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 圖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梁辰
寫《我的1997》這首歌是在1989年，艾敬20歲，歌詞裡“向往的南方”不意味著淘金，更多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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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我的1997》這首歌是在1989年，艾敬剛20歲。那個時候她聽了蘇珊·薇格的《Luka》，決定“把當時自己19歲以前的人生經歷寫一遍”。那個時候她對人生沒有太深刻的理解，“去南方”不意味著淘金，更多是自由。那個時候她“可能也是想著揚名世界吧”，像U2、TheBeatles一樣。
“想來可笑，當時感覺自己已經經歷很多了，一定要紀念一下。”艾敬的這份“紀念”讓她年少成名，紅遍中國。她被日本媒體稱為中國的蘇珊·薇格，她們有著共同的形象：休閑裝（在媒介批評者看來，這是自由隨意、不尋求取悅男性的某種標誌），抱著木吉他（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吉他被看作“搖滾”歌手的標配、標識，而“搖滾”又時常被解讀為“叛逆”），淺吟低唱敘事性的歌詞（“民謠”），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艾敬切入香港97回歸的歷史時刻，蘇珊則關注虐待女童等），自己作詞作曲的女歌手（“打破男性主導的世界”、“創作才女”，仿佛女性會創作便難掩奇跡本色）。
從唱法到性別，從出身到愛情，從現實到憧憬，那個20歲的小姑娘渾身貼滿了標簽。每個標簽意涵之凝重和嚴肅，仿佛可以籠罩她一生。
“後來才明白，人生是由一個個段落組成，而每一段可以是毫不相乾的。”
艾敬 圖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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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你拿我的工作鞋像是……拿著毒藥？”艾敬對給她遞上平底布鞋的助理說。
工作鞋是老式黑色的，上面滴著不均勻無規律的五顏六色的油彩，就像藝術晚宴上頑童的圍嘴。
艾敬是我這些年的採訪對象中，為數不多的明確表示星座這東西還挺有道理的人。她是處女座的。
“不放過自己，也不放過別人。”她指的是自己目前從事的藝術工作——繪畫、雕塑，也做裝置藝術，2012年成為首位在國家博物館辦個展的當代藝術家。
工人去她家安裝掛壁電視機。艾敬打量又打量，指著一邊說，“這裡有一點點低了。”安裝工不信，重新查了一遍水準，沒問題；拿尺子精確一量，差了不到一公分。工人問：小姐，你是幹什麽的？艾小姐說：我專門乾這個的。
穿上布鞋，她的嬌小立刻顯現出來。在某個場景下，攝影師按了幾下快門，艾小姐說：我覺得你已經得到你想要的了，就別再累我了哈。氣氛不是很自然，但她毫無疑問是這間“大工棚”裡的女王。
艾敬的“大工棚”在北京東北五環外的環鐵藝術區。這裡類似於798，是成片廢棄的工廠廠房，但布局沒有那麽整齊。在一個小餐館把守的路口，樹草中豎著指向四面八方的路牌，鏽跡斑斑。夏日裡走過來的路上布滿響亮的蟬鳴。艾敬工作室是橘色的門，沒有掛牌。二層的太空，天花板的幾扇天窗用半透明的材料遮擋，透進陽光。她的寫字台上有個地球儀，有陽光照著便自轉。旁邊立著她新書的樣本：《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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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廣州，在東方賓館，兩個尋找音樂路的沈陽女孩見到了香港音樂人梁和平。她們的名字是艾敬和那英。那次見面，梁根據兩人的風格和性格差異，分別做了建議。他給艾敬推薦了美國的蘇珊·薇格和美國的TanitaTikaram，都是民謠搖滾（Folk Rock）風格的女歌手，“一把吉他，自己能寫歌唱自己的生活。”梁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見面之後沒多久，艾敬就告訴他，自己托人在香港找到了那幾張磁帶，“這讓我覺得她能聽朋友的建議並且還很有心。”
