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裡，蘇雪林（1897—1999年）是饒富特色的一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她就與冰心、丁玲、馮沅君、凌叔華並稱為“中國五大女作家”；她享年102歲，被譽為文壇“超級老壽星”，到94歲高齡，還能撰寫自傳。1998年還曾以百歲之身，回到闊別70多年的老家、黃山腳下的嶺下村，一時轟動海峽兩岸；她兼有作家、教授、學者、畫家等身份，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古典文論、時評……樣樣涉獵，著作等身；她不像同時代的冰心等女作家，為人為文都留給世人溫柔敦厚的印象，她曾經參與或挑起文壇的幾次大論爭，有時還裹進了漩渦中心，卻並不顯得很驚慌失措。
蘇雪林：有時自省有時狂
自嘲為“粗製濫造品”
《蘇雪林自傳》的自序開篇就說：“我是一個自卑感相當重的人。”事實上，往往是富於自信或超越了自卑的人，才會自己宣稱“自卑”。由蘇雪林的自傳，的確看得出她的袒露和自負。她自幼聰慧絕倫，當年父親每天給她和姐姐講授《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古詩源》，為她買回《杜詩鏡詮》和李白、韓愈、蘇軾等諸多唐宋名家的選集，以及附有注解的袁枚《小倉山房詩集》等。蘇雪林悉心揣摩，再被詩畫均出色的四叔經心指點，悟性極高的小姑娘，詩興鬱勃，竟能寫出“古樸勁健”的五古，其中還不乏新奇、警策的句子。
在安慶就讀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期間，蘇雪林成績優異，她的作文總是被老師濃圈密點、廣為揄揚，加之能詩擅畫，“才女”之譽，遂紛至遝來，甚至遠播至京滬。直到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期間，蘇雪林依然寫了不少古體詩。她總結，自己的舊文學根底不是來自“四書五經”，而是從舊詩歌和旁搜雜覽中得來的。
1919年秋，蘇雪林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以“蘇梅”等筆名發表了許多詩文、時評。她與同樣才華橫溢的同學廬隱、馮沅君、程俊英被稱為女高師“四大金剛”。
蘇雪林的自傳也常常不掩飾地自己揭短。比如，在安慶培媛女學念書時，受虛榮環境的影響，為著想穿華豔衣服而與母親哭鬧不休；就讀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范時，為保住慣常的第一名，跟插班進來與自己打擂的“學敵”明爭暗鬥，激起一場大風潮，最後結怨很深，兩敗俱傷。蘇雪林的兩位發蒙先生學問平平，授課多錯訛；父親雖然中過秀才，也常念別字，所以蘇雪林自嘲是個“粗製濫造品”。她第一年在武漢大學任教時，因為寫別字、念別字而被學生“檢舉”，險些被學校解聘。
當時學校聘用教師，很看重學位。蘇雪林在北京女高師還差一年畢業，便考入吳稚暉、李石曾在法國裡昂創辦的中法學院，後進入裡昂國立藝術學院學習繪畫。留法三年多，因母親病重，1925年提前返國。她曾經兩次留法，都未得到學位，頗引以為憾。第一次回國之初，在蘇州景海女子師范學校和東吳大學授課，就因為沒有學位，名分既不高，薪酬也較低。
蘇雪林自1931年開始，在武漢大學任教十八年，與著名作家凌叔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並稱“珞珈三傑”。蘇雪林生活簡樸，但在抗戰初期，將嫁奩3000元，加上十年省吃儉用的教書薪俸買成兩根金條，共計51兩黃金，捐獻給政府，“作為抗戰經費的小助。”1949年她到香港工作一年，1950年再度留法，想尋覓資料研究屈原的賦。兩年後抵達台北，任台灣省立師范學院教授，後來到台南成功大學任教授，在此退休、終老。
