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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讓人在時間面前立起來

忻鈺坤執導影片《心迷宮》劇照

讓人在時間面前立起來

——談李瑾《地衣:李村尋人啟事》

文 | 安歌

發表於《人民日報》2018年05月29日24版

《地衣:李村尋人啟事》記錄了作者老家“李村”主街道上一棵電線杆下老百姓們拉家常、論是非以及彼此糾葛的日常生活,既有鐵匠、木工、豆腐匠、泥瓦工這些農村手工業者的居家小日子,也有聾漢、盲人這些農村弱勢群體不為人知的個人世界。這些故事生動、真實、接地氣,不僅探索了一種介乎小說和散文之間的新文體,而且體現了鄉土文學的一個新風貌。

自魯迅提出“鄉土文學”概念以來,鄉土文學一直是百年來中國文學的大宗,這是由費孝通所說的“鄉土中國”這個獨特的社會形態決定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揭露愚昧、反叛禮教和關注底層、向往田園、強調抒情性是鄉土文學的兩條脈絡。四十年代後至改革開放前,革命、建設一直是鄉土文學的主題。近年來,鄉土題材雖然也有佳著,但在商品化、城市化、資訊化大潮下,鄉土文學的式微似乎無可避免,鄉土文學這一現當代文學的主脈到了岔口。

李瑾《地衣:李村尋人啟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4月

李瑾的“李村”“小人物”系列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地衣》收錄了五十二個普通百姓的普通故事,從表面來看,這些百姓身上沒有巨集大故事,沒有城鄉發展交織而成的追問,也沒有現實和未來的劇烈衝突。李村和棲居其間的人物,在作者筆下是原生態的。在這個意義上,五十二篇故事,就是五十二個人物的史記或傳記,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說明書”。在對每個人物的處理上,《地衣》的手法是小說的,通過裁剪、組裝人物的日常,構建一個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在兩千字左右的篇幅內,實現對一個人物的深邃挖掘和生動刻畫。在風格上,《地衣》則是散文的,其“神凝形散”“神收形放”,以清新雋永、質樸無華的語言,展開了一幅真實的鄉居畫卷。

和沈從文“化外之境”的詩性鄉土故事不同,《地衣》雖著力表現人性的善美,但對醜和惡也沒有回避。作品中,作者通過記述對人物性格的正負面向予以鏡現,留給讀者自己思索判斷。比如《小沈陽兒他娘》中,作者沒有直接說孩子不孝順,而是借用小沈陽兒他娘請兒子吃雞這樣一個細節表現:“陽兒撕巴著老母雞,吱兒吱兒的,造了一斤老村長。完事兒,嘴上的油也不擦,把兩個雞爪子往懷裡一揣,說,給二子兒他娘留著。然後,又嫌乎他娘,請客哪有不請兒媳婦的?怪了事兒了。”作為個體的生命,悲傷和歡笑都是短暫,找不出坡度太大的起伏,這使得他們在歷史的蜿蜒裡面目模糊。然而在詼諧爽利的敘事文字間,他們形容有異,風姿有別,互相勾連和映襯,儼然站立成了自己的樣子,同時,又聯袂還原出一個亙古的“民”的意象。每個人物雖然渺小、簡單,但卻極有傳奇性,不重複,也不可複製。

作家梁鴻說,今天書寫鄉村的人,大部分都已不在鄉,已是離鄉者。這一說法適用於絕大部分鄉土文學創作。甚至還有評論家指出,鄉村的漸行漸遠加劇了人們的歷史懷舊。他們書寫歷史經驗並給予歷史觀照,企圖通過書寫家族史、個人史而讓鄉村復活,或者搭建起時下與過去的某種關聯。

李瑾繞過離鄉式、懷舊式寫作而另辟蹊徑,以“現實在場感”承擔起一種歷史使命,通過記錄普通百姓的日常,讓人在時間面前立起來。李瑾的這種努力,體現了鄉土文學的一個努力方向,即作者在觀察,在記錄,但絕不是旁觀者,也不是回鄉者,而是在場者,都是歷史的“劇中人”和“劇作者”。

透過作品,我們可以看出,李瑾就是李村的村民,他在每一篇文章中的出現,都顯示他是主角旁邊的配角,配角背後的主角,你無法找出他和李村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的界限。和描寫對象沒有距離感,感覺不出絲毫違和,是《地衣》突出的藝術特色。“作家離地面越近,離泥土越近,他的創作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只有以在場者的身份,與生活保持同步性和同幅度,才能在精神和格局上實現“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

李瑾的新探索就是和電線杆、和五十二個普通百姓、和李村、和廣袤的農村站在一起,是其中的一分子,一同保持著對生活、生命和時間、歷史的敬畏。這樣得出來的文章仿佛不是寫的,而是生活的一種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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