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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高生受歧視,專家:與待遇相比,中國工人更缺的是社會地位

文 | 《財經》記者 張明麗

編輯 | 王延春

“普職同重”在國家政策層面已經加碼多時,但在實踐層面,職校與普通中學並肩依然任重而道遠。

“普”指普通高中,“職”指職業高中(下稱“職高”),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同屬中國中等教育層級,職業高中也叫“中職”(即中等職業教育),屬於國民教育序列的學歷職業教育,學歷職業教育還包括初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

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選擇上初等職業學校(與初中教育層級並列)的學生已經不多了。在很多人眼中,初升高的考試是人生第一道分水嶺。而隨著教育部頒布的“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政策而來的,是這道分水嶺愈來愈深,成為學生與家長難以跨越的鴻溝。

坊間解讀是,這道政策意味著“有一半學生上不了高中”。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女士告訴《財經》記者,在這樣的前提下,上海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就要學習到夜裡十一二點,很苦,也很“卷”。

放眼全國各大城市,情況幾乎相差無幾。在不少學生家長看來,中考的壓力遠甚於高考,原因之一就是高考錄取率更高。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高考總體錄取率達到81.13%。另一數據是,中國高校毛入學率54.5%。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告訴《財經》記者,如果將這個數據與50%的高中升學率結合起來看,可以理解為,上了高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學。那麽,初升高分流的實質是把高考的競爭壓力往下壓到了中考。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副主任甘華田建議,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實行十年製義務教育。全國人大代表李燕建議,從中國產業人才實際需求和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實際出發,建議穩步提升普通高中入學率,通過3年-5年的時間將普通高中入學率由2020年約53%提升至80%,形成“以學歷教育為根基”的產業基礎人才池,不僅滿足現代產業對技術工人的更高要求,也能直接減少家長對子女升學的焦慮,防止“內卷”。

儘管政策賦予職高新重任,但如前述,職高在民間接受度很低,“普職同重”的倡導實際面臨著上熱下冷的尷尬境地。另外,職高還面臨著生源質量低、辦學水準低等問題,職高究竟能否起到政策設置的初衷,有待探討。

兩次職教之變

近幾年,頂層設計已將職業教育重要性提至新高度。

2017年,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要加快優化教育結構,增強職業教育服務發展支撐力,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後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職業教育要下一盤大棋”。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高職類院校擴招100萬人。此後,教育部、財政部頒布了“雙高計劃”,提出集中力量建設50所左右高水準高職學校和150個左右高水準專業群。2019年底“職教20條”等方案陸續頒布,這些頂層文件都將矛頭指向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強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類型不同,地位上同等重要。

歷史上,職業教育被 “重視”並非首次。1980年國務院批轉的《全國中等專業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高職學製可以多樣化:招收初中畢業生,一般為四年,個別五年,有的專業仍保持三年;招收高中畢業生,一般為二年,醫科和工科等有些專業可為二年半或三年。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從實際出發,提出不同的招生對象和學製。

上述政策促進了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培養了初、中等專業人才。但彼時全國各地經濟發展需要高級專業人才,由於當時普通高校畢業生數量有限,又是計劃分配,地方和基層的一般部門很難分配到大學畢業生。為了補充地方所需應用型人才,1980年一些大中城市開始試辦專科層次高職,如短期職業大學,高等職業教育正式產生。

隨後,1982年的國務院《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提出:“要試辦一批花錢省、見效快、可收學費、學生盡可能走讀、畢業生擇優錄用的專科學校和職業大學。”該政策使職業教育上升到專科教育層次。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要充分發掘現有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的潛力,擴大招生,並且有計劃地將一批普通高中改成職業高中。”1991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指出:“擴大中等技術職業學校的招生規模,使全國高中階段職業技術學校的在校生人數超過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數。”截至1991年,中職生在校規模達到了227.7萬,同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61.43萬。可以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職教為國家培養產業工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不過,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看似重視職教,實際卻恰恰反映了對職教的不重視。過去的高職升格了,但沒有地方培養熟練技術工人,就把一部分薄弱學校改為職高,再加上當時中國工業尚未轉型,職高的專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種,如酒店服務業、餐廚業等低工種專業。家長自然不願意送孩子進這類學校,社會上也就形成了不重視職教的觀念。

與前次職校加速建設相比,顧明遠認為,這次是真正意義上的重視職教。原因是,中國已經從落後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和製造業大國,將來還要轉型為創造業大國,這需要大批的技術工人,加強職業教育提到了議事日程。

