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怡
來源=《南風窗》
民間一直有種說法，稱首次世界大戰是“歐洲老祖母”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孫輩之間的戰爭，因為當時的英國、德國、俄國的君主，分別是維多利亞的孫子、外孫和外孫女婿。
其實，儘管20世紀初的歐洲王室依舊呈現出親如一家的表象，但外交決策權已經由內廷分散到了政府、利益集團和公眾組成的“社會卡特爾”手中。君主們之間的結盟或無情廝殺，更多是為本國國內外的形勢所迫。
大戰顛覆了德奧俄三大帝國，造成了恩格斯所說的“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的局面。而王室在公眾輿論和現實政治面前的讓步—親德的希臘國王康斯坦丁一世一度被其內閣廢黜，塞爾維亞國王彼得一世則吞並了老丈人統治的黑山—實際上意味著王朝政治已經逐漸離開了國際舞台的中心。
1919年《凡爾賽和約》後成立的諸多新興民族國家，無一不是採用共和製。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等僅存的東南歐君主國，國王也須和軍事強人結成同盟方能確保個人地位，實際上已經越來越向英國式的立憲君主轉型，直到二戰中他們再度流亡失國。
“一家親”沒能阻止歐戰
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的開篇描述了1910年5月英王愛德華七世（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子、當今英女王的曾祖父，在位僅9年）出殯時的情景：9位歐洲最尊貴的皇帝和國王策馬跟隨在靈車之後，緊接著是5位王儲、40多位親王、7位皇后以及形形色色的達官貴人。這是大戰爆發前，歐洲王室陣容最齊整的一次聚會，也是王朝政治的夕陽落山之前，最耀眼的一抹余暉。
在出席愛德華七世葬禮的70個國家的代表中，只有法國、美國、瑞士3個共和國派出的，是不帶貴族頭銜的公民，就連遠在東方的日本、暹羅和中國清王朝也有宗室前去吊唁。王室成員之間超越國別的親密關係，與東歐、巴爾乾和遠東方興未艾的民族自決運動形成了鮮明反差，暗示了這個過渡時代微妙的內在張力。
尤其令人矚目的是，葬禮上出鏡率最高的幾位君主，本身是具有血緣關係的直系親屬。45歲的新英王喬治五世，是逝者的次子；51歲的德皇威廉二世是逝者的外甥（其母是逝者最年長的姐姐）；年近七旬的丹麥國王弗雷德裡克八世和希臘國王喬治一世，均是逝者遺孀亞歷山德拉的親兄弟。弗雷德裡克的次子卡爾，在1905年瑞典－挪威聯盟解體後，被挪威議會一致推舉為挪威國王，取號哈康七世，王后是他的表姐、逝者最小的女兒毛德公主；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則迎娶了逝者么妹的女兒、巴滕貝格的維多利亞·尤金妮婭公主。
此外，年輕的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是逝者父親阿爾伯特親王的侄孫；保加利亞沙皇斐迪南一世，他的祖父和逝者的外祖母是親兄妹；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二世，他的曾外祖父奧爾良公爵是斐迪南一世的舅舅。
未能親蒞倫敦的幾位“九五至尊”中，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逝者的妻妹達格瑪之子，他的姑姑瑪麗亞則嫁給了逝者的弟弟愛丁堡公爵。從輩分上說，尼古拉二世和喬治五世、威廉二世以及哈康七世乃是表兄弟。尼古拉二世的妻子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則是逝者妹妹艾麗絲公主之女，也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女。
80歲的奧皇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屬於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與英國王室並無直接親緣關係，但他的祖母瑪麗亞·特蕾莎出身法國波旁王室西西裡分支，與西、葡兩國王室或系同宗、或為姻親，這就和英、德、俄三國君主產生了間接關聯。
意大利國王維克托·埃曼紐爾三世的祖母，是哈布斯堡家族托斯卡納分支成員，他的3個連襟分別是塞爾維亞國王彼得一世，以及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兩個堂叔。
