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可控的事物，人們一定會找陰謀論解釋

編者按：

本文採訪和成稿於四年前，首發於《新周刊》第419期封面專題“陰謀論患者”。

“陰謀論”有關的話題從不過時。時代的噪音中，隨處可見它的影子。

“陰謀論有演化上的意義。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著‘應當存在’。”

先來做個懸想：原始人面對地震、山崩、洪水，一種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一種人立刻失態拚命逃學生，哪一種人更可能在當今社會擁有後代？

答案顯然是後者。

假如讓這問題再牽強一些：假如古人看到螞蟻過道，一種人認為“螞蟻過道天要下雨”的諺語缺乏邏輯而不屑一顧，一種人則憂心忡忡擔心下雨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洪水，哪一種人生存下來的幾率會更大一些？

答案還是後者——即使他的出發點來自一個誤會。

“自私的基因”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可以容忍這樣看似不美好的存在：我們恐懼、會感到疼痛、會生病，甚至有時候不明智——一切都是為了基因存留下去。

“對未知情境充滿不安全感時，人需要警覺意識，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直覺對陌生情境進行解釋，將其納入可控的範圍之內——陰謀論並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但它能夠幫助有些人在沒有辦法全面思考時，作為一種防禦機制，因此被保留下來。”在彭凱平看來，現在人類社會有些基因是演化選擇的結果，它不是最優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選擇的意義和價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著‘應當存在’，這是兩回事。”

數百年的現代科學知識不足以改變六千萬年演化而來的心理特性。因此，當現代人在面對超越自己經驗之外的事物時，仍然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並隨時賦予其主觀的解釋。在《

為什麽陰謀論如此盛行？

》一文中，彭凱平如此分析：“比如‘馬航事故’，對許多人來講，知道飛機被美國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顯然比一無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夠滿足我們對這個世界一致性的認識和對環境的控制力，因為它符合我們這些年形成的反美意識和政治要求。”在彭凱平看來，這種心理機制就是陰謀論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

“只要真相的複雜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陰謀論就永遠有市場存在。”

馬航失聯乘客家屬為親人祈福守望。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陰謀論產生的一個原因：人類有一種急需對外在事物了解的傾向性。”

研究態度要理性客觀，但對於研究方向，研究者會有自己的偏見。

“科學並非與社會生活無關。我們的傾向性來自何方？來自我的選擇、我的信念和我的經歷。”

1989年1月，27歲的彭凱平來到美國，進入密歇根大學讀碩士。之後，有兩件和中國相關的事情令彭凱平影響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學生盧剛殺人”事件。盧剛是彭凱平的北大校友，曾與彭的朋友的室友為戀人關係。

一個聰明能乾的人，為什麽會走上殺人的路線？

彭凱平發現，談論這件悲劇時，中國學生往往認為“如果當時盧剛已經與以前的女友結婚，也許悲劇不會發生”，而美國同事則認為“應為那女孩感到慶幸，如果盧剛與之結婚，那位女孩也會慘遭毒手。”——中美朋友的不同反應及呈現出的不同歸因方式，令彭凱平開始關注行為科學背後的文化差別。

1991年，還在密歇根大學讀博士的彭凱平，與師兄Michael Morris（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用電腦生成了各種幾何形狀，圓形、方形、三角形，讓他們隨機互動，產生毫無意義的情境，然後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被試來解釋這些隨機運動產生的原因。結果這些被試都給出肯定性的、有聲有色的、有時極富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故事來，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這充分表明，人類不能夠接受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即使是一些幾何形狀之間的互動，我們都要給出明確而且肯定的回答。這一研究發表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凱平和當時的學生Eric Knowles（現任美國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用類似的幾何圖形測試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對圖形的分析，發現另外一個規律：當這些幾何圖形的運動比較明確地符合牛頓力學定律的時候，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還是能夠從物理學的原則來解釋這些事物的運動，但是對不符合牛頓力學定律的物理運動，比如“一個圓形在毫無外力觸發的情況下滾動起來”，或是“兩個物體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相繼移動”，絕大多數被試還是都會給出海德式的解釋。

“我認為，我們所說的物理現象產生的主觀解釋是正確的，這可以解釋陰謀論產生的一個原因：人類有一種急需對外在事物了解的傾向性。”

在彭凱平看來，物理世界是人類最早接觸到的世界，對不同群體來說文化差異更小。“如果再做下一個研究，我可能會選擇生物或化學相關的陰謀論。以化學世界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體驗——這些領域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可控的，這時候最容易產生陰謀論。任何時候，對於不明確、不具體、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人們一定會用陰謀論來解釋。”

中國人比較善於將兩個不同事物關聯起來，乍一看會覺得有道理，但仔細想其實沒什麽關係——這種“判斷相關”的慣性，有時會讓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邏輯的邊緣，陰謀論便在此恭候。

