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完整地讀完了沈從文的話，不知不覺間一定會淚流滿面”
從未停止的抗爭
1980年3月，業已年邁的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對沈從文近五十年前寫作的《記丁玲》進行了猛烈抨擊，並將沈從文說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的市儈”。
(圖源網絡，丁玲)
當然，這裡並不想過多探討這段“丁沈公案”，只是想提出這麽一個問題——沈從文真的是個市儈的膽小鬼嗎?
前文敘述到現在，也許會給人這麽一種感覺：沈從文確實對黑暗現實甚為不滿，對自己的處境也極為痛苦，但他似乎只是囿於自己的情緒之中，從不做什麽反抗。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沈從文從來不是一個格局甚小的人，他也從未停止過抗爭，只不過這種抗爭是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的。
其中一種方式便是前文一直在強調的“看”——“看”湘西的家鄉生活，“看”所有普通勞動者的點滴生活，在融入自己的真情實感後下筆落成文字。
在沈從文負責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後，他也將這種視點代到自己的文學批評之中。
1933年，沈從文發表一篇題為《文學者的態度》的文章，點燃了一場關於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的論爭。他的態度非常鮮明：那些“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將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不從文學本身誠實地去做，靠各種其他手段博得名望”，本身就是應該嚴厲批評的。
出於對中國新文學走向的關心和責任，沈從文也越來越多地寫下評論文章，他所抱持的觀點近似於胡適的“少談些主義，多做點實事”，希望文學回歸文學本身。
因此1935年8月，沈從文發表《談談上海刊物》，表達自己對於“向異己者加以嘲諷謾罵”的駁斥，“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账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當然這篇文章又被罵了，而魯迅同樣也注意到了它，並發表文章進行了批判和諷刺。
(圖源網絡，圖中為魯迅魯迅，而在這件事之前，沈從文與魯迅之間就因為誤會而關係不好)
等到1936年，沈從文又發表文章《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表達自己反對文藝作品過分追逐時代的行為，尤其表示“一個作家卻不必須跟著一個政治家似的奔跑”，反對文學與政治的過分結合。
“……就是那類增加人類的智慧，增加人類的愛，提高這個民族精神，豐饒這民族情感的作品……它的內容也許不是革命，不是義勇軍，不是戰爭，不是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讀物。”
不出所料，沈從文又被罵了，而且當時正值抗戰背景之下，他這番言論更是被左翼文壇大肆批駁。
痛苦嗎?肯定痛苦。這不單單是言論被否定的問題，也是構成沈從文這個人的根基被否定的問題，那段時間他的心理狀態非常糟糕。
正如《從文小說習作選》的序言所說，沈從文一直都在構建自己的“希臘小廟”，所以他也一直希望以這樣一種不悖乎人性的方式去寫作、去改造社會。這確實是一種理想主義，但卻並不是一種逃避，而是對於人性美的信任與期望。
(圖源網絡，該書於1936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發行，也就是說現在大概已經是絕版書了)
但這種信念卻與當時的大環境格格不入，自己的作品也被橫加指責，整個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都一直在抑鬱與痛苦中掙扎。
若是一個膽小怕事之人，肯定會好好觀察形勢從此謹言慎行，但是沈從文就不，他仍然繼續發聲。
1939年，在抗戰最為艱難的時期，沈從文發表文章《一般或特殊》，抱持與梁實秋相似的觀點，即與抗戰無關的文字，只要真實流暢又滿懷情感，也是優秀的作品，文學不應該完全淪為政治化和商品化的工具。
在下筆之前，沈從文就已經意識到這種“迂論”肯定又會遭受猛烈抨擊，但他深感鬱結，不吐不快，於是就這樣以一種鄉下人典型的執拗，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反覆進行抗爭。
其實仔細想來，若沈從文真是一個隻考慮自己的市儈之徒的話，那麽當初他也就不會為了營救好友胡也頻和丁玲而東奔西跑，也不會在丁玲被釋放後，冒險幫助她帶著孩子返回家鄉了。
隱忍之下的堅守
黃永玉在自己紀念表叔沈從文的文章中，寫下了錢鍾書對沈從文的評價：“從文這個人，你不要以為他表面上溫文爾雅，他骨子裡很硬，他不想做的你強迫他一個試試?”