總之，儘管同盟、協約兩大集團對峙的國際格局在1907年前後已然成型，“一家親”的關係還是為歐洲君主們提供了緩和彼此國家間關係的某種溝通管道。只是，在一種權勢中心高度分散、決策過程支離破碎的政治體制中，效率不高的王室外交逐漸抵擋不住大眾政治的洪流。君主們希望借助個人友誼和血緣關係完成對國家外交政策的逆轉，幾乎已是不可能。
“出口國王”的生意
說起“歐洲老祖母”維多利亞女王，就不能不介紹她所出身的那個歐洲最著名的“王室出口商”—薩克森·科堡—哥達公國。
1817年，神聖羅馬帝國中薩克森王國“維廷王室”的兩支後裔—科堡公國和哥達公國決定為其男女繼承人締結婚緣。儘管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9年，但由於女方一系的家族絕嗣，兩公國土地和爵位的繼承權，最終還是歸於這段婚姻產生的第一個孩子恩斯特，在恩斯特成年前則由其父老恩斯特暫領。此即薩克森·科堡—哥達公國的由來。
老恩斯特的妹妹維多利亞，在1818年嫁給了英王喬治三世之子愛德華親王。19年後，因為喬治三世的子嗣皆已亡故，英國王位被奉獻給了維多利亞和愛德華之女“小維多利亞”，即著名的維多利亞女王。
為了讓薩克森·科堡—哥達王室壟斷英國王位的繼承權，維多利亞女王跟舅舅老恩斯特的次子阿爾伯特結婚。女王的血友病隱性基因，則傳給9個子女中的一子二女，擴散到西班牙、普魯士和俄羅斯王室。
除了外甥女“小維多利亞”成為一代英國女王外，老恩斯特的姐姐朱利安，嫁給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之弟康斯坦丁大公；弟弟斐迪南則在1815年迎娶了匈牙利大地主科哈裡家族的女繼承人，其長子小斐迪南與葡萄牙公主瑪麗亞結婚後，在1837年繼承了葡萄牙王位，史稱費爾南多二世。
老恩斯特的另一個弟弟利奧波德，在1830年當選為比利時國王，並迎娶法國“七月王朝”國王路易·菲利普的長女路易絲。利奧波德與路易絲之女夏洛特，在1857年嫁給了奧皇弗朗茨·約瑟夫之弟馬克西米利安大公。
通過複雜的聯姻關係，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不僅掌握了英、比、葡三國王位的繼承權，還和俄國羅曼諾夫王室、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以及法國奧爾良王室結成了親家。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子女這一代，普魯士霍亨索倫王室和黑森的巴滕貝格家族也加入了關係網。
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的“出口國王”生意，乃至歐洲古老王室之間的聯姻行為，源頭可上溯至神聖羅馬帝國，但這類行為在19世紀發展尤為迅猛，則有特殊的時代原因。
在後拿破侖時代，俄奧普三國的“神聖同盟”和英法俄奧普五強的協調機制，維護著1815年維也納會議恢復的“君主神聖”原則。儘管1848年革命宣告了維也納體系的破產，民族自決運動再度興起，但中東歐三強（俄奧普）在確保君權至上、阻止國土分裂、反對激進革命方面利益大體一致；身為歐陸離岸製衡者的英國，同樣不願看到版圖劇烈變更、均勢徹底傾頹的局面出現，因而樂於與中東歐三強加強磋商。對君主國而言，聯姻無疑是效果最直接、方式卻最柔和的協調和合作機制之一。
而在那些新出現的民族國家，往往內爭激烈，無法推舉本土君王，只好擁立一位外籍君主，好處是他不容易受本土政黨偏見的影響，處理外交問題時會更便利，在斡旋國內的政見對立和政教關係時意見更加中肯。1830年利奧波德入繼比利時大統，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1866年羅馬尼亞本土王公庫扎被推翻後，同樣迎立了一位局外人、普魯士霍亨索倫王室的天主教旁支錫格馬林根的卡爾親王作為新國王。1864年，墨西哥君主派甚至不遠萬裡、把奧皇弗朗茨·約瑟夫之弟馬克西米利安請到美洲，請他出任墨西哥皇帝。這種基於議會選舉的國王，已經具有了更新鮮的時代色彩。
大眾政治衝擊王室外交
但形勢依舊比人強。進入1870年代，德國統一的實現、東方危機的再興以及新殖民主義大潮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的權勢版圖。俄奧兩國的矛盾率先激化，緊接著英俄兩國也在中亞展開了“大博弈”。
國家對領土和經濟利益的排他性追求，使得君王之間的溝通和協調變得綿軟無力；過去屢試不爽的“出口國王”策略，也在現實鬥爭的震撼下變得搖搖欲墜。1878年保加利亞重獲獨立後，巴滕貝格家族的亞歷山大親王被選為大公。但這位親王性情剛直，與乾預國政的俄國軍人摩擦頻仍，在位不到8年就被自己的表弟、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逼迫退位。
