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在達沃斯看世界/2019達沃斯手劄

文｜朱民

瑞士小鎮達沃斯，海拔1529米，人口1.2萬，坐落在瑞士東南部格裡松斯地區，是阿爾卑斯山系地勢最高的小鎮。小鎮坐落在一條長長的峽谷上，就一條主道，彎彎整整，兩邊是典型的各色瑞士小店鋪，從巧克力到軍刀，安安靜靜，從咖啡到餐館，乾乾淨淨。冬天，店鋪往上，則是連邊的雪山，陡峭的雪峰，舒展的雪坡，白雲圍繞。

每年一月的最後一周，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政府高官、商界精英、科學家、藝術家、學者、社會組織負責人、傳媒人士等3000多名代表齊聚雪山小鎮達沃斯，就為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今年達沃斯氣象出奇的好，雖然氣溫總在零下7-18度之間，整整一周卻難得沒有下雪，連陰天也沒有，天天陽光燦爛。走在大街上，呼吸著1500米高地的新鮮空氣，抬頭看兩邊皚皚雪峰，低頭聽雪踏在腳下嘎嘎的響聲，陽光當頭，真是滿心歡喜。

各界代表到達沃斯來，正是來把脈未來經濟金融走向，達沃斯論壇的“情緒” 是世界經濟金融新一年的晴雨表。論壇的350場討論議題滿滿，場場人頭攢動；100多場早餐、午餐和晚餐會，討論的熱情冷落了精美的菜肴；更不用說上千場雙邊會議和會場邊的竊竊私語了。但今年會議的討論並不輕鬆，經濟增長放緩、中美摩擦、民粹主義盛行、政府不作為或短期行為，不確定性不斷上升。和去年的樂觀情緒相比，今年整體情緒不安。

今年，我聆聽了王岐山副主席的主旨演講，並參加了論壇主席施瓦布為王副主席舉辦的歡迎晚宴以及王副主席與國際工商界人士的圓桌討論。作為世界經濟論壇董事會常務董事，我還參加了世界經濟論壇的董事會會議、世界經濟論壇國際工商理事會會議、世界經濟論壇的“未來金融與貨幣體系”督導委員會會議、世界經濟領袖非正式會議；以及關於中國金融業的分論壇、“貿易的未來”分論壇等會議。我組織和主持了國資委“中外企業之夜”、清華大學“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達沃斯中國之夜”等多場活動。

期間，我和論壇主席施瓦布單獨共進早餐。雙邊會見了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紐約大學教授諾獎獲得者斯賓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斯特恩、以色列創新之父瓦爾第等經濟金融界人士和學者。我還接受了中央電視台、中國新聞社、CGTN、CNBC等多家媒體的採訪。

我參加達沃斯論壇20多年來，從聽眾開始到發表演講，以後成為論壇董事會董事，又成為董事會的5人執行委員會成員，成為了常務董事。每次參會總會學到很多東西，也常常興奮，總想寫些什麽，但20多年來，公務繁忙，每次來去匆匆，總也沒時間動筆。

今年會議結束後，1月25日，周五晚上，達沃斯突然飄起了鵝毛大雪，把達沃斯小鎮又一次埋在潔白的大雪之中。第二天晨起，看著窗外一片白雪覆蓋著靜謐的小鎮，一夜之間， 仿佛過去一周的會議在達沃斯不曾存在，我一陣恍惚。當飛機穿破雲霧爬上萬米雲空時，陽光從窗外辣辣地灑進機艙，一周的激辯又在腦中回蕩，這次會議還真有新的感觸。我拉開餐桌，打開電腦，開始寫我20多年來的第一個達沃斯手劄。

今年的達沃斯會議和以往有很多不同，特別是一改2018年的樂觀情緒，普遍焦慮、不安。倒也不是悲觀，只是不安。一切都在變化，四處彌漫著不確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著什麽，好像又不明確。