蘇雪林能操幾套筆墨，她的語言沒有文藝腔，寫人敘事，活潑生動。曾被阿英譽為“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像《我所見於詩人朱湘者》等篇目，描摹活靈活現，議論乾脆精準。其學術專著更多，自1928年出版《李商隱戀愛事跡考》之後，有《中國文學史》、《遼金元文學》、《唐詩概論》等數十種。蘇雪林平生投入心血最多的，則是屈賦研究，從1944年開始歷時30多年，有《屈原與九歌》、《楚騷新詁》、《天問正簡》等數本專著。蘇雪林自覺獨辟蹊徑、發千古之秘，卻未被學術界廣泛認同，有人還譏之為野狐外道。但她自己頗珍視它們：“我將求知音於五十年、一百年以後。”
山本初枝晚年謝冰瑩與蘇雪林（右）
與溫柔和順無緣
當年，祖母不願意花錢讓女孩子深造，蘇雪林百般懇請而受阻，想到“不自由，毋寧死”，差點想跳入深澗以求解脫，最終如願考入女子師范學校。從安慶到北京、法國，一路求學，眼界既開，她對自己的包辦婚姻不免抵觸。與未婚夫通信之中，更看出他為人的淡漠無情，屢屢想解除婚約。但最終還是遵從家長之命，於1925年母親去世前不久，與張寶齡完婚，這年她已28歲。丈夫是五金商人的兒子，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中英文俱佳，精通造船業務，為人正派厚道，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和蘇州東吳大學工作時，都很受歡迎。這對新婚夫婦也曾有過濃情蜜意，蘇雪林後來在自傳裡回憶：
我又富於感情，篤於骨肉之愛，夫婦之愛也相當熱烈。外子生性孤冷，結婚後，受我熱情的燒炙，他那一顆冷如冰雪的心，稍稍為之融化，所以我們在蘇州天賜莊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我撰《綠天》諸文又錦上添花寫得風光旖旎，情意綿綿，現在想來，只有好笑。
蘇雪林的公公張余作有國學根基，曾自修英文，對這位有文化的媳婦非常看重，她寫的幾本書他都讀過，深以為榮，“對待我真似公主一樣，所以我甚為感激。他兒子即對我冷漠，也不計較了。”蘇雪林與張寶齡都是迫於家庭壓力而結婚，感情先天不足，雖然新婚時有過短暫的甜美，相處一長，性格衝突明顯，彼此都滋生失望。蘇雪林覺得，張寶齡乖戾而偏狹，適宜娶個“三從四德”的舊式女子，半為女仆半為妻子地操持家務、侍奉丈夫，而她並非低眉順眼、唯唯諾諾之輩，其興致和能力，顯然也不在下廚做羹湯。丈夫不容忍她每月接濟姐姐、嫂子一二十元，更加深了他倆的感情裂痕。“錢是我教書所得，並未用他一文，他卻妒恨得像心裡有火燃燒一般，刻難容忍。世間竟有這樣的男人，實為罕見！”
婚姻雖然擱淺，新女性依然有舊思維，蘇雪林覺得，離婚二字“總是不雅”；當時她開始享譽文壇，也擔心好事的報刊會肆意張揚——上世紀20年代後期，她以筆名“綠漪”出版散文集《綠天》和自傳體小說《棘心》，風靡一時；再者，《綠天》以“美文”寫新婚情事，詩意彌漫，亦真亦幻，既有激情充沛者的自溢自戀，也有“美麗的謊言。”比如，丈夫有事赴北京一個多月，不曾寄過隻言片語，她卻在書中寫了十幾篇“鴿兒的通信”。《綠天》的纏綿浪漫，不知傾倒了多少讀者，贏得不斷再版。所以，蘇雪林覺得自己“對謊言也該負責”，否則，打破幻象，很辜負讀者。
張寶齡1949年沒有去台灣，1961年在北京去世。他們結婚36年，共同生活不到4年，彼此疏遠隔膜，有意聚少離多。蘇雪林更多時間是與姐姐相依為命，組成“姐妹家庭”近40年。她晚年覺得，自己因為種種顧慮不離婚，很對不起張寶齡：讓他孤棲一世又不能享有理想的家庭幸福。
姐姐對蘇雪林體貼入微，1972年姐姐去世，她哀痛欲絕。她沒有子女，丈夫名存實亡，“生平唯有憂鬱，不知快樂是何滋味。”蘇雪林自傳說，“青年時代也頗嚮往愛情生活，屢受打擊，對愛情倒盡胃口。”她於是這麽自我安慰、排解遺憾，“百事都從缺陷好。”自己“在文學和學術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謝這不幸的婚姻”。
