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研究：中國人類學發展新路徑

作者簡介

周大鳴，1958 年生，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歷史人類學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學社會學人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首發於《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略有刪節。

摘要:西方的互聯網研究早於中國，並且更加注重理論和方法的積累，相比之下國內的研究則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與此同時，人類學的發展正面臨一個新的研究機遇——邁向互聯網領域。互聯網人類學的發展不僅僅提供了一個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學科視野，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能夠整合多方資源，促成學科內部、學科之間乃至學界與商界及政府之間溝通、對話的平台。

進入21 世紀，互聯網開始全面深入我們的生活。數位時代的資訊社會中互聯網的作用就如同工業時代中發動機對於工業的作用一樣，離開了互聯網我們可能就不知道怎麽生活，不知道如何將自己和這個社會相鏈接。從學術研究來看，把互聯網作為一個呈現中國社會當下發展路徑或者說視角來進行研究，是一個比較新的視野，同時也是一個可行的、有前景的研究領域。

雖然互聯網在中國的勃興顯而易見，但是無論是大眾還是學界對於互聯網可能產生的影響的認識都很有限。實際上，互聯網的文化建設以及對其的探查和理解要比網絡監管、網絡安全重要得多，創造性的網絡文化很可能會進一步地拓寬人類的思維，這將是關係人類未來走向的重要領域。所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互聯網研究成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和研究領域。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並且已經成為領先世界潮流的產業。總結其近二十餘年的發展，有三個特點:首先是“大而獨特”。中國網民數量多，互聯網巨頭公司在規模和數量上已經與美國並肩世界前列。但同時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及網民構成又與美國差異顯著，電子商務佔比明顯，網民更年輕、更草根、更流動。其次是“快速發展”。中國互聯網增長速度全球第一，並仍然具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中國網民對於新的互聯網應用的接納速度快，互聯網產業發展速度驚人。再次是“本土能力強”。中國互聯網側重應用驅動型創新的特點決定了其能夠針對中國特色需求提供定製化的服務，快速響應市場的信號，通過微創新、改良性創新提高競爭力。

基於以上三個明顯的特點，中國的互聯網發展經歷了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以此為基礎的學術研究更加需要一種符合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中國經驗”。為此，“中國互聯網研究”( Chinese Internet Studies)學術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的跨學科的學者和研究團隊深入中國社會實際，討論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本文將聚焦於互聯網人類學的諸多話題，反思人類學與互聯網時代的密切關聯。

一

國外互聯網研究綜述

西方的互聯網發展早於中國，其社會科學中相關的研究也有相對長的歷史和傳統。梳理西方的研究會發現，除了有大量的關於其本國的互聯網的研究以外，發展中國家的國別研究佔據了很大的比重[1]。

第一，在關注的內容方面，麥克米蘭( McMillan，S．J)和黃( Hwang，J．S)通過對美國四份主流報紙和中國日報海外版的關於中國互聯網的報導進行梳理後發現，英文世界對於中國互聯網的關注主要是四個方面:商業、文化、社會問題以及法律和政策走向。

關於此次文獻綜述的英文文章來源，借用了兩個目前比較完整的收錄清單，其中一個是CIＲ(Chinese Internet Ｒesearch) Bibliography，該清單收錄了從1989—2013 年的關於中國互聯網的英文文獻，共計408篇。CIＲBibliography 搜集的文獻使用的是 Pro Quest 數據庫，搜索的關鍵詞為“China AND Internet”。另一個是 Bibliography of Ｒ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Sites，該清單收錄了近十年的關於社交網絡( SNS) 的英文文獻，共計 671 篇。文獻綜述中關於中國互聯網研究的中文文獻直到目前還沒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全面的清單，因此在文獻的積累中主要還是利用CNKI知網的數據庫搜索相關文章並進行分析。考慮到同西方文獻中關鍵詞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對應，在知網中設定主題詞“互聯網”“交往”，並將文章發表時間限定在1989—2017年，通過搜索共計有3068篇文章，構成了此次研究的中文文獻清單。

