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育兒”可以紓解城市中產的育兒焦慮嗎？

無條件地愛孩子，給孩子建立較高的自我肯定力，建立充滿信任與愛的親子關係……這幾乎是中國所有對兒女充滿期望的城市中產家長都知曉的道理，然而，現實中的親子關係卻遠非這般氣定神閑，家長們往往被一連串的育兒焦慮搞得手足無措：孩子這頓飯少喝了100毫升奶，是不是身體出了問題？錯過孩子的發育敏感期該怎麽辦？爺爺奶奶帶孩子讓人不放心，要不要辭職回家自己帶娃？為了讓孩子上好學校，該不該砸鍋賣鐵買套學區房？

從改革開放至今的四十年間，中國家庭的親子關係與社會發展同步發生改變。獨生子女政策的施行、國家對素質教育的強調，令中國城市家長在獨生子女身上投注無限感情、精力與資源；市場經濟秩序下，使得育兒責任一步步加諸家長身上；育兒資源的匱乏、競爭的加劇和育兒經驗的不確定性，更加劇了家長的焦慮；家長們試圖在五花八門的“科學育兒法”中找尋某種確定無疑的育兒準則，卻往往落入“過度教養”（overparenting）的誤區。城市中產的育兒焦慮從何而來？出路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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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計劃生育到素質教育：“無價孩子”的形成

孩子，對於家庭而言是“經濟上無用但情感上無價”的，這一概念形成於上世紀初的西方社會。在此之前，兒童（14歲或者更小）同樣被視作為家庭創造收入的勞動參與者，1870年代到1930年代，隨著出生率下降和家庭日趨小型化，孩子的情感價值被逐漸放大。根據美國經濟社會學家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估算，1980年美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的總成本平均為10萬美元到14萬美元，家長則期待孩子能提供愛、笑容和情感上的滿足作為回報。

在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之後，城市兒童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這樣一種“無價”的角色。從19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鼓勵國民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蘇珊·格林豪爾格（Susan Greenhalgh）等研究中國公共政策與家庭關係的學者認為，1980年計劃生育政策頒布及其後官方對“提高人口素質”的廣泛宣傳直接改變了千萬中國家庭的結構、育兒觀念與育兒模式。

在力圖控制生育率之餘，官方通過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式向公眾傳播提高“人口素質”的必要性。所謂“人口素質”，是對國民身心健康、職業技能和教育成就的綜合性要求。公民一再被提醒要意識到中國的“人口危機”——即中華民族缺乏知識資本來追趕發達國家。於是，1980年代中國政府展開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宣傳運動，強調使用“現代”“科學”的知識來實現“優生、優育、優教”。

“素質教育”一詞最早出現在1980年代早期的教育期刊上，指的是為提高在校兒童教育水準進行的一系列教育乾預措施。到了1990年代早期，素質教育概念已在教育界深入人心。1999年，教育部正式推出素質教育改革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九年義務製教育並在省市層面鋪開教育改革，目的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為他們在全球勞動市場中參與競爭做好技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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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素質教育”的官方指導，越來越多講述科學生育和撫養的大眾出版物進入市場。在家庭層面，“科學育兒觀”應運而生。“我們要通過培養高素質的兒童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培養高素質的兒童，最主要的就是父母自己要有素質，要通過學習。怎樣培養孩子是好的？那就是通過科學的方法來培養孩子，科學育兒的話語權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張聰告訴界面文化。

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李萱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家長對生育和教養孩子的理解，使之向西方發達國家中產家庭的育兒理念靠近。在她看來，近日社交網絡上吵得沸沸揚揚的河南眼癌女童王鳳雅事件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當下城市居民對農村地區“落後生育方式”的難以理解，“（城市）父母把育兒模式變成了從‘拚量’到‘拚質’，再加上經濟條件的改善帶來的對於西方文化產品和思潮的接受，讓家長覺得孩子不僅需要精耕細作地培養，而且還需要培養與孩子的情感聯繫。”李萱告訴界面文化，她在做訪談時接觸到的許多城市中產父母表示：自己不需要子女在成年後履行經濟贍養責任，但看重子女是否有孝敬父母的心意，會以各種方式幫助孩子建立親情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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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觀念的代際差異：祖父母的角色變化