1870年引爆普法戰爭的“埃姆斯密電”，更是君主協調退居次席的典型寫照—法皇拿破侖三世意圖阻止普魯士霍亨索倫王室的利奧波德親王入繼西班牙王位，普王對此雖感不悅，卻也打算默認。但當宰相俾斯麥以添油加醋的方式將這一事件披露給媒體之後，普法兩國民眾和軍人皆亢奮一時，使大戰變得迫在眉睫。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在建立單一民族國家成為歐洲新潮流後，具有超民族色彩的君王已不足以承擔杠杆角色。決定對外政策的關鍵力量，已經逐步轉移到了公眾輿論、利益集團以及內閣組成的複合體手中。
近代大眾政治的興起，始於法國革命戰爭期間為擴大動員而進行的輿論和思想宣傳，在19世紀中葉第二次工業革命普遍完成後達到高潮。傳統社會關係的瓦解、城市人口前所未有的集中以及工商業新興利益集團的崛起，都在衝擊“王朝即國家”、對外政策由君主和貴族外交官獨攬的舊局面。到1900年前後，大部分歐洲君主國都已經建立起基於中上層有產階級普選製的代議制度，公眾支持率已經成為影響內閣穩定性的源頭之一。從中衍生的基層組織結構（選區）和大眾宣傳（報紙、傳單、小冊子）等新問題，都是君主及其親隨必須面對的。
到了20世紀前十年，“人民”的主體已經變成了經受工業革命洗禮，受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和宣傳機構長期影響的城市居民。他們是在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流行的時代成長起來的，較其君主更為蠻橫和狂熱，也更不擇手段。當內閣成員甚至君主做出的決策與這批民族主義者的意志相對立時，後者完全不憚於通過暗殺來阻止前者的努力。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塞爾維亞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希臘國王喬治一世，都是死於激進主義者的暗殺；引爆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同樣是塞爾維亞青年軍官越過政府肆意為之。對激憤民意的恐懼，使得各國君主在面臨戰爭抉擇之際，不僅完全不敢抵製民眾的戰爭狂熱，反而要順應甚至縱容這種傾向。歐洲被戰火淹沒，遂變得不可避免。
“社會卡特爾”掣肘君主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了“光榮革命”以降200余年的磨合，英國王室與議會、內閣在決策中的權力邊界已經相當明晰。維多利亞女王母子絕少主動提出政策方向，更多是針對內閣已然成型的提案發表觀點，或者憑借個人閱歷為首相提供製訂政策的參考。早熟的工商業則以犧牲長期效率為代價，實現了利益分配格局的穩定。但在德、奧、俄等工業化後發國家，經濟革命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動蕩遠較英國來得明顯；而這三國偏偏也是君王個人權力更加強大、與議會素有芥蒂的所在，幾番博弈之下，最終形成了權勢格局的“卡特爾化”。
所謂“卡特爾化”，指的是在決策過程中存在多個相互對立的利益集團，每個集團都無法取得絕對優勢地位，但每一方又都認為現有的政策無法滿足自身的合理訴求。解決的辦法只有“相互捧場”（Logrolling，亦稱滾木立法），但那樣又會導致國家不再可能對政策目標進行限制或調控，從而呈現出各個集團欲壑難填、國家總體方向飄忽的狀態。
德奧俄三國，幾乎都存在多個勢均力敵的權勢中心：貴族、大地主和重工業者控制著政府和軍隊的高層職位，要求實行高關稅政策、抵製農作物進口，但他們的物質資本和社會影響力正在衰落；發展勢頭最勁的製造業、紡織業和化工業資本家，希望向國外出口商品並獲得廉價原料，因此要求降低關稅，也迫切要求分享政治權力；而在三大專製帝國對軍事機器給予特殊重視性的背景下，軍官團實際上變成了第三個權勢中心，使情形愈發複雜。
這種情況下，德奧俄的君主實際上已無法像英國國王那樣退居幕後，而必須作為最終仲裁者發揮關鍵作用。但這三國此時的皇帝恰恰都不具備縱橫捭闔的個人才能：德皇既無手腕、亦無耐性，卻有著過多的想法和過強的執行力，造成五花八門的混亂。年事已高的弗朗茨·約瑟夫滿足於維持奧匈二元帝國表面的穩固，對少數民族要求自治的呼聲反應寬容，但自決欲望被激發起來的少數民族，一俟觸及“不準獨立”的天花板，反而以更加激烈的姿態反對帝國。至於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他除去“君權神聖”外幾無任何政治信念，除去保住患有血友病的皇太子的生命外也再無任何日常關切。
