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培養先天埋藏隱患，該拿什麽來保證品質？

原文 ：《博士教育： 用什麽來保證品質》

作者 |蘇州大學 羅時進

圖片 |網絡

博士培養先天埋藏隱患

新一輪博士學位授權點評審工作的大幕尚未完全落下，基於一些學者調查而形成的“中國成博士生產大國”的評論已在媒體上佔了不少篇幅。學術界自身的思考和社會輿論的作用結合起來，推動博士教育的改革，這是一件好事。雖然對“中國成博士生產大國”現象不必過分詫異，在一個人口佔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國度，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大力發展的時代，“博士生產大國”的出現其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如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還沒有形成與國力提升及發展需求相應的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規模，同樣是會引起各界的重視的。但應該注意的是，“博士生產大國”的概念中傳達出了相當複雜的資訊，其中有很多需要正視的問題，最突出的是“博士培養品質有下降趨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一定依據的，而且直接指向“博士大國”的內涵，確實促人行而思之，思而再行了。

客觀來看，博士培養的品質問題與高等教育整體“趕超”式的思維和趨向有關。近十多年來，博士教育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內在機制，而成為高等教育不斷躍動的產物。一潮接一潮的大專升本科，學院變大學，大學再被分為三六九等，造成了“這山望著那山高”之勢。

每一座山峰都有一個具體的指標體系，而有無博士點，其數量多少被看成“高水準大學”的主要評價標誌。這是學校的榮譽和利益所在，各校自然不惜代價，全力以赴，而無論部分學科以其實力進入了“富人俱樂部”，還是少數學科條件不夠而動用其他資源取得成功，都鼓勵了更多部門一次次不辭疲倦地投入競爭。這樣，許多高校長期處於如何創造條件建“點”焦慮中。這種壓力的轉化與利用自有某種積極意義，但由此所驅動的博士教育的加速發展，先天埋藏了培養品質難以充分保證的隱患。

充實導師隊伍成為當務之急

良好的導師素質是提高博士培養品質的前提。我國從1981年建立新學位制度，制定並實行了由國家評審博士生導師的辦法。當時遴選的一批導師是學術界最權威的專家，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廣泛的社會影響。那時博導人數很少，但貢獻卻很大。那批專家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稍後審批的博士生指導教師可稱為“博導一世”。

由“一世”直接帶出了一批學生，其中優秀的教授現在也都在五六十歲之間，正成為各校學科點的支柱。但隨著導師產生途徑逐漸多元化，加之各校建點後，充實指導教師隊伍成為當務之急，而評審權限下放到了學校，各校門檻條件不同，評審程式不一，品質難免參差不齊。或有部分尚未站到學術前沿的學者，因為學科點建設之需，也被賦予了指導博士生的重任。而如果導師的學術含金量得不到保證，博士生的學術含金量將受到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優質博士生源不足

優質生源對保證培養品質尤為重要。博士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學位是知識階層頂上的皇冠，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應能吸引最優質生源報考。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快速發展一旦與內涵建設脫節，就難免會付出教學品質有所下降的代價，這在本科及碩士教育都有反映，由此造成了博士生源的先天不足。

加上就業壓力增加，博士畢業後往往路向彷徨，即使有一些較為優秀的碩士生，其報考動力也不足，這使得博士生源的質和量出現逐年下降趨勢。而在有限的生源中，導師也缺少真正的招生自主權，有時考生具備再好的專業條件而其他要件(典型的是外語分數線)不合格，也無法錄取。選擇面被行政規定所限制，生源品質更無法保證了。

博士培養制度需完善

制度建設在博士教育工作中具有引領和保障作用。國外大學，尤其許多歷史悠久的著名高校，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探索，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博士培養制度。但長期處於規模發展壓力中的不少國內高校，尚無暇顧及制度設計問題。

雖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巨集觀層面有所論證、規劃，建點較早的高校也積累了一些比較成功的經驗，但總體上還缺少科學完整的制度體系。

如與培養工作相關的導師進入資格和退出機制、教學的組合形式、不同學科的文獻掌握範圍、博士生水準評價和激勵方法、多元化科研實踐的條件與職責、獲取學位的最低標準，以及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類博士的不同培養模式等，有些尚屬闕如。而已有的也未必科學，除招生的一些生硬規定外，還有久受詬病的在學期間要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的要求。

這種所謂促進科研，提高品質的方法，其正面作用非常有限，反而使博士生們原本相當緊張的三年時間，無法潛心於研究方向，四面應對，支離窘迫。

博士培養品質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硬幣總有兩面。就我較熟悉的文史類學科來說，雖不無堪憂的一面，也有比較樂觀的一面。

如在人才方面，當今站在人文社科學界前沿的不少學者，其實都是近三十年來在博士大爐中淬煉過的，近年來新出爐的博士中也不乏優秀者；而從研究成果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較早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大多屬於有創見，有突破的成果，中華書局以文史類博士論文為主的《中華文史新刊》至今仍保持著較高的水準。另外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每年競爭都非常激烈，在嚴格的通訊評審初選機制下，淘汰率很高，以近兩年來說，平均入圍率只有17%左右，最終只有大約8%能夠立項。

即使如此，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申報立項的，因具有選題、文獻和論證優勢，成功概率相對還較高，而青年項目幾乎為博士出身者所囊括。在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項目評審中，博士申請立項同樣有一定優勢。雖然他們也隻佔人文社科類博士的一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供一個對博士培養品質作辯證評價的參照，同時可以從自我們師輩以來幾代學者一路走過的博士培養路線上，找到一些值得借鑒的東西。

說到我們的師輩，其實他們並不講究什麽教學方法和管理方法，就是師徒式地來帶。但他們學富五車，足以不言自威，也足以點鐵成金，那是無法仿效的境界。看著他們漸漸遠去的背影，後來的導師們只有讀破卷帙，厚積自強。而這，恰恰是保證博士培養品質的堅實基礎。當然，我們師輩培養學生的時候，招生量確實有限，生源品質也較高。在今天博士培養已經走出精英教育神殿的現實情況下，以良好的制度設計形成科學的管理機制就顯得十分重要。

前面提到了一些制度缺陷，系統解決需要假以時日，而有一些問題已經爭論多年，論證多年，應該下決心解決了。比如博士生的修業年限，目前普遍的三年製在國際上是最短期限了，這對於博士研究生既要修完學分，又要完成具有原創價值的論文，是相當緊張的。從一些論證和試行情況看，2＋4的碩博連修的模式應比較適當。國外一些國家的碩士學位是過渡性的學位，學製1－2年，這樣攻讀碩士的研究生，機會成本不是很高。

而我們現有的學位制度，碩士階段的機會成本較大，而且與博士階段的比例明顯不協調。從獲得博士學位的價值來看，理應加大一些成本，而從攻讀博士進行原創研究的實際需要看，也應有充分的時間保證。否則博士生左支右絀，培養品質難免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雖然這只是制度設計的一個環節而已，而且從根本上說，再好的制度設計也無法取代導師的學術智慧和責任兌現，但這類“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問題，還是不妨特別指出，爭取有所改進。

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博士教育事業已近“三十而立”。我們用不長的時間走完了歐美國家一百幾十年的歷程，其功也巨，愆失難免，但無論如何當下應該回頭好好審視一番了。

現在看來博士教育大廈的所有支柱都要加固，各個方面的工作都要跟上，否則“博士生產大國”將會受到各方更多的質疑。那麽，用什麽來保證博士教育的品質呢？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理念、制度以及參與者的境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博士學位授予權部門、博士培養工作的承擔者，應該認真思考，用實踐來回答了。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23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