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從1990年至今一直缺少系統性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的研究是描述性和探索性的，很少有將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同世界發展的格局聯繫起來的突破。

將上述清單中的文章所屬專業進行統計分析，筆者發現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在英文文獻中散布在三十餘個專業中，並且專業跨度極大，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環境學到護理學。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學科領域分別為傳播學、商業研究、社會科學、資訊研究和政治學，而社會科學中人類學和社會學在其中所佔的比重相當小。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在多學科的背景下展開本無可厚非，而且跨學科的視角更加有利於研究的豐富性和互相借鑒。然而太過於分散則不利於形成一個學術研究的共同體，從而出現學科盲點，難以理解從不同學科的視角出發提出的研究問題和理論框架。

另外，從清單文獻中作者所屬部門的所在地來看，作者所在的學術部門分布在相當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前幾名分別為美國、中國(包括內地和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歐洲、英國，但從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作者發文數量看，“中國互聯網研究”主要還是以美國為主，甚至中國學者的發表數量還少於美國。歐洲的此類研究更是不及美國的三分之一，同時東南亞除了新加坡以外的國家都沒有相關研究出現。非英語類的外文文獻由於語言閱讀困難並沒有被納入到此次的文獻分析中，但有理由相信非英語寫作的學者及其所在的學術機構也在關注中國的互聯網發展，此部分的內容留待以後進一步地搜集和分析。

第三，從年度發文數量來統計，總體上看關於中國互聯網研究的文章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並且很明顯從1997年以後，相關的研究開始快速增長，這樣的研究態勢符合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實際情況。中國的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就是從1997年開始的。

第四，從文章的主題進行統計分析，此部分的數據主要抽取的是文章的關鍵詞，通過關鍵詞判斷文章所屬的領域和專業。通過篩選，從大的門類來看，政治議題及社會問題構成了大部分英文文獻的關注焦點，佔比超過七成;與商業相關的話題佔比不到兩成，而剩下的一成中僅有一半討論理論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互聯網研究在英文的研究中多以描述和探索性為主，還並沒有將其作為一種類型進行集中討論。在排名前三名的專業領域中，商業話題的比重較小，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比重較大。

綜觀西方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主題，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視角。一是，關於中國互聯網的馴化(Domestication)問題。在互聯網發展早期，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大多是關於中國網民數量、網絡的基礎設施、中國人使用互聯網的動力、電子商務的出現及其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的作用、互聯網的發展趨勢諸如此類的研究[10]。這個時期的研究從整體上還沒有將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分開，多數的研究者還沒有意識到中國未來的互聯網發展速度會如此之快，因此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新的通信技術正在開始影響著國內的經濟和市場，正如 Kennedy所說，以互聯網作為技術支撐的電子商務在改變中國的市場經濟格局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在試圖規範互聯網[11]。2000年以後，電子商務在中國迅速發展擴張，相關的研究也開始跟進，對於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成為一個熱門話題[12]。從文化的角度出發，討論其對國人的網絡購物的形塑以及中國人網上購物前的資訊搜索及購買決定的研究伴隨著網絡購物實踐的增加也開始增多[13][14]。由於中國網民的數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長，網絡賦能所帶來的數字鴻溝的彌合是商業研究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特別關注的話題[15][16]。大部分的學者對於中國目前以及未來互聯網的發展及其所能夠預期帶來的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是持樂觀和積極的態度的。