在中國城市家庭育兒觀念轉型期間，祖父母在育兒過程中的角色轉變是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各種兒童教育出版物不斷告誡中國父母，養育孩子光靠老一輩的言傳身教已經遠遠不夠，父母（特別是母親）應該多多閱讀書本、雜誌和報紙，通過各種途徑獲取“客觀有效”的育兒常識。在素質教育的語境下，城市中的母親通常被認為在培養優秀子女的過程中肩負特別重大的責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在一項九十年代城市兒童飲食研究中發現，祖輩與父輩在飲食健康和撫養孩子的觀念上已經出現了巨大的代際差異。以是否應該給孩子補充維生素為例，祖父母反對補充維生素，他們認為這樣“非自然”的營養品不如自然食物來得健康。接觸了西方醫學和現代營養科學的父輩家長往往認為自己的育兒理念是“現代的”，與祖輩的“落後”理念形成鮮明對比。隨著中國城市家庭育兒精細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這種代際差異在更多方面表現了出來。特拉維夫大學學者Avital Binah-Pollak在北京的調研中發現，讓孩子自由探索外界、發展個性的“科學育兒”觀在祖父母的實際操作中受到挑戰——祖父母常常限制幼年的孩子在公共場合爬來爬去或觸碰髒東西，對於父母來說，這卻是一個讓孩子接觸外界的好機會。

然而，社會環境不允許有更強“科學育兒”意識的年輕父母完全拋棄祖父母的支持。隨著近幾十年來社會主義時期社會福利的削減，個人家庭被一步步推到了養育下一代的前排位置。在缺乏日托機構等社會育兒資源的情況下，城市職工父母不得不依賴祖父母來照料孫輩。張聰的研究發現，當下擁有學齡前兒童的中國城市中產家庭當中，父母、祖父母和保姆常呈現出互補的狀態——父母提供教育資源和教育方法指導，祖父母利用大量閑暇時間看顧孩子，保姆則從事祖父母力不從心的體力勞動。由於父母為獨生子女，孩子也大多為獨生子女，祖輩有更充裕的時間與物質資源參與唯一孫輩的照料當中，父母甚至能夠根據四位長輩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身體狀況及與自己的關係親疏，來選擇一位學歷最高、教育理念最先進、最能夠全心帶娃的祖輩參與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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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父輩家長對祖輩的育兒參與依然充滿了擔憂。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的任麗欣、范潔瓊博士曾在一次聚焦小組訪談中問了家長這麽一個問題：當你想到“溺愛”這個詞的時候，你想到了什麽？很多家長首先想到的就是祖輩育兒。這意味著，在父輩家長的認知裡，祖輩還是那個難以按照新的科學育兒方法帶孩子的人。張聰指出，從孩子進入幼稚園開始，許多家長就開始有意識地降低祖輩和保姆的育兒參與程度，“祖父母對孩子造成的溺愛、保姆的文化水準不夠——這些話語又開始出現。這個時候，（父母）又希望把教育孩子的權力拉回到自己身上，核心家庭的模式開始凸顯。”父輩家長普遍認為，孩子上學後性格養成特別重要，而長期由祖父母帶的孩子性格容易出現問題，另外，祖父母的文化程度也許不足以承擔孩子的學業輔導任務，這些都是學齡兒童回歸核心家庭的原因。

在李萱看來，育兒問題的代際差異是時代必然：“以前的孩子即使培養得一般，也可以獨立生活。然而現在，孩子的競爭對象不止是大院鄰居的孩子，而是全球的人才；在以藍領工作為主的社會裡，吃苦耐勞就有競爭力，而現在的人才競爭力包括讀寫能力、電腦編程能力，另外還要有情商，你要會推銷自己，與人交流並建立合作關係，這些技能都是以前不需要的。我們要求孩子具備的素質、養育孩子的目標都不一樣了。之前的粗放式養法是能養活孩子，但這樣的孩子在今天的環境下有沒有競爭力？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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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育兒與層層累積的家長焦慮