既無中間機構加以協調、又缺乏最高決策統一指導，三大帝國的政策締造，實際上間歇性地陷於失能狀態。甚至連君主本人的意願，都難以轉化為長期持續的政策。
德皇雖認定自己的俄國表弟軟弱可欺，卻也一直與後者維持密切的個人關係，試圖形成三大專製帝國的結盟。1905年7月，威廉二世借尼古拉二世新敗於遠東、精神萎靡之機，與其會盟於芬蘭的比約克島，草簽了德俄同盟條約。但條約草案被各自國內的“卡特爾”認定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兩人回國之後，從德軍總參謀部到俄國財政部無一例外對盟約發起抵製，兩國議會也拒絕批準這一條約。德國阻止俄國倒向倫敦的最後一次嘗試，就此歸於失敗。1907年俄國與英國締結協約，俄皇尼古拉二世站到了他的英國姨夫愛德華七世和喬治五世表兄一邊，成了另一位表兄德國威廉二世最不願接受的敵人。
一戰令德裔王室“換姓”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霍亨索倫家族的德國、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匈，以及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的保加利亞結盟，共同對抗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的英國和比利時、羅曼諾夫家族的俄國，以及卡拉喬治維奇家族的塞爾維亞。
1915年之後，薩伏伊家族的意大利、格呂克斯堡家族的希臘和霍亨索倫家族的羅馬尼亞，也先後加入反德的協約國一方，對昔日的至親開戰。
為表示不共戴天，威廉二世以霍亨索倫家族族長的身份，將羅馬尼亞國王斐迪南一世從族譜上除名。英國方面也不示弱，由樞密院剝奪了維多利亞女王的幼孫查爾斯·愛德華的公爵身份—查爾斯是薩克森·科堡—哥達公國地產和公爵頭銜的繼承者，他選擇站在德國一方對祖母的帝國作戰。
大眾輿論對王室的影響，甚至還蔓延到了稱謂、姓氏和人事任命上。為了回應民眾的反德情緒、表示與中歐強國一刀兩斷，英國王室在1917年將其正式稱謂由德國化的“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改為“溫莎家族”；同樣出身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的比利時王室，則改名為“范·比利時家族”。
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喬治五世的王后瑪麗，把自己的家族姓氏從德國化的“特克”改成了“坎布裡奇”。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女婿、出身德國巴滕貝格家族的路易斯親王，開戰時任英國第一海務大臣（海軍參謀長），由於公眾的抨擊，他在1914年10月底被迫辭職，並在1917年聲明放棄一切德國貴族頭銜，姓氏也改成了英國化的“蒙巴頓”。
這個路易斯親王的兒子，即“二戰”時著名的蒙巴頓勳爵。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曾外孫，也是菲利普親王的親舅舅。菲利普在與伊麗莎白二世訂婚後，像外公一樣改姓“蒙巴頓”。所以，現在王儲查爾斯的姓是“蒙巴頓-溫莎”，查爾斯也把蒙巴頓勳爵尊稱為“我的名譽祖父”。
在二戰前“恐德”氣氛下，英國發生了1936年愛德華八世遜位危機，直接原因是國王執意要和離異過的辛普森夫人結婚；深層根源則是樞密院和內閣擔心具有親納粹傾向的愛德華八世會影響英國的外交政策，更擔心他在婚姻問題上獲勝後，會全面介入實際的政府決策，從而破壞英國憲政模式近250年的虛君傳統。而他的退位，標誌著傳統和議會的最終勝利。
繼位的是他的弟弟喬治六世，即今日“超長待機”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之父。他是電影《國王的演講》中的男主角原型，妻子是英國1714年以後第一位非德裔王妃伊麗莎白·鮑斯-萊昂。但是他們的女兒伊麗莎白二世1947年結婚的對象，依然是有多重德裔血統的原希臘王子菲利普·馮·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宗德堡-格呂克斯堡，即改名後的菲利普·蒙巴頓。這位今年95歲的菲利普親王，是妻子伊麗莎白二世的遠房表兄，與如今西班牙深受歡迎的索菲亞王太后也是遠房表兄妹關係。
只要歐洲還有王室存在，那些“失國”的王室後裔中的佼佼者，總能尋覓到合適的枝頭。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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