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老師手中的“戒尺”，該如何掌握“尺度”？

關於教師懲戒權的問題，最近又成為了一個熱點，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當中，一個亮點就是提出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　　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將研究制定具體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實施的範圍、程度、形式，規範行使教育懲戒權，同時將抓緊修訂教師法的有關規定，從法律規定上進一步明晰教師教育懲戒權的行使，保障教師有效地行使懲戒權，促進教師敢管、善管，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維護師道尊嚴。規範教師“懲戒權”是眾望所歸教育過程中，在對待孩子違紀違規以及其他有害於身心健康成長的現象上，部分教師的處理存在兩種極端現象：一種是個別教師處罰學生隨意化、情緒化，過度懲戒、體罰學生；另一種則是教師對學生的不良行為不敢管，不願管。　　前者與教師綜合素養有很大關係，容易令孩子的身心受到傷害。近日，“20年後打老師”案一審宣判，當事人20年後仍義憤於心，便是因為20年前老師對自己的體罰傷害太深。　　後者則與教育懲戒的實施缺乏細則，而家長對孩子過度保護，對教師批評孩子的行為不夠理解有關。這容易導致一些“熊孩子”的不良言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引導和糾正，不僅對孩子未來的成長埋下了隱患，也損害了教師的權威，破壞了教學秩序。　　正因為此，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實施的範圍、程度、形式，依法保障教師有效行使懲戒權，使教師有底氣嚴格管理學生，履行教育引導的責任與義務，又避免過度懲戒、體罰學生，維護學生權益，是眾望所歸。明確教育懲戒權也需凝聚共識不過也應該看到，在明確教育懲戒權的基礎上，要促進教師敢管、善管，離不開家校共識，這需要得到家長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家長不轉變教育觀念，對孩子過度溺愛、保護，容不得教師對孩子的半點批評，更遑論懲戒，那麽教師仍然可能不敢放手去管教孩子。　　近日，山東某地對一名體罰學生的教師的處罰就引發了公眾的廣泛質疑。今年4月，教師楊某用課本抽打逃課私自到操場玩耍的三名學生。學校認為其私自體罰學生，違反了學校及上級規定，對楊某進行了處罰。事後因家長對第一次處罰不服，當地教育部門對楊某追加處罰。　　然而這一處罰被輿論普遍質疑過重，超出了過責相當原則，不僅讓當事人覺得委屈，也會讓廣大教師在行使教育懲戒權時心懷忌憚。　　所以，即便以後有了明確的懲戒細則，學校也要做教師合法合規行使教育懲戒權的後盾。教師教育孩子的過程是複雜的、多變的，對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情況，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懲戒措施。所以，要給教師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　　比如對頑劣的、屢教不改的孩子，就要嚴厲一些，這樣才能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對內心敏感的孩子可能就要溫和一些，要把握懲戒的力度。　　即便出現一些過度懲戒、違反師德規範的情況，需要對教師進行處罰，也要酌情處理。要考慮教師不當行為的程度與當時的處境，避免因為外界的施壓，而在處罰教師時違背過責相當的原則。（作者：楊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