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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的光明和陰影都在庇護我們

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用“chiaroscuro”一詞——直譯為“明暗對比”——強調陰影才能讓亮堂堂的東西更有力量。寫給孩子的童話,大人們讀來往往感慨萬千,或許能為此提供佐證。童話不盡是陽光普照,作者們把自己的愛和犧牲的邊界擴大到日常之外,構建甜蜜或幻想的世界,也為自己留好了棲身的陰影,訴說世間的混亂、多變和不完美。童話的明媚吸引著孩子,而大人們則依靠其中的陰影得到喘息,並以和作者平行的成人姿態回首和審視童年的時光。我們以失落的童心為代價,換來屬於成人的敏銳,解讀象徵和隱喻。我們的審美對陰影更為包容,調動感官,尋找童話殿堂下,汩汩湧動的地下水。

《銀河鐵道之夜》中,男孩喬班尼夢見自己和唯一的朋友康貝涅拉一起搭乘了沿銀河河岸飛奔的鐵道列車,看到清澈通透的銀河水、含著火焰的水晶砂礫、白鷺降落像紛飛的大雪、孔雀開屏閃爍著青白色的光芒。偶爾有別的乘客上下,他們一起路過肅穆聖潔的白色十字塔,聽到輕柔的合唱田野般伸向遠方,看到因自我獻祭而熊熊燃燒的天蠍之火。

讀小說時,甚至來不及想象車窗外的瑰麗景象,喬班尼心中不時泛起的“無法言喻的憂傷”和對幸福的追問不竭湧來,比奇觀更猛烈地衝擊著我們。”我為什麽總是這麽憂愁呢?”他和康貝涅拉之間有些無措,“神情充滿悲愁”,仿佛回憶起同一件往事時,又“不禁熱淚盈眶”;為了讓捕鳥人幸福,喬班尼甚至願意為他變成有意停留的白鷺;為了讓大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他願意做那隻浴火的天蠍。他沒有回答什麽叫做幸福,但顯然相信自我犧牲可以通向那裡。我們迫近地感受到他的悲憫,像細膩的泡沫留在臉上。

夢中列車的乘客都是要與人間告別的,夢醒後的喬班尼得知康貝涅拉為了救人沉入了海裡。康貝涅拉身上寄托了作者宮澤賢治對早逝的妹妹的哀思,在這一趟列車上他洞見了生死,借燈塔看守人安慰自己“為了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飽嘗悲傷”。用契可夫的話說,如果這時候解開他的胸膛,他的悲傷會把世界淹沒。而故事尾聲喬班尼奔回家和家人團聚,令所有人的悲傷得到了溫情的解放。

宮澤賢治的最終稿由增村博改編成了漫畫——以孩童時期經歷過的感受來表現自然的優美和力量——他依托這樣的理解,將宮澤賢治創造的不可思義的景象轉換成畫面。他也發現銀河全部的美出自一個深奧的空洞,作品的這種深奧與作者的暗處相連。

相比之下,聖埃克蘇佩裡的暗處是支法式小調,這也許也是《小王子》更稱得上成人童話標竿的原因。飛行員以第一人稱回憶了一次墜機時沙漠中遇到的小王子,他從B612星球出發,在一路遊歷了6顆星球後,回到自己的星球前,降臨於地球。

儘管人們總是更愛談論小王子唯一的玫瑰和馴化的狐狸,但越遲一點讀《小王子》,其他幾顆星球也越來越清晰地顯露出來。國王獨自住在星球上,儘管無力改變日落的時間,卻可以在到時間時“命令”日落;他順從小王子的要求,只是要用“命令”的口氣親自重複一次。荒誕的驕傲繼承了童話式國王的特徵,一個有權統治的人卻沒有子民,就泛出了成人體驗裡的苦澀;點燈人沒有改變點燈的規則,只是因為星球自轉速度加快,而不得不一刻不停地點燈熄燈,披上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劇色彩。而地球是這些星球的複刻和泛濫,許多顆小星球那麽大,有許多國王,許多點燈人,許多玫瑰花。