蘇雪林愛憎分明，近90歲了還為一生摯友袁昌英編輯文選。她最尊崇、敬重的文化人是老師與同鄉胡適，尊胡適為人格偉大、道德高尚、對文化貢獻巨大的“現代聖人”。她對胡適的崇拜，始於就讀北京女高師時，聽來校兼課的北大教授胡適為她們講授《中國哲學史》。《蘇雪林自傳》回憶：
他（胡適）那時聲名正盛，每逢他來上課，別班同學有許多來旁聽，連我們的監學、舍監及其他女職員都端隻凳子坐在後面。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將毗連圖書室的扇槅打開，黑壓壓地一堂人，鴉雀無聲，聚精會神，傾聽這位大師沉著有力、音節則潺潺如清泉非常悅耳的演講，有時說句幽默的話，風趣橫生，引起全堂嘩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誰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隻詞片語。因為聽胡先生講話，不但是心靈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1962年胡適去世後，蘇雪林悲傷涕泣20多天，寫了好幾篇文章追悼恩師。1982年，老太太都85歲了，不滿於唐德剛對胡適的不經之談，還因“氣不過”而寫了一組辯駁文章，後來集為《猶大之吻》，自始至終捍衛老師，“自問對胡大師總算效了微勞。”
蘇雪林最惹人議論的，則是她對魯迅的“由欽敬到反對”。她早期對魯迅評價甚高，稱他是最早也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她1934年11月發表的《〈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一文，還在熱切地推崇《阿Q正傳》等作品，認為魯迅的小說創作數量雖不算多，但僅僅《呐喊》《彷徨》這兩本書，“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佔到永久的地位了。”
可是，1936年10月魯迅去世不久，蘇雪林就公開發表《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力陳魯迅的“病態心理”“矛盾人格”“文筆尖酸刻薄”，以及“偏狹陰險、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眥必報、不近人情之行為”，力阻蔡元培參與主持魯迅治喪委員會，頓時引發軒然大波——一來，魯迅屍骨未寒，此舉既有違人情，也很傷害愛戴魯迅的所有人，遂招來一片罵聲；二來，那些偏激、刻薄之辭，背離了論人論事的理性原則，顯得很情緒化。就連素來態度溫和、對蘇雪林也很尊重的胡適，在信裡也頗嚴厲地批評她：“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舊文學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誡。”“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適始終倡導“容忍‘異己’的雅量”，魯迅對他貶斥甚多，他卻始終能持論寬容。蘇雪林尊胡適為楷模，恩師的境界，她未能抵達。
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
