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亨廷頓的思想遺產

聚焦

亨廷頓和福山是當代西方政治學理論的代表人物。作為冷戰後對國際秩序的兩大預言,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分庭抗禮,一直是國際政治領域關注的焦點。2008年亨廷頓去世後，福山曾多次撰文紀念亨廷頓。在亨廷頓逝世十周年之際，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8年8月27日在美國《國家利益》撰文“Huntington's Legacy”,從“身份政治”的角度進一步評述了亨廷頓的思想遺產。

原文 ：《弗朗西斯·福山：亨廷頓的遺產》

趙紀萍/編譯

圖片 |網絡

既然在過去20年間，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和我的《歷史的終結》無數次被拿到國際關係入門課程上做對比，我不妨在一開始就面對面地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來看，亨廷頓似乎正在贏得勝利。

今天世界的焦點並不是自由民主政府，儘管這曾是上一代人關注的焦點。亨廷頓本人所觀察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在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的這段時期。但是，自此之後，這股浪潮開始逆轉，這就是拉裡·戴蒙德所說的“民主的衰退”。不僅民主國家的數量下降了，也發生了重要的質變。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已經變得更加自信，更加強勢。與此同時，在美國和歐元區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現有的自由民主國家正在喪失其吸引力，民粹主義正威脅著其政治體制的自由主義支柱。

在當前的辯論中，沒有人敢說當前的民主衰退是否會演變成一場全面的蕭條，還是更像是股市中的回調。西方國家當前衰退的原因非常清楚：全球化引發的不平等所導致的民粹主義同時也是一場針對跨國移民潮的文化反抗運動。在這場移民潮中，大量的移民在跨越國境的同時也挑戰了傳統的民族認同觀念。

文化決定了政治行為？

亨廷頓後期所有的著作都貫穿著同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就是文化。亨廷頓認為，文化深深影響著人們的政治行為，這些由文化界定的偏好對於社會經濟現代化具有持久的影響力，最終將壓倒由現代經濟學所界定的理性的自我利益。

我在評論他的書時曾經說過，亨廷頓關於“文化的重要作用”的觀點在總體上是正確的。我在《信任》一書中解釋了共享文化如何在特定的國家內成為高水準社會信任的基礎，並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成功。在《我們是誰》出版後，亨廷頓遭受指責，被斥為反移民的種族主義者。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某些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北美的那些“盎格魯新教徒”定居者對國家所做的貢獻並非源於種族性，而是源於其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觀，包括新教徒的職業道德、對洛克個人主義的信仰、對集權國家的不信任，以及其他一些價值觀。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肯定了文化是政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除此之外，書中的一些觀點值得商榷。他特別指出，文化最終是植根於宗教的，而構建未來世界秩序的是廣泛的宗教信仰而非更加具體的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這兩種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未來世界秩序的本質，亨廷頓做過一些非常具體的論斷。在這個關鍵時期，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一點。他並不是簡單地認為文化群體會發生衝突，而是認為舊式意識形態的分野會讓位於基於六、七種主要宗教文化的世界秩序。相較於跨越文明邊界的範圍，同一文明部門內部存在更多的團結：在同一文明部門範圍內，文明開始像19世紀的帝國國家一樣結成同盟來反對異己。

從“身份認同”理解當代政治

對於理解當代政治來說，相較於基於宗教的文化或文明，身份認同是一個更加寬泛和更加靈活的概念。身份認同是一種現代概念，它所要求的並不是物質資源，而是要求承認一個人的種族、宗教、民族的尊嚴，甚至要求承認個人的獨特特徵。從這個角度看，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即政治化的伊斯蘭教——都可以被視為身份認同的不同表現形式。

如果我們解析身份認同的心理學，我們就會發現很多被貼上宗教極端主義標簽的東西並不是由宗教信仰本身所驅動的。歐洲很多年輕的穆斯林離開他們出生的國家，去為敘利亞的伊斯蘭國而戰，他們被困在了兩種文化之間：一邊是由他們父母的虔誠所決定的傳統文化，一邊是他們成長其間的世俗的西方文化。對於一個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來說，這種身份認同方面的困惑很容易得到解決。他用一種意識形態來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從而和全世界穆斯林共同體聯繫起來。

透過身份認同的視角而不是通過宗教文化的視角來看待同樣的現象，更符合當今的現實。亨廷頓認為，文明正在以犧牲國家為代價變得更加具有凝聚力。在我看來，情況正好相反：身份認同理論往往會把社會分裂成越來越小的基於身份認同的群體。我們已經注意到穆斯林世界的情況正是如此，在那裡不同的穆斯林派別實際上只是在互相交流而不是在共同工作。儘管俄羅斯、波蘭、匈牙利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新民粹民族主義者曾試圖聯合團結起來，但是他們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往往相互衝突，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會使自己陷入同少數民族的衝突之中。美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身份認同不僅沒有帶來文明的團結，反而使美國陷入了無休止的分裂。

相對於亨廷頓的文化概念，身份認同能更好地描述今天的政治。文化是固定的，是幾乎不可能改變的。同許多民族主義者和宗教支持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身份認同即不是指生物學上的起源，也沒有古代的淵源。當代的身份認同建立在民族或宗教的基礎之上，是政治行為者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的，並且可能由於政治鬥爭而被其他的身份認同所取代。

儘管文化有其重要作用，但是亨廷頓的理論在很多方面並不符合當前的現實狀況。在國家認同方面，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內部與自己開戰；而且他們都是廣泛意義上的“西方”這一共識正在消失。當川普2017年在波蘭談到“西方”時，他所指的西方與奧巴馬總統所說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同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文明裂痕也只是造成人們政治上分裂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唯一能夠抗衡的力量是像中國和俄羅斯一樣的強國，而不是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的跨國文化共同體。

現代化不只立基於西方價值觀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以及其他相關著作中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與普世價值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存在爭議的。亨廷頓認為並不存在普世價值。他認為，世界上每一種偉大的文明都是圍繞著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這些價值觀植根於複雜的歷史過往之中，而且這些價值觀最終並不總是相互契合的。

特別是，亨廷頓認為自由民主背後並沒有所謂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源於西方的經驗，而且深深植根於歐洲的基督教歷史。因此，沒有理由認為自由民主將會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的地方得到傳播並扎根於此。在某種程度上，民主已經傳播到日本、韓國，這是美國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強大的結果。但是，如果美國的這種實力相較於其他文明開始表現出衰落的趨勢，民主思想的吸引力也將隨之減弱。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

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可以堅持認為存在一套普世價值觀，但是這必須與更加廣泛的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如果我們從巨集觀上回顧一下人類歷史，我們發現人類的社會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演進過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從狩獵采集的集體聚居到氏族部落，到擁有高水準的政治制度的定居農業社會，再到擁有高級複雜的國家政府形式的大規模的城市工業化社會。關於這一歷史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階段在世界範圍內是在不同的地理、氣候和文化條件下發生的。

亨廷頓提出的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是否具足夠持久的影響力，以阻止某些社會的現代化？如果這些社會現代化了，他們會無法融入政治體制嗎？這些問題仍然沒有答案。幾十年來，西方人認為現代化只能在西方價值觀的基礎上才能發生，但是東亞國家的崛起已經駁斥了這種觀點。

像過去許多的偉大社會理論家一樣，亨廷頓的貢獻並不在於他提出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他的偉大在於他能夠將各個領域的重要觀點概念化，並以此影響世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5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