蘇珊·薇格在《Luka》裡唱道：“我的名字叫盧卡，我住在二樓，如果你經常聽到我的家裡有吵鬧的聲音，不要覺得很怪異……”
艾敬想：“她寫的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說我的名字叫艾敬，我從沈陽出來，我去過北京，現在想去香港。”
17歲時離開沈陽，是覺得這座小小的老工業城市施展不了她大大的夢想。到北京考入著名的東方歌舞團後沒多久，她就把沈陽和北京做了一番比較，發現劇院團是“一種體制，它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人事部、食堂、宿舍、老師、主任……
“就像雞蛋和鴨蛋，都有蛋黃，隻不過北京的蛋黃更大些。”
她跑到廣州，錄製了暢銷的卡帶，賺了錢，談了戀愛，生活安逸。這段生活也成為她日後寫歌的素材。在與梁和平見面一年之後，《我的1997》問世。起初她寫了歌詞找別人給譜曲，音樂人都直皺眉：一行13個字，“這不是歌詞。”專輯的編曲王迪說，這歌你應該自己寫。
“在《我的1997》剛剛創作出來的時候，當時的音樂圈裡的人都在傳，說艾敬寫了一首很特別的歌。這讓我很驚奇，因為那時候，在我認識的女歌手裡面，還沒有自己寫歌的，尤其是寫出民謠搖滾類型的歌來。”著名音樂評論家金兆鈞曾回憶。
金認識艾，是在1988年國家環保局舉辦的“地球的孩子”大型演唱會上。“這是1986年流行音樂走上前台之後，南北音樂人的第一次合作。”金記得，這次演唱會留下3首歌，朱哲琴的《一個真實的故事》、那英的《山溝溝》和艾敬的《流浪的燕子》。
香港回歸的談判完成後，就有音樂人開始創作相關題材，都是巨集大敘事。金開玩笑說，有關香港回歸的歌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我們的家長要把孩子領養回來，一類是兄弟姐妹要回歸。艾敬的視角卻很特殊。”
“按照當時我們的標準，這首歌是不大能進入主流的，但大家沒想到的是，它在大學生中引起了轟動性的效應。因為艾敬的表達，是非常真實的，觸及了當時青年一代人的內心自我表達和對歷史的反思。”金說。
豆瓣網友“小莫”就屬於金所說當時的青年一代。小莫在樂評中說，《我的1997》吸引自己的正是“濃重的個人情緒”：“這裡面，有懷念，有懷疑，有希望，有失望，有迷茫，有夢想般的理想。更明白地說，有那個時代的一部分青年的生長情緒……”
在大陸風行的同時，也傳到了港澳台和其他亞太地區。外國記者通常會解讀其有政治隱喻。每當他們拐彎抹角地提問時，艾敬就會說：這首歌就是一個情歌——“我的那個他在香港。”“他能來沈陽，我不能去香港。”
這首歌完成時取名《1997》，後來艾敬改作《我的1997》。
“這就是我的（歌），代表著我自己。我不代表任何人，就是很固執、很主觀的覺得這是我的一首歌，都是我的故事。”她不想讓這首自述性歌曲顯得太“政治”，但“非常諷刺的是，恰恰是這種表達——增加的‘我的’一詞，艾敬強調她與集體主義或者國家是分開的，她是完全獨立的個體，反而讓這首歌更加政治化了。”音樂理論學者尼姆羅·巴拉諾維奇（NimrodBaranovitch）在他的著作《中國新聲音：流行音樂、民族、性別和政治1978—1997》中評述。
在巴拉諾維奇看來，艾敬的創作和吟唱，“建立了一個跟《纖夫的愛》中的‘小妹妹’（坐在船頭，被她的男性伴侶拽著纖繩牽引著，等待他來親吻她）幾乎完全相反的形象。艾敬將自己描繪成一個獨立、自由、主動、活躍，也許還有些叛逆的女性，是一個17歲就離開家的流浪者，在全國流浪以追尋自己的夢想。”《纖夫的愛》是那個年代異常流行的一種類型的歌曲。艾敬的女性視角顯然與之不同，但相隨而來的，卻是與社會話語體系之間道不清的關係。
“在《我的1997》和她整個的音樂活動中，艾敬與國家和官方話語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巴拉諾維奇說。內地觀眾和官方話語認為這首歌表達了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這當然會使它受到歡迎。但它同時也包含向往香港的“花花世界”，對不能去香港看望男朋友的抱怨，都有“崇媚”和不“愛國”的嫌疑。
