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期間，有兩條關於女性醫療工作者的新聞一度引發關注——
一條是甘肅某醫院15位女護士，為馳援湖北被剃光頭髮；
另一條是醫療前線的女性生理期用品告急，全國婦聯和相關企業積極響應，將7萬包安心褲直接送抵武漢。
雖然都是跟女性醫療工作者相關，但前者將女性的犧牲作為煽情的宣傳賣點，後者卻體現對女性實際的尊重與愛護，可以說是高下立現。
事實上，根據上海市婦聯統計的數據，戰鬥在一線的醫生中有一半是女性，女護士的數量超過百分之九十。
她們帶著生理期、哺乳期甚至是孕期上陣的女性工作者，是這場戰疫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對於這些女性工作者，我們與其強調性別差異、歌頌犧牲精神，不如給予她們平等和尊重，正視她們在職業領域做出的成就和奉獻。
說到這裡，最近正好有一部關於中國女性的紀錄片，很多朋友看了都表示“倍感扎心”——《剩女》（又名《中國剩女》）。
說到“剩女”這個詞匯，不少人都會感慨萬千。
根據《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顯示，“剩女”指的是超過社會一般認定的適婚年齡，仍然未結婚的單身女性。
但正如英文片名“Leftover Women”翻譯為“剩飯剩菜一般的女性”，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的“剩女”，也同樣隱含著明顯的性別歧視意味。
從表面看，這個詞匯表達出了社會對女性的評判標準，與“是否婚育”直接掛鉤。
更進一步，它暗示著相比個人成就，女性在婚姻市場的價值，大多由生育潛力所決定，諸如年齡、長相、學歷等等。
所以，即使是事業有成的獨立女性，只要你到了年齡且單身未婚，就會面對來自家人、朋友乃至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
這部紀錄片就圍繞這個話題，講述了三位性格、身份各異，並決定以各自方式找尋愛情的“剩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名姓邱（音譯）的女律師。
她從山東濱州來到北京求學打拚，事業有成，34歲仍然保持單身。
這並不是因為邱律師眼界高、要求多，而是由於她從小生活在重男輕女的原生家庭，深知性別歧視在婚姻中的危害。
所以，她希望找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懂得尊重女性的另一半……結果找來找去，不知不覺就到了如今這個年齡。
這些年裡，邱律師攤上過從不做家務的男友，遇見過奉行大男子主義的相親對象，始終沒能找到合適的人生伴侶。
但即便如此，她仍然在追求事業的同時，對婚姻和愛情抱有希望。
無論是提供婚戀交友服務的社交網站，還是擠滿大爺大媽的公園相親角，她都願意敞開心扉去試試。
在得知35歲以上算高齡產婦時，她甚至主動去谘詢了凍卵事宜，嘗試為未來的人生尋求更多保障。
但不論邱律師為脫單做出多少努力，每次回到山東老家，都少不了面臨各種責難。
曾經讓全家引以為傲的“名牌大學生”、“成功律師”，如今卻因為大齡未婚，而成為父親口中的“不孝女”、姐姐口中的“不正常”，甚至被當作一文不值的罪人。
這段真實到窒息的催婚日常，不僅使邱律師委屈落淚，也讓許多觀眾看得又急又氣，感同身受。
很多人都表示難以相信：這麽接地氣的題材與內容，居然是出自外國導演之手？
但轉念一想又發現，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外來者”的視角，才能將這樣的社會現實拍得細致寫實、一針見血，同時又避免了夾帶私貨、過度代入主觀情緒。
沒錯，這是一部跨越文化語境、直面現實的紀錄片。
它之所以打動了無數中國觀眾，就在於它對現實不遮不掩，而是單純站在記錄者的角度，引領人們去審視三位主角以及她們身後的萬千女性，在實現自我價值、家庭責任與社會期望間的矛盾掙扎。
