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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它,沒結婚的人可能就在想著離婚

婚姻中的一切問題,都不是被解決的,而是被遺忘的。只要你沒有忘記,問題就不會真正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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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姆巴赫,這位被稱之為“北美影壇希望”的紐約派導演,終於拿出了一部不再遮遮掩掩,直面人生和生活的影片。在某種程度上,故事裡兩位鬧離婚的主角,他們用盡全身力氣——用穆旦的詩來說——不過是普通的生活。

《婚姻故事》之所以動人且感人,並不僅在於它道出了婚姻中的無奈和不幸,因為這種無奈和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禍”;

而是在於那種理想和現實的差距、無奈和妥協之間的不甘,甚至是求與求不得,得到與捨棄之間的逼仄喧豗。很多時候,這些難以調和矛盾,是天災,是婚姻的主調,引發了離婚。

整部《婚姻故事》,講述的就是妮可和查理這一對璧人是如何離婚的。

在這一段漫長的離婚的過程裡,兩人沒有撕逼,沒有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只是不斷地在權衡和委屈。他們的離異,並不是出於不愛,而是出於另一種愛。影片以妮可和查理互相朗讀對方對自己的評價而展開,隨後鏡頭飛速切換進入他們的生活。

查理是個不俗的戲劇導演,而妮可則想著要回到好萊塢,重新開始自己的銀幕生涯。小夫妻的分居,就此展開。隨後,妮可在洛杉磯給查理遞交了一份離婚的訴狀,這讓“協議離婚”的計劃中斷。在隨後的故事裡,查理只能往返於紐約和洛杉磯,一邊指導自己的戲劇,一邊為離婚案件,焦頭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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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人的結合,在某種程度上,是衝動的,也是相似的。

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次一次不斷更迭、不斷重複的爭執和吵鬧。妮可不斷地說查理沒有遵守他要去洛杉磯的諾言;而查理則不斷地為自己開脫,說那只是隨口一說,自己曾經做出無數類似的承諾。

這種生活裡的瑣事,來到了法庭上,就變成了短兵相接的武器。律師借故惡意中傷,可作為當事人的夫妻二人,卻又尷尬和難堪。

在這兩個人的相處中,無論是查理還是妮可,都覺得自己做出了更大的犧牲。這種認知上的“曖昧”,製造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都是婚姻的受害者,要解決婚姻的問題,只能你來遷就我。

因為婚姻,妮可放棄了電影,查理放棄了其他女性。妮可說自己控制不好情緒,而整部電影裡查理總是情緒激昂;

妮可說查理愛做爸爸,可她卻要執意帶走孩子。所謂Acting is reacting——在舞台上,這說的是表演就是回應。而在生活裡,行動(acting)之後,還是同樣的行動(reacting)。

不過,鮑姆巴赫並不想去研究究竟誰是受害者,他只是把兩個人的委屈和不快用層層深入的方式展現了出來。這種展現過程,並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真實主義”的。

因此,很能令人信服。兩人的爭吵和眼淚,所面對的是婚姻生活裡那些不快的、隱秘的恨意。在我們是一家人的情況下,這恨意頂多是不滿;而在離婚的當口,這恨意成了人生中最為不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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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誠勿擾》的舞台上,總會有男女嘉賓問出“你會忘記前任麽”這種愚蠢的問題。在這個吃碗面都要拍照留存,打分評論的社會裡,一個人又怎麽可能忘記和自己相愛共眠、生育孩子的前任呢?