唱片發表後（大概在1992到1993年年間），艾敬到香港做宣傳。歌友會上，一個香港人對她說：艾小姐，你唱1997，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很害怕。艾敬哭笑不得，心想：“害怕”跟我有什麽關係？
“他想讓我解答一些問題，我解答不了。”多年之後回憶起來，艾敬說。
艾敬站在她的裝置作品《生命之樹》前。這棵3.5米高的大樹由幾萬雙一次性筷子塑造，又以一隻烏鴉落在枝頭，揭示了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 圖 /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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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香港，艾敬的身份是旅行團的遊客，白日裡從深圳過關，旅遊巴士在尖沙咀落地。
“香港比我想象的亮，非常刺眼的亮。他們的天太藍色了，他們的地不是我們北方的柏油馬路，他們那裡都是水泥，特別反光。”親見的香港不是香港電影裡黑夜中的油麻地、旺角、深水埗，黑社會、夜總會，“沒有想到它是那麽的亮。”
“一幢紅磚茶色玻璃的高級公寓下面，走著一位貴婦，手裡牽著一條明顯不屬於亞熱帶生物的牧羊犬，厚厚的毛乾淨瀟灑地垂著，在太陽底下泛著光。啊！這就是香港？！”
與光一樣飽和的，是聲音。汽車的聲音被高樓悶在窄街底層，樓房裡冷氣的聲音衝到大街上。“這種噪音讓我似曾相識，像小時候父親的工廠，有點找不著北。我嚇壞了。我以為香港應該是很靜的狀態。”
當“八佰伴”、“午夜場”、“紅磡體育館”撲面而來的時候，“聲音和光的刺激，太炫了，讓我眩暈，好像踩到珍珠上，怪不得是‘東方之珠’。”
後來在香港的工作發展，多數已經記憶模糊。比如她記得有一次在香港做一個電視訪問，“因為我不是很配合的，我不能像香港藝人那樣配合的，所以他們（電視訪問錄製方）說，那你走吧，不用你做了。”
當時艾敬簽約日本的一家唱片公司（五大唱片之一），該公司專門為她成立了亞洲部。但是，艾敬感覺，“實際上我個人的事業發展在香港一直都沒有得到認同。這也是作為一個大陸人，我並沒有被香港認同。喜歡我的那部分人一般都是知識層面的知識分子，普羅大眾肯定會覺得這個內地妞，或者說她要來乾嗎？分一杯羹嗎？我覺得戴著某種有色眼鏡。”
感覺到不受歡迎的氣氛，“我覺得在香港我都很難交到朋友，就不要提在那裡發展音樂了。”艾敬的音樂事業在香港沒有太多停留，也沒把演唱會開到紅磡體育館，“當你真的邁入香港的時候，（你就能感到）你不會跟哪裡有任何關係。我把這個夢就翻篇了，直接去了日本。”
在大陸，儘管紅了，艾敬也沒有走上主流舞台。只是在1993年，文化部邀請她和《我的1997》代表中國去哈薩克參加“亞洲之聲音樂節”，她獲得了最高獎項“市長獎”，開獎時舞台中央被燈光照耀，一輛白色的汽車熠熠生輝。
如今再說起，她已經忘記這個歌唱比賽的名字。
1997年7月1日，香港真的回歸了，艾敬和她的家人在香港見證了這個歷史時刻。她在天星碼頭附近的一個酒店平台參與了電視直播，鏡頭直對著海上查爾斯王子的皇家遊艇。她接受主持人的訪問並現場彈唱《我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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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的繪畫作品以暖色系為主，紅、橙、黃色居多，它們陳列在工作室裡的時候，映照著天頂灑下的陽光。她曾經以為自己喜歡藍色。但她對海沒有深入肌理的感知，她明明知道海在不同的光線下，顏色會呈現微妙的變化，但她就是畫不出來，“大海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藍色。”
回到家鄉，她發現自己對土地的顏色“信手拈來”，能分辨、締造出層次感。她與鍋爐、金屬、機械的相處，跟漁村少年與蝦蟹的關係一樣和諧。