二是，關注互聯網作為一種“公共領域”中的中國網民行為。中國網民與政府網絡治理之間關係的研究成為一個關注點，因而“網民”這個詞也開始被政治化，成為代表一個活躍在互聯網上、特定群體的代名詞[26]。從上述的比喻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海外中國互聯網研究的另一個主題:互聯網是一個能夠孕育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的空間。“公共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過程中對於公眾參與的關注。中國互聯網發展到今天，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眾聲喧嘩”，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並未成形。當我們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假設投放到互聯網時，會發現這個模型在中國的互聯網語境中並不適用。中國的互聯網並不是一個理性地交換各自意見的場域，往往在網上互動都是秩序混亂的、互不尊重的，甚至大部分都是很隨意的狀態，這樣的語境其實並不適合深入的意見交換和觀點的闡釋，因此很難就某一問題達成一致。哈貝馬斯曾經說互聯網是一個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在這裡所有人都有高度的自主權，可以在其中表達各自的意見，然而Lovink 的研究卻發現，起碼自從進入到Web 2．0時代以後，以部落格、論壇和評論區為代表的社交平台中充斥著嘈雜、隨意而散漫的參與以及無休止的爭論，這已經同傳統媒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恐怕想要依靠互聯網建立一種秩序井然的“公共領域”是難上加難的[22]。

總結英文文獻中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可以發現，西方學者普遍關心互聯網作為一項新技術對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從研究理論上，英文文獻中很明顯地帶有技術決定論的理論預設，因此多數的研究都在討論互聯網作為一項西方的技術中國如何接受並更多地被這種技術影響和改造。社會建構論和社會決定論的視角在此部分的研究中一直是缺失的，這也與人類學在早期的互聯網研究中的角色缺位有很大的關係，人類學向來主張技術的社會建構和文化建構的理論視角，通過本土化完成技術與地方社會的磨合。這也同時給未來的人類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和空間。從研究方法上，英文文獻多數都是巨集觀和中觀的視角，微觀視角的研究缺乏，多數都是利用二手材料和政策檔案進行的描述和簡單的評論。

上述研究視角和立場的出現，與西方學者對於早期互聯網的認識和判斷有直接的關係。不少研究者認為，儘管互聯網被看作是“全球化媒介”，然而對於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互聯網的應用包括研究似乎在早期出現了一種“地方化”(Intranational)趨勢。Halavais在其研究中聲稱，“萬維網”( World Wide Web)本身就是一個使用不恰當的名稱，因為他發現早期發展中國家使用互聯網的人通常都是把線下的社交網絡移植到線上去，而且大部分早期的指引網民瀏覽網頁的超鏈接也都是在相同的國家。因此，雖然互聯網毫無疑問對於眾多的專業人士來說是跨國和跨域溝通的重要工具，但對於大部分不具有國際面向的普通民眾來說，互聯網對於拓展他們的交往世界、實現與更大的世界連接的可能性不大[23]。

二

國內互聯網研究的綜述

國內關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2000年左右時出現了一波研究的高峰。第二次研究高峰出現在2008年以後，一直持續至今。國內學者關於互聯網的研究同海外研究有兩點比較大的差異:一是關於研究目的，從海外的研究來看，有大概八成左右的研究是以學術發現為研究目的的，其中包括新的學術概念的推敲、新理論的生產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反思等。國內的研究中也不乏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然而服務於產業和市場的研究報告則更多，並且關於互聯網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議題也佔據了一定的比例。二是關於研究視角，國內的關於互聯網的研究多採用技術決定論，討論技術如何影響甚至決定文化和社會變遷。社會建構論或互構論的視角普遍缺失，甚至還有部分的研究是無理論視角的。

