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宮廷之中都有規模宏大、收藏豐富的宮廷藏書，宮廷藏書是中國古代官府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宮廷藏書一向具有豐富性和珍貴性的特點。中國歷史上的各朝賢明君主大多非常重視廣泛地搜求典籍，建設宮廷藏書，用以顯示其文治之功。所以，宮廷藏書的規模之宏大，書籍種類和數量之豐富，內容質量之優良是其他類型的藏書無法比擬的。
明清時期的宮廷藏書可以說是中國宮廷藏書發展的鼎盛時期，尤其是清代。清代的宮廷藏書除了繼承了前代宮廷藏書規模宏大、收藏豐富的特點，還產生了獨有的特色，在宮廷藏書中出現了專門性的藏書。清代宮廷藏書的規模絕不亞於前代任何一朝的宮廷藏書，僅在京城大內之中的藏書就有不下五十餘處。在為數眾多的宮廷藏書之中出現了一類前朝未有的專門性藏書。清代宮廷的專門性藏書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專書藏書，另一種是特色收藏。專書藏書以專門用來收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文匯閣等南北七閣和收藏《四庫全書薈要》的摛藻堂、味腴書室等為代表。特色藏書以專門收藏《實錄》、《聖訓》、《玉牒》的皇史宬和專門收藏善本的昭仁殿“天祿琳琅”藏書為代表。
“天祿琳琅”藏書是清代乾隆時期建立的宮廷善本特藏。乾隆九年 (公元1744年) ，乾隆皇帝命內值諸臣對內府藏書進行檢閱，並在內府藏書之中選擇宋元善本進呈禦覽。此後，這批善本被列架庋藏於昭仁殿內並對其進行了重新裝幀，賜名“天祿琳琅”。“天祿”是指我國西漢時期的著名宮廷藏書室天祿閣;“琳琅”即是琳琅滿目之意，“天祿琳琅”就是指宮廷內收藏的圖書中善本精華薈萃的所在。嘉慶二年，昭仁殿失火，“天祿琳琅”藏書在大火中化為灰燼。同年，嘉慶皇帝又命將“天祿琳琅”藏書重建，而且其規模與數量超過之前。可惜，這批宮廷藏書中的善本精華由於內廷腐敗和保管不善等原因在晚清光緒時期開始逐漸散出。時至今日，僅有少部分的原“天祿琳琅”藏書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等部門收藏。在清代對“天祿琳琅”藏書進行編目前後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在乾隆四十年 (公元1775年) 由於敏中主持編纂的《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該目錄中著錄有“天祿琳琅”藏書中收藏的宋元明善本圖書429部 (一說為450部) ，其中宋版書71部，金版書1部，影宋本20部，元版書85部，明版書252部。第二次是嘉慶年間，“天祿琳琅”藏書被毀重建之後，由彭元瑞主持的對新“天祿琳琅”藏書進行的編目，即《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宋遼金元明五朝善本共計659部。其篇幅與收錄書籍的數量遠超於前編書。在編纂完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之後，清廷也曾計劃編纂《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三編》和《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四編》，但是由於所處時代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並未完成。其是否有遺稿留存於世尚屬疑案。
“天祿琳琅”藏書作為宮廷善本特藏的建立是在清代宮廷中收藏豐富的藏書的物質基礎上，在當時的文化發展水準、學術氛圍和文化風尚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善本”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宋代，最初的含義就是指校勘精良、內容文字錯誤少的版本。在當時對於善本的評定是通過版本之間的比較評價版本質量的高低優劣。時至明代，明代的圖書印刷業較之前代規模擴大，但是由於疏於校勘而導致明代刊印的圖書質量良莠不齊，很多圖書內容質量相對低劣，文字上錯訛脫衍較多，以明代的北監本尤為嚴重。同時，明清兩代的藏書家一般是將自己的藏書與自身的學術研究以及刻書活動聯繫在一起。所以，當時的藏書家們出於自身的需要對於書籍的版本非常重視，特別是校勘精良、內容質量高、錯誤少的善本。宋代的文化與圖書印刷產業發達，宋版書籍內容質量較高，錯誤少且比較接近古書原貌。因此，在當時的藏書家的眼中宋元舊本就成為選擇善本的重要標準，甚至很多時候宋元舊本就等同於善本。再加上明代中期以來“複古”風潮興起，在圖書的刊印上出現了大量的翻刻宋本和影宋刻本。這更激發了藏書家們對於宋元舊本的珍視，甚至是癡迷。例如，清代中期的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對於宋版書的喜愛已經達到了“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的癡迷地步。隨著時間的推移，宋元舊本的存世數量日益稀少，加之其本身具有的文物價值使得宋元舊本的價值日漸珍貴。所以，熱衷於收藏善本的藏書家為了得到夢寐以求的珍籍善本不惜以頁論價，一本千金。正如明末江南著名藏書家毛晉曾為求書在告示中稱:“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至此，善本書籍已經由學術價值極高的文獻資料變成富於收藏價值的古董珍玩。對於善本書籍的擁有已經從學術研究和校勘刻書的需要變成財富與地位的標榜。更多的人對於善本的收藏的目的變成為了收藏而收藏。善本收藏已經成為一種當時社會上熱衷的文化風尚。雖然如此，當時的學者們對於善本古籍在學術上依舊擁有著他們自己的追求。在清代的乾隆、嘉慶時期，“樸學”，即考據學成為當時的學術主流產生了一股“尊古”的思潮。在這種學術氛圍的影響下，當時的學者們醉心於埋頭整理古籍，考證古文古物，同時也十分重視典籍的校勘，尤其是依據善本進行精校。所以乾嘉時期的學者在其學術研究中對於書籍文獻的版本仍舊十分重視，對於善本書籍有著迫切的需求。這一時期的學者雖然依舊對宋元舊本十分熱衷，但是他們對於宋、元、明各種版本有著與只知道一味“佞宋”的古董家們有著不一樣的見解。學者們並不著眼於版本的版式、字體、紙張、避諱等外部特徵，而是從學術的角度通過嚴謹細致的考證發掘版本的學術價值。因此，從明代中期開始，對於宋元善本的熱衷與收藏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文化風尚，而且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中有著重要的位置。