“素質教育”和“科學育兒”的話語是如何影響中國城市家庭的家長與孩子的？諸多研究指出，“素質”“科學”的廣泛宣傳帶來的明顯後果之一就是家長對孩子生活控制愈發嚴密。鑒於童年被認為是對孩子的精神與身體素質密集投入的的黃金時期，中國的城市孩子（通常為獨生子女）幾乎從一出生開始就在父母的密切關愛下亦步亦趨地走上一條“科學”的成長之路。

李萱指出，國家提出的“人口素質”概念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然而國家對什麽是“素質”缺乏明確的闡釋，因此，家長在育兒過程中首先需要自己定義“素質”，這也是“科學育兒”話語出現的直接原因。她認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兒童心理、兒童發展、腦神經科學理論大量引進，造成了“童年心理學化”（psychologizing childhood）的“科學育兒”新形式，“以前所謂的科學育兒更多指的是身體要餵養好，要身強體壯；後來是健壯的身體輔以一定的文化知識水準；現在就更精細了，不止要會寫字，還要心理健康，要有安全感，要有情商。”

張聰發現，80後城市中產父母在孩子在各個年齡段應該吃什麽、穿什麽、培養什麽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們自以為有一套科學理論去支持，即使這套理論有時候在實際操作中效果不佳，他們依然會覺得可能是執行得不夠完善，或者學習得不夠準確，而不會覺得理論有什麽問題。很多家長還強調自己的育兒水準是高過自己的父母的，即使自己沒有什麽經驗。”

“這勢必會導致一個問題，就是製造緊張焦慮的情緒。背後的假設是：如果我按照科學的理論育兒，我就不會出錯，我會培養出一個完美的孩子，如果這一套理論都做對的話，我的孩子應該沒有什麽問題，如果孩子有什麽問題，肯定是我哪裡做錯了，哪裡不科學了，哪裡造成心理傷害了。最後就會出現一個自我責備的過程。”她說。

網絡上五花八門、甚至有時候自相矛盾的育兒知識則在加劇家長的育兒困惑。接受界面文化採訪的學者紛紛表示，許多公共話語中的“育兒科學”其實更多是對某一理論的斷章取義，而且學界本身就對如何正確育兒沒有唯一的答案，一項理論的提出，往往面臨的是更多研究數據的質疑，被推翻，甚至被新的理論取代。

上世紀六十年代由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就在當下中國城市家庭中有著廣泛（但不一定正確）的影響力。依附理論最重要的原則是，幼童因為社會與情感需求，至少應與一名主要照顧者發展出親近關係，否則將造成其心理與交際功能長久的不健全。解釋嬰兒為何哭泣，依附理論指出：與陌生人相比，嬰兒更希望和母親在一起，當母親回到身邊時，他們會很容易被安撫。張聰發現，依附理論在中國落地後，部分母親因為擔心影響和孩子的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關係，選擇辭職在家帶孩子，擔心孩子由非父母的成年人照顧，擔心把低齡的孩子送去托兒所，擔心對孩子進行睡眠訓練等各種行為會威脅到孩子與父母的依戀關係，破壞孩子的安全感。

“依附理論”圖解 圖片來源：YouTube

張聰表示，依附理論中對“正常孩子”的描述——幼童與母親在一起時有較強的安全感，能夠展現出較強的探索精神，與陌生人在一起時則相反——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其實並不一定適用。在這個方面，德國與日本可以說處於光譜的兩個極端：大部分德國幼童對父母是否在身邊的態度較為漠然，而日本幼童則容易在父母離開身邊時表現出特別焦慮和緊張的狀態。這是因為德國家長強調從小培養孩子在陌生環境中獨處的能力，而日本家長與孩子的代際關係特別緊密，大人通常片刻不離孩子身邊。“依附理論衍生出的行為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不是在所有的社會環境中都保持一致性。情緒方面表現正常的孩子，其實在不同的社會裡會有不同的表現。”

