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美國外賣平台高抽成犯眾怒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鋅刻度，作者丨麥柯，編輯丨許偉

日前，來自美國、英國、丹麥等多國，不少頂級米其林餐廳傳出破產關門的消息，引發海外餐飲人的齊齊痛呼：“我們的行業處在崩潰邊緣。”

全球疫情肆虐之下，餐飲商家站在了生死邊緣，外賣則成了商家用來維系生計的救命稻草。

但在DoorDash、Uber Eats、Postmates和GrubHub等外賣巨頭訂單暴增背後，商家的危機卻未真正得到拯救。外賣平台的高抽成，讓斷臂堂食、一心外賣的海外餐飲從業者們叫苦不迭。

於是，商家們走上了街頭，呐喊呼籲，換來一份立即生效的限價令：在緊急狀態時期，第三方服務機構提供餐飲外賣的費用上限為15%。

政府出手了，商家和平台的矛盾緩和了，但“搶錢遊戲”就此結束了嗎？

美國商家勝訴記

詹森·迪肯怎麽也沒想到，有一天會因為抵製外賣平台而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

詹森·迪肯是美國印第安納州埃文斯維爾市兩家Spudz-N-Stuff餐廳的老闆，近日，他在線上向顧客們呼籲：要點餐的顧客請直接聯繫餐廳，不要通過外賣平台下單。

“10788.02美元的單子，最後到手的只有5918.06美元。” 詹森·迪肯看到账單那一刻憤怒極了，從外面訂單客戶那裡收到的錢，外賣平台扣除的傭金等各種費用都超過了40%，這個比例實在是太高了，他認為本來疫情之下商家的日子就不好過，“如果顧客直接在店裡下單，我至少可以多賺3000美元。”

無獨有偶，芝加哥Chicago Pizza Boss的快餐車老闆也在推特上控訴GrubHub在搶走他的現金流。他發出46筆預付訂單總值1042.63美元，包括42筆GrubHub外賣服務和4筆用戶自提訂單。然而最終，到他口袋裡只有區區376.54美元，勉強覆蓋食物成本。這中間，GrubHub收取了20%的市場傭金、10%的送餐費、3.05%的手續費還有促銷費用。說白了，就是賠本賺吆喝。

外賣平台犯眾怒，餐館老闆齊上街。

從4月份開始，美國四大外賣平台遭到反壟斷集體訴訟，矛頭直指其壟斷收取的10%至40%的抽成費用。多家餐館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用戶刪除這些外賣平台，直接在餐廳官網上下單。

團結就是力量，餐飲業不斷向政府施壓，終於收到成效。日前，紐約市議會投票決定，在緊急狀態時期，第三方服務機構提供餐飲外賣的費用上限為15%。該法律由紐約市長白思豪簽字生效。

對於外賣平台，這是天花板。對於餐館老闆，這是定心丸。

政府出手後，至少可以延緩外賣平台火中取栗的行為，保住餐飲業的一線生機。

此外，紐約州政府還規定，除了外賣之外的其他類型收費，收費上限為5%。即使法定緊急情況結束後，餐飲外賣行業的傭金上限政策將延長90天。

限價令頒布後，外賣平台的搶錢遊戲結束了。如果繼續高抽成，外賣平台將為每一個違法案例支付每天1000美元的罰款。

實際上，紐約並不是第一個實現限價令的城市。

此前，芝加哥市政府早就開始整頓不透明的餐飲外賣費，要求外賣平台提供詳細收據包括（餐食成本、稅費、外賣費、傭金和服務費等）違反規定者,將被處以每日500至10000美元的罰款。

該行動得到了伊利諾伊州餐館協會的支持。芝加哥市政府表示，此舉旨在讓用戶可以根據需要，進行比較，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外賣平台，從而將更多的收入留給餐館而不是外賣平台。

隨著紐約接棒，舊金山、西雅圖、華盛頓特區和澤西城等地也競相公布限價令。應該說，一場對外賣平台說“不”的行動正在進行。

白熱化的“搶錢遊戲”

也許，正是疫情讓外賣平台看到了一個迅速盈利的最佳時機。

他們一方面大規模招募外賣員，另一方面則摩拳擦掌準備資本的大動作。外媒報導稱，Uber準備以63億美元收購美國外賣巨頭GrubHub，雖然雙方並未簽署協議。但是他們似乎都需要做成這門生意。

疫情重創了Uber的網約車業務，因此它寄希望於Uber Eats完成延遲至2021年的盈利目標。而GrubHub也希望借助Uber強強聯手，完成對外賣市場的壟斷地位。

GrubHub的市場份額是24%，Uber Eats佔32%。一旦收購完成，他們將擊敗佔35%的領頭羊Doordash，坐擁約56%的外賣市場，成為美國第一大外賣平台。一家獨大的控制與壟斷，很可能逼迫餐館交出議價權，同時也讓用戶喪失選擇權。

