

行文至此，基本上可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了：為什麽儘管行星發動機推不動地球，但是這個設定卻是精彩絕倫的。而木星引力突然增大，點燃木星推動地球的設定，卻是一個不應該犯的錯誤。

第三個例外是，作為背景的經濟、社會設定是可以忽略的。價值觀的角度，在科幻小說，特別是硬科幻小說中，比一般小說處於更次要的地位。

比如，在一個反烏托邦社會中，人民被奴役，就無需追問為什麽沒有反抗。所以，流浪地球的超級工程是否會引發經濟的崩潰，抽簽是否符合道德等議題，其實是可以忽略的。

科幻電影中出現這種場面，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緊急狀態的必然。實際上，美國人1998年拍的《天地大衝撞》也是采取的抽簽制度。糾結這些問題，往往是因為對技術審美無感，而強拉入價值觀範疇。

《星河戰隊》這部電影很多人都看過，很多人會覺得制服很像納粹制服，其實，其原著小說，即海因萊因的《星際傘兵》，講的就是人類擴張，殖民其他星球而遇到抵抗的故事。至於小說中的公民權需要爭取，更是政治不正確。但不可否認，這仍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說。

當然，並不是社會與經濟不重要。實際上，它們可以作為科幻的主體框架，這個時候當然就不能免於價值觀的審視。1993年雨果獎的獲得者《深淵上的火》就構造了一種三個個體共同思維的智慧物種，並構造了其文明的圖景。

在《三體》中，也有對三體人的社會的幻想。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也是對社會過程進行了“幻”的設定，“心靈歷史學”發人深思。實際上，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則對宇宙文明的抽象化就有“心靈歷史學”方法論的影子。

五，硬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有明顯bug

有這些方法論幫助厘清“科與幻的邊界”，我們就可以去審視硬科幻電影了。

在《星際穿越》中，為了實現人類完全無法達到的星球，作者幻想了外星人放置的蟲洞的情節，這屬於“幻”。但從蟲洞出來之後，黑洞的模樣、黑洞引發的潮汐以及雙生子佯謬，都是嚴格按照已有的物理知識進行推理、構造的，這屬於“科”。

這正是科學顧問所做的事。由此可見，科學顧問不是用來限制所謂“偽科學”的，科學顧問沒有限制作為“幻”的這一部分的蟲洞穿越，而是幫助在“科”的這一部分更嚴謹。

電影在最後為了實現父親與女兒的通訊，又引入了從高維空間跨越時空的引力。這是改變了物理推導過程，但這在有著能夠放置蟲洞、構建高維空間的神級文明存在的世界觀中，是邏輯自洽的。

所以，《星際穿越》的幻與科，天馬行空的想象與嚴謹的推理同在，是一部優秀的硬科幻電影，也剛好契合筆者本文提出的硬科幻範式。

再來看《流浪地球》。正如前文所說，在一開始的“木星引力增大”中，劇本失掉了“幻“的世界觀自洽。在結尾的時候，又為了追求反轉，在點燃木星中，失掉了”科“的合理性。前者是非常輕率的，因為完全可以用發動機集體損壞作為理由。而後者，則有本質上的困難。

這源於硬科幻本身的限制：在沒有神級技術，只有既有技術的前提下，要達到絕地逢生的反轉，在幾分鐘內改變兩個星球的路徑，這本身就超出了嚴肅硬科幻力所能及的範圍，恐怕要修改整個故事。如果編劇對硬科幻有正確的認識，可能我們看到的故事就不一樣了。

其實，同期的《瘋狂外星人》結尾時，就是一個典型的硬科幻反轉。外星人附體是作為“幻“的一部分，而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是屬於“科“的既有原理，最後條件反射喚醒原本的猴子的意識，這是一個技術推理過程。作為電影，這是一個合格的硬科幻反轉。所以，對於硬科幻來說，劇本對於科幻的認識非常重要。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轉是克拉克的《星》。聖誕樹頂都有一顆星，在《馬太福音》等宗教書中，這顆星叫伯利恆星，是與耶穌一起誕生的，有科學家認為，伯利恆星是超新星爆發。