艾敬另一首代表作《豔粉街的故事》描述了她出生、成長、做夢的地方。
豔粉街曾是沈陽鐵西區著名的棚戶區。相傳那條街道在努爾哈赤時代開滿奪目的胭脂花，取其種子研磨成末，為皇室生產化妝品，稱“脂粉屯”。20世紀初期，日本人在鐵西區開設眾多工廠，大批產業工人到此落戶，機油味取代脂粉香。
兒時家境清苦，艾敬就在紙上畫冰箱、電視機，期盼“四個現代化”在世紀之交實現。
長大後，她信手塗鴉專輯封面，被畫家張曉剛看到，鼓勵她拿起畫筆。
2003年，沉寂多年的艾敬從旅居的紐約回到國內，發行新唱片《是不是夢》，突然發現國內的聽眾“只聽兩個聲道”——伴奏帶和人聲，“大家對一個音樂流不流行的標準是在卡拉OK的點唱率”，“而我每一個音樂的背景是幾十個聲道”。
為了宣傳，她強迫自己適應那種娛樂氛圍，很不情願地做一個節目，只為了在結尾時能唱支歌。她的內心要求看上去特別古怪：“歌唱應該在一種有準備的情緒和狀態之下去表現，它需要專業燈光和音響的配合，需要美感和在合適的環境氛圍下進行。它不可能在一段神侃和遊戲搞笑之後馬上進入一首歌的深情演唱，那樣太過荒謬和錯亂。”在電視訪談中，如果主持人臨時要求她清唱一段，她會錯愕，再強裝鎮定去掩飾尷尬。
她的左耳突然感到不適，裡面鼓滿了氣，聽力下降。她驚慌焦慮地尋醫問藥，幾家醫院都查不出病因。
吊詭的不只耳朵。半夜醒來，“皮膚會疼”，她想，這大概就是“切膚之痛”吧。
“我後來留意到這種‘病狀’的發生是每當我遇到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時發作。”她在回憶文章中說，“我的左耳就像一個會生氣的小孩，想要拒絕聽從那些無聊的工作。”
在工作室的露台上舉辦了一場毫無說明的燒烤會後，她回了紐約，並決定在那裡定居，全身心地投入到繪畫中。把特地為了輔助她工作而從日本趕回來的妹妹“極其不負責任地”留在了北京。
“我從一個夢中醒來，另一場夢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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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公桌的太陽能地球儀前，艾敬跟我吵了起來。她說自己在香港的朋友，要麽是內地人，要麽是外國人。“土生土長的香港朋友，我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問，歌裡唱的“我的那個他”是不是香港人？或者算不算朋友？她急了，拒絕回答。
現在的香港對於艾敬來說，多是轉運站或短暫停留的地方。假如停留超過3天，她就很狂躁。住處緊鄰著shoppingmall，“除了花錢，不能有任何行為。……它讓我不透氣，花夠了，我得趕緊走，不然我要破產，得趕緊逃離香港。”
只有早上的時候，她有心情欣賞所有商品安靜地待在櫥窗裡，行人腳步匆匆，送報紙的、撿垃圾的、做魚蛋粉的藍領人們為香港的繁榮面目辛苦裝扮。
2007年，香港的旅遊發展局找到在紐約生活的艾敬，希望她能在回歸10周年之際，改編《我的1997》。艾敬本能地拒絕。對方又說，其實艾小姐，你唱的是自由行，我們當時香港人很害怕，可是後來發現你太超前了，你首先唱出了自由行的概念。
“他這一誇，我覺得我為香港做出了貢獻，而且是很有前瞻性的。那個時候他們說這是後現代。其實我並不懂什麽叫後現代，或者我根本也預見不了自由行，”來人的誇讚讓艾敬答應改編。她跨越大半個地球來到香港，就為了“從裡子到外面都要統一”，找到對的氛圍。
錄製那天，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帶著燕窩來探班（艾敬強調：“必須說明，她是廣州去的”），被她拉著錄了一段人聲——粵語的“你好”，末了還給署了名。
“其實我不想在音樂方面有什麽發展了，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做展覽了，我覺得離音樂已經很遠了。我的那個女朋友說，哎呀，聽到你錄音還是很激動的，好像又回到了1997年那個時候。”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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