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童菩薩：敦煌偽佛經中的孔子形象

南北朝時期，由於傳播的需要，佛教開始出現疑偽經。有的疑偽經的出現是將卷帙浩繁的經典進行節略，“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究，故略要抄出。”另有一些是由於本經廣譯較難，因此縮寫梵文本，或者從梵文本中摘出一節翻譯。還有一些是中國僧人假借佛說而編造的佛經。

由於這些疑偽經都是傳播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雖並非佛教經典，但它們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求。《清淨法行經》就是其中之一，《廣弘明集》卷8載道安《二教論》，“伏法非老第九”引用《清淨法行經》：“佛譴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卷12載《決對傅奕廢佛法僧事》第8條引《須彌圖經》：“寶應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化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接著引《涅槃經》，甚至說:“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

卷14《九篇篇》注中引《空寂所問經》:“迦葉為老子，儒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南宋羅璧《識遺》引《釋氏佛地經》雲:“寶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為顏子，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這些經文中稱孔子為“儒童菩薩”。南亞次大陸婆羅門青年到了一定年紀會單獨築舍學習經典，這一時期的男子就稱為是“儒童”，後來“儒童”一詞擴大到了刹帝利種姓，泛指年幼之人。

大體來說，“儒童”仍帶有“男性”與“正在讀書”的意思。這些中古疑偽經將孔子稱為“儒童菩薩”，正是三教並行時期，佛教文本將儒道二教附會入自己經文的表現，同時，這也是官方將孔子視為儒門“先聖”推廣的反映。

據調查，敦煌寫卷中的疑偽經大約有一百多種。這些疑偽經多不載於《大藏經》，但其文本製造的過程又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據《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上述製造孔子為釋教“儒童菩薩”的《清淨法行經》見錄於敦煌寫卷中的《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貞元釋教錄》。而後三者都是唐人所輯當時可見的佛教經典。

因此可以認為，《清淨法行經》在當時的敦煌民間佛教中確實流通。考慮到如《清淨法行經》等疑偽經本身就是佛教信仰民間傳播的產物，那麽，《清淨法行經》及其製造孔子的文本也會隨之流傳到民間。

據研究，“孔子菩薩說”中世以後在東亞佛教中傳播，曾流傳到日本。十三世紀的日本佛教故事集《唐鏡》卷2:“孔子是儒道菩薩之權化也。天地經曰:‘儒童在彼號曰孔丘，漸漸教化令其孝順’，孔子之貫首弟子顏回是光淨菩薩。”

同世紀另一故事集《沙石集》卷l:“孔子是儒童菩薩的後身。”十五世紀著名的佛教故事集《三國傳記》卷12再次引用《清淨法行經》，論述孔子、顏回是佛教中的菩薩化身，是釋迎派去中國之人。

重要的是，《清淨法行經》中的孔子菩薩在日本的《唐鏡》及之後的中世故事中被廣泛征引，至少說明了孔子菩薩說的廣泛流傳。

“孔子菩薩說”不僅僅存在於文獻記載中，民間甚至出現了將孔子祠改為“儒童寺”的情況:“唐景福二年(893 )，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為口寺。以孔子適楚常經之地，複改為儒童寺。”

這條史料中的孔子祠原本是當地民眾在孔子途徑之地設祠紀念，後由於佛教的影響，南唐時期改為了儒童寺。雖然不能確定“儒童菩薩”這種文本影響到什麽程度，但從將孔子祠改為儒童寺的情況來看，“儒童菩薩”的文本與民間的修祠塑像應該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得。

雍正年間刻《山西通志》卷168《寺觀(一)》記載:“崛圍寺，在(太原府陽曲縣)城西三十裡崛圍山下呼延村。唐貞元二年(786)建，額曰:‘三教堂’。”這段記述直接表明了唐代“三教”建築的存在。