因此,解決恨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看到一個人的優點。妮可和查理互相寫下對方的優點,這本是善意去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但是妮可放棄了這個開頭,並且去找了惡毒的離婚律師。

查理在無奈之下,被動地接受了這一切。兩人為了孩子,也為了金錢,撕破臉皮,放棄了體面人——一個麥克阿瑟獎獲獎人,一個艾美獎提名者——的體面和尊嚴,互相抵牾般地說盡了對方的壞話,但這也沒有改變事件分毫。

也正如同查理的律師所說,你需要在理性和瘋狂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離婚,似乎是在感性的生活中,找一個理性的解決之道。但這又是一個悖論,因為離婚本身就是感性的,與理性無乾。

或者說,生活本身就是無奈而且艱澀的,理性和感性,都不起作用。最有效的“生活之道”只能是“日複一日的重複”(Acting is reacting)。

人是醜陋的麽?鮑姆巴赫的眼中,是醜陋的又是美妙的。尤其是在利益相見、刺刀見紅的法庭上,人性的深淵,如同無盡的黑暗一般展開。

最熟悉的人,成為了陌生人,這的確讓人不寒而栗。但人又是有教養的。在極盡瘋狂的攻訐之後,恢復理性的兩人,又能和平共處。人性的複雜和奇妙;深不可測和令人欣慰,都在轉面之間,鋪陳在了影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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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婚姻故事的影片,總是複雜,也總是令人語塞。本頓的《克萊默夫婦》一樣講述了忙亂的紐約人,是如何權衡婚姻、工作和親子這三者的。可是《克萊默夫婦》在婚姻的表述上,多多少少有些避重就輕,而最後的大團圓結局,也頗有些童話色彩。

成年人的生活裡,沒有童話;即便有,也應該是苦澀難咽的黑色童話。

在這一點上,伯格曼的《婚姻即景》給出堪稱完美的回答。伯格曼用閑庭信步的筆調,以已經離婚、新一段的婚姻再度遭到困頓的前夫前妻相遇的故事,給婚姻下了一個按語——兩人達成了某種和解,這種和解,被他稱為“幸福”。

可是,你能說分開之後,在監護權問題上達成一致的妮可與查理是幸福的一對麽?恐怕很難,因為失去了對方的認知和肯定,即便是因此而愛上你的優點,也會變得模糊不清。

就像是妮可寫下的查理優點的那封信,在影片結尾再度出現。可我們卻發現查理的那些“閃光點”,已經消逝了——這似乎很諷刺,當你失去了婚姻,你的“可愛點”也一並失去了。

有人說這是婚姻對人的再造。實際上,戀愛中的你,並不是真正的你。婚姻中的你也不是真的你,只有失去了婚姻,人才會顯現出真實的面目——就好像妮可和查理,離婚之後,兩人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一個成年人,變成了一個成熟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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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紐約派導演的代表人物,鮑姆巴赫在影片中的創作,帶有明顯的成人化傾向。他不粉飾、不回避,更不避重就輕。這一點,與伯格曼相若。《婚姻即景》中時隔多年再次見面的前夫前妻,依舊在討論婚姻存續期間的那些往事。查理,即便是在離婚後,還是在糾結要不要來到洛杉磯工作。

此時此刻和彼時彼刻的“搬遷洛杉磯”,意義極為不同,但查理還是最終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妮可的律師,更改了5%的監護權,因為她不想“輸”——哪怕這5%在二人後續的生活裡,顯得無足輕重。

輸和贏,在婚姻中,一點也不重要。對與錯,在生活裡,根本不是什麽問題。這是紐約派電影人的一種大音希聲的成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鮑姆巴赫之前拍攝的《弗蘭西絲·哈》就踐行了這一理念。人類的精神困境,都出自於精神問題。而解決精神困境的方法,卻並不是解決精神問題。而是要將其遺忘。婚姻中的一切問題,都不是被解決的,而是被遺忘的。只要你沒有忘記,問題就不會真正被解決。

而人又是不可能忘記這些問題的。所以,只能在無奈、憤怒、妥協和沉默中,繼續前行。有人認為,鮑姆巴赫和同為紐約派的伍迪·艾倫非常相近。這是一個錯覺。伍迪·艾倫並不像鮑姆巴赫這般,愛著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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