蘇雪林出身在一個標準的舊式家庭，祖父捐官出身，作為能吏而晉升為知縣。祖母的短視、專製、慵懶與母親的賢孝、忍耐、能乾恰成鮮明對比。蘇雪林年僅4歲就被祖母強行裹了小腳，“使我成為‘形殘’，終身不能抬頭做人了！”祖母重男輕女，常常令母親打罵她，童年因此非常壓抑。不快樂的成長經歷，給蘇雪林的性格敷上了憂鬱和叛逆的底色。她的文字引發的爭議不少，直到晚年，她有時都會自省自責：某篇文章太得罪人，“暴露自己修養缺欠。”她自稱“木瓜”，其口無遮攔、出語驚人，既是不平順的性格使然，似乎也有懵懂、不諳人情世故的成分。
蘇雪林最深刻、最耐人尋味的反省，是那篇《吳稚暉先生與裡昂中法學院——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文章為40年代中期賀吳稚暉80大壽而寫。
到法國裡昂留學的第二年，蘇雪林和同學們鬧了一場大風潮，起因是為學膳費。原來，裡昂中法學院雖然是中法合辦，法方僅提供校舍，中方負擔經費。因為大部分經費出自廣東，所以廣東學生不僅學膳費全免，每月還有幾百法郎津貼。於是，幾位自費同學動議爭取“平等待遇”。自費學生未出國前本來已欣然與學校說妥，每年自己負擔六百銀圓的學膳費，“這比之自費留學英美已不知便宜若乾倍。”為什麽還要鬧呢？蘇雪林解釋，六百銀圓在當時的中國也是一筆不少的數目，貧寒之家，負擔起來仍覺吃力，若能不出豈不是更好？所以他們不顧出國前與學校立有契約，要求豁免這筆費用。學校不答允，風潮遂起。蘇雪林家境也不算很寬裕，六百銀圓是父親找一位本家借的，因此同學一邀請她去鬧“平等待遇”，她就答應了。
一些學生除了貼傳單，“將吳先生和幾個學校當局，攻擊得體無完膚。”他們還幾次把吳稚暉招到教室質詢，以“徇私”“植黨”和種種汙蔑不實之辭，加以指控。“吆喝之聲，連校捨的牆壁都為之震動。”一向關愛、寬待學生的吳稚暉，不得不黯然離校赴英。
蘇雪林等人爭取到“平等待遇”，不僅為鬥爭勝利沾沾自喜，還寫了幾篇宣言寄回國內各大報紙發表，標題是《開庭審判吳稚暉》之類，報刊則誇他們為“二十八宿鬧天宮”。她分析這次風潮產生的時代背景：五四運動“動搖了數千年來封建的壁壘，衝決了最森嚴的禮教的藩籬，打破了蒂固根深的傳統習慣”，令個人主義大倡，青年人醉心於大破大立，“以叛逆為美德……以破壞為當然手段”，不免有呵佛罵祖、抹煞一切的“狂”，和壁立萬仞、唯我獨尊的“妄”。“字典和人類良心上所有‘愛戴’‘尊敬’‘感激’那類字眼，到唯我主義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
回首往事，蘇雪林深感當年的孟浪、無理：不遵守契約；為謀私利而無事生非，且美其名曰爭公理——
鬧到後來，竟完全忘其所以，覺得自己的動機非常光明純潔，舉動非常悲壯，儼然感覺自己是一個極力與黑暗及不公道搏鬥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們舉動者，非視之為“懦夫”，則斥之為“叛徒”。
人到中年、閱歷已多的蘇雪林，深以年輕時的背信、食言為恥，也悚然心驚：
這才知青年的正義感和熱忱是可以誤用的。自由權利之濫用，也是非常危險的……
假自由之名以行惡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惡而反以為善尤可怕，以其可以流為“暴民政治”而不知。
這一番懺悔，有由衷的內疚、羞愧，嚴厲的自我鞭撻，以及明晰、深刻的反思。她說，自己今日作此坦白，對吳稚暉先生誠然是多餘的，但“若不如此則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
蘇雪林在家中小院
年少輕狂，原本不足為奇，難得的是，有多少公眾人物肯這麽回頭審視、自我批評？她這篇“自白”的篇幅不算長，卻勝過好些鴻篇巨製。無論蘇雪林為文、為人是否曾經偏頗、焦躁，有這篇深摯的自剖自省，可知當時年近五十的她，已經有靜水深流般的從容、渾厚。
來源：各界雜誌第7期—世紀回眸
作者：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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