行前，我收到好友、橋水基金創始人和總裁瑞·達利歐的新年賀卡，打開，是他勁逸的手書：“超過所有的一切，今年我唯一的期許，是地球上的和平。願變動的力量和你在一起” 。似乎隱喻。在達沃斯的正式活動之間，我擠時間去參加各個分論壇，聆聽發言，參與討論，會見諸多代表，感受達沃斯的“情緒/氣氛”。

我對2019達沃斯關注的世界熱點議題觀察如下：

1、除了2009年，我在達沃斯20年從沒見過達沃斯是如此焦慮和不安。

今年達沃斯整體“情緒/氣氛”是焦慮、不安。 倒也不是悲觀，但是不安。沒有人預測2019年會發生危機，但也沒有人認為2019年會是順利、高增長和高回報的。

似乎在一瞬間， 所有以往的架構都變了。會議期間的分論壇討論，早餐、咖啡、午餐、下午茶，酒會，晚餐會、會後咖啡的交流和激辯，都是關於新一年世界經濟金融走向的疑惑；都是關於民粹主義蔓延的爭議；都是對氣候變化的恐懼；都是對技術變化引發社會和倫理問題的挑戰； 都是關於全球治理機制癱瘓的擔憂；都是關於中美會否爆發更大範圍爭端的熱議。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需要站隊嗎？到處是分歧。

全球經濟金融走勢仍然是主要關注點。全球經濟增長在放緩，會演變成衰退嗎？美國10年期國債和2年期國債利率差已經為零，以往這是衰退到來前期指標，這一次呢？美國股市經過20%的調整，還會下跌嗎？經濟放緩後美聯儲會從升息走向降息嗎？降息對市場的衝擊？

政治關注主要在美國國內政治變化。新一年美國民主黨奪回眾議院後和共和黨之爭走向？川普的支持率在下降，支持他的農民在2018年的收入在急劇下降，家庭債務大幅上升，川普的支持率已經是歷屆最低，還會滑落嗎？國會會彈劾川普嗎？這一切會演變成怎麽樣的美國對外政策“衝擊”？

時間上，2月份美國政府能開門嗎？3月中美能達成貿易協定嗎？3月英國硬脫歐？5月意大利銀行/金融風險爆發？6月份美國二季度經濟增長和就業能穩住嗎？10月美國債務上限再次到來，全球金融穩定命懸一線。

雖然有無數的爭議，但當達沃斯的代表們離開這個雪山小鎮時，在他們的心中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2019年唯一確定的事是不確定性，而且不確定性在增大。

2、2019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並將在2020繼續放緩。

巨集觀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危機的巨大破壞，過去10年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低於危機前的10年平均水準，屬於中速恢復。 2018年全球經濟3.7%的增長，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高點，2019以後，美、歐、日經濟周期性下滑，貿易放緩幅度大於經濟放緩。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關注巨集觀數據，但達沃斯有眾多的世界500強企業，我也經常聽聽他們的微觀視角和對他們所在行業的判斷。他們的判斷經常和巨集觀數據不一致，但今年，他們的判斷和巨集觀數據高度一致。美國企業家對2019年在微觀上表示不樂觀，尤其是製造業，汽車、化工、礦資源、建築業、石油業、住房等行業。他們認為川普的財稅改革影響正在衰減，川普宣稱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減少各行各業的監管、開放石油出口等進展緩慢。

世界各國的其他其企業家比美國企業家更悲觀，他們對川普的政策表示擔憂——擔心貿易戰和匯率波動，擔憂傳統國際秩序的變化和新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全世界的企業家都擔憂川普貿易戰會影響和改變全球產業鏈的配置，因此不敢做任何中期以上的投資。2018年全球FDI已經從2017年1.47兆美元降到1.2兆美元，下降了18%，就是明證。企業家表示因為同樣的原因，他們對2019年的投資更為謹慎。

