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孫梅欣
離開WeWork一年後，李潮在自己的公司裡也辟出了部分空間，給客戶和員工做聯合辦公使用。
“習慣了聯合辦公，再讓我退回到傳統辦公大樓工作，已很難適應那種中規中矩的沉悶。”李潮承認這或許和自己從事互聯網工作的行業屬性有關：“但是重新去咖啡館‘打遊擊’工作也很難，因為環境畢竟太過嘈雜。聯合辦公是介於規則和自由之間的選擇。”
這和日本UDS株式會社會長梶原文生所期望的一致，這家株式會社正是設計北京無印良品酒店譽都思建築的母公司。梶原文生早前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談到，流水線式生產辦公空間的時代終結後，讓工作環境更舒適及更高效，是現代辦公設計遵循的兩大原則，更高附加值領域指向了如何激發雇員的創造力。
有人說上廁所和洗澡，是最容易激發人靈感的時刻。WeWork是很信奉這一點的，所以他們把每一個廁所的空間設計得都很特別。
方格白瓷磚，複古洗手台，大圓鏡，配上時下最流行的絳粉紅色牆壁，這是WeWork在北京王府井項目廁所的模樣。這個主要針對文創產業客戶的空間，廁所也走ins風。以時尚業客戶為主的三裡屯空間，廁所則設計成霓虹夜店風。至於在酒仙橋新開的電子城定製空間，簡單的線條風，大概也符合這個區域被科技直男包圍的審美需要。
只有視覺刺激還不夠，經過精心挑選的歌單，配上廁所Bose音響的環繞立體聲，讓每一場“帶薪如廁”的垃圾時間都成了另類的靈感地帶。
李潮覺得，她後來嘗試過的聯合辦公空間雖然各有優勢，但很少有空間像WeWork一樣，幾乎每種感官體驗都有被“照顧”到。
這種關照的背後，是WeWork著力打造的社區運營。如果說WeWork的創新空間設計，從硬體上給入駐的會員感到活力和激發靈感，那麽每個社區中的Community成員，則搭建起WeWork的空間運營故事，以及實現會員間的溝通連接。
身為美籍華裔的夏紹雄（Jeffery Hsia）是WeWork的高級社區經理，也是最早加入Community中國團隊的員工之一。中美兩方文化的交融，讓夏紹雄成為這個職位的不二人選：外形健康陽光，保持禮貌的微笑，交談時表現出的耐心，是那種在陌生人群中，會主動想去打招呼的人。
“有人認為我們是前台，其實不是。銷售、運營、活動，是Community主要的三個工作組成部分。不管是玩還是工作，核心是要讓所有會員和我們互動起來。”夏紹雄說。
WeWork社區中入駐的會員大部分來自不同的企業，如何讓人們結識並且產生互動，特別是在中國語境之下解決陌生人之間的social難題，是社區建設的重點。
首先要打破的，是硬體上的限制。除了洋氣的廁所，WeWork社區空間每一層幾乎都有一個接近吧台設計的茶水間，會員可以在這裡“坐下來，喝一杯”。普通辦公大樓中“雞肋”存在的樓梯間，也裝上了霓虹燈和彩繪元素，成為人們可以交談的“秘密花園”。
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的是活動的設置。以每周每個社區4-5場活動計算，在全球400多個社區，每年要舉行10萬場活動。早餐會、運動、學術講座和社交與文化，則是活動主要的四大類型。
真正產生區別的，則是學術講座和社交與文化活動上的設置。一份四月中旬某周王府井社區的活動安排上，就囊括了從公司審計、到富比士路演、再到關於雞尾酒和香料的主題講座。
不同活動的設置，取決於各個社區所涵蓋的企業類型。“每個社區會員畫像不同，活動也不同。比如望京科技企業偏多，就做關於區塊鏈、比特幣相關的講座。三裡屯集中時尚潮人，就有很多時尚活動。前不久北京舉行國際電影節，活動也會針對性地跟電影相關。”
這樣大量的活動設置，和中國傳統的辦公室社交文化大相徑庭。速途研究院和鈦媒體早前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傳統職場社交強調酒桌飯局文化和熟人文化，工作關係屬於弱關係，東方文化的含蓄、內斂又往往傾向於線下面對面溝通。但在西方，弱關係也可以生效，可以對人在工作方面但需要有幫助。
職場實名社交平台脈脈創始人林凡曾經總結過美國和中國職場社交的差異：美國的社交有陌生人屬性，陌生人在周末Party上也能很享受，但中國人不會這麽高頻地跟陌生人在一起，這樣的場景讓他們不舒服。