搜索CNKI全文數據庫，輸入關鍵詞“互聯網”“交往”，限定時間從1989—2017年，共計獲得文獻3068篇，將這些文獻按照發文時間進行統計，發現從1996年開始互聯網相關研究逐漸增加，2007年以後增量明顯，互聯網相關話題已經開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主題之一。2007年正是中國互聯網全面加速普及的開始。從文章的關鍵詞來看，排名前五名的關鍵詞分別是為“大學生”“互聯網”“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對策”;再結合文章作者的專業，前五名分別為“新聞與傳媒”“高等教育”“社會學及統計學”“教育理論與教育管理”“資訊經濟與郵政經濟”。統計後發現以這五個關鍵詞構成的文獻佔據了總體文獻的兩成，其中“大學生”成為最重要的關鍵詞，可見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於互聯網的研究主題多為大學生的互聯網參與研究，以及與互聯網參與相關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關注此類內容的專業也多以教育學為主，人類學對此話題的參與並不多。另外，在排名比較靠前的幾個關鍵詞中，“微博”和“微信”成了受大家關注的研究對象，這也與中國最近幾年社交平台(SNS)的快速普及有關。隨著網絡社交媒體的大範圍普及，媒介之間的比較研究也開始成為國內研究的新興領域，尤其是傳統媒體同新興媒體之間的比較研究。首先，從研究的目的看，“對策”成為排名第五的關鍵詞，有100余篇的文章是以對策為研究目的的，可以從中發現目前國內的關於互聯網的研究中政策取向仍舊佔據重要議題空間。以社會發展為導向的研究在當前國內互聯網的研究中仍不多見;而在海外學者的研究中，以發展為導向，利用互聯網實現邊緣人群、資源匱乏人群以及無權者的利益獲得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其次，從研究對象上看，上面的研究目的清楚地表明，底層的、邊緣的、被剝奪的人群並不是國內互聯網研究主要關注的對象，這是因為國內大部分的互聯網研究主要關注更大的場景，如技術、組織結構、政府、國家。作為具有巨大能動性的個人及其同互聯網的關係並沒有成為研究框架中的核心。最後從研究視角上看，2007年以後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快速穩定的軌道，對於互聯網的認識學術界也開始更加理性，社會建構論以及文化、技術互構論開始在研究中出現。尤其是人類學作為提倡文化相對論的學科也開始在這個階段加入到互聯網的研究行列中，豐富了既有的研究理論。

綜合海外和國內關於互聯網的研究發現，理論視角陳舊、研究方法單一、研究對象缺失是製約國內互聯網研究的三大瓶頸。作為世界上互聯網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的互聯網研究不僅需要“中國特色”、積累“中國經驗”，同時也需要聯通世界，吸收和借鑒西方研究的經驗。

人類學在以上三個方面的改進上能夠提供很好的借鑒。首先，人類學一直提倡文化相對論，對於技術的理解也絕非單向的決定論，技術如何同地方文化相結合，如何與地方文化發生涵化都是人類學所關心的重要話題，這不僅關係到如何看待技術的理論視角，同時也是關係到技術如何本土化的重要問題。其次，以往國內互聯網的研究多是簡單的評論性文章、基於意識形態的政策宣傳或是基於文本的選擇性觀察研究，少部分的研究使用文獻分析、二手數據分析或者內容分析。但是，從底層視角出發的田野作業研究，重點關注工人、農民工、殘疾人、農民或邊緣地區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的實證研究是很缺乏的。而人類學的田野作業恰好可以彌補以往互聯網研究中研究方法單一的問題。最後，人類學的研究始終圍繞人展開，強調人的能動作用。而國內以往的互聯網研究中缺乏對人的活動的關注，因此基於人的發展和行動主義的研究是相當匱乏的。而這部分內容恰是西方文獻很關注的內容。為此，中國的互聯網研究需要人類學來重新將人納入到研究中，並將人放置到理論框架的核心。

三

人類學研究方法在互聯網時代的更新

進入到互聯網時代，文化的多樣性由於技術的便利變得複合交疊，對於人類學來說，文化所依附的田野的選擇自然也不能還尊崇原有的單點。馬庫斯和費徹爾建議採用“多點民族志”解決上述問題。然而到了網絡社會，人和文化的移動開始變得更加頻繁，自然，人類學的“田野”也必須要移動起來，普通的多點民族志也無法滿足此種文化研究的需要。為此，卡斯特提出擺脫既有的對於物理空間田野作業的束縛，轉而從網絡民族志(Ethnography of Networks) 尋求研究的突破，而且網絡也還是同特定的物理空間相關的。同以往的田野不同，網絡是一個開放的結構，有極強的擴張性，同時極富活力。網絡研究更加重要的是不僅可以從網絡中看到很多的節點，同時能夠清楚地發現節點之間的關係，因此網絡研究能夠更好地發現移動和變化。網絡民族志正是通過研究節點及其之間的關係來發現文化之間的互動和差異的。除了網絡民族志以外，互聯網虛擬空間的民族志研究也是一個超越物理空間的文化研究策略。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虛擬空間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空間，幾乎影響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線上社交無疑已經成為現代人類學研究的一個全新領域，虛擬社會的概念已經被大眾所接受。