全球經濟下行引發與會者對金融市場的擔憂和困惑。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預計，在美國、歐洲經濟繼續放緩的趨勢下，未來貨幣政策不得不放鬆。當前央行政策空間有限、民粹主義興起、政治與社會衝突迭起，在此種情況下，央行將難以應對再一次的經濟衰退。他關於美聯儲加息政策可能改變，從加息轉為減息的觀點，真可以說在達沃斯激起千層浪。 這樣，全球金融市場仍然處於低利率、低通脹、寬流動性，金融市場將繼續不斷波動，全球投資者都將面臨重新估值的挑戰。

金融危機十年以來，全球增加了約29兆美元的公司債券，新興經濟體的公司債券增量遠高於發達經濟體，這是全球金融的潛在風險。

美林證券董事總經理Karen Fang、智利財政部部長Felipe Larraín Bascu?án 認為，如果美聯儲不再加息，給出了調整的空間。在低利率環境下杠杆率其實不高，與債務泡沫並不一樣。他們認為，市場可以忍受暫時的資產與債務錯配，能夠糾正錯配，因而債務泡沫破裂的極端情況出現的可能性不高。IMF副總裁David A. Lipton強調必須有一個底線，關注負債企業的盈利能力、利率上升與美元的波動對巨集觀經濟的衝擊等方面，考慮怎麽防範可能出現的債務風險，財政、貨幣政策有多少空間去對抗衰退。我觀察到，對於2019年，市場認為需要關注利率、匯率、經濟增速下降、中美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衝擊。

3、達沃斯幾乎一致認為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特別是川普政策不確定性是2019年最主要風險。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與地緣政治議程“負責人Aengus Collins報告，2019年風險預期問卷調查的三個特徵之一，即地緣政治問題成為連續三年關注點。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民粹主義繼續發酵，發達國家政府普遍不作為或短期行為，企業家普遍抱怨經營環境在惡化。

川普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在於稅改的財政刺激作用已經接近尾聲，新的政策尚不明確。財政赤字的壓力已經顯現，2019年美國將有高達1兆美元的財政赤字，以及持續佔GDP約3%的貿易赤字。雙赤字對美元利率的影響尚待觀察，但2019年10月川普面臨提高美國債務上限的國會批準，我聽到代表們都擔憂這可能是今年世界的一個重大風險點。

政治上，川普是歷屆總統在該階段民調最低的，他陷於各種隨時可能激化的矛盾之中。川普和國會的矛盾正在逐漸展開和激化。民主黨奪回了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國會將加大對川普的製衡。代表們特別擔憂美國國內政治惡化，包括共和黨和民主黨矛盾激化、對川普的調查深入、美國收入分配繼續惡化和新稅收政策。代表們也擔憂美國國內政治惡化的國際影響，川普對朝、對墨、對伊朗、對中導條約、對WTO等政策變化無常。

川普的思維邏輯是商業經營和企業管理式的，他的行事風格是高調威脅、恫嚇、逆反、不按常規出牌，挑戰對方底線，其實內心明白，目的明確，作風迅猛。當對手以為他會胡來而準備妥協時，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因為他挾美國的霸權，行動猛烈，故常得以奏效。“政府關門”充分顯示了川普作風強勢和“自我中心”。我的觀察，這是工商界非常反感的不確定性。

4、美中貿易摩擦佔據了會議各個議題。

代表普遍希望中美能在三月達成貿易協定，但企業代表都擔心中美三月初可能難以達成協定，或達成短期協定，長期仍然摩擦不斷。因為中美貿易摩擦談判過程中美國要的是市場開放、保護知識產權、公平競爭、國企改革、調整產業政策等更為廣泛的條件，這些結構性問題，不是能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經貿長期摩擦，會影響今後數年的投資、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我第一次觀察到，代表們都表示美國為了轉移自己國內的政治矛盾，把世界拖入貿易爭端和巨大的不確定性，不符合國際原則也不道義。