根據這個科學假說，克拉克創作了小說《星》，前去考察的宇宙飛船上的隨船牧師，在描述了一個文明預知超新星爆發所做的最後徒勞掙扎之後，最後一句是：“神啊，你有億萬顆星辰可供驅遣，何以偏偏選上這一顆？你用大火斷送了整個世界的人,就只是為了照亮伯利恆的早晨?“這是一個精彩絕倫的、震撼性的、巨集大的且合理的反轉。

《流浪地球》在“科”的範圍內失掉的嚴謹性還有很多例子。比如人推人的方式；為什麽火石那麽多，卻沒有就近布置；一把大火燒掉人工智能等。最後一個場景讓我想到了科幻電影史上經典的一幕。

《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的紅燈，是在向克拉克原著、庫布裡克導演的《太空奧德賽：2001》中的人工智能HAL致敬。順便說一下，HAL三個字，是對IBM三個字母的移位得到的。HAL同樣也被人類殺死了，但卻不是死於一瓶伏特加。

在電影中，人工智能HAL是負責飛船的一切的，後來航天員發現HAL殺人，就要毀掉HAL。怎麽毀呢？他躲過HAL控制下的重重機構，進入核心部位，一塊一塊地抽掉電腦板塊，這時HAL沒有機械可控制了，但還通過對話在勸說他，隨著板塊的抽出，HAL的語言越來越慢、越來越混亂，紅燈也慢慢黯淡下去，最後沒有聲音，燈也滅了。

這個過程暗示著HAL的運行原理是大規模的並行運算，毀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仍然能運行，直到低於一個閾值。對的，現在大熱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正是基於並行運算的。《太空奧德賽：2001》拍攝於1968年，被譽為當之無愧的現代科幻電影技術的里程碑。

連劉慈欣都在說：“我所有的一切作品都是對阿瑟·克拉克最拙劣的模仿”。當然，這只是他的自謙之詞。

其實，好萊塢壞的例子也很多。在電影《獨立日》的情節中，電腦病毒竟然戰勝了外星人。根據常識，同為“馮·諾伊曼型結構”的電腦，安卓、蘋果，PC之間的病毒是不通用的。人類電腦的病毒能在外星人的電腦上發揮作用，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壞的技術推理過程。

硬科幻電影不存在偽科學一說，“幻”這一部分可以天馬行空，但“科”這一部分，卻需要循序硬科幻小說的幾個原則。

劉慈欣本身是很反感漫無邊際的幻想的。他舉了個例子——曾經有一位導演問他，按照劇本中的技術設定，從地球到木星要航行多久？他回答，至少要半個月。

導演又問，能不能再快點？比如用時空跳躍的方法直接到達？面對這個問題，劉慈欣回答問題的聲音都提高了：“可是，時空躍遷是一種超級技術啊！這種技術一旦誕生，改變的就不單純是從地球到木星的航行時間了，整個人類社會、人類文明都會發生改變啊！”

他解釋了他為什麽會激動，他說：“所謂科幻的思維方式，是指要把整個世界構建在一定的科技層次之上，這個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邏輯的。”

其實，我覺得流浪地球劇組根本不需要科學顧問，有劉慈欣就夠了。專家雖然專業水準更高，但卻而不可避免的帶有對硬科幻的兩種誤解。科學家與科幻小說家是兩個不同的專業。

劉慈欣的小說對硬科幻的原則遵循得非常好。他的小說既恢弘瑰麗，又充滿各種奇思妙想的技術細節，已經是世界頂尖水準。雖然這些想象未必都正確，但都是在一定的技術範疇內進行的。

比如，《三體》中著名的納米絲切割船體情節。科技設定是納米絲，但推理過程卻是實實在在的物理過程：納米絲細、強度大，因而造成的壓強大，所以可以起到切割作用。

劉慈欣的小說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他連納米絲的墊片都想到了。因為納米絲對船的壓強大，同樣的，也沒有已知的材料能扛住納米絲的壓強，固定納米絲。所以，劉慈欣在已有的技術設定中，構造出納米絲（“有一些同類片狀材料可以墊片”）。這就是硬核科幻。