“在美國，相信陰謀論的人一般有三個特徵：社會地位比較低、缺乏足夠的資訊和判斷能力較低，以及缺乏基本的教育。”

但在中國，情況有點不一樣。“中國有很多極聰明、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也會宣講陰謀論。他們超級聰明，知道老百姓喜歡聽什麽，政府能夠容忍什麽，所以他們拿陰謀論來為自己行銷。”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訴求，在彭凱平看來，中國文化有種強烈的“非黑即白”傳統，以及“整體性思維”的傾向，很容易成為陰謀論滋生的土壤。

中國人更擅長“判斷相關”，這一點在彭凱平的另外一個研究中得到過證明：“我們是讓人估計兩個系列之間的關係，舉個最簡單的範式：在螢幕上隨機出現數字1、3及形象男、女，當出現一定次數之後，人們就會發現，是不是出現‘1’的時候較多出現‘男’，可以估計他們之間的相關程度。”

其他的測試列表包括：一個禿頂的人是否智商高、一個說話有英國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有的是刻板印象形成的相關，中國人挺容易受這些影響，比如，螞蟻過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會得到什麽功德，這都是沒有科學證據的虛無相關。”

但“相關”並不意味“因果”。“中國人比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為什麽我們不能搞民主？因為‘天無二日，人無二君’——因為天上沒有兩個太陽，所以我們部門不能有兩個長官——乍一看會覺得有道理，但仔細想就莫名其妙：這兩件事沒什麽關係啊。”

這種“判斷相關”的慣性，有時會讓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邏輯的邊緣，陰謀論便在此恭候。

外國人相信13號星期五容易發生壞事，路遇黑貓會倒霉，從梯子下面走會倒霉，打碎鏡子則會足足倒霉七年……這些迷信和陰謀論有著同樣的心理機制。

“我們還有一種‘天下一體’的文化，喜歡說天下大事，談論國際政治。我們比較多的‘陰謀論’論調都針對國際陰謀，沒有人敢說政府的陰謀——談外國的陰謀特來勁，談自己的陰謀就不敢了。”每當聽到此類“陰謀論”論調，彭凱平便覺得不以為然，“我們周圍有那麽多事情，我們不去做，卻去管美國人怎麽想、怎麽做——就算美國人對我們有這樣的想法，不還是要靠我們自己人來起作用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多關注一下我們這個國家發展，我們的官員、精英如何選拔和利用，我們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這比講美國的什麽陰謀有意義。美國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赤裸裸公開的，你不去研究如何對付他的陽謀，光去推測有什麽陰謀有什麽。 打鐵還需自身硬，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比猜測什麽陰謀更有意義。”

對話

麥芽楊：

你提到，初到美國後發生了兩件事情，對你的研究興趣產生了影響。除了“盧剛事件”，還有一件呢？

彭凱平：

初到美國那一年之後，原本漸漸趨於理性的中國宣傳開始出現一些“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變”這樣的內容。我就很好奇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麽，通過圖書館和網絡查閱“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相關的資料，發現那些所謂的“中情局八條建議”之類的觀點，最初是德國間諜針對蘇聯講如何滲透、搞和平演變的策略，後來演變到被美國右派的反共分子認為是蘇聯對美國的陰謀，後來又演變成美國對中國搞和平演變。

我經常講，有些所謂的“精英”連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說外國人怎麽想、怎麽對中國陰謀，這不是很可笑麽。但比這種“不懂就說”更無恥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還是要這樣說，來迎合一些情緒，賺一些昧心錢。

我有一些同事、導師或學生是美國對華問題的專家，比如，我研究生時的導師、後來成為同事的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卡特總統的中國問題專家，曾擔任國家安全副顧問。我曾問他們：你老老實實（honestly）回答我，美國有沒有政府支持的“和平演變”計劃？他們說，沒有啊，忙都忙不過來。美國政府都是很短視的，因為四年或八年就換掉了，要堅持不懈搞一種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聽到有人說“美帝對華陰謀”的說法，我都不以為然。

而且，美國主流社會其實很少談陰謀論，因為覺得沒有意義：陰謀要實現出來，一定是有很多人參與，需要非常長久的隱蔽的活動——但在美國這種資訊自由、資訊爆炸的社會是不太可能的，也許很快就被揭發出來——或者，要維持這樣的陰謀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國人不太信這種陰謀。

但美國有一些邊緣化的群體，比如民兵、跟兩黨政治沒關係的反政府的小黨，喜歡宣揚陰謀論，認為執政兩黨是為資本家服務，編造一些故事。順便我要說一下，其實我看了好多國內的“陰謀說”，都是抄襲美國的反政府組織和民間邪教團體的說法，包括《貨幣戰爭》，但符合我們主流社會的反美意識形態，所以大家都不擇手段地搶過來了。