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全球貿易環境發生變化，引發全球貿易體系的改革和發展討論。歐盟貿易委員Cecilia Malmstr?m認為全球貿易體系有兩個趨勢，消極的一面是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爭端等威脅依然存在，同時一些國家對全球貿易規則的無視；積極的一面是很多國家認為全球貿易有很多好處，很多雙邊的貿易協定已經達成。德意志銀行首席執行官Christian Sewing指出全球貿易形勢最大的影響是衝擊人們的信心，多邊或者雙邊貿易協定的達成對重建市場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總乾事羅伯托·阿澤維多（Roberto Azevêdo）認為，停滯不前的多邊體系是不可行的，多邊體系必須不斷改進和發展來適應不斷加速改變的世界。他指出改變現狀的辦法不是祈禱，而是參與進來共同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

世界仍然期盼用多邊主義解決貿易爭端。我參加的一場關於全球貿易的分論壇開始時，現場觀眾投票結果顯示100%的觀眾認為多邊主義仍然是全球貿易可行的方式；43%的觀眾認為全球貿易走向將是加強多邊和雙邊合作，26%的觀眾認為合作將減少，21%的觀眾認為合作加強但只限於雙邊合作，其余10%觀眾認為合作減少，將是一個零和博弈。

5、代表們普遍對英國脫歐表示悲觀。

理性派希望英國和歐洲繼續談判，找到妥協的空間，但現實中，英國議會和歐洲議會都已經表明沒有妥協的空間了。剩下只有再次政治決策，即再次公投或改組政府。對英國脫歐，過去兩年裡，達沃斯整體“情緒/氣氛”是英國和歐洲會談判成功協定脫歐，今年風向大變，普遍認為無論是再次公投或大選，也無論是“硬脫歐”、“軟脫歐”或“不脫歐”，脫歐走到今天，英國社會已經分裂，並將引發社會、經濟、政治和外交的進一步不穩定，也會引發倫敦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歐洲的動蕩。英國脫歐是2019年全球又一個重要風險點和引爆點。

英國脫歐對歐盟也形成很大衝擊。針對當前英國脫歐、歐洲東西鴻溝、南北分歧等問題，歐盟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定義和維護歐盟的身份認同。但顯然，多元化的歐盟各國都有自己的標準。在“歐洲新動能”的討論中，荷蘭首相Mark Rutte提出，讓年輕人繼續保持歐洲人的身份認同感，需要繁榮、共同和集體的安全感、價值。他認為保持成員國之間的公平很重要，歐洲國家要共同承擔難民問題以緩解東西鴻溝，歐盟委員會要對意大利、法國的財政預算進行約束以緩解南北分歧。此外，他還提出歐洲需要建立統一的服務業與電子商務內部市場。

愛爾蘭總理Leo Varadkar與歐盟貿易委員Cecilia Malmstr?m認為團結至關重要，複雜的全球問題需要歐洲共同處理。波蘭總理Mateusz Morawiecki則提出要承認歐洲的多元化，並賦權大眾。針對如何讓歐盟獲得內部與外部世界信任的問題，愛爾蘭總理Leo Varadkar提出歐盟的政治影響要進一步擴大。波蘭總理Mateusz Morawiecki認為歐盟要學會聽取人民的意見，同時保持成員國之間公平的競爭環境。荷蘭首相Mark Rutte則繼續強調信守承諾與堅持規則的執行。關於如何避免類似於處理難民問題的不團結，波蘭總理Mateusz Morawiecki認為稅收要更加的公平，比如消除避稅天堂；此外歐盟要保證成員國遵守相同的標準。桑坦德董事會執行主席Ana Botin提出要強化機構的作用，遵循實用主義，加快服務業與銀行業聯盟一體化、保證相似金融功能機構的稅收公平。

我明顯感到，英國面臨脫歐之難，歐盟在英國脫歐的衝擊下，歐盟的身份認定和前景有更長的路要走。

6、全球化4.0時代，多邊合作仍是解決全球化問題的可行方式。

在“塑造全球化4.0”分論壇中，與會者們的討論主要圍繞著“如何聯合世界力量來打造更包容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架構”這一問題展開。挑戰仍然重重。