如果劉慈欣拋出神奇女俠的鞭子，或者鋼鐵俠的盾牌，或者突然發現一種堅固的材料，那就不是一個好設定。再比如，在《三體》中，面壁者的計劃之一就是用核彈炸飛水星，減速水星，使之墜入太陽，這個過程屬於衝量定理，但整個過程充滿了技術審美。

硬科幻的這種技術審美，甚至會反過來推動技術。比如，克拉克是第一個提出全球同步衛星的，而如今NASA也會找未來學家、科幻小說家去做谘詢。甚至於科幻作品中的產品形態會影響現實產品的發展。

比如，透明螢幕。透明螢幕其實從來不是真實的產品需求，人會用黑板、白板，但不會有人用透明玻璃當演示板，因為後面的物體與光線會產生干擾，但在科幻作品的影響下，人們都認為未來的產品就是這個樣子的。

對真正的科幻小說愛好者而言，劉慈欣小說的魅力，正是源於這種合理而恢弘的想象。說劉慈欣以一己之力提升了中國科幻，小說中這種對技術推導過程帶來的審美愉悅，佔了很大一部分。也正因為如此，在真正的科幻群體看來，《流浪地球》的錯誤特別讓人感覺到一種違和感。

這一次觀眾是用“中國人自己的科幻大片“”中國硬科幻元年”的地位來呵護《流浪地球》的，但是，第二部，第三部就不會有這個待遇。中國硬科幻應該在情節、劇本上投入更多。

實際上，這部片子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劉慈欣的基礎設定，所以，只有尊重原著，尊重這樣的智慧，中國科幻電影才能走得更遠。

可以想見的是，隨著電影的成功，劉慈欣的話語權會越來越大，後續改編電影在“幻”的自洽性與“科”的合理性上，都會有較大的提升。

六，《流浪地球》一邊倒好評的公共價值在哪裡

人類對技術的追求根植於作為自組織系統的人類發展的熱力學方向，這更加符合人類進化路徑的審美——比起家國主義、精忠報國，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但是，即便如此，強調純粹的技術之美，強調人類對技術無止境的追求，並不能越過道義的審視。所以，在硬科幻電影之外，價值觀的評價是有其意義的。

電影在兩次意義上完成藝術的生命。第一次是電影本身，第二次是電影引發的評價、發掘。無論褒貶，無論其在作者、導演本身的意圖之中，還是朝著始料不及的方向，都可以在更大層面、更深意義上完成電影與社會的互動，從而形成電影的藝術意義與社會意義。

劉慈欣可以稱為工業黨，在單純的字面意義上，這並非一個貶義詞。當然，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依賴於國家提供的財政預算支持，某種程度上，這使他們傾向於巨集大的國家敘事。這就造成了“工業黨”與觀眾敘事的第一波合流。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個脆弱行星的另一面，劉慈欣的這個思想內核，體現在《三體》中，並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解讀。

2013年時，美國科幻作家LarryCorreia認為，雨果獎受到美國科幻界“政治正確”氣候的影響，偏向獎勵女作家、年輕作家、少數族裔作家，使得部分白人保守派的作家和作品完全被忽視。所以他發起了名為“悲傷小狗”的運動，爭奪白人保守作家在雨果獎中的地位。隨後，悲傷小狗被Vox Day發展為“瘋狂小狗”。

《三體》中的一些描述契合了美國白人保守派科幻群體的意淫。甚至可以說，讓他們覺得遺憾的，“只是作者不是美國中年男性人”。隨後在瘋狂小狗的地下提名與刷票的支持下，《三體》獲獎。所以有人說：“《三體》是一個‘小狗式的勝利’。”

不得不說，這是圍繞《三體》的一個最大的誤會。或者說，《三體》在中美兩國獲得青睞背後的深層原因的差異，可能也孕育著新的矛盾。

但是，被忽略了的是，劉慈欣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寫科幻小說的知識分子。科幻小說價值觀中“科”的這一部分，在中美，乃至全世界都是互通的。

劉遠舉（專欄作家）

編輯 李冰冰 實習生 李文雋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