有學者認為，更早的民間三教堂，應為淄博市淄川區峨莊鄉西石村對面的“三佛山”上的“圓明觀”。這幢建築始建於貞觀年間，雖然後來已經改名，但當地百姓還是習慣稱其為“三教堂”。

雖然文獻己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中，但稱謂卻得益於口口相傳的流傳形式獲得長久的生命力。正是這種記憶方式，今天學者得以窺測唐代“三教”的情況。另外近年考古所見今重慶開縣高橋鎮的三教寺遺址中，藏有三尊石像，據分析，這正是典型的儒、佛、道“三教”造像。

據當地陽氏家譜記載，此處三教寺始建於唐代，香火鼎盛。三尊石像中以釋迎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其中孔子像頭戴冠，雙手於胸前捧玉圭，與老子像同為結枷跌坐於束頸須彌座上。顯然，這三尊造像反映了當地佛教主導下的“三教合一”的背景。

這一背景很難說與上述佛教文本的附會沒有關係，雖然不清楚文本與石像出現的先後，但無疑，考古發現佐證了“三教”信仰的存在；而文獻的分析則證明了佛教主動製造文本以推動自身主導的“三教”的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文本也將孔子列入自己的仙班。據《太平廣記·女仙十》“姚氏三子”條，唐代前禦史姚氏，為使自己平日懈怠的子嗣們能夠專心讀書，將其安置於與世隔絕的深山之中。

姚氏三子機緣巧合救出女仙，女仙報答他們的方式是:“乃救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鹹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磺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複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

這個故事引自《神仙感遇傳》，據《四庫提要》介紹，此書是五代蜀杜光庭所撰，“記古來遇仙之事”。此處孔宣父與周尚父並列出現，二者共同位列仙班。在被山中女仙請來人間後，二者分別將“六籍篇目”與“玄女符玉璜秘訣”展示給姚氏子嗣，於是三子“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

可以說，在文本構造出的世界中，二者具有將儒家“六籍”與道家“秘訣”傳授給人間子嗣的“人外力量”。這個故事出現的背景，應該是科舉出現以後，士子們意識到六經對於讀書入仕的重要性及緊迫感。正是這種緊迫感使得向能夠生者傳授“六籍”的孔子擁有獨特的地位，而能召喚仲尼真官的道教女仙，自然也是傳奇了。

在《神仙感遇傳》敘事中，正是孔子致書給強悍自負的宰相韓滉，勸誡其“勿妄動”，最終使得韓滉保全了人臣之節，免去了一場可能的血雨腥風。這裡孔子成為了道教神仙體系中的“真官”，並有了自己的駐地一一“東海廣桑山”。

文中出現的商人李順，以及上古蝌蚪文，有可能是為了增加故事文本的可信性而借鑒的元素。前者應該是當時商旅往來溝通各地的反映，後者則是為了增加孔子的神秘及權威性。

更重要的是，正是孔子阻止了強悍自負有不臣企圖的韓滉。也許這正是道教人士看待孔子的角度一一儒士們自稱是“儒門弟子”，那麽作為“先聖”的孔子，就是士人信仰的“神仙”，自然也是能夠管教士人的“神仙”。

釋道文本將孔子拉進自己的信仰體系，製造出了“儒童菩薩”與“仲尼真官”。據學界研究，這種故事的出現應該是“三教論衡”背景下，釋道為了發展自身而選擇的策略。

考察“儒童菩薩”以及“仲尼真官”的行為及意涵，不難發現這種造神的基礎，也正是基於孔子與讀書、科舉的聯繫，正所謂“儒門子弟盡高官”之意。玄宗時封孔子為“文宣王”令天下通祀，儒士們以“孔門子弟”自居。

以釋道二者的角度看來，孔子正是讀書人信仰的“菩薩”，是儒臣服從的“神仙”。他既具有幫助他們改變命運、護佑仕途的人外力量，同時也具備能夠約束儒臣士子行為的權威。

撰稿/羅蕊【讀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