IMF首席經濟學家Gita Gopinath從貿易不平衡的角度討論了全球化的變化特徵。她強調全球化帶來了眾多好處，從國際貿易來看，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及生產效率等等。然而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即便我們創造了最完美的系統和秩序，也將會有一部分人失敗，那麽國內的補充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美國微軟公司CEO 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指出，當前全球化主要面臨著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和公平分配難以實現的雙重挑戰，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下一步架構，實現公平增長的美好願景？需要合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技術增長和資源創新等發展機遇，轉變思想方式，以推動全球化的本土化來應對各國的實際發展需求。新興技術的發展推動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亟需我們進一步重視對於數字安全、網絡安全、未來工作的技能需求等未知挑戰的應對。

日本城鎮可持續發展公司RDND聯合創始人兼通信總監Akira Sakano指出，應對“全球化4.0”帶來的眾多挑戰例如難民安置、糧食問題、民主化和人口老齡化等，必須讓全球有關各方都參與進來，將維護社會及民族凝聚力放在首位，通過協同合作達成共同目標，推動全球化進入下一個公平增長的新台階。

標普集團總裁Douglas Peterson指出，價值鏈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促進科技發展，使得本土中小企業有機會加入全球貿易中，成為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每當價值鏈有較大的發展時，均伴隨技術的快速發展（包裝與運輸的標準化等）。供應鏈的發展在未來將逐漸模塊化，在3D列印、AI技術的推動下會更加全球化或者更加本土化。因此地緣經濟（包括稅率、政府關係等）逐漸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基礎建設是提升供應鏈的基礎，而目前基建設備落後是限制全球發展速度的原因之一。

印度SCA集團董事Bhairavi Jani認為，孵化器和加速器等機構運用資本的力量使得小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革命中有機會扮演重要角色，推動價值鏈的發展。價值鏈的形式也逐漸多元化，價值端也不再固定，流動性取決於公司投入的方向，並且會不斷的在國際貿易中變化轉移。Jani最關注的是如何提升人們學習技能的效率，以及價值鏈是否可以完全信賴科技手段。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演講指出，全球化當前面臨著諸多挑戰和風險，十年前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猶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和國際保護主義的抬頭，使得人民對經濟增長信心低迷。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消除貧窮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組織和體系需要直面問題並加快改革速度，應對新興經濟體日益增長的合作需求，各國不應該隻局限於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應該求同存異打造共贏。在此基礎上，默克爾總理進一步強調多邊主義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推進全球化的合理架構需要世界各國擯棄舊的思想方式。

我對蘭德公司資深政治學者Michael J. Mazarr發言印象深刻。他總結了國際秩序發展的三個階段，從國際秩序和全球化的歷史中總結，我們現處於一個全新的秩序中，國際秩序是否能繼續發展取決於我們是否有一個全新的根本的意識形態，技術的改進或更聰明的政策是遠遠不夠的。

儘管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爭議不斷，與會代表認為，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及生產效率，但難以避免會有一部分人在全球化中受損，因此應建立充分的國內補充和支持政策。建議讓有關各方都參與進來，通過協同合作達到共同目標。各國不應隻局限於本國的利益，而應求同存異打造共贏。這一過程中多邊主義不可或缺，推進全球化的合理框架需要世界各國摒棄舊的思想方式。全球化可以實現多贏，但必須不斷改進和發展多邊體系來適應加速變化的世界。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一個重要理念，他在歡迎致辭中指出了全球化和全球主義的不同，全球化已經是一個現實，並會不斷向前推進。如今，地球沒有疆界，每個人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所有人都是互聯互通的，這種聯通關係還會繼續增加。全球主義是一種哲學理念，世界經濟論壇不支持沒有任何限制的全球主義，全球化4.0應該更以人為本。同時，他強調全球化4.0應該更具包容性和持續性。

7、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仍然是大家關注的熱點。

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交鋒中，聯合國在3年前制定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似乎被遺忘到了一邊。 在達沃斯討論中，非洲和發展中國家再次強調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從檔案到落實。據估測，目前每年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資金缺口大約是2.5兆美元，如何融資？論壇與會者討論了公共機構和私人部門如何合力達成這一目標。