但小王子依然找到了他與玫瑰花之間對抗“許多”的獨特性,至此形成了從“唯一”到“之一”再到“唯一”的閉合。是他浪費在玫瑰花上的時間,使這段“唯一”的關係從普遍的存在凝結為對他的意義。由此也喚出了飛行員對小王子的情感。他從一種旁白淡入,具象化為一位憂傷的敘述者。“我不希望人們漫不經心地看這本書。我是懷著極其憂傷的心情寫下這些回憶的。”鄭重的告誡迫使我們停下來想象,從頭回憶那些避而不談的往事,要花費多少勇氣,那些往事又是多麽美妙但令人心碎。他不僅不能再避開傷心地,還要細致地描繪那裡的氣象、草木和自己的感受。我們也重新看待他與小王子之間的聯繫,他通過他們的對話搜集信息,積累成對小王子的了解——他們談論B612星球上的日落,星球很小,搬幾步椅子就能再看一次日落。每個只要離鄉背井過的人,都不難理解身在美國但想看法國的日落的心情——在小王子身上投射出自己的光與影。原來小王子是我們生命中一期一會的那個人,到後來,的確仿若一顆遙遠的星辰。

同為愛的寓言,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少年聖地亞哥與綠洲姑娘法蒂瑪的相遇沒能超越尋寶路上的一段插曲,但在我看來,這和小王子與玫瑰一樣值得歌頌,並且從一開始就達成了理解,擺脫了自憐。從少年踏出綠洲,穿越沙漠,繼續尋寶,“法蒂瑪眼中,綠洲成為一塊不毛之地。從這一天起,沙漠變得更加重要”。他們擁有的,是裡爾克所說的,無需脫離它才能擴大你的世界的這種幸福。

作為一則冒險童話,《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暗處”更有功能性,方便保羅·柯艾略積極地為夢想與命運布道。牧羊少年聖地亞哥因為夢境預兆,跋山涉水尋找寶藏,最終發現寶藏就埋在自己出發的地方,而他所真正獲得的是這趟有得有失的旅程本身。童年裡我們更多地學習如何獲得,而成年後更多地面對失去。當聖地亞哥第一次被騙走了錢財,他被激起的悔恨和厭倦打動了我。為什麽要放棄安定已知的生活,將自己置於危險的未知中呢?被背叛以後要以受害者的眼光看待世界嗎?要把探索外圍世界的力氣都用在保住手裡擁有的東西上嗎?哪怕它們微不足道。沒有人需要一昧的鼓勵,對挫折感的認同和對苦難的想象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在這一點上,每個成長中的人都相似。“安然長大”需要“自己的秘密洞窟,在那裡我們不需要與旁人分享光線與幽暗,聚斯金德在《夏先生的故事》裡,替每個人挖了隱藏秘密的通道。”(蔡詩萍)

夏先生如同一種日常的氣候,偶爾成為人們的話題,卻極少有人真正關心。對一個忙著成長的孩子來說,更是如此。“我”的生活中有愛爬的樹、喜歡的女同學、必須應付的鋼琴課、想看的電視節目和要準時回家吃飯之間的矛盾,夏先生只是“我”童年留下的輕微後遺症。

聚斯金德筆下的小男孩,在對夏先生的回憶中,顯示出兩次必須的、準確的、也許是出於孩童直覺的判斷力。這種判斷並非通過“是”來結案,而是通過“否”來排除。第一次他確信沒有人在開心時露出夏先生臉上的表情,所以夏先生堅持走在雨中不願上他們的車、要大家“別攪和我的生活”,並不是因為他享受雨中的漫步;第二次是他準備從樹上跳下去時,夏先生剛好來到他的樹下,躺下時發出的聲音不是歎息,更像一聲痛哭的哀嚎。

孩子和成人並不存在絕對的屏障,意氣甚至情緒的波動都相通。“我”想跳下去以報復這個世界,要大家在自己的葬禮上追悔,因為“我”感到不公,連續三次彈錯同一個音,這個災難從父母兄妹到作曲家老天爺,都是幫凶。鋼琴老師的責罵只是懸在頭上的達摩裡斯克之劍。而目睹了夏先生的哀嚎,幾分鐘前悲壯的復仇即刻變得荒謬。“我”準備照常回家,不敢相信自己竟差點為一條粘在黑鍵上的鼻涕尋死,要知道,夏先生一輩子都在逃學生。即便不懂得也沒有意識要去追尋夏先生痛苦的來源,“我”也在別人面前感受到了自我的渺小。描寫與夏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我”沉默地看著他像要走去河對岸一般、艱難但堅定地走向河中央,一直走到消失。“我”沒有試圖阻止他,沒有設法求救,甚至事後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也許孩子還不完全明白這件事有多可怕,卻一知半解地尊重他不接受攪和的意願。故事在這裡結束,也許“我”就在那時完成了長大成人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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