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門鎖，敬明花落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流行似乎存在著一種冥冥中的能量守恆。就像“歸國四子”的你方唱罷我登場，鹿晗戀愛了，張藝興就崛起了；就像韓寒郭敬明的此消彼長，先靠拍電影成為“商業巨子”的是郭敬明，笑到如今的卻是韓寒。

大概因為，追逐流行的，終究是具有相同屬性的同一群人。

《三重門》和《夢裡花落知多少》，是很多人初識韓寒和郭敬明的作品，也使韓寒和郭敬明成為兩個最具代表性的青年符號，仿佛是一代人的兩個極端。他們甚至被賦予了並不相稱的重要性——對他們的支持誰、反對誰、或者不了解、不care，都可以作為類似“挺中醫還是反中醫”的態度標尺。

不過，當年為韓寒郭敬明爭得面紅耳赤的少年，如今已初現油膩。而韓寒叛逆不再，與過去和解，那扇通往精神自由的大門自然也上了鎖；郭敬明商業帝國崩塌，連續注銷公司，那夢裡紙醉金迷的花朵黯然墜落。

這邊韓寒的新電影《飛馳人生》，豪取16.53億的票房。那廂郭敬明被樂視套牢，不僅《爵跡2》改檔面臨“絕跡”，手下的4家公司接連注銷。

看起來不很愛錢的韓寒，盆滿缽滿。看起來很愛錢的郭敬明，錦囊漸空。對比起來，不得不說是有點“天意弄人”的意味。詩和遠方，暫時戰勝了鈔票和貂。

天眼查顯示，郭敬明旗下公司接連注銷，包括旗下作者李笛安的上海令秧文化，最線代動漫文化，柯艾文化。而最世旗下落落主編的《文藝風象》去年年底停刊。

而去年8月，作家李楓在微博發表公開信稱，七年前前往成都舉辦簽售活動時，與郭敬明同住卻被對方性騷擾。郭敬明隨後提起訴訟，指控李楓捏造事實，損害其名譽，已構成誹謗罪，最終但因證據不足被駁回。

郭敬明事業不順，名譽受損，忙得是焦頭爛額。而韓寒卻甘當“嶽父”，樂享天倫，順手還針對早年的退學事件道了歉。看起來很受挫的郭敬明，無暇再用45度角仰望天空，那個天真的孩子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看起來很平穩的韓寒，不願再去挑戰世俗枷鎖，“韓三篇”發表後那個鬥士的鎧甲也不見了。

如果說“代寫門”打倒了“大公民韓寒”，那麽“性侵門”和“樂視門”正在打倒“小資郭敬明”。你有多久沒聽過韓寒罵人，就該有多久沒看過郭敬明浴袍半裸自拍了。

文學：仰望和遊蕩

“我是一個在感到寂寞的時候就會仰望天空的小孩，望著那個大太陽，望著那個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滿淚水“。

這是郭敬明標誌性的段落，“仰望天空的小孩”。對於文學持有嚴肅期待的讀者，面對這樣的文字往往感到尷尬。這一矯情到近乎滑稽的姿態——郭敬明還特謂指出應以“45度角”來仰望。

郭敬明很喜歡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紀、這類大詞，以極大的比喻，寫極小的情感。憑借這種巨大的張力，不斷強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個高度自戀的“自我”，無限膨脹，世界不過是圍繞“自我”旋轉的幻象。

當顧裡與顧源這對青年戀人爆發爭吵的時刻，這個文學史上的常見場景，在《小時代》中極具資本特色：顧裡轉過頭來，衝顧源吼：“你腳上那雙D&G的靴子，是我給你買的！”

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沒有覺察到，他的寫法不無怪誕地彌合了“抒情”與“資本”的衝突，這是“浪漫主義”興起數百年來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和田園夢想的感傷、革命理想的激情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種卑下的浪漫主義，在資本的黃金豎琴下無限獻媚。

和郭敬明相比，韓寒展示了“80後”寫作另一種可能性。在韓寒戲謔、尖刻的追問中，郭敬明營造的“幻城”煙消雲散，逐漸展現出冰冷的真相。面對社會階層愈發“凝固”的現狀，青年群體有極大的敏感與憤怒，韓寒的部落格充當了這一群體的代言人。

以往的看法，是認為韓寒雜文很好，但不會寫小說。郭敬明就持這種論調，在2010年底一次訪談中，他談到：“他（指韓寒）應該談不上寫小說吧，他應該更好的是他的一些雜文或者散文”。

有趣的是，這裡郭敬明的文學觀，和主流文學很相似。以這些標準來要求，韓寒的小說更像是關於同一個主角的一篇篇雜文的連綴，一種特殊的“雜文小說”。他塑造的人物也確實沒有生活實感，故事場景更是高度寓言化，比如汙染後變得巨大的動物（《他的國》）等。

韓寒的文學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處遊蕩，不斷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並且對這一切予以譏諷。在《一座城池》中，以為自己是逃犯的“我”和健叔在陌生的大地上逃亡；在《光榮日》中，一群青年自動放逐到遠方，整部小說是一個瘋狂的白日夢。

然而，韓寒的致命之處也在這裡。畢竟，他的想象，就其根本而言，是“歷史終結”的想象，就此自由主義已經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因其過於完整反而更像是一個神話。當“在路上”的韓寒停下來的那一刻，韓寒就不再是韓寒了。

電影：理想與欲望

韓寒和郭敬明能夠取悅一個時代的年輕人，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一個擅長精神層面裝逼，一個擅長物質層面裝逼。本質上都是生活在別處，人們都想扮演更好的自己。