麥芽楊：

“陰謀論者”可以反問：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凱平：

當然，你可以說“我只是不知道”——問題是，我都不知道，你怎麽會知道？

有人會說是長官說的，長官說專家說的，專家又說長官說的，一頭糊塗账算不清楚——沒有做學問的考據的思想。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有考證：它從哪兒來，誰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說的，這才是科學態度。我們現在不說這些，隻說有沒有。我有時很憂心，我們如果不提倡批評、獨立判斷、獨立分析，造成我們簡單、被動、消極地接受一種思想和觀點，並認為是絕對真理。但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說沒有絕對真理。

麥芽楊：

在你看來，陰謀論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麽？

彭凱平：

陰謀論最大的問題是會讓我們忽視現實，鼓勵人們對事物不證明、不找證據。這是一種普世的危害，不管哪個文化，我們都不希望這樣，對不對？我們希望人去找證據去證明，找線索來說明，不要總是“怎麽證明陰謀存在，因為有這樣的現象，怎麽解釋這樣的現象，用陰謀論解釋”——這樣就陷入了循環論證。循環論證在科學上是最大的弊端，永遠沒辦法做科學的驗證，結果導致無邏輯、不理性。而且你還不能指摘，指摘就說明你就是陰謀的一部分。

所有講陰謀論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懶的人，或者學術能力很差，找不到證據就說是陰謀。因為陰謀論都是針對不好的結果（好的結果從來歸結於自己），你做不到、不明白或無法解釋時，就去找陰謀。這就是“陰謀論”產生的心理基礎：一種無奈感，受挫折感和憤怒感。歸根到底，陰謀從來不是解釋別人，從來都是說服自己。

你要讓陰謀論者改變自己的理念很難。比如，很多政治辯論很傷和氣，就是因為沒有道理可講，信念太堅定了。

麥芽楊：

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個概念：信念固執。你的文章裡提到倫敦大學的研究者發現，思想保守的人大腦額葉的前扣帶回部位灰質區域偏小，而這部分腦區對人們理解模糊和衝突資訊很重要。而你與清華大學心理系的同事也發現“前扣帶回是我們處理矛盾資訊的神經中樞”。是否可以這麽理解：更傾向“陰謀論”的人，除了後天對資訊獲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腦結構這樣的先天因素也會影響他們的傾向？

彭凱平：

“信念固執”的人大腦前額葉的內側前扣帶回（dACC）發育有問題，灰質容量比較小，無法處理複雜的矛盾資訊，但這只是意味著他們更容易產生“信念固執”的傾向，並非一定會“信念固執”；更何況，有的人的“信念固執”是裝出來的。

麥芽楊：

這樣可能會被過度解讀為“腦殘”

彭凱平：

過分相信陰謀論的人有時候是“腦殘”引起，有時候是別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義上的“腦殘”，但說出來就顯得政治不正確，其他科學家也會認為不夠嚴謹。這麽說也許會吸引眼球，但這不是科學家的習慣。

麥芽楊：

將來也許會有越來越多的對陰謀論者的大腦的相關研究。有沒有可能：也許會出現對“陰謀論者”這一群體的歧視？這樣說似乎也有點政治不正確。

彭凱平：

前扣帶回不足，可能沒法處理矛盾資訊，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接受陰謀論。“陰謀論”或其他任何東西，只要是我們選擇的結果，那就不是簡單由生理結構決定的。這可以用哲學上的目的論來解釋：這個事情你選不選擇，如果選擇，就有責任，人家批評你有責任或有意圖地做這個事情，就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如果你完全沒有選擇，因為你是這一類而歧視或批評你，這就不對。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視，比如作為河南人被歧視，這是不公平的，因為沒法選擇。但如果是可以選擇的事情，你還選擇做了，那就可以批評。所以，我們不是歧視腦殘的人，而是歧視腦殘的人群中選擇相信陰謀論的人，應當把“自由選擇”或者“自由意志”考慮進來，這才是全面的理性的科學的認識。

我們能做的，只能是鼓勵人們關注現實，關注周邊的人，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不要想那些和我們八杆子打不著的問題，那些問題談起來挺開心的，但於事無補。

不管如何做知識傳播的工作，陰謀論肯定還會在中國存在下去，總會有人相信陰謀論。很多所謂的“大V”也沒有科學素養和經驗，就自以為是地說。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並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辯論的產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民主的辯論機制，有什麽問題，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是因為：其他聽眾，那些沒有鮮明意見的人，希望能從雙方辯論或者溝通中來了解事情真相。不論你是陰謀論，還是反陰謀論的人，都可以來講是怎麽回事，然後大家做判斷，但如果你還沒讓人說話，就先扣帽子，說他是漢奸，這樣別人就沒法開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