在我國古代作為官方文化代表的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一向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作為一種比較普遍性的文化行為與文化現象，宮廷藏書與民間的私家藏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清代的宮廷藏書除了繼承了明代宮廷遺書和收藏清代內府刻書之外，更多的是來自民間。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以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多次下詔征書，大量的民間藏書被搜藏進宮廷。其中就不乏毛晉、錢曾、季振怡等民間藏書大家收藏的珍籍善本。同時，在從民間搜集書籍入宮的過程中，民間盛行的收藏善本古籍的文化風尚與學術風氣也在對宮廷文化和宮廷藏書產生著影響。就是在這種影響下，宮廷開始對其收藏的書籍中的善本古籍進行檢閱、發掘與整理、保護，用以體現宮廷收藏的書籍在版本上同樣具有豐富性與權威性。可以說，“天祿琳琅”藏書作為善本特藏在宮廷藏書系統之中的出現就是民間文化對於宮廷文化自下而上施加影響的結果，也是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聯繫的一種表現。
民間的私家藏書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個人的文化情趣與學術傾向，而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國家藏書的代表的宮廷藏書則更多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與文化政策。雖然很多時候國家，或者說朝廷利用征書和藏書活動對民間的文化與學術進行影響，但是有時候也需要對民間文化做出一定的呼應，用以實現在文化上相互之間的一種認同。清統治者作為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國性的政權。為了穩固其統治，從順治至乾隆歷代君主都實行寬嚴相濟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肆進行禁書活動興文字獄，以期達到對思想文化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大規模進行修書、征書和藏書活動，利用這類文化建設爭取廣大的漢族知識分子對其政權在文化上的認可，以擺脫在漢族知識分子心目中清統治者的蠻族形象。“天祿琳琅”藏書的建立就是清統治者對於民間流行的收藏善本的文化風尚做出的呼應。在整個文化呼應活動中，不僅是要在宮廷之中建立一個善本特藏，更重要的是得到民間知識分子對其價值的認可。因此，乾隆皇帝敕命朝中飽學儒臣編纂《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將藏書的情況公之於世。《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中對“天祿琳琅”藏書中收集的珍籍善本逐一進行詳細考訂，用以說明版本的珍貴與價值。同時，還在每一部著錄的善本的提要中記錄有可以說明其來源的藏書印和乾隆皇帝的禦題識語或詩文。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強“天祿琳琅”藏書作為宮廷善本特藏在善本收藏方面的豐富性與權威性，同時也展現了宮廷在版本學等學術方面具有的水準。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通過獲取民間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認同以及對其在文治方面的認可來穩固統治。乾隆皇帝並沒有像古董家一般把“天祿琳琅”藏書中的善本古籍當作古玩珍寶收藏在密室高閣之中用以供其個人賞玩與標榜。在乾隆時期進行的編纂《四庫全書》和整理《乾隆石經》這兩項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對“天祿琳琅”藏書中收藏的善本古籍都有所利用。乾隆皇帝和當時的很多學者一樣將這些珍貴的善本書籍運用於學術研究和文化建設實現它們的重要價值。由此可以反映出乾隆皇帝優秀的文化素養和他對古籍版本的深刻認識。
綜上所述，清宮善本特藏“天祿琳琅”藏書的建立既是版本文化和版本學發展的成果，同樣也是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宮廷藏書與私家藏書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呼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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