迄今為止，作為導演郭敬明拍了6部電影（《小時代》4部+《爵跡》2部），1部電視劇《是！尚先生》。 韓寒拍了3部電影（《後會無期》、《乘風破浪》、《飛馳人生》）。

從作家到賽車手，再到通過網絡平台以雜文寫作的方式抨擊社會現實，韓寒儼然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文藝和小眾的《後會無期》能夠取得票房成功，一定程度上正得益於此。

郭敬明則主動將自己的物質生活、品味甚至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展現給大眾，以偶像和話題人物的身份作為一種消費文本供閱聽人消遣。《小時代》系列被視為典型的粉絲電影，票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托於粉絲們對郭敬明本人的迷戀。

《小時代》是典型的內聚焦型的自我敘事，以富家女顧裡為首的四個女孩生活在人為構建的上層社會；宮洺位居商業中心的玻璃別墅、以環搖拍攝展現的宴會場景，都讓人物沉醉在一系列國際品牌和商業地標帶來的物質迷戀之中。

欲望化影像書寫的另一層面是作品所散發出來的精神欲望，典型代表即是韓寒的《後會無期》。馬浩漢、江河和胡生沒有故鄉的漂泊之旅正契合了他們在精神上的無根狀態；《飛馳人生》最後，張馳開下懸崖對理想的致敬，也是另一場“尋根之旅”。

不管是郭敬明所走的景觀化美學道路，以對物質世界的極致描繪將影像書寫帶入一種致幻般的狀態；還是韓寒以遊弋的方式表現當代年輕人價值認同的破碎，均契合了影片閱聽人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欲望化追求。

在人物塑造上，《小時代》中的人物無論在行為上還是在心理上都是一群無法長大的孩子。四個包裹著時尚外衣的物質女孩組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以抱團取暖的方式扮演著“大時代” 的局外人，“小時代”的劇中人，過於理想化的人物關係大大疏離了社會現實。

《後會無期》放棄了對“烏托邦”的任何迷思，直擊當代社會的現實狀況，影片在本質上與韓寒的經歷和寫作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與韓寒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叛逆姿態相契合。《後會無期》中的主人公始終在路上，這種不確定的遊弋狀態與人物的內心狀態相互呼應，社會的巨大改變造成了價值觀念的斷裂，陷入一種迷茫和不知所措的境地。

郭敬明離不開大城，準確的說是離不開上海。在所有的小說與電影裡，他都不吝對上海的讚美；韓寒則離不開小鎮，或者說離不開南方的小鎮。當我們批判郭敬明拜金時，或許忽略了韓寒“回歸小鎮”也是一種精神欲望。

商業：此消和彼長

在賺錢方面，似乎韓寒一直都不如郭敬明那麽敏銳。當韓寒在部落格上，借助公眾話題忙著打造“公民韓寒”的時候，郭敬明入作協，辦雜誌，如饑似渴不放過任何一個發財的機會。以商人才有的市場直覺，精心培養著自己的粉絲群。

對於對公共領域的逃避，郭敬明采取了心虛的反問：“就算你喜歡韓寒，崇拜韓寒，但是如果這個國家13億人都是韓寒，你覺得會好嗎？”。

每個作家都變成韓寒自然不好，但這是怎樣的邏輯呢？是拒絕批判社會和矯正社會的理由嗎？一個更為直接的問題：每個作家都成為郭敬明，13億人都成郭敬明，就好了嗎？恐怕比全變韓寒更糟。

在輿論視野中，郭敬明更像是個商人，基本上以利益最大化為追求，是在迎合粉絲和社會。喜歡奢侈品、炫耀財富、拜金至上幾乎是他如影隨形的標簽。從2004年成立“島”工作室開始，到2006年與長江文藝出版社合資設立上海柯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推出青春文學雜誌《最小說》，郭敬明的商業版圖受過兩次挫折。

第一次是2007年，因為郭敬明獨自決定扣減對方的版稅收入，導致《最小說》美術總監李學健與其他編輯集體負氣出走，並創辦了同類的競爭雜忐《花與愛麗絲》。

這一次郭敬明爬得很快，2008年8月，郭敬明以《最小說》為平台開啟了文學選秀“THE NEXT文學之新”新人選拔賽，吸引6萬多名參賽選手的前後近15萬篇參賽稿件。

柯艾與有潛質的選手簽約，並開始商業包裝和流水生產。這條運營生產線非常完備：寫作者——雜誌平台——簽約新作者——新作者圖書出版。很快，這些新人迅速與以郭敬明為首， 笛安、落落、安東尼為輔的主力軍結合，建成《最小說》堅固的“作家堡壘”。

第二次是10年後的樂視危機。郭敬明與樂視影業的結緣，是在2015年的6月。彼時，郭通過協議轉讓的形式，以每股1元的價格，從樂安影雲手中獲得了500萬股，佔股權的0.6%。直到2017年，樂視徹底陷入困境，郭敬明也栽了大跟頭。

與郭敬明相對的，則是韓寒近年的走運。在經歷了餐廳風波、《獨唱團》高調出場低調落幕之後，三部電影的票房卻一部高過一部，大有此消彼長的態勢。作為文學的爭奪似乎沒有結果，進軍電影方面，郭敬明先發優勢，韓寒階段領先。

在《幻城》的最後，卡索感到了生命的無望，選擇了自殺。這或許就是郭敬明無意識地給予我們的答案。二十年來，他從時間上營造“小時代”，從空間上營造“幻城”，最終把自己困在其中。

重門緊鎖再難開，夢裡花落春不來。試想若乾年後，韓寒和郭敬明的粉絲成了文學史的執筆者，那說不定這二位會得到濃墨重彩的一筆。或許杜甫對初唐四傑的評價，可以借來為韓郭二人注腳：

韓寒小四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