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恥感，真的那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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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患者抵抗和戰勝病恥感是每個精神衛生工作者的責任，但具體怎麼做呢？這個醫患故事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

前段時間雨神趁太陽公公出去旅遊不在長沙，便創下了降水54年來的記錄，太陽公公知道後立刻結束旅行回來趕走了雨神，於是長沙便迎來了久違的陽光。我站在走廊盡頭的窗前，暖陽一絲絲照在我的護士服上，空氣似乎也變得格外清新起來，我笑了笑，心裡想著這真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他也經常會在我閑暇時找我聊天，也正是在聊天中我慢慢的注意到，只要話題是關於他最新出現的癥狀時，他肯定會充滿疑惑但又似乎迫切想知道答案地問上一句「護士，我可以相信你嗎？或者說你以前遇到過像我這樣的人嗎？像有我這些癥狀的人？」而且只有當我很耐心的傾聽並給予肯定時他才會繼續與我說下去，即使下一次遇到這樣的話題，他還是會問同樣的問題。

因為經常看見他與幾個年齡相仿的其他患者稱兄道弟，有說有笑，於是在與他的一次聊天中我忍不住問道：「你以前與同學們相處的怎麼樣？」

他笑了笑告訴我：「我跟我身邊的朋友們也都相處的挺好的呀！」

我又問：「那如果你出院之後他還會像以前一樣相處融洽嗎？」儘管在問之前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我還是希望像他這樣看起來樂觀開朗的孩子會毫不猶豫地笑著給予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可是他瞬間把臉低下來搓了搓衣角告訴我說：「應該不會了。」

我失望的問他為什麼？他摸摸他的頭把眼神又移到別處說：「因為我現在知道我有這個病了嘛，我也就跟以前的我不一樣了，所以在相處上也就不會像以前那樣了吧！」

聽了這個回答，我很難過，儘管是這樣一個樂觀尚未成年的孩子，內心中依然會存在著病恥感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傷疤」，自卑慢慢佔據了他們的內心，不願意與社會有過多的交流與接觸。

於是在後來的聊天中我都會告訴他不能把自己總定義在精神病患者這樣一個「特殊」的角色裡，並給予了一些心理支持和相關健康宣教。一開始他雖然表面上對我說的表示了贊同，但依然能明顯感受到他內心深處強烈的糾結與掙扎，但隨著一次次乾預的進行，他內心深處的糾結與痛苦明顯減弱。

直到小李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他很高興的找到我說，「明天我就要出院了，我已經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以後的方向，要好好的相信自己，好好的做一個普通人。」

圖為小李出院前一天晚上在紙條上留下的話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每一位精神疾病患者內心中或多或少都會存在著病恥感這樣一道「傷疤」，有的人心懷抱負卻因受到排擠無法施展；有的人選擇保密每天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有的人因為身邊的人看不起而感到自卑。種種結果都讓他們深陷於痛苦之中，更加不願意與人有過多的交流，有時疾病不僅得不到改善反而愈發嚴重，生活、學習、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那麼我們來看看病恥感究竟是何方「妖孽」?

病恥感源於希臘語，原意為「烙印」，是指一種患者因患病而產生的內心冤罪殺機體驗，它最早是1966年由Goffrman提出的^[2]，它是人身體上某些不良道德特點的特徵和社會對個體強加的冤罪殺機標籤^[3]。從認知心理學角度出發，病恥感主要表現為社會刻板印象、偏見及歧視^[4]患者出現病恥感的因素包括地域、文化、社會地位、婚姻狀況、職業性質等，均可影響病恥感^[5]。由於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僅遭受鄰居、親屬的歧視，甚至路人都對其進行歧視，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盲目攻擊性、報復性，這種刻板、錯誤的認知常使患者自尊心下降，自我評價降低，並直接影響患者的生活積極性，拒絕社交、拒絕外出，避免與外人過多接觸以免遭受嘲諷，進而患者的工作、學習、生活能力逐漸衰退，生活質量嚴重下降。

那麼怎樣來消除或減輕他們的病恥感呢？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精神分裂症患者除了進行系統的藥物治療外，還需要通過個體化單獨指導、集體乾預等手段向患者傳授精神分裂症的基本醫學知識、病恥感對治療結局的影響^[8]，只有當他們深入了解到自己的病情，並學會如何自我乾預病恥感，才能夠戰勝病恥感。進行心理護理乾預，指導其進行自我換位思考。通過乾預使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到社會對精神分裂的歧視屬於社會偏見的一種表現，從細節入手提高患者戰勝困難、面對挫折的信心^[8]。進行社交自信訓練。有研究發現通過社交自信訓練後，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肯定的自尊水準明顯提高，社交焦慮體驗改善，克服社交迴避的主觀意願加強^[9]。由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恥感與患者是否在讀、在職有關，有職業的患者比無職業的患者自信心強^[10-11]，所以當患者進行了一段系統治療癥狀控制後，適當的鼓勵其去學校學習或工作有助於改善其病恥感，增加患者的自信。進行自我肯定訓練。自我肯定訓練分為團體模式和個體模式，並且團體自我肯定訓練通常比個體模式更有效^［12］。有研究顯示^[13]自我肯定訓練對恢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良好的乾預效果，通過訓練，患者加強了與他人的交流，學會了應對外界歧視，增強了治療信心，從而減輕了社交、能力及治療方面的病恥感。通過乾預，患者的自尊水準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參考文獻：

[1]王正君，周鬱秋，楊軍，等．精神科護士主導的依從性乾預對精神分裂症患者臨床結局影響的Meta分析［J］．中華護理雜誌，2017，52（8）：958-966.

[2]周英，李亞潔．精神分裂症病恥感的相關研究進展[I]．廣東醫學，2011， 32(15)：2061-2063

[3]高萍，李麗娜，王成剛．精神疾病患者病恥感與其就醫行為的關係研究［J］．中國煤炭工業醫學雜誌，2016，19（1）：148-152．

[4]陸紅英，袁勤，陶麗，等．支持性心理乾預對社區精神分裂症病人病恥感的影響［J］．護理研究，2017，31（15）：1831-1834．

[5]田良輝，孔卉玲，毛雲峰，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恥感與病恥抵抗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醫藥導刊，2017，19（7）：653-654．

[6]余敏，江妙玲，周燕玲，等．穩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恥感影響因素分析［J］．護理學報，2017，24（7）：58-61．

[7]曹雷，張穎，周磊，等．認知治療對恢復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恥感的影響［J］．武警醫學，2015，26（4）：373-375．

[8]董鋒雲，趙淑宜，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恥感與自尊、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J］.齊魯護理雜誌,2017,23（15）:51-53.

[9]陳佳偉,岑慧紅,林建葵,等.精神分裂症患者孤獨感與病恥感的調查分析[J].護理學報,2017,24:14-17.

[10]梁祖光,李大連,陳婷妹.重性精神病患者及家屬病恥感調查和相關因素分析[J].廣東醫學,2016,37:2008-2010.

[11]唐文忠,周一平.精神分裂症的社交自信訓練研究[J].臨床心身疾病雜誌,2003,9:38-39.

[12]張丹萍.自我肯定團體輔導對大學生自尊影響的研究［D］.煙台：魯東大學，2015.

[13]Aschen SR. Assertion training therapy in psychiatric milieus［J］.Arch Psychiatr Nurs，1997，11（1）：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