但與前次相比,此次職教重視之路顯得更為艱難。在政策由上而下波及的過程中,學生家長抵觸職高的傾向尤為明顯。一位不願具名的初中班主任告訴《財經》記者,哪裡會有學生家長願意送孩子去讀職高?學習再不好,家長也會想盡一切辦法尋找其他出路,能拿錢讀民辦高中也行,能出國也行。一位學生則說,此前她對職高沒有概念,聽說政策以後才去網上搜了一下本地職高有哪些,其中一所是同學的姐姐就讀的,此前他們討論那所學校時,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很差的學校。至此,她才對職高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與其在這樣的學校耽誤青春,不如努力爭取上個大學。”

職高的尷尬境遇

在國民教育序列裡,職高屬於學歷職業教育的中間階段,下有初等職業學校,上有高等職業學校。由於九年義務教育已基本普及,就讀初等職業學校的學生較少。隨著國民受教育度不斷提升,職高是否也應被普通高中所替代,成為教育下一步的探討方向。

職高問題之一在於其可能達不到政策設置的初衷。姚洋認為,我們認識職業教育的關鍵點之一是要清晰地認識到中國現在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大規模產業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現階段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而職高的現狀,一是很多專業設置無必要;二是無法讓學生學到有效技能,現階段也並不具備全面扭轉職高教育的條件;三是教育需與學生成長階段相匹配,17歲-18歲的學生即使畢業也尚未做好參加工作的準備。

職高問題之二則在於它存在的負面印象與低水準運轉已形成惡性循環。顧明遠表示,職校在國內認可度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受傳統文化影響。中國傳統文化講,“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沒有說學而優則工,學而優則農。二是當前存在著分配不公、貧富差別,學生上了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畢業以後的收入較高,而職高出來的學生只能遊蕩在苦力階層。三是中國過去工業化、現代化程度不高,對工匠的需求不高,因此對職業教育不夠重視,特別是本世紀初大學擴招後,職業高中更加萎縮。四是“文革”中撤消了高職,“文革”後很多高職升格為高專,職業高中一般在低水準上運轉。考不上普高的學生只能上職高,職高的生源質量與辦學水準都比較低,學校環境較差,家長們不願意把孩子送到職校,擔心這樣的環境反而把孩子帶壞,長期以來社會上逐漸形成了看不起職業教育的觀念。

如前述班主任所言,有條件的家長都會為孩子另謀出路。姚洋告訴《財經》記者,現實情況是,去讀職高和技校的大多是農村孩子,他看過一個技校,學生幾乎都來自農村,其中三分之一是單親家庭。這說明中考分流實際變成了階層固化的工具,被分流到職高的學生收入與行業均被鎖定,他們之後再想提高收入或改行都變得更困難。

在這樣的模式中,無論是校方還是學生方,都會雙雙困在惡性循環裡。對於校方而言,生源只能固化在低端,對於學生而言,一旦讀了高職,就是階層與人生的長期鎖定,長此以往,任何一方都無法改變困境。

那麽,職高是否應該被替代,還是應該對職高進行深入改革?

受訪的教育專家普遍認為,有三種路徑可供探討。一是提高中職教學質量,二是取消職高辦普高,三是發展普職融合的教學模式。

姚洋的建議是,縮短學製,普及高中教育,小學5年+中學5年,共10年義務教育,讀完之後學生再去考慮要讀技術大學、高職還是普通大學。這樣做的考量,一是上大學之前,12年的教育年限過長;二是中國產業在升級,更需要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三是這樣的教育安排更符合孩子的心智發育階段。

顧明遠則認為,職高進行深入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對口社會需要是關鍵。畢竟,普高仍然存在質量不均衡的問題,也存在名校與薄弱學校的區別,將現有職高一下子辦成優質普高是不現實的,即使將職高改普高,仍然不能滿足所有家長的要求。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雖已達到54.4%,但還有40%的高中生上不了大學,普高畢業的學生沒有什麽技能,更難以就業。同時有一部分學生可能對學科缺乏興趣,但動手能力很強,應該給他們提供學習機會。

儘管在“職高是否應該被替代”上各方難達一致,但多數業界人士的共識是,職高的教學水準與境況和政策層面賦予它的期待並不匹配,僅看眼下職高建設情況,恐怕其難擔培養高層次技術工人的重任。

中國為什麽缺技術工人

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中國高技能人才短缺現象較為嚴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技能勞動者數量隻佔全球就業人員總量的20%,高技能人才數量不足6%。近年來,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1以上。也就是說,一個技能人才至少有2個崗位在等著他。這也是國家近幾年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原因之一。

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表示,隨著年輕人就業取向的改變,老一代農民工逐步進入老齡,“有人沒活乾、有活沒人乾”這一錯配現象依然會存在,在某些行業可能更為嚴峻。據她了解,現在有的建築工程項目以每天700元的工資居然還是雇不到人。而年輕人可能會追求更加“穩定”的工作,2022年公務員報考仍會是熱門,很可能會再創新高,這一現象需要引起關注。