對“敏感期”的無限強調是另一個“科學育兒”對現有理論斷章取義的例子。孩子在嬰幼兒時期大腦發育迅速，如果此時缺乏環境刺激，大腦某些功能的發育就可能停滯，有些功能就會消失——這一生物學意義上不可逆轉的“腦損傷”已得到大量科學研究證明可能會給人帶來終身影響，這是“敏感期”“關鍵期”等概念的來源。然而當這一概念被引入兒童教育領域時被廣泛濫用，家長們開始錯誤地認為，當低齡兒童喜歡做某件事時，就應該任其行動，生怕剝奪孩子應得的外界刺激，造成某些不可挽回的後果。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心理學在讀博士嵇琳穎時不時會從帶娃的朋友那裡聽到各種幼兒敏感期的近乎於“偽科學”術語，並且感到啼笑皆非——例如口腔敏感期（在某個年齡段之內讓孩子任意用口腔探索外界）、秩序敏感期（在某個年齡段不主動為孩子建立秩序意識）甚至髒話敏感期（在某個年齡段之內不阻止孩子說髒話）。“人類進化到現在其實是有韌性的。正常的生活環境和父母溝通就可以滿足大部分孩子生長髮育的需求了，不需要這麽緊張地注意五花八門的敏感期、關鍵期。”她說。

作家、歌手、教育學博士陳美齡5月底在上海舉辦了主題為“如何成為超級媽媽”的新書分享會，她的三個兒子均被斯坦福大學錄取，她總結育兒經驗寫成的《50個教育法》曾經獲得2017年香港圖書銷售冠軍。陳美齡告訴界面文化，學界對敏感期的普遍共識是：孩子出生的前1000日，需要給孩子提供充足的營養、外界刺激（如玩耍、聽音樂、說話）和關愛（擁抱與撫摸）。8歲前都是孩子智商發育的關鍵期，如果在這個階段能夠給孩子提供豐富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體驗，就能有效促進孩子腦部突觸的增長，提升大腦的複雜度。但整體而言，家長只要在正常的生活環境中給予孩子足夠多的刺激（stimulation）就能達到這一目標。

如果說家長在孩子嬰幼兒時期大多還能保持理想主義的育兒觀，當孩子進入幼稚園之後，許多家長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墮入了素質教育與學業壓力的衝突之中。李萱曾參與過一個追蹤了十年的南京家庭研究項目。調研時她問了家長一個問題：你希望把孩子培養成什麽樣的人，希望如何帶孩子？那位媽媽說：我記得十年前回答過這個問題。我當時覺得讓孩子開心就好，讓他自由發展，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現在我覺得孩子就是要成績好，因為你在學校裡表現不好立刻就會被老師呵斥。

“你想讓孩子自由發展，但國內教育體系的壓力會對這個育兒目標有直接的衝撞，”李萱說，“同時家長的焦慮和疲憊又來自於發現現在孩子學的東西有多麽難，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輔導，育兒的效能感被打擊到零。”

在研究過程中，李萱不止一次提及家長問她是不是應該傾家蕩產花幾百萬買一個學區房把孩子送到某個公立名校。在她看來，優質教育資源的短缺、社會競爭的劇烈與社會變遷速度的不斷加快，讓家長既對孩子的未來保障充滿擔憂，又對育兒目標充滿困惑。她把中國城市家長的這種困境比喻為毫無頭緒地在森林裡尋寶：“就好像你走到森林裡，沒有人告訴你應該去哪裡，找什麽。寶藏在哪裡？不知道。路徑是什麽？沒有。之前有人參加過尋寶嗎？沒有。而且還有人告訴你，這個森林裡還有很多陷阱和危險的動物，那這個時候，內心崩潰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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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教養”的出路在哪裡？