盧旺達總統Paul Kagame分享了本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功經驗，強調公共和私人部門共同努力、國內稅收籌集、采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盧旺達的增長率多年保持在7%-8%。IMF總裁Lagarde對未來發展的預測肯定了需要增加國內資源調動，以及最關鍵的是有效支出。同時，國內資源調動無法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的資金數額，私人部門商業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低收入國家不是要花錢制定新的戰略計劃，而要采取可持續發展目標並將其轉化為行動。

ONE、RockCreek、TPG Growth三家致力於兼顧社會責任和企業利益的公司創始人和高管則表示，私營部門具有推動發展成功的巨大能力，可持續發展目標明確，但很難轉化成真正的投資，挑戰在於找到公私合作能夠真正協同發展的解決方案，以及如何衡量和找到優秀的投資。Rise Fund表示目前還沒有大規模的公私合作。

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GDP不足以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為了更好地衡量經濟和社會進步，人力資本、福祉、創新等指標也應該考慮在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數字經濟項目主任Erik Brynjofsson指出，GDP和福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GDP可以衡量生產率等一些指標，但無法衡量一切。他認為我們應該采取更好的度量方法，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基於利益的指標，而不是生產性指標。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創始人Mariana Mazzucato則指出了巨大的GDP數字背後的危險，英國的經濟增長是消費驅動的，而消費又是債務推動的，這會帶來經濟危機的風險。她認為GDP隻計算價格，卻忽略了社會價值。紐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也讚同GDP的測量範圍需要擴大，她以近期國際貿易爭端和英國脫歐為例，從政治層面指出政策不是提供短期的解決方案，僅僅關注國家經濟層面是與人脫節的，人民的福祉必須成為政策的核心。

阿聯酋幸福和福利國務大臣OhunyBint Khalfan Al Roumi以健康指標為例，指出醫療保健方面的數據忽略了人的體驗，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對成本、收益和福利進行全面分析。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Angel Gurría指出，一方面當GDP達到某個水準，人們開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一些人則尋求社會的進步以解決移民、貧富差距、難民等社會不平等問題。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確實需要一套具有可比性的指標，可以通過比較找到更好的政策措施。

會議也探討了對當下脆弱經濟體存在的擔憂以及分享了各國家及群體援助工作的成果。國際救援委員會主席David Miliband表示了對於目前形勢的擔憂，未來幾年，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增加了對脆弱國家長期投資的疑慮。其中，缺少政治體系國家的權力可能會逐漸為民族政治與宗教讓步，最終會導致國際政治體系比冷戰和二戰時更加脆弱分裂。

國際紅十字會主席Peter Maurer認為同意David觀點，並分享了紅十字會在支持脆弱地區發展時遇到的問題：1）原本用於長期項目的資金往往使用到短期目的中，2）人們的需求與援助能力之間差距逐漸增加，3）公眾對“脆弱”的定義存在誤區，往往這些國家和地區可以自我幫助只是缺乏必要的支持。未來，Peter將關注於如何更好的整合個人資源以及如何結合手段與技能提升援助效果。

伊拉克綠色建築谘詢公司創始人Basima Abdulrahman 認為，需要在世界範圍內消除短視，在加強人民賦權和社會平等性的基礎上展開工作，在增長的同時促進公平，在社會中賦權人民給予更多機會。肯亞卡庫瑪難民營區域主席Mohammed Hassan Mohamud，Mohammed呼籲世界人民給予非洲難民更多的理解和關注，在教育以及就業等方面提供更多機會，從而實現授人以漁。

儘管面臨經濟、金融、地緣政治的一系列全球挑戰，本屆會議認為氣候變化是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最為迫切和最為嚴峻的挑戰。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與地緣政治議程負責人Aengus Collins報告了2019年風險預期問卷調查的一個特徵是，風險關注點從經濟問題轉移到環境問題。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IMF前副總裁，編輯：何剛、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