首先，在田野點的選擇上，所有的田野調查都要從選取田野點開始，無論是實地田野調查還是互聯網田野調查，經典的實地田野調查在選取田野點時相對容易，因為無論是人群還是社區抑或是村落都有一個相對明顯的、可識別的邊界。然而，互聯網空間似乎是無邊界的，它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因此在網絡民族志的田野中，田野的邊界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個需要人類學家主動地、有意識地與調查對象共同建構一個網絡空間( Space of Networks) ，這個空間是差異化的存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人類學的研究從最開始的田野邊界的設定上就已經開始提前結構化了自己的研究發現和結論。

其次，在田野進入問題上，經典的田野作業中都會有一個田野進入的“看門人”作為中介將人類學家帶入田野，並充當地方文化和人類學家之間的媒介，從事跨文化的“翻譯”工作，讓人類學家慢慢地對地方文化逐漸了解。然而，網絡民族志中人類學家可能沒辦法通過如此的中間人獲得幫助進入田野，一個網絡中的個體節點之間的聯繫大部分是相對較弱的。網絡民族志的人類學家可能無法期待通過認識網絡中的一個人就能夠同所有人熟識。他可能需要在網絡中盡量多地認識不同的個體從而獲得對整體的了解。這樣一來，人類學家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選擇多個網絡，而不是僅在一個網絡中。同時，由於不同的網絡中生產、交換的資訊和知識是有差異的，並且人類學家所掌握的知識有時候在某些網絡中是不足以同其他的網絡成員交換的，所以人類學家大部分的時候更像是需要透過自己的資源甚至動用經濟手段換取網絡成員的資訊。即便如此，人類學家也必須要熟悉網絡中成員彼此生產和交換的知識，以此來說服其他人提供必要的資訊。如此，人類學家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就發生了變化，被觀察者不再是“他者”，人類學家也已經嵌入到網絡中，無論是在空間意義上還是社交意義上。

再次，在民族志的呈現上，民族志作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重要產出，也是關於一個特定族群文化的真實記錄。從人類學誕生之日起，關於民族志方法的討論和爭論就始終存在，20世紀20年代以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為代表的科學民族志強調對於異文化的忠實記錄，強調民族志寫作中的主客位立場的區別。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也強調，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關於文化的定義是非常直接的，文化就在那裡，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忠實“描述”。當時民族志中所呈現的文化是固著在地方的，因此民族志也是地方文化最直接的反應和記錄。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新一輪對於民族志的反思和批評，以馬庫斯和克裡福德為代表的人類學對於傳統的民族志中所體現出的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新的理解，“寫文化”的概念挑戰了傳統的民族志中人類學家代表被研究者書寫、呈現其文化的方式，更加強調互為主體性的文本建構方式。

到了今天，隨著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們發現不僅僅是關於異文化的書寫和呈現需要被批評和討論，就連格爾茨所說的“就在那裡的文化”也越來越難以尋找。現在在世界任何地方想要找到一個內部統一而又明確地區別於他者的文化整體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人類社會開始快速地現代化和同質化，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的聯繫變得越來越密切，媒體、電訊技術、經濟、移民、旅遊開始讓聯繫發生。文化之間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這對於傳統的以一個整體性的異文化為記錄對象的民族志來說又是一個挑戰。“無民族的民族志”這種在經典的民族志書寫中被視為在邏輯上完全無意義地呈現在當下變得可能，甚至有些時候還是必需的。