不過,中國缺技術工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就業結構性錯配壓力越來越大。中信證券研報顯示,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年上漲,加大了就業結構性錯配壓力。1999年普通高校畢業生數量僅為100萬左右,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達到500萬,且連年創歷史新高。2018年高校畢業生達到820萬。學生人數的不斷提升,一方面從總量層面影響著就業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基數越來越大造成就業結構性錯配壓力的上升。特別是專業集中度上升造成的崗位工種缺失。以2011年為例,專業集中度逐漸提升,中國經濟金融與管理專業的畢業生數量達到39.7萬人,遠遠超過工程與技術專業16.7萬人的畢業生數量。

其次,中國工人尚未受到足夠重視。姚洋表示,與待遇相比,中國工人更缺的是社會地位。其他行業,如互聯網大廠有定向級別考核,工程師有中級高級之分,文科教授也有一級二級之別。但工人尚缺乏一套像“八級工資質”那樣的全國工人等級評價體系。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職業工人的高光時刻。姚洋回憶,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企工人待遇並不低,與之對應的是,中國職業教育也有一套更為完善的體系。比如,我們現在討論職教時多以德國“二元製”人才培養模式作為研究范例。在德國的“雙元製”體系中,企業與國家公辦學校各為“一元”,企業實踐與職業學校理論教學緊密結合,企業主導參與教育是雙元製的重要特點。

“中國曾經也有這樣一套體系,並且十分完備。”姚洋說,在20世紀80年代,國企會辦大學,工廠會辦技校,讀完技校,工人可以進廠子工作,國企職工可以進大學拿文憑,在工作部門裡,工人既有生活保障,還能完成學業進修。

不過,隨著90年代後大學教育的普及,一般化教育發展至今已經走過了30年的歷程。30年裡,大家思維觀念已經發生改變,上大學已經成為大多數家庭培養孩子的共性目標。顧明遠告訴《財經》記者,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學歷社會,不是能力社會。長期以來工資待遇主要與學歷掛鉤,而不是與能力掛鉤。

姚洋則認為,中國現階段不具備重回過去人才培養模式的條件。一是因為大家觀念改變了,包括農村家長在內的所有家長都希望孩子能讀大學。二是,30年裡,我們“二元製”培養人才的基礎已經不複存在,現在再讓企業與職校合作培養人才是很困難的。企業都是市場化運營,了解職高階段學生學不到真本領,不會招收職高學生來就業,其結果就是,企業只會拉學生以頂崗實習為名做廉價勞動力,長此以往對學生積極性損害很大。

因此,中國缺技術工人是多方面、綜合性的問題,僅憑初升高分流“一刀切”恐怕難以達到既定目的。

職業教育改革探路

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然而,僅靠制度為職業教育“正名”還不夠,在眾多層面職業教育還未與普通教育達到真正同等。

首先是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尚不及普通教育。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研究所副研究員高衛東曾表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比,由於需要大量的實訓設備以及實訓耗材的投入,職業教育的辦學成本一般高於普通教育。與同等層次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的投入成本一般應是普通教育的三倍。2020年,中國中等職業教育財政投入總額2871億元,佔高中階段教育的34.08%,只有普通高中的一半。由此可見,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明顯不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由於目前職業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社會認可度較低,這導致社會優質資源很難自發地向職業教育領域集中。職業教育的發展對政府的投入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在錄取條件方面,職業教育的門檻也顯著低於普通教育。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負責招生的老師告訴《財經》記者,大年初六以後,美容美發專業隨到隨學。培養期限分為短期與長期,短期班只需2個月-3個月即可出師。

顧明遠認為,要把提高職業教育地位的政策落到實處,一是要加強職業教育的投入;二是要對職業教育進行深入改革,特別是要把職業學校與企業聯合起來,培養技術工人的實際技能,並且畢業以後能立即就業;三是要提高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待遇,這樣職業教育才有吸引力。

不過,姚洋認為,職業教育需與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中國現階段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這樣的人才不能僅靠職高來輸送,更適合的方式是將1200所大學中的一半變成技術類大學,由大學完成專項人才的培養。

“如果用歷史視角來審視這件事,就會發現,中國曾經有一半大學做一般性教育,另一半培養職業人才。但隨著90年代後一般化教育的普及,很多學院都升格為大學。”姚洋說,這樣高層級的專業化的技術人才反而萎縮了。

總體來看,這次職業教育倡導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但無論是職校端,還是學生端,下層都尚未完全做好迎接這場變革的準備。從執行層面來看,“普職同重”與中考分流帶來最直觀的結果是,其加速了教育焦慮與教育內卷,如果政策持續一段時間,是將倒逼出一批教學水準更高的職高,還是加劇教育分層與階層固化,尚需時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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