相比邱律師的不將就，片中還有位名叫徐敏（音譯）的電台主播，同樣是在原生家庭的影響下，想脫單而不得。
徐敏是個土生土長的28歲北京女孩，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的播音專業，在父母幫助下買房買車，在婚姻市場上並不顯得劣勢。
但徐敏有位非常強勢的母親，從生活日常到婚戀擇偶都要插手，對女兒生活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事物都有支配欲。
她一邊催促女兒盡快找對象嫁人，不要錯過適婚適育的年齡，一邊又對女婿人選各種挑剔，凡是外地的、農村的、各方面條件不如女兒的，都一律棒打鴛鴦，強行拆散。
長久受到精神控制的徐敏，一度因為焦慮去看心理醫生，也嘗試過與母親溝通。
但每次鼓起勇氣袒露心聲時，母親就會以“可憐天下父母心”、“不養兒不知父母恩”佔據道德制高點，絲毫不給她反駁的機會。
看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雖然這是部聚焦“中國剩女”的紀錄片，但它並沒有為了表現單身女性與婚姻觀念的對抗而拍成一部“反婚反育宣傳片”，而是試圖展現“剩女現象”背後複雜的成因，探討破局之道。
影片的第三位女主角蓋綺（音譯），就並不是一名典型“剩女”，而是經由一段“姐弟戀”進入了婚姻殿堂。
她出身書香門第，從事高校教育工作，原本對婚姻抱有很高的期望。
後來因為父親離世，家道中落，她動搖了在擇偶上的看法。
這時，蓋綺遇到了來自農村家庭的男友，雖然女大男小又並非門當戶對，但在經歷了掙扎與妥協之後，她決定閃婚並跟隨對方搬到廣州生活。
在片中，為學生們做分享時，她坦言自己的生活沒有婚前有趣，但婚後的自己也找到了另一種幸福。
身為倡導獨立的女權主義者，蓋綺對婚姻的崇尚曾經受到他人的質疑。
但正如她所說，單身與結婚不過是兩種不同的人生狀態，你可以選擇做自由快樂的單身狗，也可以追求幸福充實的婚姻生活，只要能夠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
這番話，可以看作從女性自身角度，對“剩女”現象的完美回應。
同時，影片也借由三位女性的不同遭遇，引申出了對兩性擇偶差異、婚姻擠壓現狀、相親市場亂象等社會問題的探討。
比如邱律師去婚戀網站谘詢時，直接被貶低為“年齡大、不夠美、性格硬”，是在婚姻市場缺乏競爭力的“弱勢群體”。
她作為律師，多年打拚出來的事業也被視為缺陷，因為“能力過強”而遭到傳統家長的排斥。
在婚戀市場上，男性的事業成功會被看作加分項，女性卻會因此而“身價貶值”，這種扭曲的評價標準不僅會給職場女性帶來無形的壓力，也讓她們在自我認同與社會現實間，產生莫須有的懷疑與反思。
在邱律師看來，傳統的婚姻觀念對女性的苛刻和束縛，就像古代盛行裹小腳的陋習一般，或許有些人可以忍受和適應，但有些人就是會感到痛苦窒息。
所以最終，她為了在壓力中找尋出口，選擇遠赴巴黎繼續攻讀碩士學位。
在這部紀錄片拍攝結束後，邱律師已經順利畢業，移居德國。
她在那裡繼續做著律師，並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無論是遠走他鄉的邱律師、仍在與原生家庭抗爭的徐敏，還是對婚姻做出妥協的蓋綺，每個人的遭遇與選擇都無可厚非，又無一不反映著“中國剩女”群體的真實處境——
正因為對隨波逐流心有不甘，她們才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社會的不公；又因為對未來充滿了不安與恐懼，她們不斷在激流中嘗試安全著陸。
就像片中所說的，“一邊戰鬥，一邊撤退”。
但其實，結婚與不婚，本身就不應是對立的關係，它們只是兩條不同的道路，沒有誰更高人一等，也不存在“被剩下的”這種說法。一個人的身份與價值，始終要從對自我的肯定與認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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