本來，在疫情期間，外賣平台就希望通過高舉高打，來提升盈利能力。但限價令來了，外賣平台遭遇當頭棒喝。對此，Uber Eats業務在一封電郵中告訴顧客，它將終止對該市金銀島附近的服務。

Uber Eats的副總裁皮埃爾·迪米特裡戈爾·科蒂依舊對媒體表示，堅持公司得提高盈利能力。對於不佔主導地位的8個國家，Uber Eats同樣取消了外賣服務。

相比之下，GrubHub的表現更為溫和。GrubHub的CEO馬特·馬羅尼表示:儘管公司投入成本較大，但是沒有虧損。

預計本季度扣除費用後的收益為50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90%。在這種情況下，GrubHub正在竭盡所能幫助餐廳，因為歸根結底，餐廳能否賺錢對我們極為重要。

但是，從廣告投入看，這些外賣平台還是希望在疫情期間完成瘋狂地拉新與引流。據Kantar的數據，今年2月2日至4月27日期間，GrubHub在美國的廣告支出為2,700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0%。DoorDash將廣告支出提高了35%，而Postmates更是將廣告支出提高了82%。

他們在爭奪顧客，也在爭奪餐館。但餐館老闆態度不一。

在英國倫敦，有餐館老闆抱怨稱“如果Deliveroo拿走42%，我們還怎麽賺錢？是外賣平台賺了錢，而不是我們。”

這也體現出了一部分餐館老闆的心聲。在他們看來，外賣平台向配送員提傭、為吸引顧客而收取高額行銷費用等套路並不奏效。而且外賣平台作為中介方，搶走了餐館的現金流。餐館卻要為房租、水電、人工買單。

CheesecakeFactory,DineBrandsGlobal（Chipotle和Applebee的母公司）等連鎖餐廳都在投資自營外賣業務。Dine Brands的CEO史蒂夫·喬伊斯認為，“顯然，我們和顧客直接聯繫更符合我們的利益。”

類似的，Tock等傳統堂食訂餐服務公司也開始為餐館提供外賣服務，並且傭金低於傳統外賣平台。

高抽成背後的全球困擾

其實，外賣平台的高抽成，並不是疫情出現才存在，而是由來已久的全球性問題。

首先，疫情讓預定外賣的顧客群體增加，他們的需求直接轉化為餐館的訂單，這一方面為餐館帶來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彌補堂食的損失。

但是餐館老闆不開心，因為外賣平台的抽成壓縮了他們的利潤空間。所以，他們需要限價令維護餐館的利益。

反觀外賣平台，同樣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特殊時期，並不能迅速估量還有多少顧客會堅持訂外賣。

另據外賣平台的數據顯示，雖然銷售量的確在增長，但是外賣平台為了應對疫情提供的安全設備也增加了資金成本，如果再加上特別宣傳費用，以及對個別餐館的照顧，這些都會反映在財務報告上。

不光在美國，在很多國家，高抽成都一直是外賣平台和商家之間的矛盾所在。

去年8月，在印度，由於不滿Zomato和Uber Eats等外賣應用收取高額傭金，印度的餐館老闆們在Twitter上發起了退出外賣平台的抗議活動。

疫情期間，馬來西亞一家知名餐廳的創始人也表示，在行動限制令期間100%都是外賣收入，但是當外賣生意越好，利潤就縮小。因為外賣平台抽傭達到30%，該創始人向Grab申請過可以在特殊時期降低抽傭比例嗎？最終被平台拒絕了。

同樣在中國，關於商家和外賣平台的抽成的矛盾也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曾經就有商家對登陸外賣平台望而卻步，因為覺得過高的抽成，會給經營造成負擔。

目前，很多國家，雖然餐飲逐漸復甦，但是報復性消費仍需觀望和等待。因此，務實的餐廳都選擇了堂食與外賣兩條腿走路。

堂食方面，沒有生意，就只能靠外賣，但是外賣平台動不動25%左右的提成，讓餐館同樣沒有利潤。

為了拯救餐飲業，有的地方官員親自到餐廳堂食用餐，率先垂范；有的地方餐飲協會直接向外賣平台發函，就高傭金、壟斷經營與之交涉，為餐飲商家維權。

對此，外賣平台也有自己的苦衷，稱疫情期間，25%左右的提成的確是比平時要高，因為平台本身維護要成本，騎手要發工資，疫情期間還要漲工資。

如何解決外賣平台、餐飲業和顧客的問題，引入競爭機制，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外賣平台多了，競爭會讓服務細化升級，騎手自由流動；餐廳也可以有議價權，保住生存的體面和尊嚴；顧客也可以有更多選擇，享受高性價比的服務。

也許伴隨更多攪局者出現，能讓市場公平有序競爭，使得讓外賣平台、餐廳、顧客，都能在新的格局之下維護好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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