2011年，美國《波士頓》雜誌刊登的報導《歡迎來到過度教養的時代》（Welcome to the Age of Overparenting）一文援引數據稱：1990年至2000年代前期，有大學學歷的母親與上一輩人相比平均每周多花9個小時與孩子相處，父親則是5個小時。父母們在這些額外的育兒時間裡做了什麽？一絲不苟地遵循所有號稱能夠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孩子的育兒法則，對孩子的每一個行為進行精神分析，帶孩子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拍攝記錄孩子成長的每一個瞬間，注意培養孩子的自信，並在這個過程中，默默忍受為可能會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不幸擔驚受怕的苦楚。

這種“過度教養”同樣正在中國城市家庭中發生，然而，父母的額外付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順當地培養出優秀的孩子？美國發展心理學家朱迪斯·哈裡斯（Judith Rich Harris）在轟動與爭議並存的《教養的假設》（The Nurture Assumption）一書中指出，學界公認的“教養假設”——如果父母能夠很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用愛與尊重來對待孩子，通過這樣的“好教養”，孩子就能適應社會，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並不完全成立，與父母的教導相比，孩子更多是通過社會環境，特別是與同輩群體的互動適應外界，成為社會的合格一份子。

《教養的假設》（The Nurture Assumption）

這是否意味著父母其實無需對如何正確育兒有太多執念？李萱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個正確的說法。在過去20年，西方教育學界在擁有較多托兒機構的歐洲國家進行的研究表明，雖然家長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但非親屬照料（nonparental care）也能夠給孩子帶來重大的正面影響。李萱指出，日托機構等公共教育資源異常豐富的北歐國家就證明了家長的重要性沒有想象中那麽大。研究發現，北歐國家的教育水準與國民幸福感均保持在較高水準，相應地，父母的焦慮感也沒有那麽嚴重。

“以北歐模式來看，值得借鑒的一點是，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去做早教。已經有實證證據表明，只要早教的品質夠高，孩子就會有相對比較穩定的成長環境，育兒效果不會比母親在家親自帶更差。”李萱認為，中國政府也完全可以通過大力投資、鼓勵建設高水準的教育機構，通過制度性保障對優秀教育人才進行遴選培養以實現社會化育兒，將父母從育兒壓力中解放出來。事實上，中國具備實現推動社會化育兒的社會文化基礎。“尊重師長”一直是中國的優良傳統，《2013年全球教師地位指數》（2013 Global Teacher Status Index）報告發現，中國是21個受訪國家中最尊重教師的國家。報告同時指出，為了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教育行業、提升教師水準，光有社會地位不夠，還需要給予教師充裕的物質保障。

“並沒有一個完美的養育孩子標準。即使家長沒有做到完美，同樣可以給予孩子足夠好的養育。而且，哪怕你覺得自己做錯了很多事情，在孩子眼裡，你就是完美的。很多研究也看到，父母對養育孩子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孩子各方面的表現。所以我們更強調父母很健康、對自己的養育很有把握的狀態，對孩子才是更好的，而不是說對自己的各個方面都特別希望做到完美。畢竟，研究一直也在進行，沒有一樣科學理論是定論。你追求的完美可能明天就會被推翻，所以我們會說，希望父母能夠把關注點從細節上挪開，抓住大方向。”嵇琳穎說。

在美國的時候，曾有一對醫生朋友對張聰說過這麽一句話：我們人生最受打擊的一刻就是發現自己的孩子只是普通人。對於大多只有一個孩子的中國家長來說，這或許也是他們最深層的恐懼。“科學育兒”給家長營造出這樣一種幻覺，即通過精細的照顧和培養，自己的孩子也能夠躋身精英群體，然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或許會在不遠的未來發現，這只是父母的一廂情願。放鬆心態，尊重孩子的性格與志趣，或許才是他們能夠給予的，最好的育兒方式。