在人類學家開始嘗試從事網絡民族志時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關於民族志的核心方法——參與觀察。很顯然，互聯網民族志中的觀察只能在一個特定的和簡化的模式下才能夠實現。我們可以觀察一個網頁隨著時間發生的改變，可以觀察一個討論組的形成和解散，可以觀察一個微信群中文字資訊的增加，也可以觀察一個3D的環境中人物化身的移動。但是，我們沒辦法看到所有這些行為背後的真實的人，而這才是參與觀察的核心。因此，參與觀察和民族志實踐之間的關係成為網絡民族志這個概念是否成立的痛點。通過影片進行網上觀察、透過社交軟體進行訪談，包括網上座談會、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經成為互聯網民族志參與觀察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可以獲得相對完整的事實材料，解釋互聯網中的文化現象。至於是否需要將線上和線下的材料互相印證，則屬於研究視角問題，並不涉及研究是否具有意義的問題。第二，關於網絡民族志的材料和數據的真實性問題。互聯網上的資訊，如一個人的年齡、性別、國籍等很難判斷真實與否，為此，多數人類學家遵從使用資訊的人自己的判斷，並且不刻意地將網絡上獲取的資料同真實世界進行對照。從事互聯網研究的人類學家認為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之間並不需要互相印證，兩個空間可以獨立並行運轉，對於兩個空間的研究也不應該刻意尋求數據的互相印證。一個人很有可能在網絡空間中選擇了一個和自己真實生活中完全不同的性別、年齡、職業甚至性格，當然也有人會完全按照自己真實的生活中的形象去描繪自己的網絡肖像，這就是互聯網的魅力所在。第三，關於互聯網民族志中的語境問題。由於互聯網民族志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和研究對象完全是透過虛擬的網絡進行互動，這就導致了田野中語境的消失。所有的人際互動中肢體的動作、說話時的神情、周圍的環境等一切有關語境的背景內容都被抹去了，而這同真實情境中的面對面交往是極為不同的，面對面交往中除了對話內容以外，身體姿勢、說話的語調，甚至周圍的環境都對於理解交往行為極為重要。互聯網的交往中只有被輸入的文字和一些表情符號，因此互聯網民族志需要借助多點民族志的方法，將互聯網作為田野調查的其中一個點，同時將物理空間也納入到對於情境的分析中，否則這種意義上的互聯網民族志只能是話語分析或文本分析。

四

總結

從上述的文獻梳理可以窺見，西方的互聯網研究早於中國，並且更加注重理論和方法的積累，相比之下國內的研究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與此同時人類學的發展面臨一個新的研究機遇——邁向互聯網領域。這折射出了隨著全球化及互聯網技術發展的逐漸深入，個人和群體、社會、國家都已經被卷入到彼此關聯、永久在線的世界之中，同時也反映出人類學顯著的應用屬性。當代人類學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研究對象本身發生的巨大變化，同時也是資訊時代、互聯網技術加速更新所帶來的種種新問題和新挑戰。因此，在國家和民眾都開始意識到中國正在不斷地數位化、網絡化的前提下，人類學家也開始思考互聯網時代人類學的學科定位和發展前景，反思如何面向更加網絡化的社會和世界。

互聯網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人類學進入互聯網研究是一個新的嘗試，然而相關研究的探索離不開所有的研究者創新的學術精神以及包容和開放的治學態度。上文已經談到，就知識基礎與實踐傳統來說，互聯網人類學的研究理路與傳統人類學研究有著承繼關係，同時互聯網人類學的研究也與今天人類學的不同分支領域有著明顯的交叉，例如，都市人類學、發展人類學、醫學人類學、媒介人類學等等。這些分支領域的研究都已經開始將互聯網作為重要變量，需要互聯網人類學在學理上的支持與合作。互聯網人類學的發展不僅僅提供了一個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學科視野，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能夠整合多方資源包括學術、行業、政府並促成學科內部、學科之間乃至學界與商界及政府之間溝通、對話的平台。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的互聯網人類學將做出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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