(錢鍾書，圖源網絡)
不過沈從文的這個“硬”，從來不是激烈的鬥爭與反抗，而是憑借一股韌性在大環境中固守一隅。
當然，人不是鋼板，不可能一直都保持對自己強大的確信，況且就算是鋼板也會因金屬疲勞而崩斷。
沈從文也不例外，他敏感於時代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感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不僅會被“新時代”所淘汰，也會徹底被政治力量所打倒。
1948年，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其中對沈從文集中進行了措辭嚴厲的批判，稱其作品是“桃紅色”代表。更嚴重的是他還將沈從文定性為“地主階級的弄臣”，批駁其“掩蓋地主剝削農民的生活現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
(郭沫若，圖源網絡)
沈從文深感憂懼，他的自我正在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壓製和否定，但是他無從與人訴說，於是這種精神上的折磨讓他日益痛苦。他的家人和朋友當然發現了他的異常，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還專門將其接來同住了一段時間，就為了給他寬心。可這一點都不能幫沈從文解決實質上的問題，反而令他覺得自己與周圍更加格格不入。
(梁思成與林徽因，圖源網絡)
最終沈從文終於招架不住而精神崩潰，他進行了自殺，但之後馬上被家人發現並送去急救，並被轉入精神病院進行治療。
這還哪叫“骨子硬”呢?過去他在教育學生汪曾祺的時候，還告誡他不要自暴自棄地自殺。
確實，從行為上看，沈從文不堪重負選擇自盡，但關鍵在於他這之後的行動。沈從文內心中那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柔韌，驅使著自己再度站了起來，所以即使他後來在文革中遭受了更為嚴苛的不公正對待，他也依然挺了過來。
“我心中這時候極慈柔，我懂得了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會相互關係極深的一種心理狀態。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後，因為這才是一個人。”
“我要新生，在一切毀謗和侮辱打擊與鬥爭中，得回我應得的新生。”
在這種“悲劇轉入靜謐”之下，沈從文的內心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他主動放棄了文學創作，甚至周恩來讓他多動筆寫一寫，他也不再提筆，轉而進入北京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
(圖源網絡，1960年8月，“北京歷史博物館”更名為“中國歷史博物館”;1969年9月，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並，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1983年，兩館再度分開;2003年，兩館又一次合並，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
或許這種行為某種意義上算是一種屈服，畢竟沈從文無法再用小說的形式來描繪所思所想了，但這不意味著他放棄了自己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從幼年時就喜歡看工匠們的鍛打製作，在陳渠珍處做書記時，更是為書畫工藝品上的圖畫和紋樣而著迷。
(國博官網上有關古代中國展覽的宣傳頁，此展覽在地下一層常年開放，圖中展示的出土文物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也有出現)
“他談得生動，快樂，一切死的材料，經他一說便活了，便有感情了。這種觸類旁通，以詩書史籍與文物互證，富於想象，又敢於想象，是得力於他寫小說的結果。”張允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這樣寫道。
和寫小說一樣，沈從文從文物中“看”到了平凡人生活過的痕跡，並不由自主地去想象，那些人在製作這些物件時是一種怎樣的心情。越是細小的物件，他越是能發現其中的興味。
不過，這種非主流的“雜文物”研究，自然招致歷史博物館的不屑，認為這不過是“不務正業”，是“一種浪費”。歷史博物館曾舉辦過一個內部“反浪費展覽”，專門展示沈從文收集來的“廢品”，還特地讓他自己來做這些展品的講解員。
沈從文所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填補了我國古代服飾研究的一大空白。這本書從1963年立項起，歷經十餘年磨難才最終得以問世，也可想而知他在其中所花的心血。
(圖源網絡，1981年，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該書，2011年再版的就如圖所示)
“總得來說，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之處……只是由個人認識角度出發……內容材料雖有連續性，解釋說明卻缺少統一性，給人印象，總的來看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
確實，翻看這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沒看幾頁絕對會被勸退，因為裡面寫得非常細碎，從某件具體文物上講故事般展開敘述，語言非常隨意自如。而且在這本書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本章所介紹的服飾與西南服飾進行的對比。然而這正是沈從文想要展現的，和寫小說一樣，他依然沒有忘記想要描繪西南、描繪湘西的願望，他的“希臘小廟”仍在構建之中。
1988年，沈從文因突發心髒病去世。在他的墓碑正面，鐫刻的是自己《抽象的抒情》題記的四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不論是寫作還是文物研究，沈從文都以自己的細膩溫柔感受著平凡人世的滄桑點滴，以超絕的韌性在心中構建屬於自己的“希臘小廟”，終其一生都是如此。
正如沈從文墓碑背面鐫刻的、張充和寫下的四句話那樣：“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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