實際上，將活動引入中國時，WeWork也做了很多本土化改造。以前在美國標準化活動設置的Happy Hour，在中國市場就很不適用：“美國社區周五下班之前，在吧台上放5、6瓶威士忌，會員自然就會走過去喝一杯，聊一聊。但在中國，誰會在辦公室裡喝酒？下了班就各自離去。可是把威士忌換成十盆小龍蝦呢？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WeWork進入中國的時機也幫助了它。早在2016年底進入中國市場之前，聯合辦公品牌在中國已經大量出現，這種強調靈活、自由、創新、互動的新辦公空間，已經被模仿者們完成了初步的市場教育。共享經濟在國內的興起，也讓國人對靈活互動辦公空間接受度變高。
另外，隨著90後、95後邁入職場，國內社交文化正在發生變化。智聯招聘2016年的一份調查報告就曾顯示，90後更偏愛自由開放的企業文化，“對員工的尊重”是最重要的企業競爭力。而過去3年企業在吸引年輕員工方面，作出最多努力的，正是在營造輕鬆辦公氛圍、提供系統學習和培訓平台、打造多元包容的企業文化三個方向。
為了讓更多群體有直觀感受，WeWork的一部分活動，也允許非會員參與其中。這種浸入式的體驗，不僅給WeWork帶來知名度，也時常給他們帶來潛在的客戶。
但就線下社區運營而言，只有活動顯然不夠，夏紹雄和Community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和會員聊天。“會員吐露各種想法和需求，團隊匯集之後發現這些需求之間的關聯，比如在同一個空間裡的A公司和B公司有一些相通，我們會設法促成他們認識。時間久了，一些會員也會委託我們幫助他們了解空間裡有沒有上下遊產業。”
如何讓會員們“說”出來，則是Community的一門學問。不僅要和會員建立信任，相互尊重的朋友關係，夏紹雄更是在招聘之出就設置了門檻：“面試時我就會觀察，這個人我想不想跟他聊天？他是不是願意和陌生人結識？如果都不能讓我有聊天的衝動，也很難和會員建立聯繫。”
WeWork在中國市場也試圖將自己和聯合辦公區別來開，北方區總經理全斌就將WeWork定義為“全球最大的社區公司”。這種強調社會互動、提高員工積極性、打破人和人之間精神壁壘的文化，正是一些傳統行業發展到現階段所需要突破的瓶頸。
基於這樣的需求，WeWork的大企業定制服務Powered by We，正在中國延伸開來。今年4月在上海落地的利豐廣場二號樓，就是Powered by We在中國的首次嘗試。
即便在沒有採用Powered by We的項目上，WeWork也在加強和企業總部的聯繫。今年3月新開的酒仙橋社區，就是和電子城合作項目。
從目前來看，WeWork強調自由靈活和互動感的社區運營，在中國市場的接受度還算順利，除了陸續進入10個一二線城市有超過70個項目外，包括渣打銀行等總部也在尋求Powered by We的定制服務。甚至今年WeWork的裁員計劃中，也將中國區排除在外。
一位多年從事人力資源的業內人士認為，儘管過度自由的空間很未必就和工作效率掛鉤，但就中國職場環境而言，很可能正是由於反感老一輩沉悶壓力的職場潛規則，年輕一代的職場更期待聯合辦公空間帶來的新空氣。
FT專欄記者在報導中也寫道，“就像當今很多得到慷慨融資的美國初創企業一，WeWork有可能大起大落，甚至銷聲匿跡，但它創造的那種不拘一格的辦公室生活，應該不會曇花一現。”
社區的擴大和團隊的擴張，也帶給夏紹雄新的問題。“通常每700-800會員的社區內配備3個左右Community成員，整個中國區團隊目前有200人左右。”他表示，儘管在美國已經有一套完備的標準化體系，但在中國市場還需要經過進一步的本土化改造：“當這個團隊發展到400人甚至更多時，如何將Community的培訓系統化，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新人變成一個WeWork的社區團隊成員，是現階段我最需要解決的。”
（文中李潮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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